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林建峰 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同志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它应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谋求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再次，新民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志指出它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三大基本特征特征：所谓民族性，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所谓科学性，即它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要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性，即它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此外，同志还提出了科学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方法，即应该汲取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要运用批判的眼观进行继承和弘扬，反对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外来文化，要用辩证的思维进行吸收和借鉴，反对盲目崇拜，全盘吸收。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

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亦历经着巨大的浩劫。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建设的作用，强调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为邓小平同志文化思想的核心，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对同志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他看来，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多种社会思潮激荡杂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不会迷失方向，丢失灵魂。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有机统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标准，以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繁荣进步，据此，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等著名论断。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重申文化建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文艺发展，满足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进步。

同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同志、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立足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科学地阐述并强调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并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体现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新境界。同志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精辟的论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199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同志创造性地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阐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雏形。此后，他多次论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科学内涵，并对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做了精确的定位，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根本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一个丰满的理论体系。2000年2月，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当前形势任务，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首次将“中国先进文化”提高到党的性质的高度，重点突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200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同志对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先进文化理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时代精神的总结，它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时代进步的特征，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以及复兴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标志着党的治党、执政思想的成熟。

同志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

第一篇

一、课堂教学中的基础—词汇教学

英语教学不同于其它学科，有其自身的特点，既要求教师有大量的外语词汇储备，又要求教师深刻理解外国文化、历史、地理以及所要教授课程的所有内容，可以说是需要将多学科内容相整合。作为语言学习的基础，词汇教学显得尤为重要，但却是英语教学的“困难户”不论老师还是学生听到“单词”都非常让人伤脑筋。对于这种“老大难”现象，英语教学改革是迫在眉睫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让学生参与进来，让学生有目标地学习，让词汇学习成为学生的习惯，词典成为学生的助手。

传统的单词精讲在短时间内还是不能缺少的。英语词汇应逐步实现重点单词重点讲解，常用简单词语讲解特殊用途。例如:“dog”一词指动物“狗”。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借用动物或颜色的特征来形容人，但这类比喻往往因为语言、文化背景、风俗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中西方人给动物和颜色的文化附加意义一般有很多区别。在中国若有人听见“Youarealuckydog．”听者必然非常生气，但在英语中luckydog是指“幸运儿”;“爱物及乌”的英语表达是“Loveme，lovemydog．”风水轮流转”的英语表达是“Everydoghashisday．”因为在美国，狗作为宠物对人们极其重要，被看作家庭中的一部分。当然dog有时也含有贬义，如:“yellowdog”指“无赖”，“goingtodogs”指“完蛋”，“dielikeadog”指“死得很惨”等。合理利用记忆方法，心理学家指出对陌生词汇感官三位一体加有声读16遍可以达到记忆的效果，再利用原有单词和新词结合的方法创作短小文章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对写作也有很大帮助，改变传统应试教育中学生只会选A，B，C的现状。让学生动手动脑在词汇学习中渗透写作练习。学习交流在单词学习中也非常重要，学生平时的习作可以采取互批的方式，让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相互纠正错误。老师可以在其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让全体学生一起分析文章中的错误和可借鉴之处，这样词典就成为学生有利的助手。背诵单词渐渐地就会成为学习习惯。所以，素质教学更要求教师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成为学生查缺补漏的帮手。

二、任务教学法用于“课文教学”

在课文教学的环节中教师应起到监督和督促的作用，在每节课开始前应指派学生进行“presen-tation”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课堂的主人，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习惯。对课文中所出现的现象教师要广泛听取学生的理解，这能敦促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寻找答案，使学生更易于主动学习。对于文章的作者和背景知识教师应采用“小组协作”的方法让同学们互相分享学习成果，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应起到引导作用，为学生介绍同一作者的优秀作品，书籍是增加知识开拓视野的良师益友，教师就是这样一把为学生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吸取汉语教学的经验。对优美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美句要让学生达到背诵的程度，这样在自己的文章中才能引经据典。对传统的笔试模式也应有所改善，把背诵融入期末考试，将笔试和口试都写进学生的成绩单，让英语不再是纸上谈兵，真正用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日后的工作中。

