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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四学 刘仲林 单位：中国科技大学
西周末年，中国逐渐分裂为多个诸侯自治的国家，社会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也迎来了百家争鸣的盛世，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儒、墨、道、农家。法家作为推崇改革的君主们利益的代表，主张对宗法奴隶制度进行改革。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韩非、李斯。他们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推行者，大力实施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废除井田制，实行名田制；废除贵族制，建立官僚制；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废除贵族等级分权制，建立君主专制集权制；用法治代替礼治，对礼乐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儒家作为国人阶层利益的代表，主张重视民生、重视人道，重视道德价值的作用。他们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和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如孔子讲“仁”学，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墨子主张“兼爱”。儒家、道家、农家在其著作中还具有反对剥削、压迫、侵略，追求自由的思想。对未来社会发展，儒、墨、道、农提出了追求“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如孔子的“大同”理想社会、孟子的“王道”、庄子的“至德之世”、老子的“小国寡民”等。“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是礼乐文化的分化与整合时期，显出了从整合到分化(礼崩乐坏，文质分裂)再到整合的全体过程。”①在这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斗争中，最终以具有改革精神的法家取得胜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国家。但是，由于秦朝重法轻儒，重集权轻民生，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文化也由顶峰开始走向衰落。汉唐以来，社会逐步进入繁荣稳定时期，儒家文化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儒、法、道、易等文化竞争、并存的局面，中国文化“由于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基本格局自秦汉时期后，至鸦片战争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②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历史变迁发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近现代。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实行日益加深的侵略，在文化问题上也引起了思想混乱。面对此情景，顽固的保守派盲目排外，拒绝向西方学习，一些先进人物的革命呼声得不到社会的响应，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中国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并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识分子推广到全国群众，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风气，西方各种新思想陆续传入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巨大影响。至此，在中国就有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者并存的局面。中国文化格局发生变化的实质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封建的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文化经历了旧文化系统的摧毁和新文化系统的构建两个阶段。
近代新文化理论建设及其历史局限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是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化的80年。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逐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受到西方的全面冲击，传统思想文化被质疑、否定，新的思想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出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断交织、冲突的局面，中国旧文化系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一方面，中国文化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压迫，争取独立、民主、富强成为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科学与民主成为时展要求。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冲突在规模、范围和影响程度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文化倾向上主要出现以下四种观点：一是以梁漱溟、张君厉为代表所主张的“东方文化”论；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三是以陈立夫、陶希圣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四是由中国共产党及鲁迅提出的“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文化”。这四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中国文化在不断的论争中摸索前进，直到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在文化问题上的最大贡献是明确了1840年以来的新文化的社会性质，即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文化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中国人民在整理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我们不仅未能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论》所揭示的真理，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人们又陷入历史的迷茫，重蹈历史的覆辙，开始了最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里仅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儒学复兴论”认为，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先秦到西汉和宋元明清两个时期后，从70年代末开始至今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有国内的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山、唐君毅、徐复观、冯友兰等，海外学者陈荣捷、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他们认为，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儒家精神与现代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将儒学伦理色彩与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必须反省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极端倾向，重新估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扬作为文化认同的那些有价值的思想，同时清除封建遗毒，以求得儒学的复兴。对于“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认为，“随着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儒家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一派，完全有可能活跃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但是，儒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④“全盘西化论”是80年代文化论坛上的一种文化主张。该观点认为，应当全方位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政治、哲学、经济等学说和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完全照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完善的司法体系等。这种主张完全照搬的思想与胡适的“全盘西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效法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是必要的，但完全忽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抛弃中国固有文化传承，一股脑照搬西方是不可取的。“全盘西化论”与“儒学复兴论”一样，是文化思想争鸣中的一种观点，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的主流。#p#分页标题#e#
“西体中用论”是李泽厚提出的一种观点。李泽厚认为自己既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现代港台新儒家或大陆新国学家，他自称新儒家第四期。李泽厚的“西体”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及本体意识，具体包括该社会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及日常现实生活以及科技思想、意识形态，“中用”是指将这些现代化的“西体”如何运用于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所谓“西体中用”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生活理念、科技思想、意识形态这些“体”套用于中国。他所说的“体”的本质就是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并非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其本质是西方化。
