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文化论文范例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分析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主干课，其突出的人文性决定了它不是一门“实用”课。所以就宏观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而言，并没有严格的师范与非师范之分，故以下所指基本为本专业教学的普遍现象。

（1）教学目标与课程理念。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着重引导学生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发展历史，把握其间各种文体的演变、文学思潮的兴起、文学流派的理论主张和创作风格、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等。就教学目标来看，学科定位在“文学史”，强调探究史上曾发生过什么，学生通过学习应“知道”什么，忽视了文学现象、作家人格、文本内涵对于学生心灵浸染、审美养成、精神提升、人格培养的作用，即忽视了文学当下关怀的人文作用。“以文学作品验证文学史”的教学观点，更是由“学问”到“学问”，将文学变成了死的学问，致使古代文学的丰厚财富不能转化为学生提高人文素养的精神资源。古人认为文史哲不分家，而近代以来人文学科的研究越来越细化，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忽视了与其他门类学科如哲学、历史、艺术等的交融，没有大文学观的建立，也就不会有大文化观的课程视野。

（2）教学思维与教学语言。过分条理地分析讲解，是大学文学课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史学为本位，“侧重于文学现象的历史形态和其间因果联系的揭示”[1]，就其思维特征而言，“是史学思维，体现理性精神”[2]，而“文学作品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学科中应有的基础性功能而处在一种知识传授的辅助地位”[3]。最直接的表现是，讲作家必讲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及影响，讲作品必讲背景、内容、手法、语言。重条分缕析，忽视整体感染和心灵的触发，重说明、讲解，忽视描述、抒情，像解剖医生一样冷静与漠然，文学的课堂死气沉沉没有激情，自己都不被感染，怎样感染学生？经典像古董，老师像学究，学生像看客，文字僵化，文学枯燥，这与文学的本质内涵完全相悖。用理性思维去对待具有感性特征的文学，导致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语言上产生偏差，也使学生对文本产生了隔膜，失去了探究古人文化生命之表现方式的兴趣，关注不到文本所蕴含的生命精神，也就不能完成文学课由教学向教育的升华。

（3）教材编写与教学安排。通行的文学史教材，多以历史时期界定文学史阶段。一般院校都会根据教师研究侧重的不同，采取不同教师分段讲授的教学安排。这样固然便于学生准确认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风貌，也便于学生领略不同教师的教学风格，达到博采众长的效果。但这样做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涵盖门类众多，各种文体发展进程不一，文学的演进也不像改朝换代那么简单，分段教学容易割裂各种文体在各自演进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还容易忽视各种文体之间在演进中的相互影响。而不同教师的研究与教学水平存在差异，也容易造成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把握与认识的不均衡。目前，以体类为主干的教材也有，但多在专科层次的学校试行，并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并被普遍接受。

（4）学习方法与学习评价。史学本位的课程观，强调知识的课堂传授，忽视学生个性化的文学体验与综合学习实践，将立体的生动的文学变成了平面的“知识”。而从小到大所接受的应试教育，使学生养成了功利化的学习倾向。学习评价的单一化引导了学生的死记硬背，考前划重点的习惯，则造成了学生对课堂笔记或教学课件的依赖。如今在大学校园里考前大量复印答案已成为普遍现象。课程定位直接影响到教的方法，学习评价直接影响到学的方法，两面夹击，使文学课偏离了文学的本位，大大削弱了文学课程在人文教育中的专业优势，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使命感。文学的教与学都不“文学”，学生走向社会如何“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教语文”？

二、小教大专“中国古代文学”诗性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

为提高高校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培养具备优秀国学文化底蕴的优秀人才，作者对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2、2013、2014级学生进行了古代文学教学状况的调查。通过这次调查，基本了解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评价与期待，有利于促进四川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也为其他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提供范式。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调查

