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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昆虫文化的空前繁荣极大地充实了中国文学的宝库
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载体，文学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将其神奇的笔触指向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而昆虫族群与文学结缘，使昆虫文化从此成为文学园地一道独特的风景。异彩纷呈的各类昆虫文化形态，譬如蝴蝶文化、蟋蟀文化、螽斯文化、蚁蛉文化、蜜蜂文化、蚕文化、蝉文化、萤火虫文化等等，不仅再现了昆虫世界的自然之美，也使得文学世界变得更加艳丽多彩。目前，世界上已形成的昆虫文化，无不显示出与文学的深厚渊源。仅从《诗经》中与昆虫有关的诗篇，我们就不难看出，文人对昆虫世界的关注，其历史已相当久远矣!昆虫世界的无比奇妙吸引着历代文人思考的目光，而文人墨客的生花妙笔又将昆虫世界的绚丽多彩呈现于文学的殿堂之上，无数人为此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光辉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目前我们尚难推断究竟谁是用文学笔触反映昆虫的第一人，但综观历史，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落拓文人，许多人对昆虫的关注和喜爱，都超乎人们的想象，可以说达到了令人称奇的境地。而纵览历史长河，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发现昆虫文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进入百家争鸣的繁盛时期。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毫无疑问是我国最早的文化元典之一，开创了古代吟咏昆虫的先河。其中出现了大量涉及昆虫的诗篇，文中提到昆虫的有40多处，涉及昆虫20多种，如螽斯、蟋蟀、蜜蜂、蜉蝣、蚕乃至螟、螣、蝥、贼等均在其中。譬如，国风中的《周南•螽斯》、《召南•草虫》、《唐风•蟋蟀》、《曹风•蜉蝣》，小雅中的《甫田之什•青蝇》，都是直接以昆虫为题。据统计，在305篇诗歌中，光是与蚕桑有关的就达27篇之多，这充分显示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特点。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其《庄子•齐物论》以“庄周梦蝶”的故事让蝶梦成为人生美梦的代名词，自此蝴蝶成了文人墨客借物咏志的重要题材之一。
而《韩非子•喻老》中对白蚁危害情状之描述“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使人们在欣赏绚丽的昆虫世界的同时，也对昆虫之害有了足够的警觉，察悟了“欲制物者于其细”的哲理。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文化上的严酷专制，使文学创作空前冷落，加上时间短暂，焚书坑儒又彻底毁灭了该时代的文学热情，抹掉了诗性灵光［1］，也严重地挤压了文化昆虫进入文学的空间。除了《吕氏春秋》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提及蠹虫以外，便难觅文化昆虫的踪影。但到了汉代，昆虫的身影不断显现，如《淮南子•说林训》中提到:“蚕食而不饮，二十二日而化;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蜕;蜉蝣不食不饮，三日而死。”又说:“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尽其乐，盖其旦暮为期，远不过三日尔。”我国目录学之祖刘向，在《说苑•正谏》中给引出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正体现了昆虫食物链营养级间的链条关系。在文学史上，“虮虱”这种卫生医学昆虫似乎并不多见，可在汉代却成例外。如果说《孤儿行》中“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只是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那么，曹操《蒿里行》中“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2］，则是用昆虫现象来描述战争造成的苦难，这就使文化昆虫上升到了社会批判的层面，在文学史上恐怕尚属首次。如果说《古诗十九首》中“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使人把关注的目光仅仅投向了游子，那么，《后汉书•袁绍传》中“运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则提醒人们史书中的昆虫意象同样值得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咏物诗大量出现。长达393年的乱世，使文人们在远离官场漩流的同时，将目光聚焦在了奇妙的昆虫世界。
