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畲族的族群意识综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形成于隋唐之际的畲族，其称谓各地不一，有称苗人、瑶民、峒蛮、畲民、畲客，或统称“溪峒种类”，所谓“至闽、粤、川、滇等处苗、瑶、畲民，随地易称。”①在中原流民入迁闽粤赣边区之前，畲民就已经和“内地民”﹙汉人﹚杂处一起了，与汉人有交往接触。但因畲民的原始图腾崇拜和生活习性，使得畲汉两族族群界线分明，畲民的原始族群意识也表现得异常强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族群中广泛流传畲姓盘、蓝、雷、钟同一祖源的“盘瓠传说”。史书上记载盘瓠传说，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其他散见于先秦神话、《山海经》、干宝的《搜神记》、郭璞的《玄中记》、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等。其中范晔的《南蛮传》描述最为详细。虽传说中盘瓠子孙是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的“蛮夷”，但内容与畲族流传的盘瓠传说大同小异。传说故事梗概是：高辛皇后患耳疾三年，医生从其耳中挑出一条三寸大虫，用金盘覆盖，后变作五色花斑龙麒，高辛帝见了欢喜，赐名金龙，号称盘瓠。其时番王来犯，边陲紧急，高辛帝张榜发文，能斩番王头者以三公主妻之。盘瓠挺身而出，揭榜而行，潜入番殿，乘番王酒醉，咬断其头，回国献给高辛帝。盘瓠与三公主结婚，生下三男一女。高辛帝赐长子盘姓，名自能；赐次子蓝姓，名光辉；赐三子雷姓，名巨佑；女儿嫁钟智深为妻。盘瓠喜好自由，不愿为官，携妻儿眷属寓居潮州凤凰山，山田任其耕种，永无税纳，族内自相婚配，繁衍子孙。“盘瓠传说”是反映畲族祖源的神话，虽不足信，但它是畲族的原始先民对本民族的民族起源、生活理想、价值判断的精神假想，用古老的传说来解释原始图腾。如果说这种原始先民集体无意识进行艺术加工的神话传说蕴涵了朦胧的族群意识，那么，畲族人民为了永世不忘祖源，把祖源传说编写成便于口头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高皇歌》﹙也有称《盘瓠王歌》、《祖源歌》﹚，甚至还把它载入族谱，则是畲族人民极力维系族群内部感情的集体行为，是族群意识的强烈体现。
其次，悬挂“祖图”祭祀，缅怀始祖盘瓠，对族人宣讲盘瓠王的丰功伟绩，不仅有教育意义，还有重要的收族功能。畲族非常重视祭祀始祖盘瓠，如史载散处浙江温州的畲族，“温处畲客，极重祭祖。祭坛前，有画幅，长可数丈，上绘盘瓠衔犬戍将军头故事，或高辛氏以女妻盘瓠故事。时常高歌，且恣饮啖。”①笃信盘瓠成为畲族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过去，畲族每家每户厅堂正中堂壁都设有香案，祖宗牌位上书“本家寅奉堂上高辛皇氏敕封忠勇王汝南郡﹙或冯翊郡，或颍川郡﹚生长香火祖师历代合炉祖宗之位”，每年除夕、正月初一、十五和子女成年礼都要在家中举行祭祀仪式。祭祀仪式非常特殊，各地不一。广东畲族“每岁除夕，举家必席地而食，以为狗吃，必在地也。”②福建一些畲民“在大年除夕必悬狗头神像，家中依次衔猪骨一枚作狗状绕桌匐行，继则向狗头祖像叩拜而歌。”畲族男子年满16岁要举行“做醮”的祭祀仪式，即成年礼，在祖堂悬挂画有盘瓠像的祖图，焚香祭拜，由名望高又熟悉做醮的人主持仪式，并为成年男子起法名。除每户家中祭祀盘瓠外，还有举行较大规模的族人共同祭祀盘瓠活动。有单姓族人在祠堂祭祀，也有盘、蓝、雷、钟四姓聚集在公共祠堂悬挂祖图共同祭祀。祠堂悬挂的祖图形制较大，一般是把盘瓠传说衍画为十几米长的连环画式彩色图画，展现始祖英勇杀敌、登朝取姓、山岩田猎的光辉形象。祭祀时，敬献三牲、果品、茶酒，鸣炮缅怀始祖形象，合族敬祭，围唱《高皇歌》，跳祭祀舞，然后组织队伍，鸣锣开道，举牌擎幡，游行村中。畲族祭祀活动很频繁，“每年祭祀三、四次，各地时间大同小异，多半在除夕、大年初一、二月初二、五月节、七月半，或春秋二祭。以往有隔三年大祭一年，后改大祭一月，又后改大祭三天。”祭祀仪式无论在家中还是在祠堂举行都是秘密进行的，祖图也秘不示人。如此频繁而隆重的祭祀活动，表现出了本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集体意识，可以巩固本民族内部的感情和团结。
