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论文范例

一、校园精神文化的内涵

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人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渐积淀凝练而成的精神成果，它体现着大学的办学理想及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他从微观层面将大学精神文化分为大学精神、办学理念、校训、校歌、校风等五种要素。综合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办学理念、育人方针、学术追求、管理模式的整合、凝练和升华，是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实践广泛认同和自觉奉行的根本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观念。校园精神文化塑造了一种精神氛围，这种氛围对师生员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在润物细无声中接受着感染和启迪。

二、校园精神文化发展的困境

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内能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对外则是学校个性和精神面貌的缩影。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之下，社会的庸俗之风已经侵入大学的机体，侵蚀大学原有的高尚和儒雅，对校园精神文化产生侵蚀作用。精神文化得不到师生的价值认同和有效践行，校园精神文化发展陷于困境。

1.校园精神文化受到物质文化的全面渗透。

自高校扩招以来，市场经济日益冲击着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经济的大潮拍打着大学脆弱的围墙。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大学纷纷拆墙办学，各种经济实体纷纷成立，大批教师下海经商，大学沦为经济的附庸。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益破坏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所需的自由氛围和创造空间。余耀基对此批评说:“大学今天最流行的形象，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

2.校园精神文化受到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诚信缺失探源

1．中国传统文化诚信的实质是伦理式诚信。

中国人在很早之前就特别注重诚信，《韩非子》里就记载有“曾子杀彘”的故事。而作为传统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更是把诚信作为立国之本、作人的基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是建立在封建土壤上的，是为维护封建伦理统治服务的。诚信主要是在家族与朋友之间展开，仅仅局限在乡土社会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具有有限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开放性和广泛性。《论语》中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也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对朋友要讲诚信，那么对朋友之外的人那就不一定了。中国的家长在孩子小时就对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陌生人说的话不可信!”正是这种伦理思想，使传统中国构成了一个亲族社会和熟人社会。所有的道义，首先在亲族那里发挥作用，然后扩展到熟人圈子。拉关系、走后门、拉帮结派等社会现象，就是这种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的表现，只要是关系内的亲属或者熟人，所谓的规则都可以变通。费孝通先生曾把这种社会结构精辟地概括为“差序格局”。伦理式诚信靠伦理关系去维系，由关系的亲疏去看诚信的程度，这是一种狭隘的诚信。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圈子内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圈子外的陌生人则要有所保留。人们为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熟人圈子的人伦关系，提出圈子内诚信的道德观，有时代的局限性。一旦破坏规则，伦理式诚信态度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与处罚你的人熟不熟，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人际关系密切相关的。

2．“义高于信”价值观及其对诚信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义高于信”是儒家文化的主要价值观，《论语》和《孟子》里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义高于信”的思想。孔子曾经这样讲:“君子贞而不谅”;“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有一次别人告诉孔子说老家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去告发了父亲，孔子不认为儿子是正直诚信，而是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孟子则直截了当地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要符合儒家的仁义，讲不讲诚信并不重要。所以信陵君可以“窃符救赵”。这就给人们不讲诚信，刻意变通提供了理论支持，只要是打上道义旗号就可以不讲诚信。为了国家、为了他人就可以不讲诚信，为了自己慢慢也可以不讲诚信了。这样的“义”是“虚义”“伪义”。比如，在近些年的国际比赛中，在“为国争光”旗帜下，就能随意改变运动员的年龄;打着为百姓谋福利的旗号，就可以谎报瞒报。久而久之演化成为了所谓的大义，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改善民生可以强行拆毁民房，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可以不顾学生健康，为了给父母看病就可以抢劫别人，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就可以坑蒙拐骗。