目前我们的高校更注重对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理科类的相关研究教学日益繁盛，而对于人文社会类的教学则缺少了很多人文关怀。无论是在教材编写还是实际教学之中，都容易产生偏颇，忽略人文教育科学性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使文科教学变成一种受主观意识影响把控的学习。为此，我们的人文社会类教学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为社会输送一批优质的学生。高等师范院校因其师范院校办学定位和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的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在课程体系，内容，形式，方法，以及教学实习等一系列环节中都具有师范性优势和特色，从而形成不同于综合性大学及其它类型大学的办学特色。以四川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的教学为例，古代文学教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是文学素养培养的关键，也是学习文学的重要基础。

一、就川师目前的古代文学教学现状来说，还是差强人意，存在以下几点较为不合理的现象：

第一，不少老师更注重对文学史的罗列和梳理而忽视了“固其根本”，对待文学作品的赏析只是一笔带过，不做详细的点评，其中的人文思想也留给学生自己思考，停留在表面。这使得不少学生浅尝辄止，对待文学作品没有自己的态度和想法，课程结束后也不加以思考。长此以往，会削弱其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对作品的解读，鉴赏能力下降，甚至影响其今后对文学的学习以及人文素养的培养。而老师所重点教授的文学史，文论理念部分则对于我们走出课堂后用处不大。为此，作者对川师2012级，2013级和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200份，有效问卷200份，调查对象涉及10个班。其中有94.43%的学生希望老师能够在课堂上多进行作品赏析，只有将近3%的学生希望老师在课堂上仅传授文学史知识。由此可见，老师传授的知识和学生所需要的知识有一定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的积极性消退。

一、以“返本”式研究为基础

生态一词，包含有“返本”的意义，“返本”的目的是“归真求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化、金钱化的“钢筋森林”，人及其艺术都丧失了自己的大地，成了迷途的羔羊，思想者们希望通过“生态”意识的引导，使人们能够重返大自然，重返诗性的大地。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原生态”才会迅速地在人们心目中构建新的“桃源”镜象，才能越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边界，向更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渗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本来就产生于过去的时代和大地上，研究它尤其需要穿越的精神，努力“返本”，寻求它的“原生态”。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要回到它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文学语境中去，简言之，即返回原点，返回文本。正如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绪言中所说:“要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关键还是在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1］3“返本”式研究，也就是将研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尊重历史的事实。返本的第一层意思是返回原点，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要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形象地说，即是返回孕育了它的“田野”。只有在研究中将研究对象返归于它所产生的某个时空的坐标点上，才算是返回了它的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产生的多种与文学理论有关的因子，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生长点，或者说是“基因”。我们知道，战国时人不可能代汉人立言，唐人也不可能代宋人立言，即使孟子的言论中包含有“民本”的因素，也只能说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关于“民本”的认识水平，而不能说他已经有了“民主”思想。如果用后代的“民主”思想去套前人的“民本”认识，好比将桃花装饰在梨树的树桩上，这种移花接木的研究就是没有返回原点。返回原点，要能抓住产生研究对象的那个时代的信息。从官方到民间，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出版、外交等方面的信息，都有可能影响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其中，有对古代文学理论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环境、主流意识形态、重要的社会思潮、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史本身的信息，也包括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