昆虫作为独立的咏颂题材进而受到文人们的广泛喜爱，他们托虫言志、以虫寓情，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咏虫诗赋，使之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大独特类别，与吟咏鸟兽鱼类的诗篇相映成趣。如曹植的《蝉赋》、《萤火论》，傅玄的《蝉赋》，傅咸的《粘蝉赋》、《鸣稠赋》、《青蝇赋》、《叩头虫赋》，郭璞的《蜜蜂赋》、《蚍蜉赋》等等，无不折射出他们身处乱世时期所做出的特殊思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始时期“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他的82首咏怀诗，真正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3］，他通过对蟋蟀、蟪蛄等昆虫的吟咏，抒发对自身命运的无奈，作品中充满了极度的苦闷和孤独，他的昆虫诗作也成为其政治感慨的忠实记录。晋初诗人陆云在《寒蝉赋序》中更是以蝉有“五德”，来书写自己的人格思考。南朝才女鲍令晖的《蚕丝歌》，靠写“粉诗”出名的南朝梁代女诗人刘令娴的《答外诗》，昭明太子萧统的《蝉赞》，还有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的《小园赋》等，也都是吟咏昆虫的名篇。就连山水诗派的鼻祖谢灵运，也以“悲风入闺霜依庭，秋蝉噪柳燕辞楹”这样吟咏秋蝉的诗句，抒发对自然风景的审美感受，折射出他寄情山水、探奇览胜的生活幽趣。而梁简文帝萧纲更是凭着“翻阶蛱蝶恋花情”的名句和“一目十行”的美名永载中国诗词的史册。唐代在安史之乱之前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尽管很多文人将视线由书斋转向了关山，但昆虫世界依然成为众多人士的喜爱。欧阳询是将中国民间昆虫文化史料集中在一起的第一人，他编纂的《艺文类聚》，收集了有关蝉、蝇、蚊、蛱蝶、萤火虫、叩头虫、蛾、蜂、蜉蝣、蟋蟀、尺蠖、蚁、螳螂的诗赋赞等，成为研究文化昆虫的重要读本。据统计，在唐代，仅咏蝉诗就多达70多首，尤其是刘方平一人就写有不少咏蝉诗，堪称“咏蝉大师”。
在《全唐诗》中，仅反映与蚕业有关的诗也多达490多首。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大臣虞世南、李百药，都有昆虫诗作传世，而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以及骆宾王、王昌龄、孟浩然、祖咏、司空曙、戴叔伦、戎昱、郎士元、卢纶、孟郊、王建、白居易、柳宗元、元稹、贾岛、刘言史、张祜、杜牧、李商隐、于濆、罗隐、皮日休、陆龟蒙、韦庄、郑谷、崔涂、齐己、李郢、徐夤、冯延巳，还有唐延谦、释处默、耿湋、裴说、李端、蒋贻恭等等，都著有大量吟咏昆虫的诗篇，形成了唐代诗坛特有的昆虫交响曲。纵览李唐一代，吟咏昆虫的人数之多、作品之盛、涉及昆虫层面之广，实属罕见;值得一提的是，以昆虫为题材的唱和之作也不乏其陈，如以蝉为题的唱和之作，许浑与陆畅、白居易与刘禹锡、杜牧与吴融等等，都曾吟咏过;就连屡考不中，最终揭竿而起的黄巢，也写有“蕊寒香冷蝶难来”这样的诗句。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巅峰，宋代作品特别是诗歌，在题材方面比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于是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4］，昆虫进入文学视野也就理所当然。譬如，有关蝴蝶的诗歌佳作，古来有5000余首，仅宋代谢逸一人，他的咏蝶诗就超过三百，被后人称为“谢蝴蝶”，堪称古今少有。如宋代的林逋、柳永、苏轼、黄庭坚、晁补之、赵彦端、杨万里、张孝祥、辛弃疾、洪适、姜夔、史达祖、高翥、吴文英、周密、薛秀宣等人，都有昆虫佳作面世。最最令人称奇的是，北宋黄庭坚的七言古诗《演雅》，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首奇诗，全诗共写了四十二种鸟虫的情态，曾在南宋诗坛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作品仿效。而南宋著名爱国高产诗人陆游，他一人就有117首诗与蚕业有关。而最最滑稽的一幕是，于政不通却精于斗蟋蟀的权相贾似道，曾专门著有《促织经》，以诗的形式叙述，文笔凝炼，堪称一绝，被人戏称做“贾虫”，成了名副其实的“蟋蟀宰相”，他玩虫误国之举，只落得历史之骂名。而昆虫文化对词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因昆虫现象而引出的一些词牌，如由梁简文帝的乐府“翻阶蛱蝶恋花情”引出的经典词牌《蝶恋花》，更是被宋人发挥到了极致，作品层出不穷。#p#分页标题#e#
