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性，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岳天明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和性质越来越不确定，这使得社会变迁研究早已成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一方面，社会变迁是指向于社会本身或社会结构的具有某种明确特征的改变，不管这个明确特征是一种规范还是关系，［1］4它是一种作为整体性的事实陈述而非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和发展概念一样，社会变迁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属性的整体性概念，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迁模式或惟一道路。同时，不同民族各自的变迁、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性问题，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2］25共同使整个社会变迁呈现出多元而丰富多彩的人文画卷。
究其实质，社会变迁总要落脚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其实体总是指向于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社会及社会结构并非空泛地存在着，因为所谓社会结构其实就是固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分析理路就会在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突显出“人”的地位。所以，人及其观念、欲望、动机和意志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迁，费孝通先生说得更为直接和到位，他认为，“真正的社会转变就是人的转变”。［3］61顺此，我们认为，真正的社会变迁总是要借助于人及其主观能动性得以彰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变迁指的是一个族群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过程中，新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介入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4］198美国学者乌格朋（亦译为奥格本）认为，“文化的物质器械有时可以脱离人类而存在，尚能想像，至于人类可以脱离文化而存在，便很难想像了。事实上人类与文化是同时发生的”。［5］8格尔茨非常相近地指出，“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6］62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很好地理解孙本文先生对社会变迁的界定，他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社会变迁，除人口外，不出二途，就是新文化的增加与旧文化的改变。新文化的增加，又不出二途，就是本社会中的发明与他社会中发明的传入。”［7］567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之网和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必须依据文化而发生，文化不过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已，［8］233而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所以，文化和社会结构不过是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在考虑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时，文化是从社会行为对于行为者的意义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社会结构主要从对于特定社会体制功能的促进的角度来考虑。［6］177如此，则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就会落脚于社会结构进而对于文化的分析。①作为民族发展的要素，也作为民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及其互动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异文化之间的动态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可以无限延续的过程。［2］150格尔茨甚至说得更为直白：“社会的形态即是文化的实体”。［6］36以此来看，对于社会变迁进行文化视角的分析是一种必然的学理内涵。有时，相关的研究甚至还会直接以“社会文化变迁”来表述和框定研究的范围，足见“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二者之间的唇齿关系，在很难将它们分开的时候，一般也会以“社会文化变迁”来指称。［9］2但应该强调的是，它们两者绝然不是可以等同的概念，文化变迁是指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7］580是文化特质的累积变化和由此所引发的文化模式的变化。从文化特质综合体得以存在的地域空间来说，文化变迁是通过文化区（culturearea）［8］60的位移和拓展得以体现的。社会变迁是举凡自然物理条件和人文价值环境的变化，可以认为，社会变迁为文化变迁设置了可能的范围，而文化变迁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最主要成分。因此，在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时，如何能够将二者精细地区分开来是很见学术功力的。在笔者看来，大多的研究虽然名之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但实则是“文化变迁研究”。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曾经指出，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面临着“双重挤压困境”的，［10］这种判断来源于西北民族社会与我国整体性社会的某种“隔离”。当我们把某个民族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和“场景”提出来并对之展开集中研究时，其间自然渗透着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取向，那就是对“他者”和“自我”之间“自然的”乃至于“非自然性”的区分（也许二者之间的“非自然性”区分更成为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点）。这是一种具有人类学特征的“切割法”，［11］135它将研究对象完全悬置在一个本来有着密切来往关系的区域性社会体系之外，使之成为一种想像中的理想类型。其实，这一方面是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地清除文化内部的混杂因素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如果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6］18的话，那么这种英式社会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才能使深刻认识“他者”有了某种可能；但另一方面这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以一种文化史的灵感来考察，则“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独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12］1研究者如不能意识到研究对象其实是与外界有着长期互动的复合体，则自然就会将其主观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悬物”，这种人为性地放弃了历史的纵深跨度研究追求的趋向，必然会遮蔽对于人文世界中丰富的融混内涵的关注，从而“阉割”了其长远的历史性存在和活脱脱的生命历程的展示。
