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失败哲学对社会文化的意义，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程勇真 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一、人被视为是一种不断探求其自身的存在物，即人在其存在的每一时刻都在不断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生存状况。卡西尔认为，人生活的真正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存在于这种审视与反思。在《人论》一开篇，卡西尔便以毋容置疑的语气断言：“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1］（P3）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就已开始了对人的问题的探索。儒家从伦理政治的维度对人进行解读，认为人主要是一种关系存在中的道德主体和政治主体。儒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基本界定决定了人的社会性构成状态。道家不同于儒家，他们摒弃了人的主体性内涵，从道的高度对人进行言说，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与万物齐一的一种存在，从而赋予人极大的客体性内涵。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对人的探求都是严肃的，都极为尊重生命的本然状态和应然状态。庄子更是反对生命的物化形态，即人为物役的异化状态，他把自由作为生命的第一要义，反对物对人的宰制。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描述上，苏格拉底亦坚决相信：“要认识人的真正本性或本质，我们必须首先剔除人的一切外在特征以及偶然性的特征。……一切从外部发生到人身上的东西都是虚幻的。人的本质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取决于人赋予自身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差异、甚至健康和聪明才智———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灵魂的倾向和内在态度，而这种内在的信念是不会被扰乱的。”［1］（P11－12）和庄子一样，苏格拉底提出了对人的认识的内在维度问题，即从内在性的维度而非外在的维度对人展开研究。
但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衡量一个人的标准通常只有一个，即看他在物质上是否成功。这种标准如此专断而流行，以致上升为一种哲学———成功哲学。这种哲学崇拜成功，鄙视失败，不关心人的内在德性及精神建构问题，只关注人作为一个工具其最后的目标实现问题。谦逊、审慎、节制、仁慈、公正、思想、情感等这些作为一种无实际功利性价值的存在，完全不在它的考虑之列。这种哲学由于对人作了一种极其机械的理解，把人完全看成一个达致目标的机器，给我们的生存势必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常常摧毁我们的生活，并致使我们缺乏能力去把彼此都看成完整的人，看成有丰富内在生活的人，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我们对道德心、同情心的基本拒绝。关于这一点，玛莎•努斯鲍通看得很清楚。她说：“由于极端信赖技术化的方式，尤其是信赖用源自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来为人类行为建立模型，助长了那些对同情心的拒绝。在合适的场合，这些模型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作为公民之间关系的向导，它们常常是不完整的。”［2］（P3）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主义占主体的文化情境中，我们是否真的仅仅需要成功哲学，不再坚持我们拥有失败的权利和自由了呢？美国《时代》周刊近日推出专题文章，预测“捍卫‘失败’的自由”是未来10年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文章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提出，美国人有四大自由：言论、宗教、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哲学的意义上，捍卫失败的自由也必须成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命题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它至少提示我们，在当下紧急建构一种摒弃成功哲学的失败哲学是多么的重要。特别在目前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的中国，建构一种失败哲学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必要性。
二、那么，什么是失败哲学呢？顾名思义，失败哲学就是对普通人之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认同，对构成人生主要经验的残缺、零落、破碎、幻灭、失败的实际肯定。关于这一点，就涉及对社会主体力量及其日常生活经验的基本理解。具体说来，构成我们社会的主体力量及其日常生活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就社会的主体构成力量来说，毋庸置疑是普通民众。虽然在一些精英文化者看来，是精英而非普通民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力量，但我们依然不能忘却一个基本事实，即普通民众的社会筑基作用。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帕累托曾反复强调精英对社会的颠覆性和建构性作用。他说：“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则衰落了。真相便是如此，虽然它常常可能表现为另一种形式。”［3］（P13－14）虽然帕累托、拉斯维尔等一些西方社会学家持精英主义的观点，认为是精英而不是庸众在掌控着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新精英不断取代旧精英的历史，但我们依然不可否认普通民众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因为对于社会的主体结构来说，民众依然是构成的主体性力量。对于普通民众的积极建构作用，除了文化研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之嗤之以鼻外，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以及美国的一些民粹主义者都赋予了大众以积极的历史内涵，认为大众作为社会的主体构成要素，在社会文化活动中具有极大的颠覆作用和建构作用。美国学者费斯克在《解读大众文化》、《理解大众文化》等著作中就反复强调大众的创造性、建构性作用。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究竟充满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关于此，虽然一些西方哲学家赋予日常生活积极的哲学意义，认为日常生活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本真”状态（阿格尼斯•赫勒语），充满了情感和想象的力量，是一种前反思、前逻辑思维的生活世界。但更多的研究者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他们强调，在现代性文化情境下，日常生活充满了晦暗性、秩序性、同化性、萎缩性等特点。