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散曲作为一种入乐的抒情诗，无论是小令、套数乃至带过曲，通过昆虫意象之美，将元人的审美取向表达得更加显豁明快、自然酣畅。从关汉卿、白朴、高文秀、马致远、郑光祖、乔吉等杂剧大家，到王和卿、睢景臣、徐琰、马彦良、卢挚、王伯成、萨都剌、马谦斋、宋方壶、汪元亨、刘庭信等名士，他们的散曲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昆虫名句。而元代的这些与昆虫有关的散曲，除了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之外，另一个特点就是借昆虫影象，将散曲的批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譬如王和卿的〔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和宋方壶的〔南吕•一枝花〕《蚊虫》都是名篇;而马谦斋的〔双调•沉醉东风〕《自悟》“取富贵青蝇竞血，进功名白蚁争穴。虎狼丛甚日休?是非海何时彻?”汪元亨的〔正宫•醉太平〕《警世》“憎苍蝇竞血，恶黑蚁争穴”以及〔中吕•朝天子〕《归隐》中“功名辞凤阙，浮生寄蚁穴”［5］，更使得社会的腐朽黑暗之状跃然纸上，体现了曲人强烈的爱憎，暗含了曲人对超脱的向往。就昆虫诗歌而言，著名画家王冕的《蚕作茧》、著名诗人丁鹤年的《应教咏画蝉》，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明清两代，中国文学进入繁盛时期，昆虫的描写与吟咏也涉足到了各类文体当中。明代的郭敦就有“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盈血，牵衣顿足捕不能，大叶全空小枝折”的诗句;清代史承豫的《咏梁祝》“山上桃花红似火，双双蝴蝶又飞来”更是至今广为传颂;就连魏源的《读书吟示儿耆》，也将飞蛾追求光明、甘愿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刻画得异常悲壮———“飞蛾爱灯非恶灯，奋翼扑明甘自陨”。尤其是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汤显祖，其传奇《南柯记》，借蚂蚁族所建的大槐安国，把官场的相互倾轧，演绎得惟妙惟肖、形象逼真，为后世文学借助昆虫题材来进行艺术创作开启了新的思路。
明清两代也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顶峰时期，文化昆虫更是频频现身于作品当中———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以明代皇室尚斗蟋之风并岁征于民间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背景，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暴敛百姓的罪恶，作品值得今人深思体会;而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用蝴蝶飞舞、红香散乱这样的优美意境，为湘云醉卧石凳的故事创设活动场景，而且用宝钗扑蝶这样的情节，使文化昆虫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助推器;而林黛玉笑把刘姥姥比喻成母蝗虫，则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生动，也把作品的喜剧化效果推向了高潮。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可以说以昆虫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昆虫世界和昆虫现象成为神话、寓言、小说、戏曲、诗文、词赋创作的天然宝库，特别是能有如此之多妙趣横生的咏萤、咏蝉、颂蝶等昆虫诗词文赋出现文学殿堂之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昆虫能够成为古代文学描述的重要题材，自然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使文学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奇异风格。而所有这些作品，既是古代文人回归自然的真情表露，也是他们对人生及现实所做的深邃思考，更是对自由的追问和向往，当然，内中也不乏玩物娱情之作。但不管怎样，昆虫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使得中国古代文坛异彩骤添、分外耀人。
二、昆虫文化的深入研究丰富了
文学的表现力和表达技巧昆虫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借助于昆虫的生物学特性与生存规律，文学的表现力和表达技巧提升到了新的层面。
(一)昆虫生命周期的短暂性，使文学演奏出一曲艰难哀婉的生命之歌