三、利用多媒体技术提高高校英语听说教学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以及英语作为国际学术通用语地位的提升，英语学术期刊论文作为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一直是国内外语言学领域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学术期刊论文作为一种体裁，具有高度的语篇结构性及规约性，多遵循引言—方法—结果—讨论的宏观构式，但也可能因不同行业或学科社团的行业规范与社会认知差异，在宏观结构上表现差异性。此外，学术期刊的各个次语体之间以及相同次语体在不同语域下也可能呈现差异性。学术期刊摘要是学术期刊体裁中的关键次语体。作者通过摘要高度浓缩研究内容，展示研究意义，以达到对研究进行介绍及推销的目的。摘要关系到学术论文是否可以被发表，其不仅因内容的高度浓缩而帮助读者节省寻找相关文献的时间，而且因其交际目的的互动性和推销性而影响读者，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交流。因此，摘要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极为关键，在语言及构式上具有特殊性，从而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理论框架

近年来，体裁及体裁分析已成为语言学及外语教学领域研究者分析非文学类语篇时最常用到的理论框架，也是指导写作、阅读及教学实践的重要工具。研究者将体裁理论分为三个学派，以Swales和Bhatia为代表的“ESPSchool”、以Martin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学派”和以Miller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派”。ESPSchool认为，体裁由一系列交际事件组成，参与其中的社会成员可通过体裁来达到共同交际的目的，其中，交际事件包括语篇和事件的参与者，以及语篇的作用和产生及接受语篇的环境，包括历史及社会文化因素。澳大利亚学派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框架，认为体裁是一种有步骤的、以交际目的为导向的社会交往过程。新修辞学派认为体裁是一种社会活动模式，强调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了解及分析体裁。可见，三个学派虽然在体裁概念的表达上不同，但是都认为体裁是社会交际模式，具有很强的重复性和习惯性，受不同社会文化及语篇变量的影响。从分析方法看，三个学派体裁分析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ESPSchool为文本驱动；新修辞学派则是情景驱动；澳大利亚学派则基于系统功能语法把社会语境作为研究焦点。基于三个学派的体裁及体裁分析理论，研究者开展了不同形式的体裁教学实践，旨在帮助学生们建立体裁知识体系，将相关体裁知识运用到社会交际中，以充分掌握并运用体裁。通过基于体裁的写作教学，教学者能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体裁语篇模式及理据，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Swales针对学术期刊论文引言部分提出了Create-A-Research-Space模式，其语步、语阶概念后被广泛运用于教授专门用途英语；澳大利亚学派主要将体裁教学法运用到中小学及成人的语言课程中，指导写作教学；而新修辞学派则从社会情景出发研究语篇的社会性，主要教授英语国家学生正确认识体裁的社会交际目的，更好地使用体裁。三个学派的教学法虽然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使学生习得体裁，更好地达到社会交际目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WebofScience核心集刊数据库中，先以1990—2019年、主题“Abstracts”为检索条件进行初步检索，文献数据截止到2019年5月9日。通过初步分析检索结果研究者发现，学术期刊论文摘要研究主要来自语言学领域、教育学领域和信息检索领域。鉴于此，在其他检索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研究把检索领域限制在语言学、教育学及信息科学领域，进行第二次检索，得出5210个检索结果。两位应用语言学博士通过认真研读标题和摘要对检索结果进行甄别，基于三大体裁学派对体裁分析的定义，筛选出体裁分析视域的摘要研究文献209条。研究者将输出的文献导入Citespace，利用软件析出的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关键词厘清摘要体裁文献并做摘要研究展望。

三、国际学术期刊摘要体裁研究热点

经统计发现，近三十年的摘要体裁研究有上升趋势，国际学者发文量在2003年低潮过后不断攀升，于2018年达到顶峰（如图1）。据Citespace分析结果，研究者主要以“ESPSchool”的体裁理论为依据，融合澳大利亚学派的社会文化及社会认知体裁分析路径，以语料库为工具，研究摘要体裁的语步结构及词汇语法特征。文章将结合Citespace共被引图谱详细介绍摘要体裁研究的路线及具体研究方向。

本文作者：段玲琍 单位：四川外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

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　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

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　＆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　＆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　＆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　＆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　＆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　Lantolf和Steven　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　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　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　＆Thorne，2006；Lantolf　＆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　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　speech）、私语（private　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　＆Thorne，2006）。#p#分页标题#e#