特别是他们对同质化特点的强调，更彰显了日常生活经验对异质性事物的收编功能。对此，英国学者本•海默尔就分析了日常生活在资本主义工业文化支配下，被流水线工作赋予的秩序化、同一性等特点。他说：“日常生活暗示了普通、平庸，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列斐伏尔看来，它蕴含了连续的重现，持续的重复。”［4］（P128）“同一物的永恒轮回就是日常的时间的基本特征，日常的时间性被经验为使人筋疲力尽、虚弱不堪的百无聊赖。”［4］（P16）在这里，本•海默尔主要强调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日常生活的侵袭及损害，他直接指出了日常生活时间的空洞本质。关于日常生活，阿尔都塞甚至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揭示了日常生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特表象体系，它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同谋关系及其对个体的人的主体询唤功能。福柯更进一步用暗喻的手法把日常生活比做一个环形监狱，揭发它对人的身体的严酷的规训功能。#p#分页标题#e#
无论如何，在当下，就本质而言，日常生活的诗意性色彩已不复存在，其散文化叙事模式已经形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关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无可避免地充满了失败的经验与悲怆的色彩。这一点，作为一种实践经验，已无可置疑地是人们基本的和普遍的生活图景。关于日常生活的散文化特点，其实早在波德莱尔那里就已得到了艺术的印证。波德莱尔也许是现代西方较早描绘失败者生存状态的诗人。在他的《恶之花》中，他不断地、不厌其烦地描写流浪汉、醉鬼、拾垃圾者、妓女等生活失败者的形象，仿佛这些失败者就是现代人的真实生活幻影，他们徒劳地在生活的废墟上建构一种具有悲剧性意味的生活。波德莱尔寓言的寓意是深刻的，它向我们昭示：失败就是生活的本质，它和死亡一道，构成了人们基本的生存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德莱尔的文本仿佛一本圣经，触目惊心地告诉了我们关于生活的核心秘密。波德莱尔对生活的美学分析虽不免残酷，但他确实是在向人们指出了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由成功的泡沫组成的，失败才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经验。失败作为人生的一种常态，并非是偶然性的发生，它是我们人生的基本构成要件。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最大程度地宽容人们生活中失败的行动。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本雅明对波德莱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积极地汲取了波德莱尔对现代城市日常经验的理解，像流浪汉一般，运用碎片式的蒙太奇结构，对现代城市生活中那些颓败的社会景象进行了伤感式的描写。失败作为一种神秘的链条，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身份不明的失败者。
在不可掌控的命运面前，在冷酷无情的时间和空间面前，甚至在现代机器喧嚣的轰鸣声中，我们都无法清晰地确认自己生命的价值坐标，连同艺术的灵晕也一起在我们的“震惊经验中分崩离析”了［5］（P175）。就此，我们再次深刻地体认到，失败是生活的一种基本经验，是人生的一种基本形态，我们的人生本质上就是由一连串不断的幻象、渴望和失败组成。由此，失败才真正构成生活的本质，必然性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意味着真实的人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说在根本上理解了人生。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有必要构建失败哲学。失败哲学与成功哲学相反，它承认失败、允许失败，坚定地维护失败者可以失败的权利，对失败抱以不鄙弃的、宽容的态度。而这，也许可以说是失败哲学追求的最大目标。但在我国，由于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一直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所以，救亡启蒙就成了时代的重大主题。这种救亡启蒙的历史焦虑表现在政治领域，形成了国家层面的整体乌托邦情结。表现在文化领域，则呈现为文化激进主义的集体骚动。并且，这种政治乌托邦情结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沉淀在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国人对成功哲学的追求。当然，社会现实因素只是成功哲学产生的内在驱动力，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也是成功哲学产生的重要原因。这种成功哲学信奉成功就是真理的信念，拒绝对失败的哲学价值和意义进行阐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强人哲学。这种哲学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遇，更加激发了人们对革命成功的信念。虽然在整个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也曾企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不久都被激进主义的声浪淹没了。
成功哲学在20世纪前期主要是一种民族集体理念，表现为富国强兵的政治乌托邦想象。但到了20世纪后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消费主义社会的建立，大众文化的崛起，成功哲学逐渐由一种民族的集体冲动转变为个人的单纯信仰。成为生活中卓越的成功者，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理想目标。显然，这与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和对生命本位主义的追求是大异其趣的。在传统文化中，儒家把贤人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范式，道家把真人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范式，而当今的成功哲学则由于对物质至上主义的膜拜，把成功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范式，我们看到，这种人格塑形活动本身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它基于对人性问题的忽失，更遑论宏大的社会正义、民主等问题。对此，学者敬文东先生曾经痛切地评论说：“成功哲学是强人的哲学，它和幸福、公正、正义无关，甚至从骨子里就是对幸福、公正、正义的坚决否定。……在今天，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许多惹人神伤、催人泪下、引人肝火燃烧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大半来自于成功哲学的教唆。在成功哲学的圣殿上，不成功是不被允许的；在成功哲学眼中，信奉失败哲学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被消灭、被淘汰的劣等人物；给这些人制造一些麻烦，也就是成功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6］简言之，成功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标示着物对人彻底胜利的哲学，是一种无关乎社会正义、无关乎人的幸福的物性哲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精英立场的哲学。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成功哲学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它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神话，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思想流弊如今已非常明显，以致到了不得不严加正视的地步。首先，它的拜物教哲学使我们对生命的尊严加以蔑视，以致最终造成我们生命被物化的异化状态。