3．“成王败寇”价值观及其对诚信的影响。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成功者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中。成功了的称帝称王，并且拥有了公共宣传、历史编撰的自由，无人敢责难;失败了的被称为寇贼，失去了合法地位，没有发言权，有口难辩，即使被贬损，也没有申辩的机会。孙中山后来把它称为“历史习惯”。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习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甚至有人认为:“自古以来成功的大英雄，也必是大流氓，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一切手段，他们从不信守什么仁义道德。我们分析了刘邦、曹操、朱元璋等历代的大人物，几乎很少有例外。”“成者王侯败者寇”是伴随着儒家信义文化同时存在的亚文化。所谓亚文化，是指和主流文化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的、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文化。其特点是不见于官方与主流社会的明文倡导与正面认同，但事实上却为人们所熟悉，并且心照不宣地彼此默认。在这些人眼里，成功是唯一的目标与原则，只要获得成功就将诚信抛在一边，甚至屡屡尝试用计谋和背叛来获得成功。为了成功他们不承担道德责任，在他们眼里成功就是至真、至善、至美。成王败寇价值观作为敌我双方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心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实生活的潜规则:只要获得成功，可以突破道德底线。考试作弊、科研造假、论文抄袭、假唱假摔、短信诈骗等这些信息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我们的诚信底线。“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价值观根本无视诚信的存在，甚至无视道德的存在，把诚信当作成功的附庸，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民间流传的“英雄不问出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谋大事者不拘小节”等都是它的翻版。它的存在与蔓延不仅破坏了人们交往中的诚信，而且直接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从而带坏了社会风气，造成社会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买官卖官、坑蒙拐骗等不良现象。

一、女性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特点

在长期的社会认知习惯中，农民工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而女性农民工由于其性别等因素，更是兼具农民、工人、女性三重弱者身份的特殊群体。在城市中生存，她们除了要与男性农民工一样承担着劳动的艰辛、竞争的压力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之外，还面临着城市社会的排斥和性别歧视的压力以及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困惑。

1．精神文化生活方式比较单一

精神文化生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女性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方式比较枯燥单调。在关于“闲暇时间主要做什么”的问题回答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看电影或电视、睡觉和听音乐，其中有146个人选择了看电影或电视，占调研人数的47．1%。在关于“学习知识、获取信息、提升技能的主要渠道”的问题回答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电视和网络，其中136人选择了电视，占调研人数的43．87%。可见，女性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方式比较单调。尽管她们常年在城市生活，但生活观念仍然跟不上城市快速发展的步伐，其娱乐生活方式也没有城市人丰富多彩，只能选择传统的电影电视来打发时间。但她们已经意识到精神文化生活的单一，因此在关于“希望参加哪些有组织的文化活动”的问题回答时，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爬山、旅游等户外活动，看电影、看演出以及参加知识技能培训等，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通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参加文体类比赛等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这表明女性农民工群体对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及眼界的开阔是有强烈诉求的。

2．精神文化生活能力受到限制

女性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既与她们长期的生活观念、心理习惯有关，也与自身消费能力有关，而且消费能力还起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一是受到工作时间的限制，被调查的女性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基本都在8小时以上，其中有168人选择了8—10小时，占调研人数的54．19%。每周休假时间也基本都在一天以内，有103人选择了1天，占调研人数的33．23%，还有94人选择了“没有休假”，占调研人数的30．32%。可见，大多数女性农民工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其工作强度相对较大，休息时间难以得到保证，其业余文化生活也就难以丰富，只能是简单的传统的看电视、上网和睡觉。二是受到经济收入的限制，由于女性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服务行业的工作，而且基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职业，因此工资收入并不高，平均月收入大约在2000—4000元之间，这些收入除了要维持个人日常开支外，他们还希望有节余和存款，以供寄回老家贴补家用或者用于子女的教育，因此尽管所生活的城市也提供有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但女性农民工参与的机会不多，很少有高消费的文化追求。据调查，女性农民工每月用于文化消费的开支只占生活开支的一小部分，平均在11—30元之间，而且主要用途还是上网、购买报纸杂志和支付手机娱乐文化功能费用，对于购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纪念馆的门票等开支很少。其经济收入成为影响其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