就生命周期而言，昆虫既无法与飞禽鸟兽相比，亦无法与人类相提并论。但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昆虫的存在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文人的视野，昆虫生命过程的演变不仅使生命这一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变得沉重而艰难，甚至还有一丝悲凉。蜉蝣体形虽小，其成虫寿命仅有数日，曾使无数人因它而顾影自怜，古人用朝生暮死来形容其生命短暂，发出生命短暂的哀叹。“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於我归息。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於我归说。”［6］《诗经•曹风•蜉蝣》也成为了文学史上哀叹人生苦短之首唱。庄子在水塘边看到飞翔的蜉蝣，感慨“蜉蝣不知朝暮”，的确让很多文人为之伤怀。苏轼面对浩瀚的江水，也曾在《赤壁赋》中借客人之口发出对人生的浩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面对浩瀚的宇宙，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就仿佛是一只小虫寄生在天地之间，字里行间透露出人生短暂的思想，实质上内心却经历着“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骚动。昆虫生命的演化过程，也时刻在触动着文人敏感的情思。由蛹化蝶，破茧而出，羽化而成仙，在文人的笔下，这绝非是普通意义上的生命递进，更是一种精神生命的升华，意味着生命的转态和重生。世上万物相生相灭，昆虫与人类皆为世间生灵，自然丝丝缕缕相通，观虫类百态而悟人生百态，难免使得士人们触景生情、闻声感慨。“才入新秋百感生，就中蝉鸣最堪惊。能催时节凋双鬓，愁到江山听一声。”唐代罗邺的《蝉》所展示的，正是诗人听到蝉声而发出的人生苦短的慨叹。
(二)变温昆虫的敏感性，与“兴”手法的运用实现了天衣无缝的衔接
作为变温动物，昆虫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唐代刘方平《月夜》有诗云:“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虫豸虽微却知气候寒暖，因而使文学中利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的更易，显得更加顺理成章。早在《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句子，诗中提及的斯螽、莎鸡、蟋蟀，就鲜活地表明了昆虫发生与活动的时令特点。“赋比兴”是最能体现传统诗学精神的诗歌理论，也是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其中“兴”的观念，春秋时代《周礼•春官•大师》就有总结;到了汉代，《毛诗序》提出了“诗之六义”之说;魏晋时期的锺嵘认为“文尽而意有余，兴也”;南宋朱熹提出“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这一概念的不断阐发，使很多文人喜欢以昆虫来起兴，他们把各类昆虫现象信手拈来、涉笔成篇，借昆虫引题述怀、触物兴词、感物惜时、以诗言志，这种由物及心的创作方法，为文人情感的抒发做了坚实的铺垫，对于渲染气氛、创设意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得文学作品韵致深长、含蓄委婉。古人有诗云:“花开蝶满枝。”蝴蝶翩然飞舞，又是早春人们迎来的第一批大形昆虫，因被冠以“春驹”之名。春天，蝴蝶羽化展翅飞翔之时，正是春风和煦、万木争荣之日。“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薛秀宣《咏英台化蝶句》)，“复此从凤蝶，双双花飞上;寄语相知者，同心终莫违。”(梁简文帝《咏蛱蝶》)，蝴蝶烂漫深情的飞舞，不仅将人们对春天的热爱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更使得不少人对超凡脱俗的爱情心驰神往，美好的愿望因此而生;而人生的美梦一旦化为泡影，诗人对命运多舛的愤慨，便借助蝴蝶对物候的反应倾泻而出:“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表面上，飒飒西风，蕊寒香冷，使蝶影难现，这是黄巢要当上分管春天的天神去改变自然规律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全诗蕴含了他由于科考不畅而对现实所产生的不满情绪，表达出作者想急迫改变现状反抗压迫的豪情和理想。蝉是感节应候的小精灵，《礼记》就记载过“仲夏之月蝉始鸣，孟秋之月寒蝉鸣”。#p#分页标题#e#
