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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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探索

作者:查晓芳 张积家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人类创造了语言,也带来骂人的陋习。《汉语大词典》收录咒骂语397条,各地又有方言骂语。[1]“他妈的”能从众多咒骂语中“脱颖而出”,被冠上国字号,可见它的普及程度。鲁迅这样说道:“这话的分布,大概就是跟着中国人的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2]“国骂”的由来很难考证。鲁迅通过对《广弘明集》中北魏邢子材的话推见到其使用痕迹:“要攻击高大民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国骂如何咒骂一个人的血统?国骂是改良后的版本,由三字组成,简单隐晦。鲁迅接着分析说:“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2]从咒骂产生过程看,被骂者行为引发骂者不满。直接骂当事人最有攻击力,国骂却要绕远:需要第三方介入,需要推理才能产生效果。骂者不直接说对方来路不明,只告知自己与他母亲发生性关系,让对方推测、怀疑自己的血统。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隐晦的咒骂方式?骂娘到底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国骂,人们深恶痛绝。然而,国骂生命力顽强,甚至与时俱进,有了新写法:TMD。这是“他妈的”三个字的拼音缩写,但更隐晦、简明,更易传播。拒绝国骂,必先弄清它为何能大行其道?根植于怎样的土壤?与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相联系?

一、“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

咒骂是受到不当行为攻击后发泄愤怒进行报复的言语行为。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期望通过对其母亲施暴来攻击对方的血统。国骂的对象选择、选择依据及使用者对效果的预期都反映出社会状况、民族文化以及骂者的心理。

(一)咒骂对象的选择

国骂以对方母亲为攻击对象,反映出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体现出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1.性别歧视

国骂使用频率高,产生性强,由它派生的骂语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奶奶、姥姥、姐姐等。国骂描绘的是男人如何占有和侮辱女性,反映出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由于实行父系继承制和从夫居的婚姻制,男尊女卑的观念源远流长。《周易•系辞上》和《列子•天瑞》明确表示男尊女卑;《女诫》宣扬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的伦理。这些观念深入社会各阶层,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在汉字中,以“女”字为偏旁的贬义字有很多,如“婪”、“嫉”、“妒”、“妖”等。男性做错事,可以找替罪羊,“红颜祸水”就成为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的惯用借口。在当今社会,在重大会议参与者名单中,女性名字后一定标出“女”,男性则不加标记。一些职务、称号也有排斥女性的倾向。国骂也如此:实施不当行为的是女性的亲属,骂者却将过错嫁祸于女性。骂者的逻辑是:女性天生卑贱,更何况有行为不当的男性亲属。为维护男性的面子,可以由女性特别是母亲来替罪。

2.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讲究辈分,注重长幼次序。由骂娘衍生的骂语有一共同点:被骂者多是不当行为者的长辈或年长者:八辈祖宗、妈妈、奶奶、姥姥、姐姐、爸爸、大爷等,反映出国人即便咒骂也要遵循长幼有序的准则。国骂描述的是“我与你母亲发生性关系”,暗含“我是你父辈”的意思。其他衍生骂法也暗含这一意思。既如此,你就要尊重我。骂了人,又做了对方长辈,占尽便宜。长幼有序还意味着行为有双重标准:长辈骂晚辈可以;晚辈骂长辈是大逆不道。国骂使用者在口角战中占领制高点,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让对方即使回骂都显得底气不足。

(二)咒骂对象选择的依据

以对方母亲为谩骂对象,有歧视女性之嫌,有着当别人长辈的妄想,但国骂能从众多骂语中“脱颖而出”,一定有其道理。

1.子女的人格缺乏独立性

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格围绕个体精神全面展开,拥有个人意识与自由。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儒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指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在人格的形成中至关重要。人格围绕宗法式社会关系展开,每一具体的人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夫妻等二元关系中。在家庭中,人格围绕亲子关系展开。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母亲承担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又由于“严父慈母”型家庭居多,父亲与子女心理距离较远,人格展开便更多在母子关系中呈现。研究表明,国人自我中包含母亲成分,有母亲对他的感觉与期望。[3]自我参照记忆和母亲参照记忆激活共同的脑区。[4]国骂初看指向对方母亲,其实也指向对方。被骂者对骂娘大动肝火,既是为维护母亲的尊严,也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人格形成与文化有关。与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更注重群体,成员倾向互相依赖。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鼓励个体把自我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5]“父为子纲”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望子成龙”是父母以自己的标准塑造子女。子女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父母意愿行事。中国调查网对658人调查发现,82.2%的人同意“上半辈子为父母活,下半辈子为子女活”的说法。天津市对373名小学生调查发现,66.4%的孩子为父母学习。因此,子女的自我成长与自主权力被忽视,人格缺乏足够的个人意识与自由。正如法律不追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而追究其监护人的责任一样,骂者也认为,尽管被骂者做出不当行为,但由于他的行为受母亲影响,缺乏独立人格,所以,要骂也要骂他的母亲。