3．心理健康问题的疏解渠道不甚畅通

一、湖湘文化优秀爱国传统与湖南文化产业

爱国主义、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屈原忠君爱国、贾谊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及悲惨境遇深深地感动着一代一代的湖湘士人，在湖湘文化的悠久历史上写下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南宋末年岳麓书院师生“登陴抗金，死者大半”；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重“夷夏之辨”，明民族国家主义；张?随父从军抗金，“内赞密谋，外参庶务”；明末清初湖南是南明政权抗清的主要战场之一，出现了王夫之、夏汝弼等一批抗清代表。进入近代，湖湘文化优秀的爱国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是前赴后继敢于奋斗的牺牲精神。从鸦片战争爆发到甲午战争结束，形成了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经世派、洋务派代表。魏源撰《海国图志》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曾国藩创办洋务，虽“剿发捻”，但也有富国强兵，巩固国防，抵抗外来侵略目的；左宗棠晚年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伟大功绩。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到辛亥革命结束，造就了以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一批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人物。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黄兴的伟大革命牺牲精神；蔡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领导云南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运动，书写了“反清、抚袁、拥孙”的光辉人生；陈天华为传播反帝爱国思想，抗议日本《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奋然投身于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自杀。从辛亥革命到前后，形成了以、蔡和森、李达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综上所述，湖湘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传统，有着丰富的爱国文化素材，这无疑为当代湖南的文化产业提供了全国乃至世界极富历史意义和教育价值的特殊资源。首先，一代代爱国志士的功绩、思想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后人，而精神传承需要物质载体，当代湖南以爱国为主题的文化产业日益受到重视，2009年提出《文化圣地、精神家园———湖南省汨罗屈子文化产业园规划案》，包括屈子祠与屈原有关的物质遗存，这将成为全国纪念屈原的唯一古建筑，也是教育部、文化部等确定的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考察时表示“建设屈子祠有利于全面落实中央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承载国家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留住民族记忆，培育爱国情感”。同时，长沙辛亥革命烈士祠遗址、新民学会旧址、中山亭、第一师范纪念馆、烈士纪念塔、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宁乡刘少奇故里、三兴街李富春故居、徐特立故居、贾谊故居、曾国藩故居、杜甫江阁等具有地方特色和保护价值的遗址成了历史沿革的光辉遗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再次，素有“革命摇篮、伟人故里”美誉的湖南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发展红色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近10年来湖南红色旅游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逐渐成为湖南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特别是韶山“一号工程”和一大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兴建，湖南红色旅游已经进入“全面提速、加速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韶山共接待了游客752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高达18.5亿元。这也证实了红色旅游已经发展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旅游产品，将为实现“中国梦”不断增加正能量。综上，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当代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成为文化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爱国主题的文化产业也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现实中的具体存在，同时也丰富着湖南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与湖南文化产业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湖湘文化的另一主要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一特征才成就了湖湘文化博大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湖湘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一，自其形成之日起就融汇了百家的精粹。周敦颐创建理学，就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了老庄的道学、释家的佛学而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三教合流”的先河。明末清初湖南思想大家王夫之，其治学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经学、伦理、史学、宗教、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到了近代，魏源所著《老子本义》《墨子章句》《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集兵家、道家、墨家各派学说的精华。另有曾国藩以兵家治湘军，名家“重法治乱”镇压太平天国，理学“尽人事”以挽救清王朝危亡，道家“清静无为”看待自己仕途的升迁成败，更是集百家于一身的典范。维新志士谭嗣同则广采中国的孔孟庄墨及周张陆王等各家思想学说，并吸取西方哲学人文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印度文化哲学而著《仁学》。后来的黄兴、宋教仁等人对民主革命救国道路的探索，易白沙、杨昌济、、蔡和森等人对湖南新文化运动方向寻求，以及等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尝试等等伟大的实践活动，都蕴含着湖湘文化博采众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特质不仅丰富着湖湘文化的内涵，也深深影响着当代湖南文化产业，为其注入了无限的新血液和活力，使得湖南当代文化产业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态势。“十五”以来，湖南确立了以广电、出版为龙头的产业框架，初步形成包括出版、广播、影视、报刊、文娱演艺、动漫等在内的产业体系，以及被称为“动漫湘军”“出版湘军”“广电湘军”和长沙歌厅现象等各种文化产业成果，形成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出版集团、潇湘电影集团、长沙广电集团、三辰卡通等一批在业界举足轻重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除了文化产业内容多元化发展，湖南还积极推进与国际国内各优秀文化产业团体合作。2013年12月10日，湖南演艺集团与好莱坞（中国）投资集团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引入好莱坞影视城和好莱坞主题乐园的文化创意、科技制作和运行管理模式，联合美国电影艺术学院建设尖端的影视创意人才孵化基地等内容。2013年9月18日，“2013湖南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周”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开幕，这是湖南首次在台湾举办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的大型交流活动，突出“湖湘韵味、湘台情缘”主题，会后长沙市天心区文化产业示范园与台湾华山文创园开展合作，长沙市文化产业协会与台湾亚太文创产业协会进行了交流，长沙市望城区和台湾新北市莺歌区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为湘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敢为天下先、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与湖南文化产业

