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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即云南省简称,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其中白族、哈尼族、傣族等15个少数民族是云南特有的。据《云南年鉴-2012》,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达1545.18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3.37%。民族自治地方的土地面积为27.67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70.2%。1996年12月,云南在全国较早提出了建设“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大省”的奋斗目标;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美誉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2000年云南明确提出“民族文化产业兴省”。近年来,“云南映象”、“丽江丽水金沙”、“大理风花雪月”、“云南民族村”等先后被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大理白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先后获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红河哈尼梯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贵”即贵州省简称,其中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55.5%。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全省常住人口347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6.1%。2011年,贵州提出了“依靠改革创新,建设文化强省”的基本思路。近年来,“多彩贵州”、“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等先后被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获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从总体上看,云贵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表现出资源优越、特色鲜明、产业后发、精品可塑、潜效可挖的特征和态势。
二、云贵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基本范式及其升级
(一)文化资源丰厚范式因发展而升级:死的文化资源向活的文化资本转变
云南一方面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是民族最多的省份,“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图腾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节日文化等。如在颜色上,白族尚白,彝族尚黑,傣族尚艳丽;在节日上,彝族有火把节,傣族有泼水节等,故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蕴藏,价值镌永。另一方面,这些资源的整合利用水平较低,尤其是资本化程度极低,潜力待挖。如何有效地保护、传承和利用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培育、开发并形成民族文化产业,尤其是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是云南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诚如所指出的:“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也就是说,云南民族地区文化的“高文化含量”需要通过以资源、项目、创意、技术为纽带去激活、盘活。既保有传统文化之底蕴,根深叶茂;又兼具时尚元素之风采,与时俱进;更孕育创意产业之内容,创造价值。例如,原生态和市场化兼备的《云南映象》几乎成了云南文化的代名词,不仅成为云南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然,充分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资源,着力推进内容创意化、配置市场化、运作产业化、手段科技化,是民族地区死的文化资源向活的文化资本转变的重要途径。
(二)文化旅游单一范式因全面而升级:单一低值业态向复合高值链条转变
对于文化旅游业资源丰富但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而言,一方面在资源环境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由于重视文化旅游业,能产生较大的收益;另一方面,如果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建设,则会有负能量。此外,如果不培育相关产业,特别是忽视发展其他文化业态,那么单一的文化旅游业也就会基础不牢。正如所指出的,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近年来,贵州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范式全面升级,特别是体现在大力实施文化产业工程、文化科技工程和文化融合工程“三管齐下”上。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学者安迪•C•普拉特指出:文化产业与以文化形式出现的材料生产中所涉及到的各种活动有联系,在全球化时代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包括内容的创意、生产输入、再生产和交易四个链环,相互交融构成庞大的文化产业生产体系。因此,贵州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必须在“链”上做文章。文化产业是由一系列产业链条组成的,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必须要有流畅的上下游产业,同时也需要有关联性强、互补性好的外围辅助产业的强有力的支撑。简而言之,就是上游出精品,中游有支撑,下游出效益,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互惠互利的作用。如今,贵州民族地区正在全面挖掘利用夜郎文化、屯堡文化、阳明文化、沙滩文化及民族民间文化、原生态文化等资源,发展聚合、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文化产业链。黔东南苗族侗族文化产业集聚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文化产业集聚区、毕节彝族文化产业集聚区等复合高值链条正在酝酿形成。贵州正在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多媒体平台,促进多民族特色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民族影视、民族动漫、民族音乐等特色文化产业群;着力促进多民族文化与科技、创意、金融、贸易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延长文化产业链,提升文化附加值。此外,贵州民族地区一批文化企业将上市,一批文化投融资平台待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文化企业税费优惠政策正在落实。显然,单一低值业态向复合高值链条转变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文化品牌同质范式因协调而升级:模仿粗放扩张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变
在一些民族地区,一些主管部门或群众由于主观认识不到位或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对文化资源和文化品牌的理解往往只停留在浅表层次,以致民族文化开发中出现低水平重复行为,民族文化商业化更是加剧了民族文化的批量化和泛滥化,所谓文化品牌往往千篇一律。如今云贵一些仍然欠发达的民族村寨出现了文化开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模仿起来“硬”上的同质竞争现象。这种自发性、盲目性开发的,往往是粗制滥造的产品、粗放扩张的经营。有的人对那些看不见的属于传统精神层面的东西重视不够,只开发了文化的形式,例如云南傣族的泼水节成了一些村寨的每日“泼水节”。贵州一些民族服饰批量生产、歌舞展示雷同而失去了原有的民族特色文化气息。由于品牌同质,缺乏民族文化精包装、深提炼和再创造,游客们一去便不复返。诚如所指出的:“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关键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以创新为根本,进行科学规划,各个不同的地方应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条件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历史底蕴、时代风貌,以及高知名度、高美誉度、高影响力的民族文化品牌,推动各区域的民族文化建设差异发展、特色发展、联动发展、科学发展。只有独特的资源加自主创新产生的文化品牌及其营销形式、服务方式,才不易被复制和超越。云南丽江的文化产品最初是由民间自发兴起的,但由于粗放经营、产品单一、产业化程度低,对丽江的文化产业的影响和文化事业的推动并不明显。后来,“丽江旅游”成功地实现了范式创新,取得了成绩。其创新和特色在于:创新性地采用上市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景区的开发实行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三权分开的原则;着力推出精品景点、精品线路,打造民族文化和旅游精品;以大项目带动大建设,以大建设促进大发展;一台《丽水金沙》成就了颇具规模的丽江演艺业。同时,“多彩贵州”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影响力,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文化创造的积极性。显然,坚定不移地推进集约型发展是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主题。
(四)文化口传心授范式因持续而升级:精英文化传承向大众文化传播转变