首先要抓住影响文学理论的主要信息。王元化先生在1983年提出著名的“三结合”之说，其中他特别强调的是“文史哲”结合［2］，这就是抓住影响文学的“史”和“哲”的信息来研究文学。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及批评史研究，之所以难以完全摆脱按封建王朝的方式来分期的模式，就是因为文学的发生发展，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特定社会的历史进程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批评前代学者将这种研究模式化之后的弊端，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又如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将“永明声律说”与佛经转读之声进行比较，得出“永明声律说”是由于佛教影响而产生的结论，这就是抓住佛教影响文学的信息，对“永明声律说”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还原。罗宗强先生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是将文学理论的研究置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种抓主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还要注意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在进行研究时，须尽可能拓展眼光和思路，关注那些别人不太留意的地方。1986年，周策纵出版《古巫医与六诗考》，认为“六诗”中的风、赋、比、兴都和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关联，雅、颂和古巫的工作相关联。这种推原的研究思维，就是没有放过看起来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曹旭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诗品》东渐及其对日本和歌的影响，发人之所未发，同样是在研究中跳出了常人的研究框架，采取了返回《诗品》的传播语境，仔细求证、还原史实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饶忠颐先生在《六朝文论摭佚》中考察魏晋文论与音乐的关系，提出了“永明声律说”未萌芽之前，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无不与音乐息息相关的观点，这也是关注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返本”的第二层意思是返回文本，就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必须仔细理解理论文本的本来意思。虽然理解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文本原意，但努力向原意靠近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文本的基础。从字、句、段到篇章，都须仔细辨别，谨慎阐释。字或词，随着时代的变迁，意义也会变迁，由本义产生诸多衍生的意义，有时甚至衍生出与原义相反的意思。在理论文本中出现的字或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必须是在它那个时期的确有那个意思，才能作那样的解释，各种字书、辞书、类书的参照是必须的，考证、训诂、义疏、笺释的工作都非常必要。在这方面，清人朴学的功夫，仍然值得借鉴。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表率。比如关于“诗言志”的“志”，究竟是什么意思，历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闻一多先生在《诗与歌》这篇文章中，仔细分析《荀子》、《礼记》、《国语》、《左传》等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将“志”训为“记录”、“记忆”、“怀抱”［3］，突破了前人主要将“志”训为“志意”或“怀抱”的限制，为诗在早期社会具有记事、叙事的功能找到了重要的根据，这样的研究，就是寻求文本原意的“返本”式研究。如果不仔细、全面地研读原文，在研究中很容易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在错误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返本”式研究不等于“复古”，“复古”是要以古代的文学理论做样本，将现在的文学研究做成古代的样子，或者对古人顶礼膜拜，让古人的思想左右今人的思想。综之，“返本”方能“归真”，“还原”益于“求实”，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坚持“通变”的思想

所谓“通变”，是指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要坚持“通变”的思想，把握中国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动因，摸清它发生发展或嬗变的逻辑进程，并沿着其逻辑的进程来获得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这是决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关键环节。这就是蔡钟翔等先生所谓的:“需要把历史的研究方式和逻辑的研究方式统一起来，致力于揭示历史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规律性。”［1］6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目的，不是以古证古，不是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在古今之间，哪些东西延续下来了，哪些东西可以获得新生，哪些东西丢失了，都需要用“通变”的眼光来考察和发扬。“通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借用的术语，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通变》一篇，即是代表。刘勰在这篇文章中用“通变”思想来讨论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通”即“继承”，“变”即“革新”。仅仅如此理解仍然是不够的，因为“通变”思想的根源还有必要再挖一挖，才能发现它的深刻性。“通变”思想源于中国古典哲学“易”学关于《易经》的讨论。《周易大传》中的《系辞》一篇，阐述的核心思想主要就是“变”、“通”和“通变”。“变”，是由“爻变”而致“变动”、“变化”之意，故《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通”，为通达之意，故《系辞》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如何才能通达?知变化是其前提，故《系辞》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于此。”“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知道了“通变”的道理，就能彰往察来，见微知著，使民不倦，甚至知鬼神之情状，故《系辞》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p#分页标题#e#