再次，畲族族内规定盘、蓝、雷、钟四姓自相婚配，不与外族相通，族群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畲族族内婚配在古代神话、史志、文集中都有大量的记载。干宝的《搜神记》﹙卷一四﹚云：“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清代长汀范绍质在《汀州府志》卷四十一《瑶民纪略》中记述：“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焉乡人呼其名曰‘畲客’以盘、蓝、篓﹙雷﹚为姓，三族自相匹偶，不与乡人通。”清乾隆黄惠修《龙溪县志》卷十《风俗》载：“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两家自为婚娶。”广东明嘉靖刊本的《惠州府志》卷一四《外志》载：“﹙瑶﹚自信为盘瓠后，家有画像其姓为盘、蓝、钟、苟，自相婚配，土人与邻者也不与通婚。”此外，古代的文人笔记、小说，如明代邝露的《赤雅》、谢肇膌的《五杂俎》、清代梁章巨的《归田琐记》等，均有关于畲族自相婚配的记述。畲族群众在日常祭祀围唱的《高皇歌》也唱道：“皇帝圣旨话认真，蓝、雷、三姓好做亲﹙婚配﹚。当初皇帝一句话，女大莫嫁哈佬﹙汉人﹚去”。从广为流传的祖源歌看来，畲族人早就假托了高辛皇帝传下族内婚配的旨意，着意保持民族血缘的纯洁性，维护族群内部利益。族群意识之强烈可见一斑。
二、客家地区畲族族群意识变弱
随着封建统治阶级加强对畲民的统治和欺压，以及汉文化的强势侵入、推行，畲民为逃避压迫与歧视，隐去畲族身份，逐渐打破内婚制，与汉人通婚，接受汉族文化，淡化甚至放弃民族信仰和禁忌。在闽粤赣边区的畲族，则与客家先民通婚，接受中原文化，历经数百年之后，畲族被居于强势文化地位的客家先民同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文化、客家先民为主体的客家民系。畲族姓氏也仿效客家编修族谱，附会“宁化石壁”的迁徙历史，以示客家﹙汉族﹚之正统。如，上杭庐丰蓝氏修族谱溯祖源时，以“相传源于汀之宁化石壁，其详不可尽考”，①来敷衍历史，附会客家。由此，从客家民系的孕育之始，即唐宋之际，到整个封建社会结束、新中国的建立，畲族的族群意识出现由强到弱，由显到隐的变化。
其实，畲族在中唐时期就与少量流亡入闽的中原流民开始杂处，共同开荒辟土。杨澜《临汀汇考》卷一《方域考》载：“长汀为光龙洞，宁化为黄连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766779年﹚后始郡县，其巢窟招集流亡，辟土植谷，而纳贡赋。”到贞元﹙785804年﹚后，在“苗人”﹙畲民﹚与“流民”﹙南迁汉人﹚的共同开发下，山水资源丰富的汀州很快便成为如时人风土诗描绘的“山乡只有输樵户，水镇应多养鸭阑”般怡然的东南乐土。好景不长，唐末黄巢之乱后，大批的中原流民南迁入闽粤赣边区避难，当地人口剧增，据宋胡太初《临汀志•户口》载，唐贞元﹙785804年﹚间，汀州有5330户，约1.5万人。到宋元丰﹙10781085年﹚间，增至主客81456户，约24.4万人。而到宋庆元﹙11951200年﹚间已增至主客218570户，约65.6万人。人口的剧增给本是逸于山林丰衣足食的畲民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加之“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导致了“畲民不堪，訫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略省地。”②豪强和官吏对畲民进行变本加厉地剥削、掠夺，畲民不堪重负，奋起反抗。如乾元元年﹙894年﹚，宁化黄连峒蛮两万多人围攻汀州；宋绍熙﹙11901194年﹚中，上杭峒寇结他峒为乱。闽、粤、赣各地畲族反抗也风起云涌，但最终都遭到了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剿杀而失败。于是，畲汉民族矛盾激化。
长期以来，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对畲民施行民族压迫政策，畲族倍受歧视和凌辱，统治阶级甚至视畲民为“异类”和身份“不清白”而限制畲族科考。如，浙江《处州府志》载：“﹙畲民﹚散居温州者，于道光六年援例求考，诸生禀于学使宝应朱文定公云：‘照例身家不清白者，不准与考’。泰顺畲民皆作舆台为人役，身家未为清白，奉批不准与考。”③个别封建统治阶层的有识之士也觉得民族歧视实在过分：“宜邑畲民也有似此﹙限考﹚者，固当分别观之。若概指为异类，不齿齐民则过矣。”④部分地区汉人经常辱骂畲族群众。