只有强化文化传承,才能让中华文化基因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然而,一些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正面临危机,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语言文学、技艺、习俗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必须看到,一些民间歌手、民间艺人等过世后,“人走歌走”、“人去艺去”,一些民族歌谣、舞蹈、曲艺、传说、文化工艺等开始失传。例如,云南的舞蹈有几千个类型,但是现在有很多舞蹈表现形式已经失传,有的仅有极少数村寨几个老人会跳,濒临消失。再如,贵州苗族刺绣中颇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工艺之一“挑花”,当今年轻人能全面掌握的已是屈指可数。此外,贵州一些民族地区的“招龙”仪式,跳芦笙等,老年人情有独钟,年轻人渐失热情。如果任其发展,长此以往,传统文化将会变成一些文化碎片,而不再是—个具相对完整和相对统一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主张的文化,其文化生命力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因此,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民族地区文化遗产,它们在自己生命历程中,曾经是鲜活的,有极其充实的物质文化内容和非物质文化内容在不断地缔造它们的生命特质与个性,应有预见性地保护好、传承好和传播好。2014年1月,云南省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失火,导致独克宗古城毁于一旦;同月,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镇远县报京侗寨失火,带来沉痛警示。这些再次说明必须加强民族地区文化抢救保护和优秀文化传承传播工作。显然,要努力形成民族地区广大群众都重视文化传承的良好氛围和长效机制,积极构建“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的立体式民族文化传播体系,尤其是抓紧时间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科技力把无文字民族的口传心授文化保存下来。
三、云贵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成效优化
(一)产出最佳经济效率
文化因素和经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文化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在市场经济中,文化的先导作用、文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作用,使经济发展获得更持久的竞争力和内源力。一方面,直接提高经济效率。文化产业以其高增长率、高创新率、高带动力而成为未来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以打造支柱型文化产业为目标,云贵可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强州和特色文化产业自治县。另一方面,间接提高经济效率。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思想、知识、技能、人才和创意等软性要素。这些要素的广泛应用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对能源的消耗并能够提高经济附加值,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性要素。建议在云贵民族地区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文化企业,同时适当培育若干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不断提升知名文化企业的品牌美誉度、忠诚度,品牌的盈利能力,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产品科技含量,产品自主研发能力及其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管理团队和企业整体规模等。
(二)产出最佳文化效力
效力即功效。一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以既弘扬优秀传统又高扬时代精神来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深入挖掘和宣传代表优秀文化形象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人文景观、文化传统和民间艺术。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文明、开拓进取、健康向上的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成为人民精神世界的主流。二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充分挖掘云贵民族地区优秀文化,加强凝练和阐发,增强干部群众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形成推动云贵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三是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不断开发更好更多的内涵型、体验型、品质型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云贵民族地区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三)产出最佳社会效益
一是提供公共服务。要依据有益(公益性)、有量(基本性)、有度(均等性)、有利(便利性)的要求,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为基础,以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为重点,建立健全云贵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结构协调化、功能齐全化、评估绩效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建立财政补贴引导云贵民族地区文化消费的机制。二是优化社会环境。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在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三是改善社会民生。抓好文化产业链延伸,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就业,特别是扩充对脑力劳动者、精神文化相关从业人员的吸纳数量。还可以扩大财政税收,有利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促进云贵民族地区民生改善。
(四)产出最佳生态效应
一方面,要保护人文环境和人文生态。民族共性文化寓于各民族个性文化之中,各民族个性文化体现并承载着民族共性文化。使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在交流比较中互动融合、相互促进。要继续完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的方式方法,推进数字化保护工程,建立一批少数民族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一批少数民族博物馆,实现云贵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另一方面,要倡导生态文化、树立生态理念,加强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着力构建“低碳”的云贵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活方式。
(五)产出最佳育人效果
人是文化的主体,人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又塑造善人。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中,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人类文化创新和发展的价值目标。云贵民族地区文化育人,要传承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先进文化精神,摒弃落后,革除陋习。这个育人效果,在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人的思想、意识、观念、心理、行为带来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文化发展可以促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创造活力素质等的全面提高。同时,对云贵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自身而言,还要通过文化育人来培养各类高素质的文化人才,以逐渐解决文化含量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低的“三低”问题。
四、结束语
云贵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是云贵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资源禀赋;云贵加快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赋予云贵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追赶动力及后发优势,这些都应置于21世纪全球文化大发展大变革大竞争的视野下,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建精神家园的格局中,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征程”上全景考察与前瞻审思。在加快云贵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范式升级与成效优化的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为基础,以文化政策机遇和文化资源整合为条件,以科技转化和资本投入为催化,以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为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协同发展、促进区域协调,进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王妙志 王资博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重庆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