新文化理论建设需要重大文化创新
西学与中学、科技与人文、古代与现代的大论战持续近百年，辩论异常激烈，但“五四新文化运动90年来的三次大论战都未能及时转入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范式’建设，与大论战规模相匹配的新理论建设高潮始终未能形成”。⑤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种缺陷，并在新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初步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这里我们重点评介一下“综合创新”论的一些观点。
(一）在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创建方面。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提出中国文化建设的“综合创造论”，并通过《天人五论》阐发新文化的基本观点。到了80年代，张先生将“综合创造论”发展为“综合创新论”。他认为：无论是“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都是走不通的，“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⑥因此，张岱年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建设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在弘扬民族主体意识基础上，走中西融合之路。其基本思路如下：首先，中国新文化建设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新文化建设之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主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总结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文化成果。它不仅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而且它所拥有的辩证法，是综合创新论的方法论基础。其次，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弘扬民族主体精神。民族的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延续发展中一以贯之的中心，是一个民族得以以独立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诸性质的综合。它包括民族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一个民族，只有产生了民族的主体意识，才能具有自觉的内在凝聚力和有推动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国民族的主体意识的核心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再次，中国新文化建设之路：走中西融合、综合创造之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近代实证科学和民主传统，那么只有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创造性的转化才能获得。而如何才能中西融合，张岱年先生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在“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化主旋律基础上进行综合创造。
（二）在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建设方针方面。方克立在继承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方针。方先生根据我国当前的三大思潮对立和互动的状况，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本质上没有超出“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思想格局。三大思潮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三种不同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派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自由主义西化派要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现代“新儒学”则希望走“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方克立先生认为，中国三大思潮的对立互动仍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在文化建设上“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路线上都不是正确的道路，“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折中态度也不符合时展的要求，而应从中国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情出发，从中国必须适应现代化的大潮出发，采取辩证分析态度，即“同情的理解、客观的评价、批判的超越”，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态度。而在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方面，不仅是将唯物、理想、辨析，综合于一，而且要保证新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和主导地位，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古今结合、中外(东西)结合是其基本特征。”⑦所以，方克立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观点，是对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和深化。
（三）在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具体建构方面。在张岱年先生指导下，刘仲林出版《新精神》《新思维》《新认识》系列专著⑧，提出了以中国文化“道统”的传承为基础，以代表人的最高本性和现时代精神的“创造”为灵魂，形成以“创造之道”为核心的中国新文化理论架构，简称之为“创学”。刘先生借用“画龙点睛”比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个‘龙’，就是‘道’，代表中国文化道统的传承；这个‘睛’就是‘创’，代表中国文化价值观和思维观的更新。”⑨道，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其含义很多，但其“境界”的含义更能揭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刘仲林给出道的含义是：“通过对事物的整体领悟，而在实践上达到的境界。”⑩众所周知，儒家以“仁”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孔子的学说被称为“仁学”，而综合创新论以“创”作为价值观核心，所以称为“创学”，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变革，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换，由此引发出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新文化理论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当是‘人之再造’，或者说是‘造新人’的工作，要使人民的目的、兴趣、行为，皆有一种改变。要创造在新的社会中生活的新的人类，使一般人民都能过着新的文化生活。”???，秉承这一思想，刘仲林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道’能不能大众化，能不能被普通百姓理解并在实践中亲证，是影响中国哲学发展和普及的大问题。”???因此，刘先生近20年来一直从事大众普及工作，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000多名研究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写出亲切悟道体会。刘先生主编出版《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中华文化精修入门》、《中华文化人生亲证》等普及著作，2010年在中科大大力支持下，发起成立向社会开放的“中华文化大学堂“，开启学子与百姓同学共修中国传统文化、综合创新文化的探索之路，综合创新文化理论走出书斋，正在变成大众的”日用之学“，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p#分页标题#e#
简要评述
成中英先生说：“综合”就是体认不同的事物与观点以达到一个整体思考并表现出一个整体的秩序，“创造”则是有意识的提出整合不同事物的了解及不同观点的思维和认识。综合的创造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通则。???中国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哲学，由此可以说，综合的创造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通则。总体看，大多数学者都同意“综合创新”发展中国新文化的观点，但具体如何综合，如何创新，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者，观点不尽相同。所有真诚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学术观点，都是值得尊重的，但在现有的中国文化环境下，哪一种观点更能成为中国文化创新的主流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张岱年先生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视野的儒、道、释融会贯通，而且将世界文化视野的中、西、马融会贯通，提出以“创造”为核心的“综合创新”论。这一理论视野开阔、包容性强、体现中西会通、极富时代精神，更具有成为中国新文化发展主流的潜质。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由于被打成右派，张先生的“综合创新”理论研究被迫中止，《天人五论》未能由札记整理成著作，直到改革开放后，“综合创新论”才恢复生机。令人高兴的是，近30年，越来越多中国文化学人加入到“综合创新论”的研究队伍，除上面提到的学者外，像刘鄂培、钱耕森、陈来、李存山、王东、陈卫平、张允熠、李维武、王中江、周德丰、洪晓楠、干松春等等一大批学者，70多年前的涓涓细流正在变成滔滔洪流。中国新文化正在从中西文化论辩的阶段大踏步走向新文化建设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