而在客家地区，素来善良友好、热情好客的客家劳动人民与畲族人民之间没有深层次的矛盾。但在封建势力长期欺压和强势的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形势下，为图谋生存与出路，他们只好被迫融入到客家的文化生活圈，打破畲族内部交婚制，与客家各姓通婚。其中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汉通婚最为普遍。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曾辑宁化城南茜坑村《雷氏家谱》﹙民国3年重修﹚、清流东华乡基头村《雷氏家谱》、上杭庐丰《闽杭庐丰蓝氏族谱》﹙民国33年刻本﹚、上杭《上杭雷梓福公家谱》﹙民国元年重修﹚、上杭《颍川上杭钟氏族谱》﹙1990年版﹚等多种畲姓族谱发现，“唐宋元明时期畲族通婚的对象几乎全是汉族即客家及其先民。”客家及其先民娶畲族为妻的也是普遍可见。上杭素有“丘半县”之称的丘氏自宋代开始就与蓝、钟等姓畲民婚配，开族衍脉，枝繁叶茂。据上杭南坑《杭川河南邱氏族谱》﹙乾隆三十年修﹚载：三五郎公生十子，其中伯二郎娶蓝氏，伯九郎娶钟氏；伯七郎公之孙惟禄公配刘三娘、蓝六娘；惟禄公之孙四三郎配蓝四娘（即上杭黄坑三世祖）；开基上杭胜运里南坑惟长公（一世祖）之子万一郎公配蓝氏；五世祖百七郎七子配钟氏；八世祖守兴公配蓝六娘。据上杭《李氏族谱•太拔院前木德公房》﹙2000年版﹚载：七世祖和公配蓝氏、安公继配雷氏；九世祖惟宽公配雷氏：十世祖十兄弟除何隆公、士琦公配钟氏外，其余全部配蓝氏。可见，畲客互为通婚，其来已久，血缘混化与文化融合亦深。
古代畲族被汉人呼为“畲民”或“畲客”外，其世代居住的村落也被叫做“某畲”或“畲某”。至今，闽西等地还保留了含“畲”的村落名，新罗区有21处，漳平12处，武平36处，连城17处，长汀13处，上杭12处，永定4处，宁化4处，清流2处，明溪3处。为了摆脱民族歧视，畲族干脆迁离被含“畲”字的祖宗开基地或更改带“畲”字的村名，隐去畲民身份。上杭庐丰丰济村《蓝氏家谱》真实地记下了此事：“四世祖伯十郎公世居畲里﹙今庐丰扶洋村﹚，被呼畲民，在当时大汉族主义形势下，公深觉非汉化必无生存之余地。然而要摆脱畲族身份又非远徙他方不可，因此立下远徙初衷。五世祖子荣公生于永乐年间，初居扶阳畲里，及壮偕同诸弟俱各携眷迁徙他方。为掩盖真相，对扶阳故居﹙即畲里﹚改称金竹陂，此举亦公与诸弟之明智也。”①查《大埔县志》可知，到民国时，大埔的襱里、黄襱、上坪襱、下襱坪、下襱、彭公襱、山客襱、桃子襱、曾子襱、李湖襱、余水襱、留壶襱、新村襱、王家襱、将军畲、澄大襱、夏襱，均无畲民姓氏，大多数畲民已远徙或改迁到不含“襱”字的村落而与汉族杂居，如利坑﹙钟姓51人，张姓263人﹚、古村﹙钟姓778人，曾姓339人，张姓53人，胡姓28人﹚、永定坪﹙村民皆钟姓，293人﹚、溪上﹙蓝姓255人，钟姓24人，江姓17人﹚、河腰﹙蓝姓159人﹚。②由此可见，畲民试图彻底消除畲族的烙印。
畲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拥有本民族语言。李调元《南越笔记》中说，畲民称火曰“桃花溜溜”，称饭曰“拐鷘”。在汉化过程中，畲语的语音、语汇、语法已融汇入中州语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即客家方言。畲族除广东博罗、增城、惠东、海丰等县约1000多人还使用畲语外，其余居住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的已经使用当地方言，如福建闽西各县。广东省潮安、丰顺两县的99%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畲族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畲语”在客家聚居区已经消失。作为民族特殊标志的盘瓠信仰在客家地区也只留下历史印记。畲族昔日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的“传宗之歌”———《高皇歌》和祖图大都已经失传。在盘瓠信仰上，有些畲民家中的神主牌位安放有“狗头”，或悬挂“狗头王”祖图。刘大可教授在福建武平村落的神明崇拜调查发现，在厢店乡三背村、永平乡中湍村的湍下供奉有“黑狗公王”的神位，也流传有“黑狗公王”的传说。因此，畲族不能拿狗肉作祭祀供品，忌吃狗肉。但大部分客家地区的畲族最为重要的文化特征已经消亡，畲族已经完全接受了客家文化，有客家血缘、具备客家族群的共同心理素质、讲客家话，是十足的客家人。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广泛开展畲族调查识别工作。