苏轼《阮郎归•初夏》中说:“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这声声蝉咽，带来的是初夏刚到时的浪漫温柔和明丽多彩的景致;而李商隐《落花》中的“蝉休露满枝”，李郢《蝉》中的“饮蝉惊雨落高槐，山蚁移将入石阶”，说明清晨有露或大雨将至，蝉鸣则止;而杜牧《题扬州禅智寺》中的“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刘沧《秋日山斋书怀》中的“蝉吟高树雨初霁”等，都预示着雨过天霁，蝉唱开始;南北朝梁代王籍《入若耶溪》中讲“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诗人在以动衬静，勾勒出一幅山林清幽恬静的画面;王昌龄《塞上曲》中说“蝉鸣空桑叶，八月萧关道”，则是在提示人们，震耳的蝉鸣，预示着炎日高悬时的闷热与烦躁。“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暮蝉乃至秋蝉之鸣，最容易引发文人的才思，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秋蝉之鸣，有凄凉之感，急促而带有撕裂声，是蝉生命即将完结发出的哀叹。诗人由感而发，或是对落日余辉的叹息，或是对历史变迁的感慨，或是客居他乡、仕途未达的羁旅之人思念故园的愁绪表达。如唐代陆畅有“落日早蝉急，客心闻更愁”，许浑有“噪柳鸣槐晚未休，不知何事爱悲秋。朱门大有长吟处，刚傍愁人又送愁”、“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雍陶有“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何时各得身无事，每到闻时似不闻”，子兰有“衰柳蝉吟旁浊河，正当残日角声和。寻常不足少愁思，此际闻时愁更多”的诗句;而张乔的“先秋蝉一悲，长是客行时”，刘沧的“蝉噪秋风满古堤，荻花寒渡思萋萋”，刘禹锡的“碧树鸣蝉后，烟云改容光。瑟然引秋气，芳草日夜黄”……，用秋蝉噪鸣为悲秋抒愁做环境和气氛上的渲染，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到了宋代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才偶有月明风清、稻香阵阵说丰年时那难得的一丝惬意。“独蝉初唱古槐枝，委曲悲凉断续迟。雨后忽闻谁最苦，异乡孤馆忆家时”，在子兰的笔下，那断续悲凉的孤蝉之唱，正是悲苦之音的真情倾诉;贾岛《早蝉》诗云“早蝉孤抱芳槐叶，噪向残阳意度秋”，柳永《雨霖铃》中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是在提示人们，雨后秋蝉所剩下的不只是那若断若续的哀鸣，更有作者惆怅复杂的情愫表达;而李商隐《霜月》中的“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则营造出一种月白霜清、秋浓寒凉的萧瑟氛围，与诗人凄清的心境浑然一体。
西汉《诗纬》中有“立秋促织鸣”，司马光也说过“蟋蟀俟秋吟”，蟋蟀的鸣叫是很有规律的，总是与一定的节令相关联。这些带有季节性描述的句子，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虫鸣声作为判断季节的标志之一，使虫声与自然和心境融为一体，凄楚的氛围与情感的抒发自然衔接，也使“兴”这一手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阮籍《咏怀八十二首》)。蟋蟀的鸣叫声所展示的秋凉的环境，巧妙地表露出作者在当时高压政策下的孤独落寞和痛苦幽愤。蚕桑生长和蚕的生命活动与气温高低密切相关，蚕对时令的反应极为敏感。由于中国是世界蚕业的故乡，蚕业生产活动必然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如唐彦谦《采桑女》中说:“春风吹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侵晨采桑谁家女，手挽长条泪如雨。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春风料峭，寒气袭人，蚕细如蚁，初眠尚未进行，丝茧收成难卜的时候，里胥就上门催逼，作者深刻揭露了唐末“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蚕农悲惨的生活。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四)》中也有“东家采桑妇，雨来苦愁悲。蔟蚕北堂前，雨冷不成丝。西家荷锄叟，雨来亦怨咨。种豆南山下，雨多落为萁。”也是通过点明蚕逢雨冷不成丝的结果，表明连绵的阴雨给人民带来的极大灾害，进而通过东家采桑妇与西家荷锄叟的两相比较，突现了民家之苦、民生之难。
(三)昆虫生存状态及行为特性，为古代士人人格比附和讽刺现实找到了恰如其分的共鸣点
