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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民 封延会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过程，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文化直接影响经济政策实施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目前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现象说明，我们的经济文化还存在许多误区。为了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必要对当前的经济文化进行系统反思。所谓经济文化，既是指在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心理结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1］，同时也是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在创新、创业、合作与竞争等经济问题上的基本价值观［2］。因此，经济文化谈论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对科技的关注也应该成为经济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文化问题时，自然离不开对经济与科技关系问题的研究。
经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关［3］。在分析科技与经济关系时，我们需要将重点放在不同经济文化理念下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上，即经济发展是以资本、劳动、资源、制度、技术哪类为主的问题。
(一)成就简述
从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来看，在科技与经济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体现在发展理念的转变上。20世纪80年代，为了缩小我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加速经济增长，我们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科技战略，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升。现在，我国数百种工业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继20世纪80年代提出经济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一任务后，1995年又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入21世纪后，面对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加剧，2001年起，国家开始调整科技发展战略，适时提出科技自主创新战略，大力谋划创新型国家建设: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出台，并公布了详细的配套政策;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颁布，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些举措，极大地推进了有助于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科技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升。应该说，在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上，我们的理念转变已经完成。
二是体现在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投入不断增加。在理念转变作用下，我们对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认识日渐清晰，科技投入不断增加。2001年我国已经进入科技起飞阶段(R＆D强度达到1%)。2010年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R＆D人员318．4万人;全国R＆D总经费5802．1亿元，是2000年的6．5倍，年平均增长23．0%;R＆D经费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0%，比2000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额的比重与日本相差无几，这说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正是出于对形势的科学判断，我们才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命题，从而使我国科技与经济关系的处理带有了鲜明的经济文化时代特色。
(二)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在科技与经济协调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依然存在，科技短缺情况依然严重。
一是研发强度有差距。2001年通过的“十五”规划要求，研发强度到2005年要达到1．5%以上，但实际上，这一目标到“十一五”中期的2008年才实现。目前，全国统计的R＆D强度达到1．70%，但是高于这一比例的省份仅有北京、天津、上海、陕西、江苏、浙江6个省市。一些经济大省如广东、山东、辽宁等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说明我国还未真正走上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轨道。
二是自主技术少。我国是世界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很高。不过在出口产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比重很低，还不足10%［4］;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科技管制不断强化的今天，尽管国家层面上形成了对自主科技的高度需求，但在微观层面，企业往往是从短期的投入产出比角度思考问题，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还是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不高。
三是自主创新理念上的差距依然存在。为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在科技战略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吸收开发再创新作为自主创新的三个内涵，后来又明确，外资企业可以视为中国制造的一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跟踪模仿政策的一种延续。作为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基于利润考虑，很难将工夫放在原始创新上，从而导致中国自主创新的质量大打折扣。
四是科技创新质量低。中国还没有走向价值增长之路，依然是粗放型的数量型增长模式。以我国高速铁路发展为例，国人将之视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与科技进步的标志性工程，但国外对我国高铁技术的质疑不断出现。尽管中国方面表示，高铁技术是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但同时也承认，为了引进这些现有技术，我们支付了大量的专利费。中国现在每年申请与授权专利构成中，发明专利比重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提醒我们，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质量还很低。
五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战略意识欠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按照西方大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压力，实现科技水平的飞速提升。而且，为了应对国际气候变化，中国政府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了明确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从而为我国技术进步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然而，2010年下半年部分地区出现的拉闸限电现象说明，地方政府与企业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意义，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关注中，缺乏对经济文化时代特性的感悟。
二、经济文化视野下的科技与经济不协调原因分析
人在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中需要不断地做出理性判断和选择。由于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文化环境中，这样的判断与选择不可能摆脱诸如价值观、传统习俗、社会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影响［3］。从经济文化视角看，我国科技与经济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由以下原因造成:
#p#分页标题#e# (一)传统经济文化中存在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因素
国民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受不确定规避倾向，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权力距离大小、刚性和柔性倾向等文化因素影响［5］。在上述四个文化维度中，我国有利于科技自主创新的因素要大大低于不利于自主科技创新的因素。对这个问题，以研究国民性著称的美籍华人许烺光在分析中国为什么在近代工业化中失败时也曾做过分析。他指出:“相互依赖的文化模式是对中国工业化失败原因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6］298他认为，虽然相互依赖对于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羁绊了人们的独立性、创造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状况不改变，作为整体的文化就只能保持相对的停滞，中国的社会就不能富强进步。“因为经济收益不是他们安全感的主要源泉，人们也不强调经济收益的作用”［6］306。既然这样，国民显然很难在内心里产生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深刻关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属于创新驱动型，科技研发、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在国内产业结构中比重较高。国内企业与学者虽然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但是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经济行为。西部大开发政策提出后，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东部沿海地区应该加快技术转移与升级步伐。但是，部分发达省市却担心这样做造成本地的“产业空心化”而积极性不高。其实，支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主要来自于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在技术创新形态上属于跟踪模仿型。在今天的社会和组织中，人们日益靠知识而不是技能来工作，知识胜于技能［7］123。对于这一发展趋势，我们的认识不是很清醒。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创造性模仿”来维持领先地位，这些观念在我国是稀缺的，并没有成为经济文化的主流。缺少这样的氛围，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必然被延后。
(二)经济发展理念重塑不到位
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学到的一系列共享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可以解决这一群体的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的问题，能够使群体成员对相关问题形成正确的感知、思考和行动方式［8］。这一特点告诉我们，作为推动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经济文化理念的偏差必然导致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失当。中国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科技大国的主要原因在于理念重塑没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了发展新的经济文化的重要性，但在对如何定位自主发展等问题，我们重视得还不够。经济文化总是存在于一定时间中，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高科技含量与日俱增、信息经济逐渐扩展是目前经济文化的主要时代性特征。经济主体只有适应这一要求，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竞争能力，以最少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9］。但是，理念上的偏差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醒。特别是多年间形成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惯性思维，使得我们缺少一种通过观念变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对公害问题、石油危机的压力，日本实现环保技术与节能技术突破的案例告诉我们，制定建立在风险意识与危机意识上的经济科技发展长期战略的重要性。不过，在科技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已经过去10年的今天，在短期的经济增长还是长期的技术进步这一问题上，拉闸限电现象说明，我们的认识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战后日本科技与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经验提醒我们，经济文化理念中确立对科学技术的真正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三)经济成功的包袱沉重
有人曾经将日本的发展定义为“适者”模式的典范，即保持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以随时调整自己的对策来追求成功。其实，“适者”模式需要的不仅仅是扭转逆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善用机会的能力。不过，这种能力容易受到“持续成功”的威胁，受到“小成即满”的威胁［7］123。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在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上存在的问题，人们对我国在国际经济与科技竞争中面临压力的认识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20世纪80年代，日本领跑亚洲大陆经济，但是，在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高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化学、基因遗传、软件和金融等方面，日本与美国相比差得很远［7］序言，2。不过，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巨大冲击，使日本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性的世界大转换———网络化的信息技术这一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认识不到位，依然沉迷于过去的成功中而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重视不足，由此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衰退。其实，无论是冷战期间日本的成功，还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以赶超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完结之后，如何迅速形成能够承上启下适应国内外巨变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常见的情况往往是，成功持续的时间越长，人们越容易陷入“成功的包袱”，越会滋生对支撑以往成功的制度、习惯、政策等模式的过分依赖，乃至心理麻木［10］。中国目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非常相似。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需要追赶的对象已经不多，应该到了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候了。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经济总量的增加，更要关注这种总量增加是由什么因素支撑的。换言之，赶超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必须自己开拓新的发展模式，必须摆脱从短期的“成本—收益”角度进行技术创新的惯性思维，要勇于挑战自主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经济文化中这种意识的缺乏，是造成我国在世界上经济地位与科技地位不相称的主要原因。
三、经济文化视野下的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政策设计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不过，由于经济文化理念方面的偏差，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为了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我们有必要从经济文化层面入手，对如何协调科技与经济关系做出政策设计。
(一)推进经济文化的时代性