1953年、1955年和195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先后三次派出调查组，深入福建、浙江、广东等畲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并写出了20多份调查报告。1982年，国家民委为抢救畲族文化遗产，又派出调查组，深入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五省畲族地区继续调查，并于198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历次调查成果《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施联朱主编﹚一书。不过，该书刊出的篇章全是来自非客家地区的畲族调查报告。1953年，时任调查组组长、中央民族学院施联朱教授亲自到了上杭庐丰乡﹙蓝姓畲族8000余人﹚调查。但该书也未见庐丰畲族调查报告。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非客家地区畲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好；二是客家地区畲族已经同化为畲姓客家，一些反映畲族独特标志的文化特征和畲族族群认同已经丧失。
闽西是历史上畲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也是客家大本营。在上世纪50年代，贯彻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非客家地区的畲民纷纷要求恢复畲族身份，建立畲族乡。1957年，仅闽东的福安县就先后建立了13个畲族乡。但在闽西客家地区，上级部门暂不予承认畲姓群众为畲族，没有建立民族乡。因为，多数畲姓群众没有要求恢复畲族身份，除了已经认同自己是客家外，还存在因长期被歧视而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据说，施联朱教授到上杭庐丰等地调研后，向福建省委领导汇报情况，在汇报会上，出现了一个戏剧性场面：当时在场的省主要领导对省民政厅长蓝荣玉﹙后任福建省副省长﹚说：“你就是畲族人？”蓝荣玉急忙回答：“我不是，周围姓蓝的是畲族。”这“周围”可能是指周围的县乡，即武平、长汀等地。蓝荣玉是上杭县庐丰乡丰济村人，是世居庐丰扶阳畲里四世祖蓝伯十郎公的后裔。连畲族精英也不认同自己是畲族。当时上杭畲族成份未被确立也许与之有所关联。
三、落实民族政策后客家地区畲族族群意识复苏
改革开放后，国家进一步落实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的力度。于是，在政府和畲族群众双重利益的驱动下，泯灭已久的民族意识被重新唤醒，一些畲族精英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向上级申请恢复畲族成份。
畲姓客家被“再畲化”。如上杭县政府于1987年协助当地畲姓群众向上级民委成功申请恢复畲族并于当年12月26日向有关单位下发通知，恢复该县蓝、雷、钟部分群众为畲族。该《通知》开头说道：“近年来，我县蓝、雷、钟姓部分群众按户签名多次报告申请，要求恢复其畲族的民族成份。”对此，客家学研究学者钟晋兰﹙上杭中都畲族﹚教授说，“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与田野访谈经验，当地人很久以来都是没有畲族、汉族﹙更详细地说应是客家﹚的区分的，一般老百姓也不太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所以他们不会有要求恢复民族成份的自觉意识。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有‘按户签名多次申请’的行动呢？很显然，有一批组织者在策划与主导。”在“一批组织者”的策划下，1988年8月正式成立了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上杭县畲族志》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成立大会开得庄严、热烈、圆满成功，盛况空前。县内畲民纷纷表示祝贺，并赋诗高诵，为上杭畲族人民恢复民族成份欢呼。”