创新是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湖湘文化饱含着丰富的创新基因。在古代，屈原创造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的骚体，东汉蔡伦改进了传统纸张，创造出“蔡侯纸”，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往”。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赞王船山“进退宋儒自立宗主”；赞郭崇涛“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赞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赞王?运“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奥而建立一帜”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湖南人独立开拓的创新精神。湖湘文化的创新精神使得湖南文化产业不断地更新进步，保持着青春与活力，走出了具有湖南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创造了一种“湖南文化现象”。在观念上，早在2001年，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文选德就提出“发展文化经济，建设经济文化”、“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的思路。2006年省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思想观念上的先行让湖南文化产业很早抓住了机遇，抢得了先机。在技术上，以动漫卡通行业为例，三辰卡通集团最先引进国外动态捕捉系统和运行速度每秒达亿万次的集群渲染设备，使得动漫产品直逼好莱坞高科技大片。武侠卡通片《虹猫蓝兔七侠传》则最先采用二维和三维相结合的制作技术，在卡通市场上独树一帜，创造中国卡通文化产业上的奇迹。在产业机制上，为适应市场化的需求，湖南文化产业不断寻求体制创新，实行政企分开，1995年，湖南率先打破省内电视由卫视一统天下的格局，成立了湖南经济电视台，全部面向市场，大大活跃了湖南电视文化产业，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湖南广播电视栏目实行末位淘汰制，随时调整电视节目播出安排，促使电台工作者不断创新和改进。在品牌上，湖南文化产业初步形成品牌化效应，“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影视湘军”、体育湘军、文学湘军等湖南产业品牌在业界名声大振。在数字信息膨胀的今天，又创造了红网、湖南在线、华声在线、星辰在线、女性在线、金鹰网等有影响的品牌。促进湖南产业文化的发展就必须大力弘扬湖湘文化的创新精神，用科学的态度去提炼出适应现代的精华，让湖南文化产业不能被别人克隆和模仿，这也是推动湖南文化产业前进的不竭动力。以上是笔者认为与当代湖湘文化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三种主要的湖湘文化精神特质，当然，湖湘文化的其他精神特质，如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关注现实、体用结合的经世学风；实事求是、勤勉笃实的务实作风；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等也在某一方面会推动着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湖湘文化的传统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形态反映着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

四、湖南文化产业如何弘扬湖南传统文化的建议

1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

放眼世界，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决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在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会选择怎样的道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崇高的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性格，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许多精神理念如儒家仁义道德、法家法制精神等都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维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样，这些民族文化精神在民众民族精神教育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精神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它与语文、政治、哲学、艺术等学科结合起来，可以为个体民族心理培养、民族品格养成提供丰富的养料。这也是我国教育界一直提倡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加强民族文化精神培养的根本原因。

2在大学语文教育培养民族文化精神的必要性

2.1培养学生民族文化精神的需要

我国大学语文教育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发展中却始终存在课程目标模糊、教学定位失准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提出“发挥大学语文在民族文化精神培养中的积极作用，以培养大学生文化素养和个人品质”的要求。这就要求我国高校在语文教学中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多的强调语文学科工具性和基础性的做法，进一步强化语文教学的开放性、语文知识的时代性和人文价值，发挥语文教育在在学生人文精神培养、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中的作用，将民族文化精神根植于学生心中。

2.2时展的需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文化实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侵入，网络文化的兴起，使社会文化导向和思想意识愈加混乱，这些都给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视享乐、炫富、叛逆为时尚，更多的人在物欲思想和现实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养成了行为不检点、自私自利、眼高手低的坏毛病，有关大学生炫富、傍大款、情杀的负面新闻也是层出不穷。面对这种让人痛心的现象，我国教育界一致提出“以语文、思想政治课堂为阵地，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的口号。大学语文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士人精神、塑造学生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一、高等教育转型背景下高师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的职业思考