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哲学思想在文学思想层面的运用，使得“通变”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上，更在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上。继承什么，革新什么，都受制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这应该是“通变”一说的重要内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需要注意“通变”思想的运用，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进程中，观澜索源，知变能通，掌握它的发展脉络，这样才可能把握它的发生发展和嬗变的规律，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把脉，从而获得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具体而言，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的生命力是长盛不衰的，因为它们在今天甚至将来，仍然可能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比如关于“诗言志”、“比兴”的讨论，关于“虚静”范畴的发展、意境理论的讨论，关于唐宋诗之争的讨论，等等，它们一直都有着较为清晰的演变过程，能够跨越千年或数百年，说明它们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它们在将来，仍然可能成为研究热点。也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在历史上不太受重视，但是今天来看，具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性。比如孟子的“共同美感”说，在历史上就几乎没有受到关注，但是现当代的文艺心理学发展起来后，“共同美感”说重获得了它的理论生机。还有一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因为它所批评和研究的文学现象已经湮没于文学史，可能在较长时期内都没有得到注意，比如“八股取士”已经成为历史，八股文的写作也就偃旗息鼓了，人们很少注意到八股文的批评及理论。但是，随着人们逐渐发现八股文的写作也有可借鉴之处，对于明清以来的学人就八股文展开的批评和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如果说“返本”式研究是回到理论产生的原点，对理论的原义进行定向、静态的考察，那么坚持“通变”思想就是要求纵向、动态地把握理论的发展变化逻辑，掌握理论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据，以及它们为什么在某些时候会发生断裂的原因。这样才可能在“古为今用”的过程中，使古代文学理论能够遵循自己的逻辑生长壮大，才能避免使古代文学理论沦为当代文艺学的论证素材和修饰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反传统、反封建运动进行得太激烈，文学革命的人士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通变”思想，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之间出现严重的断裂，也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滞后，直至20年代后期才得以初创，这就是一个教训。我们能从传统中借鉴多少，决定了传统可以走多远。我们能发现多少古代文学理论的嬗变规律，也就决定了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有多少种可能。

三、致力于“话语重建”的目标

内容摘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高校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探讨了高校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实现路径。通过加强古代文学类课程建设、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完善校外传统文化实践基地等多种渠道实现高校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目标。

关键词：高校;传统文化;古代文学;实现路径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017年初，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1］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已经摆到了“重大战略任务”的地位，显示出其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作为培养文化传承和创新主体的高校，应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古代文学类课程是与传统文化有直接关系的课程，担负着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

一.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对高校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积累和传承，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高校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包括大学语文、古典诗词、中国传统文化、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书法等课程。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对于高校传承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相较于其他课程，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之一，饱含丰富的社会、人生底蕴，具备丰富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其二，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帮助当代大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升审美能力。自觉学习古代文学中的优秀文化，诸如爱国情怀、民族精神、传统美德、道德修养等。这些对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多年历史发展所沉淀下来的瑰宝，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及前贤往哲的价值观和道德取向，能够培养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的价值观。

二.加强古代文学类课程建设以助推高校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高校古代文学类课程要明确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使用教学方法，为推动高校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与弘扬作出应有的贡献。其一，教学目标上，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要从文化视野的角度来看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在教学目标上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为目的。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的精髓。比如，中国古代流传下很多优秀的爱国主义篇章：屈原《离骚》、曹植《白马篇》、杜甫《春望》、文天祥《过零丁洋》等等，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教师在讲解这些篇目时可以适当地联系作家生平、作品感情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其二，教学内容上，做到传统与现实紧密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它曾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进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在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主讲教师应综合现代、当代的文化热点问题，联系当前的社会现实探究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努力做到传统与现实紧密结合，这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其学有所用。如《大学语文》课程在讲授《诗经•关雎》表现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感情有节制的爱情观时，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在讲授《论语》中“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的交友之道时，引导学生在交友方面，若与正直、诚实、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必然受益。这些古代的文学作品均具有现实意义。其三，教学方式上，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努力形成“互联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型教育体系。首先，教学手段应体现科学化。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师应该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将视频、音频、图片、文字四者结合起来，制作出课程课件，以便直观而有效地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兴趣，方便学生课余自学。教师要深入解读教材，将晦涩难懂的古代文学作品转化成图片、歌曲等形式，帮助学生理解文本。比如，学习《大学语文》之汉乐府《上邪》时，让学生聆听由琼瑶作词、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当》，感受现代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次，新时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与时俱进，高校应积极借助互联网平台，构建立体化网络传承体系，形成“互联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模式。为了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资源，我们应该积极构建网络平台，随时更新我们的教学内容。在课程建设中，逐步建立起适合学生作业与课外阅读以及教师备课的课程资源与教学资源，逐步完善教学大纲、授课教案、教学课件、习题库、原著选读、图片资料、视频资源等资源库。这样，学生既能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也可以通过网络与老师沟通，在线答疑。

［摘要］在“基于学习成果的教育”(Outcome－BasedEducation)即OBE理念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也势在必行。论文以OBE理论为指导思想，探究古代文学课程大纲重新编写的必要性，以及重新编写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改进方法。重点指出大纲中课程教学目标，学习评量方式的编写要遵循学生可习得性和评价多元化、可测量化原则。