高度重视现代科技在经济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过程中的作用是当代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理念上的偏差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醒。例如:对于中外经济摩擦，我们更多的是试图从共享性发展这一角度说服相关国家改变做法，而没有意识到正是科技水平的落后导致了我们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被动状态。这种情况说明，要形成与经济文化的时代特性相适应的主流经济文化理念是多么的困难。面对日本经济低迷时期凸显的中日经济竞争，日本人提出，政治上的摩擦是个别问题，不是本质问题。关键在于中日两国的哪一方能够努力把用于政治摩擦的能量转化到提高教学质量、扩大设备投资等方面，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附加值上去［11］53。可以说，对国际经济文化的这种深刻体验，是日本从“失去的十年”中走出来的思想根源。对中国来讲，如何适应世界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点，走创新型发展道路，同样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文化氛围。对于发展自主高新技术的反对意见，我们应该采取中川秀直那样的态度:在难以学会计算机的那些人中，说“计算机没有必要”的人很多。但是，就算你们是这样认为的，也请不要妨碍孩子们的教育和学习。因为这样会犯旧日本军队同样的错误。旧日本军队陶醉于日俄战争的胜利，拒绝一切军事技术进步，用目测能力和精神力量与用雷达装备起来的美军作战，结果招致了惨败［11］77－78。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与信息革命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理念缺少这一共识，对经济文化的时代特性认识不清，将会像日本20世纪90年代那样，导致经济的止步不前。#p#分页标题#e#
(二)寻求发展的新坐标
在中国，对技术跟踪模仿路线的迷信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思维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国外出于对中国科技、经济成长的恐惧而开始控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时，这种情况仍然在持续。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发展自主科技，提升经济增长的自主能力;在经济赶超阶段已经结束(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日本马上提出要建立适应“先导型经济”的科技体制与政策，也就是要以“课题先进国”的自觉意识探讨21世纪的发展模式，将其作为开创新业绩的出发点［10］231。日本的经验说明，一旦经济追赶过程结束，民族国家就必须努力实现技术的自主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赶超时代已经结束。我们不能继续陶醉于经济总量上的繁荣，而要站在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前沿来重新设计未来的发展模式。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构建与“赶超国”向“先导国”转变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强调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尤为重要。这样做，不是否定过去，而恰恰是要在过去的基础上，开创更为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明确，如同人的一生不可能只适合穿一个尺寸的衣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任何时代都适用的单一型号模式，也不可能有通用型发展模式。适当的模式永远是动态的，随时准备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条件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10］205－206。对于中国来讲，日本战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经验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三)实现发展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
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社会财富总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各种附带问题的不断出现，关于发展的有效性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无论从经济、科技等哪个环节，发展的有效性都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发展有效性的主要体现就是自主性与可持续性的增强。目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该说，这样的思维方式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从更深层次说，要解决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关键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特别是要实现发展的自主性，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知识的扩散与普及。知识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文化形态。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信息、智力、能力及人才真正成为发展的战略性资源［12］。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单纯靠制造业是不行的。单纯依靠量的扩张而不考虑在产业链上位置的提升，是一种无效的发展或者低效的发展，是不符合可持续性原则的。文化能够影响技术进步。要通过科技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必须要考虑发挥经济文化的作用。面对国外的科技管制，我们要认识到，关键是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在经济还未走出困境之时，小泉内阁就提出日本未来50年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宏伟目标，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如果没有文化底层对国家自主性的深刻关注，是不会出台“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的。反观中国，如何形成健全的经济文化，似乎还是一个问题。大多数人还满足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而忽视对自主技术水平的关注。如果说20世纪末期，是人类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化，那么，面对日益增加的环保压力，21世纪经济文化的时代性应该加上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与节能技术这一点。充分认同时代观、时代的价值观，不拘泥于环保措施短期内对经营的局限性［10］35，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发展理念。
(四)加快经济文化制度化进程
在经济文化中，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是最重要的。基本理念变化必然引起人们关于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以及内部整合和外部适应方式的变化，最终导致制度变化。反过来说，经济文化也必然要通过制度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提出与逐步确立的过程，充分说明了制度或者政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一个快速变迁的时期，为了确立某种经济文化的主导地位，更是需要制度设计上的跟进。事实上，制度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经济文化与制度创新相互影响的事例［13］。在中国经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必须将经济文化的制度化作为一个重点来把握。从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这个角度，我们要认识到，经济转型不是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或交换方式的变化，而是机制与观念的结合，信息、知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竞争越来越重要［14］。发达国家经济与技术领先地位的取得，与其鼓励科技创新的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全有关。适应这一趋势，我们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科技自主创新，争取短期内实现经济由数量型增长模式向价值增值模式转换，并将其作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的重点。现在，欧美主要国家依然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只有借助行政与法制的手段，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扶植力度，才有可能推动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