2.终极责任归因

在国骂中,个体因行为不当遭致咒骂。骂者不骂当事人,却凌辱他的母亲。这表明,骂者将不当行为产生的终极原因归结到对方母亲身上,反映出国人的责任观: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好分内应做的事;二是对应做却没做好的事承担不利后果。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与自己有关的人的行为负责。责任归因时,如只看到具体责任,会产生责任不清与问责表面化。因此,终极责任认定显得十分必要。终极责任指由责任最终承担者担负的责任。终极责任归因时,或归结为内部原因,个体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或归结为外部原因,外部因素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6]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都让国人更习惯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和西方人比,国人对环境格外看重,认为不当行为与生长环境有关。出现问题后,内因只负具体责任,外因需负终极责任。[7]骂者认为,被骂者不当行为的最终原因是受环境(特别是家庭)影响。家庭应承担终极责任。和西方人强调独立的个体不同,国人更看重整体。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人们会从家庭背景中找寻不当行为的原因。语言影响思维,汉语的一些表达也引导人们做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如,“将门出虎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子不教,父之过”、“一辈子无好妻,十辈子无好子”等都说明一个人表现好或坏,和“家风”有关。国骂使用者认为,子女犯错的根本原因是父母没教育好,要为此承担终极责任。这种刨根究底式的辱骂方式,反映了国人对父母教育责任的认知。在中国,由于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角,因而便成为终极责任归因的目标。社会舆论强调母亲言传身教的重要。孟子成才,岳飞精忠报国,都归于母亲的教导。母亲作用被放大,也并非毫无根据。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明,子女与母亲的相关系数为0.55,与父亲的相关系数为0.44。[8]大量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与父亲比,母亲对孩子影响更大、更直接。中国母亲以“慈母”型居多。如果对“慈”把握不准,会疏于“宽”。母亲纵容溺爱孩子会导致子女不当行为产生。中国向来就有“慈母多败儿”的说法。国骂使用者认为,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既如此,骂对方母亲就底气十足。即使对方是年轻貌美的女性,骂者也宁愿舍弃美貌而将对方母亲作为辱骂对象。因为对方虽然年轻漂亮,却不对自身的不当行为负终极责任。独立人格的缺乏与终极责任的承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父母对子女生活介入太深,就无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按照父母意志行事的子女只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即便犯错,别人也不会深究他的责任。父母对孩子有控制权,也要承担孩子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p#分页标题#e#

3.“弱肉强食”的进化法则

人类起源于动物,遵循进化法则。一个人受到强者压制,最终反而会将其合理化,认为强权有理,弱者活该受罪。无法承受强者的压制时,容易伤害弱者。咒骂是希望以非武力手段惩罚侵犯者,令受伤害者得到补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弱者避免肢体冲突的选择,也是体力上认输的表现。每个人都希望做强者。国骂使用者受到不当行为攻击,武力上又不敌对手,愤懑郁结在胸,于是转到对方身边的弱者———女性亲属那里撒气。慑于对方威势,将“你”改成指代不明的“他”,更凸现出骂者内心认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骂者获得了精神胜利:我打不过你,却可欺负你母亲。在你面前,我是弱者;在你母亲面前,我是强者。

(三)咒骂内容的选择

为了发泄心中愤懑,报复不当行为者,骂者选用粗俗恶意的内容。国人认为,性行为令人羞耻,于是便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作为咒骂内容。这种选择有如下原因:

1.这是受压抑的性宣泄

国骂使用者籍此宣泄性能力。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历来含蓄压抑,有回避、恐惧、罪恶和冷淡等心理倾向。调查发现,66%的家长回答孩子“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时,只是敷衍或什么也不说。然而,不谈论不意味着没有性冲动。性冲动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借咒骂获得偷食禁果的象征性满足。人内心中不被社会接受的性冲动总是在寻求释放。带有性意味的话语,平时被排斥在话语之外。性冲动却试图冲破压抑,明确地表达出来。被社会文化损害、扭曲甚至否定的性本能是引发国骂的内驱力。当遇到不当行为时,人无比愤懑,伴随着高涨情绪,性欲望失控,喷薄而出,表现在语言上就成了国骂。

