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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国农村文化的重构进行了必要准备的话，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农村社会村民自治的推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为中国农村文化的重构进入实质性阶段创造了条件。从宏观上看，在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培育出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等原则。这种新型的市场文化与传统中国农村文化的相互吸收，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这种新的文化形态首先冲破了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诸领域合一性以及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的合一状态，使中国农村社会理想性文化重新整合。从微观上看，在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构成，即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价值文化等各个层次都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实用性文化结构开始建立起来。这种新的实用性文化结构是在市场化的理想性文化范导下形成的，但绝不是理想性文化的实用化，或者说功利化。在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理想性文化和实用性文化的疏离，标志着中国农村新的文化体系的重新建构。伴随着中国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泛推行，引起了中国农村的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它对中国农村文化的重塑作用丝毫不亚于其所蕴涵的政治意义:一是为中国农民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在村民自治实践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为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的公民意识的培养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途径;三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体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农村公民文化的发育，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步骤。
中国农村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般特征
由于中国农村小文化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而新型的农村文化体系的建立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村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既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呈现出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在矛盾性。具体地说，转型期中国农村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的疏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功利追求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政治为轴心的领域合一状态得到根本的改变，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消失，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中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出现疏离现象。具体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村社会理想性文化的实用性功能逐渐被削弱，理想性文化的范导功能与实用性文化的构成性功能出现分离的趋势，即实用性文化紧密地与农民的现实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相联系，而理想性文化逐渐退居幕后，只是为农民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超验性”意义支持。第二，实用性文化的功利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的疏离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理想性文化所承担的实用性功能由实用性文化独自来承担，理想性文化只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起着一种虚拟的象征意义，其对实用性文化的价值评判约束逐渐丧失。理想性文化逐渐淡出公众的日常生活世界，而实用性文化对现实生活的作用就可能得到无限的膨胀，实用性文化功能的膨胀，反过来会挤压理想性文化的生存空间，甚至取想性文化的位置，于是就产生实用性文化的功利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农村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实用性文化如平等、互利、互助等基本社会伦理也逐渐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中国农村文化重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金钱为本位、个人利益至上的实用性文化成分，这必将影响到中国农村文化重构的进一步深入。第三，“复调化”下理想性文化的“返本”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理想性文化的政治实用性功能的失落，必然会出现理想性文化的“复调化”，即可能存在着多元的理想性文化类型，出现传统理想性文化与现想性文化并存的局面。中国农村文化重构的过程，也是理想性文化“复调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传统理想性文化的实用性功能的丧失，计划经济时想性文化的一元主导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甚至在多元竞争的理想性文化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想性文化往往容易被扭曲，而传统的包括落后的理想性文化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中国农村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形成“制动力”，而非“推动力”。譬如，在中国农村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宗教文化的兴起，封建迷信的盛行等，都反映了理想性文化“复调化”趋势下中国农村社会新的矛盾。
中国农村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有效途径
经过几十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国农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基本框架已建构起来，而在这种建构中，中国农村文化也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当今中国农村文化创造性转化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传统文化的表层显性部分受到剧烈的冲击，而传统文化深层隐性部分仍根深蒂固，从而使转型时期的农村文化产生一种矛盾。二是中西文化观念的碰撞，造成了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失范和偏离。这两种文化矛盾在中国农村社会主要表现为家庭本位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家庭作为最基层的生产单位，使农民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这种利益格局无疑会不自觉地促成一种以家庭为本位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并进而使农村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发生异化，或又重新形成了一种以宗族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最终制约农村社会农民自主性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务实的现实主义观念在这种文化矛盾中产生了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对计划经济时代狂热的理想主义的矫枉过正，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农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针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农村文化建构应立足于农村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以市场化为导向，培育农民的主体性意识。首先，立足于农村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是建构出一个适合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文化结构体系，这个文化结构体系必须是一种现代化类型的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类型的文化。因此，在农村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主体性意识的张扬的文化要素，对不适合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文化要素进行改造。应借助于农村新型的现代文化的力量，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中不适合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因素，同时对适合农村文化现代化的因素加以改造，使其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引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农村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包括民主意识、责任意识、竞争与合作意识、平等观念、时间和效率观念，等等。在中国农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市场意识的培育对于改造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主和平等观念促进了农民的自主性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市场经济的竞争观念培养了农民的开拓进取精神，克服了消极保守的传统农民心态;市场经济本身所蕴涵的合作精神有助于培育农民的集体观念，等等。因此，中国农村文化改造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通过在中国农村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完成用现代文化改造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任务。最后，培育和张扬农民的主体性意识。文化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农村文化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的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的主体性意识的增强。因为现代文化是人的文化，只有普遍提高农民的现代化意识，才能营造出一种新的农村社会主义文化类型。从哲学上看，农民的主体性意识如果不能以市场化为导向，不能用主体性意识改造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农民主体性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就可能成为中国农村政治、经济转型的障碍。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本位的利己和功利主义，就是这种主体性意识的负面效应。因此，只有抓住培育和张扬农民的主体性意识这一核心问题，才能加快中国农村文化重构的历史进程。#p#分页标题#e#
作者：黄生成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思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