［关键词］OBE;古代文学课程;大纲编写

OBE(Outcomes－basedEducation，缩写为OBE)是指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也是指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这一理念始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引领了欧美国家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近来，OBE理念被国内许多高等院校重视，尤其在工科、商科、医学等领域得到应用和推广，但是目前人文社会学科关于OBE理念的研究和应用还不够深入。那么如何将OBE理念应用于高校文科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OBE理念下大纲重新编写的必要性

要在OBE理念下进行高校教育革新，首先得明确OBE理念具体指什么?简单来说，它与高校教育改革一直强调的“以学生为中心”非常相似。“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满堂灌，“一言堂”，而要以学生为主体，即教师改变心态和角色，让学生真正做到课堂的主人。OBE仍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并且是以可预期的学生学习成果为中心，去设计整个教学的所有宏观、微观环节。它强调“反向设计”，这个“反向”是针对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模式而言的。以往我们的教学模式都是老师只依据课本教授学生书面上的知识，而不去真正考虑书面上的知识是否适应学生就业需要。针对师范院校的师范专业而言，讲授课程的老师可能都没有真正到中小学当过教师，所以往往是照本宣科。学生通过老师讲授的知识来到中小学教学工作岗位后并不能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往往对中小学的学生情况特别陌生。OBE针对传统教学产生的问题提出要从满足社会实践需求出发逆着来。通俗的理解就是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指向哪儿学生被动的就去打哪儿，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教育流程。OBE理念提出教学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即是学生需要打哪儿，根据学生的能力学生能够打哪儿，教师再去设计指向哪儿。OBE强调如果学生所习得的知识、技能与素养不能满足社会实践需求，那么以结果为导向，宏观与微观的所有教学环节就需要重新建构。这对我们以往的教学认知是一个冲击。意味着我们若以OBE理念为指导，即使是我们以往认为非常成熟的课程也有一定的可能会被淘汰。在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是中文系的主干核心课，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通常开设四个学期，可谓整个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用时最多的。其在整个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的地位可见一斑，自然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相关的教学文件尤其是教学大纲应该已经被设计得很完备了。那么是否有必要再重新设计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呢?从OBE理念出发答案是肯定的。OBE强调一门课程的设置要基于其能满足实现学生特定学习结果的要求。教育结构和课程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课程无法为培养学生特定能力做出贡献，或者指向培养学生的能力与其他课程相重复，它们就要被重建或淘汰。所以无论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一门课程有多重要，如果这门课程指向的学生学习结果并不能与社会需求相适应，那么它必然面临淘汰。在OBE教育理念中，学生会学到什么是最重要的。自然，中国古代文学从以往经验来看它的课程地位很重要，但是如果教学大纲中体现不出明确有意义的学生学习结果，或者课程大纲中体现出的学生学习结果与其他课程相重复，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仍然会面临有可能被淘汰的困境。所以从OBE理念出发，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大纲必须要重新建构，而且OBE强调大纲不仅要重新建构，随着学生预期学习目标的变化，随着社会工作工种的进一步细化与分工，还要不断地修改而且要常改常新即是不断改进的。目前大多数学者围绕OBE教学理念，对学校教育、整体的专业教育等宏观方面进行研究。但对于OBE理念如何贯彻、应用于教学的微观环节尚缺乏实践经验总结。本文从教学改革的微观即教学大纲的编写入手，结合笔者自身的编写实践，探讨OBE教育理念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大纲如何编写，以及编写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如何处理。