2.以繁殖为目的的性宣泄

和英语的“fuck you”不同,国骂使用者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还在于将对方母亲作为生育工具,期望通过性行为,在对方家族内留下后代。这样,就可以破坏对方家族的纯正血统,侵犯对方家族的子嗣传承与财产继承。这反映出国人的性行为动机。性行为目的有三:生理需求、延续后代以及获得愉悦。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影响下,国人往往将“传宗接代”作为性生活的主要目的:“为后,非为色也”。性作为一种可获得愉悦的生理需求被淹没了。

3.具有暴力性质的性宣泄

国骂中的性宣泄不是两情相悦,而是男性对女性施暴。在传统中国,女性的从属地位造成男女在性行为上不对等:男性操纵性关系,将女性视为攻击对象,将性行为视为施暴途径,反映到语言上便是国骂。女性虽可攻击男性,但父权制下的人们却认为,男性即便受到性骚扰也值得自喜。男性握有性侵犯的主动权,因而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国骂。

(四)对咒骂效果的预期

人类对语言充满崇拜,认为语言有主宰人命运的神秘力量,语言崇拜发展到极端便是咒语。[9]骂者带着语言崇拜使用国骂。开骂前,会在心中盘算:一定要说伤害对方的话,这样才能发泄愤怒。咒语的伤害力取决于两方面:(1)被骂者也相信语言有魔力;(2)即便被骂者不完全相信,如骂者用词侮辱程度大,旁观者的鄙视同样会增加咒语的伤害力。事实上,国骂表达的内容并不存在,骂者只是虚拟情境,希望借助语言魔力让被骂者信以为真,使其生气。为保证咒骂的伤害力,骂者选取最有侮辱性的情景:强暴对方的母亲。如果被骂者无动于衷,只会招来他人的鄙视与嘲笑。骂者对国骂效果的预期基于以下三点:

1.触及被骂者的家族荣辱和血统纯正

国人的家族观念历来很深,祖先崇拜情结浓厚,认为亲人虽已故去,灵魂仍在,还在保护和监督后人。在古代,最让人羞辱的事莫过于被挖了祖坟。口角之争犯不着去挖祖坟,“挖祖坟”就变通为“骂祖上”。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凌辱对象,暗地里却在骂对方父辈:你的父辈懦弱无能,被我戴了“绿帽子”。按照传统,男人与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没什么,甚至还值得炫耀。如果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那绝对是辱没祖宗的事。被戴绿帽子的人也多选择疯狂报复,“夺妻之恨”与“杀父之仇”的愤恨指数相同。“挖祖坟”式的国骂不骂对方而骂他的父辈、祖辈,方式迂回曲折,却收到神奇效果。辱骂对方家庭比辱骂本人更能刺痛被骂者的心灵。陈琳在《为袁绍讨曹操檄》中骂曹操及祖上,最让曹操生气的不是自己被骂,而是自己的长辈被骂。[10]在国人的家族观念中,最重要的是血统观:以血统纯正为荣,以非纯正为耻。母亲孕育生命,在语言层面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意识里就可以当对方的父亲,从而达到挑衅和质疑对方血统是否纯正的目的。骂者以对方母亲为切入点,骂娘就等于骂全家:你的父辈懦弱无能,你的子孙血统不纯,你的家族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刘福根调查了204个现代汉语詈词,按粗俗和恶意程度区分,前十五位的词有:猪狗不如、畜生、王八、操你祖宗、操你娘、贼王八、不是人、狗改不了吃屎、杂种、狗养的、贼种、野种、断子绝孙、狗杂种、狗娘养的。[11]这些词多与血统有关,从中可以看出此类咒骂语的杀伤力。