(一)是语文教师的素质基础

语文教育的重要性从高考改革中可以清楚看到，作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大量的文学知识(包括古代文学知识)及写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而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侧重培养的就是写作中的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及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灵活运用。有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无疑是对本科生知识与技能的检阅与训练，并将惠及今后的教学。

(二)有益于语文教师的晋职论文写作

作为未来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他们最实际的问题是，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职称评聘，教学科研论文是其晋职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完成一篇有质量的学士学位论文，将会为他们日后的职称论文写作打下良好的写作基础。

(三)与语文教师的教学内容关系密切

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目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词的分量增加了;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分量增加了;今后的高考中，语文总分将大幅提高;随着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出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尤显重要。这些都要求语文教师具备充分的古代文学知识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而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的写作恰恰给毕业生提供了一次专业知识梳理与综合运用的机会，这对毕业生今后教学知识的积累、教学能力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一、大传媒环境下期刊编辑应具备的能力

大传媒环境下，期刊编辑应该具有如下几方面的能力：

（一）策划能力

编辑人员的策划能力是最基本的专业能力，新时期的编辑人员如果想做一个优秀的编辑，首先就要做一个优秀的策划者，策划出论文的主题进而引导舆论的导向，并且为大多数读者所喜欢。也就是说，编辑不仅要有传统的质量意识、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并建立规划意识、导向意识、效率意识、价值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现代意识。新老编辑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新编辑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紧跟时代潮流，比如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论文、期刊的推广及后期服务，如建立专门的期刊网站，网站内容可以设立作者注册、投稿、专家审稿、编辑办公等模块，这样就可以增加期刊的知名度。编辑者完全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策划能力来把论文写好，把期刊办好。

（二）前瞻能力

编辑人员每天要接触很多的科研论文，所以会对某一方面的研究内容有着一定的了解。但是最近几年浮躁的社会风气造成了科研论文的粗制滥造，其中不乏有重复投稿以及实验还没做完就的现象。编辑人员在进行文章改动的时候就应该具有前瞻能力，严格遵守工匠精神，在初读论文，初改论文，初审论文等每一个步骤中严格把关，发现规律及问题，避免重复发表及错误论文的发表等现象。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学者会有一稿多投的现象产生，如若编辑人员不具备基本的前瞻能力，没有工匠精神就很难，进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学生作者方面，编辑部或期刊社可以与研究生院、教务处、研究团队合作举办“学生与工匠精神”的征文比赛或演讲活动，或在网站编读园地举办“作者与工匠精神”类似的征文或讨论，以提高作者的品质意识。编辑可以将本刊或国际顶级行业刊物的优秀论文作为样板，以身边的优秀作者、优秀论文为示范，塑造作者及编辑的工匠精神。