昆虫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生存环境也千差万别。无论是瓜棚豆架相连的院落，还是花草相映成趣的田园;无论是柳木成荫的河堤，还是幽深寂静的山谷;无论是湿地还是湖泊，也不论是白昼还是黑夜，或空中，或水中，或地表，或土壤……昆虫就是这样与人类共生共存。就高度而言，蝉无疑是昆虫界的高高在上者，故许浑有“高柳即闻蝉”，陆畅有“秋蝉噪高柳”，刘沧有“蝉吟高树雨初霁”的诗句。蝉所具有的“饮露而不食”和明亮的嘶鸣声等特性，被认为是“至德之虫”(陆云语)，具备“文、清、廉、俭、信”五德，因而备受历代文人推崇，也成为文人独立人格的写照。而高洁而多厄的蝉意象也常常成为文人人生际遇的写照，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以及李商隐的《闻蝉》，都是在借蝉之特性，暗喻自己的清高，戴叔伦《画蝉》有诗为证:“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斜阳千万树，无处避螳螂。”又如北宋文学家黄庭坚，他玩蟋蟀的境界颇高，根据蟋蟀的自然行为，以虫喻人，称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昆虫世界再一次成为古代文人情感的最佳寄托。虫性的确与人性有着诸多相通之处，透过昆虫世界能更形象地折射出各种社会形态和人生百态，昆虫世界于是成为人类社会另一面镜子。在文学中，用虫性来反观社会和人生，于是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求偶、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文人对人类的思考。昆虫身影虽小，却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也给人类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唐代贾岛在《病蝉》中就把蝉表现为受难者的形象，“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晴。#p#分页标题#e#
黄雀兼鸢鸟，俱怀害尔情。”诗人借用病蝉的形象来象征官场失意的文人，古代士人人格比附就找到了恰如其分的共鸣点。蝉是林木害虫，其若虫在地下生活期间，靠吸食植物根部的汁液来维持生命，成虫则靠吸食树木枝干的汁液为生，但古人将蝉的这种食性理解为餐风饮露，把蝉视为高洁的象征，如“与众物而无求”，“漱朝露之清流”(曹植《蝉赋》)。当然，同一种意象的内涵可以象征褒贬两方面的意义，古人并非对蝉都心存好感，如唐末诗人陆龟蒙和罗隐，两人仕途都不顺，通过对蝉的批判态度，表达了作者对腐朽垂亡的大唐帝国不抱幻想，对混乱恶浊的官场风气激愤之情，“只凭风作使，全仰柳为都。一腹清何甚，双翎薄更无”，“莫倚高枝纵繁响，也应回首顾螳螂”，陆龟蒙视蝉为卑鄙浅薄之辈，对蝉的污浊进行了讽刺，并警告得志之人切莫得意忘形;而罗隐也视蝉为趋炎附势之徒:“大地工夫一为遗，与君声调偕君绥。风栖露饱今如此，应忘当年滓浊时。”可见，古代文人对昆虫习性的认知明显地带有个性色彩，这也反应了文学中昆虫意象的多元性。昆虫种类极其繁多，昆虫行为千奇百怪，这一切都为文学反映社会找到了形象的缩影。譬如蝜蝂(脉翅目昆虫蝶蛉或某些草蛉的幼虫)这种小虫，它见物就取，索取无度，即使背负的重量超过了负荷能力，以至不能动弹还要拼命取物，加之又喜好爬高，最后只能坠地而亡。柳宗元就是根据蝜蝂的这一独特习性，写出了著名的寓言小品《蝜蝂传》。作者对统治者私欲无穷、贪取无厌的恶劣行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将讽刺的矛头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智若小虫的贪得无厌者。
作者借小虫所塑造的贪官形象真可谓入木三分，中唐官场的腐败之风便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借助昆虫习性表达观点、进行讽喻的作品其实并不少见，以昆虫习性和行为来象征贪官污吏的贪婪以及不得善终的下场，使得作品形象生动又有说服力，从而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艺术效果和教育作用。总之，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虽然人们对于昆虫生存特性的把握和认知并不似今天这般深刻，但这种把握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启迪着文人的创作思维，左右着文人们的创作取向，或推崇高尚、或憎恶卑鄙，或抒发得意、或流露失意……，而只有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昆虫学研究才真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科学的解读途径。昆虫族群与人类的关系既复杂又密切，昆虫文化的不断发展，使文学家对昆虫现象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和更为广泛的运用，因而使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空前加强;探索昆虫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作用和影响，势必能为两种学科的研究插上助推的翅膀，这也正是本文进行尝试和探索的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