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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景琛妍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体育”一词是舶来品，直接用自日本体育一词的翻译。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于“体育”没有严格的意义界定，多指军事体能训练，或是一些需要身体运动的活动项目，也可称之为“武”。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自秦汉以后，“武”在中国主流文化圈内，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一直难登大雅之堂，长期处在较为尴尬的境地，尤其是发展到明清以后，审美标准中出现的对于“病态美”的偏执，更是将身体健康与“美”相对立。这一观念严重影响了国人对于身体锻炼的追求，也是造成近代以来国人体弱的根源之一。本文拟通过回溯“武”在社会变迁中的地位演进，从而探析中国“重文轻武”现象的社会文化成因。
1社会早期——重视武学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于工具的开发水平较低，主要依靠强健的体魄，通过与自然之力的搏斗，获取食物，维持生存。对于身体素质尤为看重，发展体力的活动，例如奔跑、投掷活动，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教育中，在当时都受到普遍重视，体育也享有较高的地位，受到统治阶层额的青睐，甚至早期的一些帝王都可以称得上是体育能手。五帝时期的轩辕黄帝，身高体壮、勇猛善战，通过武力打败了以勇武著称的蚩尤,后又经板泉之战战胜了炎帝，统一了华夏，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史书中也有“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1]的记载,而周武王姬发也是亲自率领将士东征西讨,通过武力推翻了没落腐朽的商王朝。这一时期，“体育”因其发展体力、强健体魄的实用价值受到重视。
2礼乐文明——文武并举
周朝建立后，周公制定礼乐制度教化国人，并将射礼发展成为权利操作的新工具[2]。射礼起源于原始狩猎中的射禽活动,在西周时期演变为周天子威慑诸侯、维护中央集权的手段[3]。根据西周金文，其射礼包括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以及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的发展，在东周时展为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4]。至春秋时期，射礼经儒家的阐释,成为检验人们道德修养的准则,并一直延续至清代[3]。射由最初的生存技能，发展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最初的单纯身体活动性质，演变为承载一定社会教化功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5]，在冷兵器时代，军人的体力与军事技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国家政权稳固的决定性因素，体力的发展因其实用价值而不敢被轻视，士人们不仅要求具备良好的道德礼仪，还要在国家需要时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比如鲁国就有“吾国之士,皆武士也[5]”的说法，可见当时的士人都是善武的。因此，周朝的教育最终形成了以礼为中心,以射御为主要内容、堪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六德”、“六行”、“六艺”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既讲究礼节,又具有体育行为。
3社会分工——文武殊途
到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趋于细化，对人才的需要也更加专门化,士人有了文士与武士之分。文士著书立说，通过四处讲学、游说诸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孟轲、荀况、苏秦、张仪便是以其著书立说及口舌之功著于四方；而武士则通过拓展疆土或抵御侵略来为国效力，如廉颇、白起则是以其武力技艺和英勇善战名扬天下。这种人才的专门化要求使得春秋时期的“完人”教育难以延续，举国之士“皆武士”的状态亦不复存在。文士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读书和思考上，体育活动的时间少之又少，体力较之于前也大幅下滑,以至于在士人间作为礼节的礼射在文士中推行出现了困难,从而演变成了另一项更符合文士身体特点的“投壶”游戏代替礼射来表达礼节；而武士也更加专注于武艺操练和兵法练习，读的书也不如以前全面，基本限定在兵法典籍之类。社会的分工导致了通才教育转化为专才教育，人才的专门化导致了文士专文、武士专武的局面，文武在此时期开始走向分化。
4集权统治——重文抑武的开端
及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为维护王朝稳定，他提出书同文、量同距、车同辙；为了统一思想实行“焚书坑儒”；为防止人民对政府构成威胁，始皇帝“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6]，民间习武甚至会治罪。这些举措极大的摧残了我国古代体育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然而，真正的“重文轻武”则始于西汉。汉高祖刘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局确立后，他就将注意力转移到维持国家稳定上，因而打天下时崇尚的尚武之风、游侠之气就必须予以削弱；到汉武帝时期，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国家设立太学以研究儒学,并且以“五经”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以德为最高精神追求,用“礼教”约束世人行为，弱化人的竞技、反抗意识。自此中国学风大变,读书成为普通人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而民间的“习武”活动则变得一蹶不振。对于养生，古人虽然追求长寿，但是主流文化更倾向于静心养德，忽视了体育对于健康的意义。汉朝以德立国，崇尚伦理道德，以孝为先，甚至以德养生，体育拥有的健身功能又被道德教化所占领。既无强兵、强国的社会需要又被淡化了养生的功能，使得体育除了“斗狗、走鸡”的娱乐功能之外，似乎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政治状况，中国的体育文化更是以清淡、玄学、养生为基本特点，完全丧失了崇尚竞技、勇力的刚强之气，虽然此后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执政及唐朝宽松的文化政策曾使武的地位略有一些提高,但重文始终是社会的主流，国民性格也趋于弱化，故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以养生为核心的柔性体育。
5宋明理学——“武”学的沦陷
历史更替至宋朝，其统治者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进一步巩固强化“儒学”的地位，对于武官则制定了严苛的制约制度，并刻意压制武官在国家中的地位。社会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亦应时事之需求，对孔子思想进行改造，吸取佛、道两教的思想，提出“理”是宇宙的本原，主张通过“持敬”和“格物”达到“致知”、“穷理”，进而要求世人恪守伦理纲常，重视内心修养。朱熹认为修养内心的方法就是“穷理”和“主敬”，穷理即读书,主敬是反省。程朱理学导致了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成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书生，并且对世人进行洗脑，使他们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对生产劳动不屑一顾，对体育活动一概不理，对身体健康漠不关心，薄肢体之风日盛一日；发展至明清之际，更是以体弱为荣，将“病态美”推崇至最高审美标准，“梅”以“病梅”为好（病梅馆记），人以“病人”为美（西施捧心、黛玉咳血），重文轻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p#分页标题#e#
直至清末，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西方的强势文化一并入侵，觉醒的中国人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才能够抵御外来侵略，只有强身健体才能守卫国土，因而洋务派大肆兴办学校，开设“体操”一课，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体操。可以说中国的近代体育正是在与中西方体育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的冲突和交融中逐渐发展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