（三）求实能力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2次大会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国中部古城哥廷根召开，各国学者228人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叙事的流传问题。   具体的参考题有:①民间叙事的未来，②民间叙事在日常大众传媒中，③民间叙事传播和性别的关系，④跨文化的流传，⑤民间故事传播和报纸、刊物、出版物，⑥民间叙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离言、笑话、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作品，但也有谚语、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囊括了整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种口语文学，一种活的文学，有表演性、变异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和立体性等特点。它与作家书本文学不同，是民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实际的功能，并不断变异。此次大会以“流传”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它突破了以往历届大会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格局，而着重研究民间文学的活的生态及其发展前途、流传方式等问题。   1民间叙事的发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民间故事受到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民间叙事只属于过去，现已逐渐走向消亡。而中国却不同，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训，不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选出版传统故事，还特别注意发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故事的娱乐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员、评书评话艺人在茶馆、会场、广播电台、电视台表演故事与评书(长篇故事)，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故事作品，有不少专门的故事刊物，很受欢迎，如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400多万份，为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最。故事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保加利亚学者科西娃的论文《新世纪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学者沃以特的论文《在现实的民间叙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吗?》就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工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灭，民间叙事是有可能消亡的。这一带有预言性的替告，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经验更加重视。   喀麦隆学者蒙委一桑巴的论文《民间叙事研究在莫属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未来》就民间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生命力，应该引起重视。美国学者麦卡锡•巴拿的论文“美国童话—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旧故事”，麦克安德路斯的论文《美国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对此予以关注。   阿根廷学者布来奇在论文“轶事作为新闻中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达方式”中说明了古老传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美国学者巴奇隆就法国1697年记录的门米。道内斯故事与今天的情况，说明这些故事是民众精神的文学表现。   印度学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话在印度故事中的处境》中，调查了格林童话在口述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美国学者康瑞德在论文《追踪吃人魔:变相的政治》中，说明童话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波雅林在论文《故事与犹太法学权威的确立》中，说明故事传说在犹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芬兰学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个屠夫的情况》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为故事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英国学者拜伦在《爱尔兰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说明传说故事在各国的爱尔兰移民中作为民族文化卫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国学者阿里在《故事为儿童维护正义和道德》也具体论述了故事的社会功能，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故事始终活在人民之中，充满了生命力。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故事的预兆作用。如瑞典约翰生《预兆和学问的积极探究》，芬兰学者凯沃拉的《述梦:梦的故事作为未来的钥匙》等。   芬兰学者贾威林的《袭读公墓的卡累里亚民间故事—道德行为的民间概念》一文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民众的道德观念。   娜威学者普列明格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美国学者缪连的《种族和人种史的寓言》探讨种族历史的叙述代代相传至今的情况。以色列学者海山—罗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间叙事出版物与以色列现代国家一体化》，非洲尼日利亚学者奥拉瓦勒的《一个跨文化的传播:(松迪亚塔)史诗和西非一体化》等文，都说明民间叙事经长期流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国家、民族与地区团结、统一事业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宗教活动和社会交际乃至医疗事业中都有实际的功能。   俄罗斯学者卡西列娃《童话故事在儿童读物中: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自传回忆》以大量事实说明俄国作家学习并运用民间童话进行儿童读物创作的种种情形。美国学者奥瑞英的《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说明现代社交中幽默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语言艺术的作用。   娜威学者西尔堡的《通过奇迹—从怀疑到信仰》说明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讲述宗教奇迹故事，使之具有从怀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学者陶斯在《有什么见闻的证据—匈牙利女巫审判中的证据和有害的叙述》中通过调查证实，在女巫审判时，民间传说故事是作为重要的见闻—证据起作用的，很有权威性。美国学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说谎—护理人员中的故事讲述计谋》中介绍了医务人员在精神疗法中，如何运用英雄故事鼓励病员提高信心战胜疾病的。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实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必然产生报酬问题。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财产、证券、财务—在人道主义的社会研究中的伦理学出版物的叙事学者的奖金”中对此作了调查研究。   2多种多样的流传手段   #p#分页标题#e# 传统民间故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结合各种民俗形式讲述的，除夏夜乘凉、冬日烤火时的谈天场含外，还在各种仪式中出现。印度学者巴沙克《孟加那的仪式故事》中论述了在孟加那地区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仪式故事，如各种庆典、求签、画图和戏剧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亚学者马拉却的论文《婚礼上的故事传播》，美国马申各的《对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视》，芬兰马兰达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尔•苏克雷的《儿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说明了在各有关场合讲述故事的情形。   法国坎票音等的“玛丽•安东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话:三种传媒的水平、三种指贵的方式，两个烦恼的世纪”就18世纪的玛丽女王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如果没有面包，就吃点心好了9这一著名笑话流传的悄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南斯拉夫卡南诺维克在《学生示威运动的标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中调查了1996~1997年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运动中运用民间文学作标语口号流传的情形.