针对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指出，“那些努力划分有历史与没有历史社会的人们，修的不是真理之路，而是误入歧途”，所谓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只能是人为的臆造而非人类状况的真实。［13］27所谓“变迁”总是要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下，因此，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分析自然要有意地避免“无历史化”，要避免掩盖分析对象本来具有的丰富的生活面相的倾向。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心平气和地说过，“一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间生活在比较孤立的状态下，最终都会发展出自己的体形”，但他随即就指出，这种体形会在外部入侵的条件下，“出现同化现象”，［8］322紧接着，整个过程又将重新开始。依笔者的管见，这里的“同化现象”即为借助于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而产生的文化变迁过程，这自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也必然会依赖于相互交流的关系和网络。要牢记的是，文化的边界不一定完全等同于生活的边界。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以1400年作为其研究的时间参照点，指出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作为一种新的变化趋势的核心力量已经开始迅速崛起，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不同来源的社会组成和族群逐渐被卷入到这个全球性联结的整体中。他以此是想说明，即便主观地认为普通大众是历史过程的沉默见证人，他们也同样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所以，对于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没有历史的人民”，也要在相互的“接触与关联、联系与互动”［12］8的过程中分析和发掘其鲜活的历史，如果把这些社会和族群整体分解成彼此互不相干的部分，这必然是一个虚假而非真实的现实。就此指出，在笔者看来，如果站在分支科学角度，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更多的是属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这也就内在地生发出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视角问题，据笔者所知，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很少提到“关系的视角”，②这是不全面的。我们认同于历史上业已形成了的而且也很难得以消解的“自然性”的区分，而对于民族社会和非民族社会之间的“非自然性”的区分则存有难以释怀的心绪。这可以通过学人们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关注及所蕴藏于其背后的价值倾向得到证实，其实，这是不可以也没有必要遮掩的客观事实。熟悉西方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即便以强调科学研究中应遵循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本人，也是价值关联（value－relevance）原则的拥护者，在他看来，“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在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作用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选择民族社会变迁研究，就是一种关联于某种价值的表现，而当我们真正开始进行这种研究时，则需要恪守科学内的“禁欲主义”，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能不断地调整“认识姿态”，［11］94从底层（基层）学术中发现和凝聚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和民众力量，使研究者真诚地面对和不断地调整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贴近被研究对象的思想常态和生活形貌，也才有可能客观描述相关问题，对已有的理论预设存有敏感的反思和敏锐的追问，也才可能在看清事实记录和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有望建构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民族社会及其文化是民族社会成员心灵的一种客观性构造。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时是在与客观的文化现象打交道，因此，在有限的区间和范围里，他们要对用意识和理性来主观地解释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反应表示轻蔑。如前所述，社会变迁是一种事实描述。因此，选取适合的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大多以田野调查为主。当然，还会涉及到诸如文献研究等方法，这里无意对文献法再详细谈及。#p#分页标题#e#
如果说关于个体、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及其所涉及的现象，大部分自史前时期起就已经得到默认的话，那么，有关于此的调查研究工作则主要留给了后期的哲学家和理论家。［14］6应该说，对于相关的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严峻的考验，因为它要求调查研究工作者在理论的探寻中悉心感悟其间所蕴藏的丰厚的生活意蕴并聆听社会生活之宇发出的响彻空谷的本真声音。人类社会的成长和分化会使学术研究逐渐地脱离社会的限制，如此，科学思想便得以产生，有关社会的概念和观察方法也就逐渐形成了。在威斯勒看来，从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出现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情，这时，人类开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意识到了文化的存在及其价值。［8］305与任何从事非参与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相比，民族学家在更大程度上要去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民族学研究（者）从“他试图理解的人们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并报告行为、习俗、事件和情感的意义”［15］53的话，那么，只有能够真正理解（而非仅仅观察）异文化才能让我们站在山顶上俯视田野之美而不至于囿于花瓣而考察花朵之美，才能无愧于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称号。有的学者非常严肃地指出，民族学者和民族学研究对于“异文化”的理解的在意和强调的不足，极大地消解了学科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空间。［2］40可以认为，作为感知和了解“异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观察和研究的策略和向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话题具有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重要性意义。
“科学的田野工作远远高出即使是最上乘的业余作业。”［16］13民族学研究如有近路，也“不能指望不经努力和挫折就发现某种神奇的捷径”。［16］4作为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民族学非常强调实地调查方法，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AnthropologicalFieldWork）并将它看成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即“记述民族学”的架构的源泉，［17］171它也是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资料的获取过程本身无法避免作为研究者主体的介入，这里的“介入”不仅仅是指研究者作为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如此才能借助“在那里”（beingthere）以及积极参与身边的互动，研究者能够更为贴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和行为表现），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体的意识、思维等主观情感的渗透，因为“保持足够的理性距离以确保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事件，是十分重要的”。［18］1这对于获取客观、准确的研究资料，对于提升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正确性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作为研究者本身将自己到底应该置于何种向度，在民族社会变迁调查研究中应该具有怎样的价值立场，都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自然又会涉及到民族学研究中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鉴于笔者对此已有述论，［19］这里恕不赘述。人类的生活，无非就是追求与环境的调和与适应，社会生活本身就取决于各种社会环境。英国人类学家彭尼曼甚至指出，“如果不研究种族和文化借以发展的媒介———环境，那么对种族和文化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20］201可以认为，各类环境一方面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变迁预设了基本可能的路径和空间选择。因此，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和考察总是以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为基本的切入点的，如此才能真正解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