其次，这种强人哲学由于其本质上的精英立场有可能最终导致一种暴力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崇拜强者，鄙弃弱者，从而有悖于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再者，作为一种逻辑结果，成功哲学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焦虑感的普遍加重，民众幸福感的严重缺失，社会道德体系的最终崩溃。而这，也许正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情境中，如何消除成功哲学带给我们的弊端呢？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我们反思一下20世纪的那些美学家的思想主张，就不难得到一些启示。20世纪初期，王国维极力呼吁对人生要采取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把无用之用作为我们的人生观。后来的朱光潜也提出要把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今天想来，这些思想主张依然是有价值的，是为我们所缺少的。提倡一种无功利的审美态度，对于摒弃成功哲学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建构失败哲学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建构一种允许失败者失败的哲学，在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哲学首先强调，一定要以一种全面的、内在的视点来审视人，不能仅仅从物质的维度来评价人。即我们考察人不能仅仅停留于物质的层面，更要从精神的维度对人做出界说。我们要尊重生命丰富的内在性，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帕斯卡尔曾经对于人居然是由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品性完全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感到很难理解，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人就是一个由相反性构成的矛盾体。但帕斯卡尔最终把人界定为一茎能思想的芦苇。他认为，人的全部尊严就在思想。对人的评价采取一种内在的视点，这本身就是对人的尊重。关于人的本质，虽然存在主义标榜一种纯粹行动主义的路线，否认人性问题的存在，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口号。但它认为人一直处于永恒的生成状态的观点依然给我们很多启发。变化作为生命的本质，行动作为生命的姿态，人只与未来相遇，这样的观念对于人的理解无疑是乐观的。人的全部价值既然只在于永恒的行动，只存于未来，他始终靠“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来体现自己真正是人”［7］（P39）。在这种哲学看来，过去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不重要的，曾经的失败和成功也是不重要的，他仅仅属于未来，他的价值仅仅在于不断地选择和对责任的担当。#p#分页标题#e#
其次，失败哲学必须是一种采取民间立场的哲学，是一种平民化哲学。它重视小叙事模式，拒绝宏大叙事；认同平凡，拒绝伪崇高。在文化取向上，它崇尚广场文化和狂欢化节日，对差异性文化价值持肯定态度。总体上说，它更关心底层民众的普通生活经验，对精英文化和主流价值保持警惕。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一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哲学形式。奥勒留在《回忆录》中说苏格拉底曾戏称民众的意见为“妖精”，是吓孩子的鬼怪。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希望聆听关于普通民众的叙事故事，它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所缺少的，而且也是急需的。在我国，墨子哲学可以说是比较早地关注底层民众的哲学。它强调民间立场、标举底层价值，虽说有“尚同”、“明鬼”等思想的局限性，但其关注底层民众的哲学立场是值得肯定的。战国时期孟子也曾明确提出民本主义的思想。但作为一种历史实际，它们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有限。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又重提民本思想，但我们发现，无论是墨子哲学还是黄宗羲思想，以及后来的大众文化，它们虽然都强调了底层民众的文化立场，但作为一种哲学，它们都一直没有肯定失败的哲学意义和价值。而失败哲学的建立，则是历史必需的。
三、虽然建构失败哲学已是势在必行，但建构失败哲学究竟具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呢？首先，我们要承认，建构失败哲学是我们个体生命的需要。从生命的维度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现实，即我们的生命不仅是坚强的，更是脆弱的。只有承认了这一点，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任何哲学和社会才不会真正损害我们的生命，也只有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哲学才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因为我们深知，成功只是一种瞬间性的生活幻象，不断零星的失败才真正构成了我们生活的链条。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生活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少一点完美的苛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只有积极地建构一种允许失败者失败的哲学，才能真正地解放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才可能更加有尊严地、个性地生活。其次，建构失败哲学，有利于社会正义原则及和谐社会的实现。我们在上面讲过，失败哲学不是关于成功的知识，而是关于失败、缺陷、不完满的知识谱系。
正是这种知识谱系的建立，才有利于增进我们对社会公正、幸福、正义的理解。对此，敬文东先生曾深入的阐述道：“公共知识只能是关于缺失和缺陷的知识。这是公共知识的最终尊严之所在。”［6］作为公共知识的生产者，他强调，我们必须知道，“与其说公共知识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何以被阻挠、何以不能实现的知识”。因为，“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幸福、绝对公正和绝对正义，但我们肯定明白什么是不幸福、不公正和不正义。幸福、公正、正义等概念，必须要从否定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准确定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要不断生产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内涵，并将它贡献给人民，并使用这样的内涵批判那些有待否定的事物；尽管这种知识归根到底是些关于缺陷和缺失的知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世世代代对它进行生产。也就是在这种性质的生产过程中，那些不美好的社会才有望得到一点一滴的进化；这样的生产与进化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6］敬文东先生的话向我们指出了，对于社会公共空间秩序的建构，我们不仅需要从正面的立场进行，更需要从相反的维度开始。最后，需要加以补充的是，建构失败哲学只是为了维护失败者可以失败的权利，让捍卫失败成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但它并不是要人完全否弃对成功的追求，而只是不允许将这种对成功的憧憬上升为一种哲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