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和市场上，民间叙事的流传日益受到重视，会上有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学者那格义的《每日传媒上的传统民间叙事表演的情节说明》介绍了中欧国家的调查资料。尼日利亚奥坎拉翁的《尼日利亚民间叙事在大众传媒中的范围》，美国劳的《消费的过程—市场中的连续故事和思想差异》，印度巴达却瑞的《民间文学和每日政治—民族传媒的同一性和差异》，乌克兰布列采娜的《传说、笑话和幽狱在每日传媒中—对故事本文观察的经验》，英国关代夫的《日常传媒中的叙事诗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属民间叙事在每日传媒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功能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际网络的出现，故事流传又出现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学者对“网上故事”作了研究，如爱沙尼亚学者考依娃的《国际网络—研究故事讲述的新的机遇》，斯拉伐克的赫劳斯考娃“民间文学或伪民间文学—网上或群众文化中的故事讲述”等。由于民间文学在记录时会有所加工改写，有人就认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成了“伪民间文学”。   在故事研究中电子自动化技术也有实际运用，匈牙利学者达仑义等人的论文《故事本体中的母题的自动识别》讲匈牙利科学院以自动化技术进行故事情节单元(母题)自动检索的情况，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进方法，在国内尚待开发。   3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流传研究   对现代新出现的民间叙事作品，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如希腊学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话谜语—一种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学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国学者本尼特在《生了一个贵妇，死了一个圣徒—在流行报刊和大众评论中戴安娜的神话》中对英国王妃的新传说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间和大众传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纪的饮酒新故事作为边界饮酒文化的比较研究资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着旧故事的成分，表现在情节、思想、语言等方面，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斯库在《当代童话中的19世纪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带有个人回忆的特点，这是传说故事的初期现象，据此可以研究故事的产生和创作过程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异同。德国学者席米德的《纳美比亚个人经历的故事与自传》，芬兰学者彭铁开林一马甲《难民个人经验故事的研究》，瑞典学者尼尔生的《回忆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忆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学者巴的《波兰犹太人受迫害时期的传说》，以色列学者沙拉蒙的《讲述奴役—从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等文，都属个人回忆自己受难或传奇的经历方面的调查、探究。   传统故事在流传中必然发生变异，讲述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改编增删，研究这一现象甚为重要，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阿根廷学者帕列罗在“阿根廷民间故事的口头讲述与本文增益”中研究当代故事在讲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适应当时需要的。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巴克齐里各《关于夏威夷民间叙事改编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国学者林达《“中间省略”在当代美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德国学者罗茨的《越过界限:民间故事的翻译与加工改写本》，均属探讨故事改编增删情形以及应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与过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实纪录相比有了一些突破。这是故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中国早已解决这类问题，“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国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亚学者阿连比在《口头故事在肯尼亚电子传媒工具上的紧急情况:是一次黄金的传播机遇的探索，还是仅仅改变传播工具的操作》，说明故事的现代化应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换。   4故事讲述艺术研究.   民间叙事是一种立体文学，是需要讲述、表演的。故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它的文学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学者对其讲述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巴达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讲述艺术》，罗马大学的卡路所从美学角度研究故事讲述在调查基础上所写的《西班牙地区的故事讲述美学》，罗马尼亚学者鲁克山多育的《在非艺术语言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等。   以韵文唱故事的民间叙事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传播形式，它便于记忆，在一些地区相当发达，深受群众喜爱，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伊朗学者巴该里的《波斯民族史诗中的传播叙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诗类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类型索引》。   孟加那国的如拉则在《论一首宇宙起源的叙事歌》中论述孟加那创世神话史诗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间叙事的重要载体，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国邪德厚里的《比赛民歌比却根及其歌唱能手贝雅提》，德国该达的论文《格里奥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讲述方法》，匈牙利卡尔曼的《俄罗斯宗教民歌手的分类问题》，希腊学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和故事讲述人的智力才能问题》等文，都有新的调查研究成果。#p#分页标题#e#   5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化   以色列学者菲亚柯娃的论文《跨文化传媒中的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犹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观的研究。罗马尼亚伊斯帕斯的《口头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关于德来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学者克瑞查的论文《东欧民间故事中的跨国英雄》，阿美尼亚学者的论文《阿美尼亚巨人桃克和泰拉罗斯、克里特的泰罗斯、弗雷简的坦特罗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则是具体故事人物的比较研究。英国学者牟哈威的《在翻译和教义之间—阿拉伯民间故事作为跨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文都属民间叙事跨国传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传在许多国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传、变异与趋同情况更值得注意，过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过异文的比较来追寻故事的流传路线，找到故事的发源地(有埃及中心说和印度中心说等理论)。这种历史地理研究(芬兰学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人们对这种追寻推想的可靠性发生了疑问，此法已不流行。此次会上的故事流传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方面。跨文化传播并非完全的趋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俭(中国宁夏)的论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儿—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学者昆‘汉斯的论文“民族传统在民间文学中—一种式样的风格?”等文、对此更作了专门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国传播的，谚语也是。匈牙利学者帕克左莱的论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谚语》，发现在欧洲流传着28~56种语言中的谚语，还发现其中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谚语有173条之多(包括《史记》和《论语》等书中的谚语)，说明现代传媒对民间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