多民族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自然要延伸到对民族社会变迁的考察。如何解决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问题，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也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多民族的现实性决定了可以就某一民族或多民族的交织地带的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地探讨。对具有这样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社会文化变迁展开分析和研究，不仅对充实、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研究可以为我们构建和发展民族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作为学术研究中的帮手与合作者，李臣玲和贾伟两位一直对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文化变迁等问题多有关注，他们两位撰写的《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选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交汇较为突出的青海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的主要区域，又考虑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的工作量之巨大而对更深层次的专门研究所可能造成的现实障碍和困难，研究者明智地采取了典型性的个案调查，选择了青海“丹噶尔藏人”为研究课题的切入点，并依据文献纪录和现今研究资料缺乏的实际，选择日月藏族自治乡作为进行其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调查点。
在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调查点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著者选取的“丹噶尔”（sTong－vkhor，藏语意为“市镇”）即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从地理环境因素来看，这里位于青海省最为宽延平坦的谷地之中，湟水中流，灌溉便利，符合从事农耕的自然条件。一方面，习惯于农业生产的民族可以居住在河流的两岸；另一方面，谷地四周的山地也是从事牧业生产民族的天然牧场，可以将成群的牛羊放牧于青山绿水之间，从而造就了农、牧业经济的完美交汇。从社会文化空间格局来看，这里具有鲜明的地域亚文化色彩和强烈的民族文化属性：既有当地藏族的文化特性，又有当地汉族的文化风貌，即文化性格中多维民族文化交汇的特性比较突出。优越的自然形貌和多彩的文化环境为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在这里，操持不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共同生活其间，互通有无，朝夕相处，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彼此互补的关系。丹噶尔藏人一方面具有一般农村社会所共有的乡村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游牧文化的特质。他们成为多种民族文化相交融的“揉和体”。［9］7著者简明地指出，“丹噶尔既培育了以牧业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同时也养育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族文化、土族文化、回族文化等。”［9］6而如果将多维地带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视为客观必然，则这样的文化现象并非丹噶尔藏人所独有，这对其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地区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以丹噶尔藏人作为视点研究多维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以点带面地折射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图景和规律，无疑具有较明显的典型性和较强的说服力。#p#分页标题#e#
著者坚持认为，社会文化变迁是文化内容与社会诸多参数和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是人文现象中的文化内容和社会参数两者的变迁合为一体的综合研究。［9］2著书通篇都贯穿了这样一条基本的判断和认识。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到位的。著书从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生态环境的分析和考察入手，研究的主体内容涉及到其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经济发展、生活文化（包括生育文化、家庭文化、丧葬文化等）、教育文化和宗教文化，对每一种文化的考察总以变迁的视角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开阔的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领域，同时动态的分析取向又为研究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实证素材，填补了综合、系统的研究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空白。值得一提的是，著者能够紧密结合已有的分析，集中分析了“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有的放矢地进行了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探析和特征归纳，不仅映照了研究的主题，也相应地实现了研究本身由“点”到“面”的跨越。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时代现状和特征，则这种跨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著书的立论本身。比如，研究指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之一是“民族外在表象的弱化与民族自觉性的增强”。［9］244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不管怎么在意都不为过的重要判断和结论。
在涉及有关民族的问题上，人们容易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而这，容易导致民族制度的自身设置成为某种时代错误的东西。虽然，自2004年以来，著者就开始了对丹噶尔藏人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但按照著者的说法，当今学术界对于丹噶尔藏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状态，偶有的零星论及使得可借鉴和参考的研究成果甚少，但著者知难而进，对丹噶尔藏人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多年来，两位著者共入点调查约70余次，累计调查时间约有500余天，积累了大量的调查资料，为全面研究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书在研究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多学科多方法的交叉和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使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主要为入户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个案调查、问卷调查等）对丹噶尔藏人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控制、经济状况，婚姻、生育、家庭、丧葬、宗教文化等作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对丹噶尔藏人的族属、名称界定，丹噶尔及东科寺的沿革等则采用历史文献法作了纵向的描述；对经济发展状况、婚姻和生育、教育等研究内容运用社会学的统计法对所调查的数据、图表等作了大量定量分析研究；比较研究方法是研究婚姻、丧葬文化、教育等方面主要方法，为了增强研究的说服力和深度，在研究过程中，既通过文献资料作了大量的纵向比较，又通过调查资料作了广泛的横向比较，纵横交错，步步深入。
一段时间以来，笔者偶尔和著者有邮件及短信联系，可如问及工作、生活情况，总能得到诸如“在外调查”或“在乡下”之类的回复，说心里话，对于这样的回复，笔者多多少少有些不可理解。如今，笔者才知道，当有人在书本中寻找那些先人们的睿智时，还有多少学人们则正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挖掘和探究着鲜活的研究材料，也正是这样的努力，方使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卸去了居高临下的“学究意味”。台湾学者黄应贵说过，田野一直是一个有着无尽宝藏的源泉，它是一本充满挑战而永远读不完的书。［21］14坦白地说，对于笔者来说，在“田野”中与个体建立强有力的纽带关系尚属脆弱的意愿因而还需诸多的努力，这里的“自我揭露”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自责，有时也是理智上的无奈和脆弱的借口。好在透过《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笔者似乎闻到了来自于田野的清纯和泥土的清润，也分明看到了从事学术研究另一种姿态。笔者钦佩于著者对于田野工作的投入和热情，自然要对著作的出版深表祝贺！笔者深知也相信，著者会通过不断地调整其“认识姿态”获得更为丰厚的回报。不过，辩证地说，这又为我们框设了一个颇具针对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