摘要：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信息技术的广泛深度应用为特征的融媒体时代。在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与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文化变迁和科学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在不断演变。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在学术论文的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编辑校对、出版传播四个环节，实现了开始融合、加深融合、深度融合、高度融合的发展过程。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未来将呈现出更加多彩的态势，值得学术共同体持续关注。

关键词：融媒体；学术期刊；作者；编者；角色；融合

一、前言

学术论文是人类探索自然和思考社会的思想成果和理论结晶。学术论文组合成为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国家科研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从世界上第一本学术期刊LeJournaldesScavans（可译为《学者杂志》）于1665年在法国创刊以来，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学术期刊作者和编者的角色的连接纽带，是刊发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一般认为，作者是学术论文的创作者,编者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之间的关系，随着学术期刊本身的变迁，以及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从高度重合，到逐步分离，再到相互融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在学术期刊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诞生和成长的起始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高度重合。在学术期刊产生后的一段时期，作者与编者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无论是欧洲历史悠久的学术期刊，还是中国早期出版的学术期刊，“作者即编者，编者即作者”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学术期刊随着社会工业化而不断壮大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渐分离。从工业革命时期到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实现了若干次跨越式创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岗位设置日益专业化、职业化。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步分离，重合之处日益减少，即“作者是作者，编者是编者”。在学术期刊伴随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而转化为融媒体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相互融合。在融媒体时代，由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学术论文研究、写作、编校和出版传播的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在工作上的交流沟通日益增多，角色开始相互融合。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表现为在学术论文的构思、写作、编校到出版、传播的流程中，在各个环节上，作者与编者自身学术活动的范围拓展和相关各项工作的相互介入。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反映了学术期刊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信息技术广泛深入使用的结果。作者受到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激励和约束，需要尽可能多地发表学术论文；学术期刊拥有建设学术品牌的动力和面临评价体系的压力，力求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在发文数量上有所控制。这样，形成了作者投稿数量多而期刊发文数量少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作者与编者必须实现角色融合，才能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信息技术的广泛而深度的应用，为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提供了支撑。作者进行研究、撰写论文，编者编辑校对、出版传播，作者与编者的沟通交流，都随着融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模式变革。特别是作者与编者的联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式更加多元化，使得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开始不断融合。

二、课题研究环节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

作者的思想和知识是学术论文的源泉，而思想和知识来自科学研究。在融媒体时代，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通常以课题立项的形式拨付）作为保证。这使得学术论文的“生产”大多依赖于课题研究，即论文的完成需要大量的课题经费支持。可以说，在融媒体时代，作者没有课题，论文难以产生。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论文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情况，也是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设定核心期刊评价指标时，明确列入了“基金论文比”（学术期刊发表的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论文所占比重）。为了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作者与编者需要相互“发现”，即编者寻找目标作者，组织稿件，作者确定目标期刊，投出稿件。作者和编者需要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课题研究环节，凭借融媒体的各项技术，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

（一）作者在课题研究环节的角色。在课题研究环节，以课题的申报、研究等工作为基础，作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编者的角色靠近。作者应当明确，自己不仅是课题的研究者，更应当成为课题的宣传者、论文的推荐者。进一步树立打造个人学术品牌的意识。作者应当积极申请各种类型的课题，尤其是国家级课题，争取成为课题的主持人或者参与者。课题立项开始运行后，收集整理数据，依据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构思可能的创新方向，凝练创新之处，并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期刊评价成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推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等，确定投稿的目标期刊。除了传统的信件往来和电话联系，作者应当使用融媒体时代的先进技术，例如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及时向目标期刊的编者介绍课题立项情况和论文主题侧重，特别需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

摘要

20世纪80年代，我国步入城市化正轨，城市化的进程在不断的加快，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城市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城市化带来的最直观的结果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传统的居住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文通过对现有居住文化研究文献收集整理，分析现阶段在建筑学的视角下居住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了解居住文化的组成要素，探讨居住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关键词

居住文化；居住建筑；居住习俗；建筑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徽州古村落文化变迁机制研究》（13BSH047）