2012年4月，笔者在庐丰畲族乡调查，报告人蓝玉祥﹙63岁﹚说，当时上面有人来收集祖图、民族服装等，我们没有祖图，后来是到外地借来的，我交了件我母亲的衣服，和客家衣服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报告人庐丰畲族中学蓝全山老师说，他因上过畲族乡土历史课，懂得畲族基本知识，但畲族普通老百姓对畲族文化知识知之甚少，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政府恢复了蓝姓的人为畲族，国家实行民族优惠政策，夫妻俩是畲族的可以生两个孩子，升学可加分，上大学可以读民族预科班等。其他客家地区恢复畲族情况也大致如此，如江西会昌县黄沙蓝子村的村民回忆说，“县政府要我们改畲族时，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没有畲族的概念。后来县政府就动员我们，说改少数民族可以得到优惠政策，如计划生育、高考、扶贫资金等都有照顾。于是就从汉族改成了畲族。”当得知上杭畲姓恢复畲族成份获得好处后，武平、长汀等县畲姓也纷纷申请要求恢复畲族民族成份，但上级民委已经发现，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族与客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便不再批准了。所以，武平大禾等蓝姓虽与上杭庐丰蓝姓同为大一郎公裔孙，但前者是汉族客家，后者是畲族。这是畲姓精英和政府共同导演“再畲化”的尴尬。
在汉化过程中，客家地区畲族群众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已经基本丧失了认识。因此，他们“再畲化”后，亟需重构民族文化，建立能维系畲族成员共同感情的精神家园。于是，一系列的畲族文化“复活”工程拉开序幕。如上杭县政府1987年成立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后，由副主任黄集良同志专门负责收集整理畲族材料，准备编纂出版反映畲族历史文化全貌的《上杭县畲族志》。1994年5月由黄集良担任主编，经过“三易其稿”的《上杭县畲族志》终于出版。但仔细研阅该书，遗憾的是，其最能体现畲族文化和畲族特色的章节内容或显单薄乏力或与客家相似，如“民族历史”因史料不足，只能敷衍，“社会习俗”与“信仰”所涉及内容与客家无多大区别。接着，畲族乡政府组织人力按图索骥编写中小学畲族乡土教材，但也流于形式，老师不爱讲，学生不爱听，浅尝辄止。
除官方行为外，畲族的民间社会精英通过编修族谱来恢复族群记忆，“修正”族群认同，唤醒畲族意识。周大鸣教授曾以江西寻乌县澄江乡汶口村修于1994年的《黄田蓝氏族谱》和寻乌北亭村《汝南堂蓝氏续修族谱》为例指出，“在1985年以前的族谱中，每一次族谱的序言有一个逐步‘汉化’、‘正统化’的过程，受‘大传统’影响的烙印不断明显。而1985年以后修的族谱则是‘畲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落实民族政策之前，畲姓族谱大多回避畲族历史文化，编排体例、文教礼制、风水观念等力求与客家谱牒相同，以示“汉化”。而恢复畲族成份落实民族政策之后，所编修的族谱开始“正本清源”，重构历史。如江西寻乌北亭村《汝南堂蓝氏续修族谱》的序言中说：“综览我族谱牒，查证史料，我族蓝氏系出源于陕西蓝田，属蓝田人种。神农十一代来帝时分姓氏，炎帝时开族为畲族。来帝传位榆冈﹙罔﹚接作任皇位时，其时番兵入侵，出榜招贤，盘瓠被招，平息外患，取得公主，生下三男一女，帝甚欢，遂赐﹙次子于帝榆罔﹚姓蓝取名昌奇，封汝南郡。昌奇公则为我族之鼻祖。”把“盘瓠传说”与旧谱中的“鼻祖昌奇”完美嫁接在一起，并塑造盘瓠的英雄形象。修于1995年的《颍川上杭钟氏族谱》述“源流考略”时说，“据历代所载：‘钟氏一族实出自帝喾、契。’契为商之祖先，帝喾高辛氏之子，而神话传说中的‘盘瓠’，也出自高辛帝是相一致的。”言下之意，钟氏实出盘瓠。这是畲族民间精英主导“再畲化”的一个典型。
其实，经过数百年的畲汉﹙客﹚融合，除畲民向客家先民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外，客家先民也不断学习了畲民的山地生存技能，汲取了畲民的语言文化，习染了畲民机智勇敢、吃苦耐劳、纯朴而又浪漫自由的精神品格，加上两族的频繁通婚，畲族的“汉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混合体———客家，客家地区的畲族与客家的关系如此紧密。
本文作者：邱立汉 单位：龙岩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