2.瞄准国人最在意的女性贞操

贞操观是指女性严守贞操而不失身,在婚姻上从一而终甚至不惜以身殉节。社会生物学认为,男性和女性对待配偶不贞态度有异。配偶与其他男性性交,男性损失很大。配偶生下别人的孩子,自己失去传递基因的机会。女性则无此困扰。巴斯等人分别让人想象配偶与别人性交。15%的女性对此引发最消极情绪,男性竟高达60%。[12]如以中国男性为被试,比例会更高。这是由于国人对贞操格外看重,而且只针对女性。在父权制下,女性是家族的私有财产,女性要保持性的纯洁与专一。贞操观念到宋代明显被强化,甚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国骂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我与你家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你家的女人就没有守住贞操。女性失贞,既侵犯家族禁忌,令男性权利失控,让家族蒙羞;又关系到家族命运与家产继承。通过与被骂者母亲发生性关系,令其失贞,后代的血统就不再纯正,家庭财产会受到侵犯甚至丧失。在父权文化中,女性失贞是最大耻辱。人们心中最看重、最在意女性的贞洁,骂者却用来辱骂对方,杀伤力可想而知。3.利用孝道激怒骂者孝道是中国人首要的道德规范,是处理子女与长辈关系的行为准则。“孝”的涵义有三:养、敬、顺。“敬”主要表现为尊敬父母,保护并发扬父母的声誉,维护父母的尊严。如果子女容忍对方骂自己的父母却无动于衷,就是不孝,会遭人鄙视。在“孝”的对象上,国人更重视对母亲的孝。国人有浓重的母亲崇拜。母亲背负着神圣、伟大的象征意义,是具备所有美德的女神。在《二十四孝》中,7个故事讲孝顺父亲,3个故事讲孝顺父母双方,14个故事讲孝顺母亲。选择对方母亲为辱骂对象,就是利用孝道挑衅对方:你不生气,就无孝心。对方为表示孝心大动肝火,目的就达到了,从而助长了国骂的使用。对母亲的神化与咒骂并不矛盾。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女性是满足男性快感的工具,母亲形象更多的是被男性赋予规定的意义。母亲是一种空洞不实的象征与符号,可以被男性按照特定的需要理想化或鄙视。#p#分页标题#e#

二、“另类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并非所有的国骂都以侮辱他人为目的。在特定的语境下,骂者与被骂者的关系不同,国骂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一)作为口头禅

作为口头禅的国骂,谩骂成分被淡化,有强烈的反叛感,被一些人认为是有个性的言语。

1.强烈的反叛感国骂是对被压抑的性的反叛。一些青少年将国骂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对性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却没有机会和条件,只能在口头上发泄。

2.给对方造成压迫感在男权意识下,以阳具为中心的骂娘被视为男性的特权,口带国骂被视为有魅力。为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便把国骂挂在嘴边,在言语上充大佬,给对方造成压迫感。

3.充当“友谊的桥梁”国骂的使用与人的教育程度、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普通大众多于知识分子或有身份的人。使用国骂可以拉近知识分子与大众、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也是为什么国骂有时会出自知识分子或领导之口的原因。

(二)用于发牢骚

骂娘几乎成了发牢骚的代名词,骂娘与情绪发泄如影随形。

1.是弱势群体悲哀而无奈的表达普通民众没有很强的民主、平等和抗争意识。面对强大的对手,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在口头上占对方母亲的便宜。由此,骂娘往往成为弱势群体发泄不满的口语。

2.隐含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爱无明确对象的骂娘,少了几分攻击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表达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爱。关心国家和社会,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才会骂娘。如果社会完全失去公平和正义,人们就不会骂娘而是揭竿而起。长期以来,祖国被喻为“母亲”,领导被喻为“父母”,爱民如子的汉代太守杜诗虽为男性,仍被称作“杜母”。在这种隐喻之下,骂者把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看作母亲,骂娘哀叹的是母亲对待子女的不公。至此,可以将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归结如下:骂人者受到不当行为攻击,寻求报复。估量对方实力后,选择咒骂。直接骂对方可能导致肢体冲突,于是欺负被骂者的女性亲属;认为女性亲属可以替本家族男性代过,强暴她们还可使自己成为被骂者的长辈。选择母亲作为谩骂对象也有理据:子女的人格缺乏独立性,更多地受母亲影响,母亲是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人。报复方式也要讲究:语言上施加性暴力,要做就做平时不敢做也不能做的事。骂者对国骂的效果非常自信:涉及被骂者的家族荣辱,关乎对方的血统是否纯正,扯上对方母亲的贞操,一定会让被骂者暴跳如雷;如果被骂者不生气,则会被指责为“不孝”。作为口头禅的国骂只是为了显得很“爷们”罢了。至于发牢骚时的骂娘,则含有对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