1.居住文化

首先我馆加大了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独具特色的地方文献的收集和保护，屯垦戍边文化是兵团党史文化的历史源泉，让历史与现实相融合，进一步拓展创新兵团党史文化，从而正确引导舆论导向，铸造打击“三股”势力的有力思想武器。兵团人自制工具、以人拉犁，建立了大批团场城镇，繁荣发展教科文卫事业，先后建起了石河子、五家渠、北屯、阿拉尔、图木舒克、铁门关6个军垦新城。与此同时，兵团通过交流融合，吸纳各民族优秀文化及西域文明优秀元素，进行消化吸收、改造继承，孕育产生了集各民族、各地域优秀文化为一体，以时代追求为主旋律的兵团党史文化。我馆藏有千余册，主要包括：兵团年鉴，兵团统计年鉴，各师、农牧团场、企事业单位的史志，有关兵团的政策汇编及政治、经济、文化类书籍，如兵团人在改造山河的伟大实践中，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党史文化，催生了小说《军队的女儿》《多浪河边》；介绍兵团辉煌事业的《王震回忆录》；获国家科一研成果奖的《新疆长治久安论》；歌颂支边青年的《天山脚下的北京支青》。这些优秀作品影响和感染着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转业军人等纷纷走进兵团，兵团人以兵团的多元性文化为特色,有目的、有步骤地建立了各相关单位的兵团特色文献藏书系统。这些资料具有特别的收藏价值，对继承和发扬兵团优良的文化传统起着重大的作用。50多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始终以屯垦历史、文化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利用兵团文化建设的优势,开展社会文化方面的科学研究,形成一批以西域历代屯垦史兵团屯垦社会文化艺术为方向的研究成果。

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为标志，兵团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赋予兵团党史文化新内涵和要求。兵团创作出一批以对口援疆等党史题材为主的文化作品。如：歌舞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等。加快从“屯垦戍边”向“建城戍边”的转变，兵团党史部门编撰出版《兵团史料选辑•城镇化专辑》，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高干部群众屯垦戍边的责任感、自豪感，兵团还陆续出版了《兵团读本》《兵团精神礼赞》《屯垦戍边理论热点面对面——职工读本》等党史文化作品。以上这些都已成为我馆今后资料收藏的主要方向。其次大力挖掘新疆民族地方文献，为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辽阔美丽的新疆,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丰富的内涵,古丝绸之路的开通等使新疆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全疆2000多万人口中,少数民族达1000万以上,形成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2001年我校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所,开始对古丝绸之路上厚重的西域文化的历史进行探察。作为文献信息收藏中心的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根据西域文化研究以及民族学学科发展需要,图书馆与西域文化研究所通力合作，通过图书征订、馆际交流等各种手段,广泛收集西域文化与丝路文化研究的古籍新书,共同组建了特色馆藏西域特色文献库。近年来,民族学学科建设也得到学校的重视,2010年已正式被列为校内重点学科。地方民族文献既能反映地方特色,又体现了时代特色和社会发展的历程,所以它是我馆建立特色文献库的又一个收集重点。由于塔里木大学本身民族学生就占到三分之一多,今后我们在收集、保存西域民族文献时必须在西域民族界定方面准确把握,它主要涉及包括维吾尔、哈萨克、蒙古、锡伯、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礼仪、诗文戏曲等资料。

从目前状况来看,我馆现有文献除通过各地史志办收集整理相对完整的各地方志、各县志、各团志以外,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文献,如西域文献、各时期、各地方史料和考古方面的文献。如维吾尔族诗人哈吉•玉素甫著有爱情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雪犁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总结中外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成果，介绍“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地理、人文、科学。《走进新疆》是一部可以让您了解、认识新疆全貌的书，该书坚持“厚今薄古”的写作原则，着重介绍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其使用价值和史料价值极高。此外只有大力收集和整理有关新疆的专题和书目索引，才能够加以充分利用，体现其重要价值。关于新疆研究的史学论文索引，《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收录论述新疆历史的论文篇目8000余条，分地方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考古、历史地理和历史人物七大类。综上所述，特色文献资源建设是地方高校差异化发展的有效举措，在特色文献资源建设过程中，地方高校图书馆不仅要注重提升特色文献资源的内涵品质，还要突出专、精、深的要求，并且立足本馆特色馆藏资源开发，开展与自身特色相适应的读者服务工作。馆藏特色文献库的建设模式为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是落后民族地区高校立校强校的重要途径。塔里木大学图书馆西域民族特色文献和兵团文献库的建设工作目前尚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对于前期建设中出现的图书采集过泛、盲目追求大而全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角度较好地完成民族地方文献搜集整理工作。

作者：张玲 单位：塔里木大学图书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