二、OBE理念下大纲的编写遵循对标原则

作为一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授课教师，笔者在刚刚接触到OBE理念时，对如何贯彻该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是比较犯难的。因为OBE理念强调的是以结果为导向。它强调根据预期学生学习的结果进行“反向设计”教学。但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比较特殊，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多是诗歌和散文。中国传统诗文本身它具有含蓄蕴藉的特点。也即对诗文的讲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或者是给学生带来精神愉悦之感。但是我们都知道，一旦进入审美状态，要求是审美无功利，或者功利是不外显性的。也就是如果以结果为导向，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结果有时候往往是“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虚幻，是一种作用于学生精神世界的改变，它无法落到实处，这就为贯彻OBE理念带来了困难。但当笔者深入理解OBE理念之后，发觉OBE理念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即是对标原则。也就是根据不同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在不同岗位就业所需要的能力进行对标。OBE不是要求完美的一一对标，而是预期学生学习的成果与所设定的教学目标能够对标百分之七十以上即可。所以虽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特点决定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的目标有一部分是对学生精神审美上的提升。对精神审美的评估很难量化落到实际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层面，但这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能够带给学生的全部，也不是学生去往社会需求的全部。所以我们变化思路，完全可以从对标原则出发，重新制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大纲。不同院校对课程大纲的具体编写内容要求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课程教学目标应该是所有院校撰写大纲的必备要素。那么按照OBE教育理念，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设计应该从确定合理且明晰的学生预期学习结果开始逆向设计，同时撰写目标的主语是学生，这也是践行“以学生为中心原则”。预期学习结果的设定是以学生为主体，而不是教师或学校。笔者顺着这样的思路设计出中文系汉语国际教育(师范类)专业中国古代文学1(内容包括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课程大纲的第一稿教学目标，如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对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无庸讳言，多年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现代压制传统的问题，本文想就古代文学研究教学中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古今之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哲学史家冯契曾说：“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1]这里的古今中西之争其实可以简化为古今之争。   因为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认为中西之分实际就是古今之异。西方先于东方近代化，因此是今；东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这个区分里面蕴含着价值判断，表现为“今”是先进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都陷在古今之争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大势就是以现代改造古代、解释古代的历史。   大体说来，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也是在古今之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况且，现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因此，总结百年来这一学科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今后的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迪。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来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过程的得失，值得我们审思。   现代我们熟知的学科分类，比如文学、史学、经济、法律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国传统的学问分类，当然不会是这样，而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也与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传统的学校是私塾和书院，教授的主要是诗词歌赋和五经四书之类，侧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教育制度无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结果。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也就没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没有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学问。虽然“文学”一词，本为中国所固有，然而五四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概念，却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截然不同。中国传统讲的是一种泛文学观，如《论语》先进篇孔门四科论学，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   其中所谓文学，对德行、政事而言；所谓学文，对力行而言。中国五四以来所采用的文学概念，是沿袭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与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从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开始的。1759年莱辛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才初步赋予“文学”一词以现代意义。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一文，标志现代意义“文学”的真正确立。当代美国学者米勒也认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2]学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学”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构了，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就逐渐建构起来了。这个建构的途径，就是采用“反向格义”，对传统文学里的诗文评和文苑传进行改造。所谓格义，是在佛教初入中国之时，为了便于理解，学者们拿本土的老庄思想来解释外来教义的一种方法。由此看来，格义只是一时权宜之计，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式微了。晚清五四以来，中国学人自觉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文本和思想，这种方法就是“反向格义”。[3]   “反向格义”说穿了就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观念为依据解释中国的传统。   也就是说，通过“反向格义”，我们用西方近代的“文学”替换了传统的“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渐以抒情者衡文学，于是诗歌、小说、戏曲被视为文学，而史传、论文之类被排斥在文学之外，传统的泛文学观被改造成了狭隘的现代文学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根本性的转变？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史，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学东渐之后，中国的文化谱系开始转变，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观念为核心重新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来自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随着新文学的成功，这些理论自然成了读书人的常识，它的欧洲血统反而被遗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把中国古代文学史逐步建构出来了。   二、“古为今用”，古代成了现代的奴婢   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为核心的，那么，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势必成了一堆没有灵魂的东西了。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学成了论证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材料了。   为了服务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国古代文学被无情地阉割、改造、重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各自从古代文学里挑选适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深受启蒙运动影响，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语言上也要摆脱高雅的拉丁语，主张民族的日常用语。这一思潮对五四新文化人影响深远，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显著代表。此书极力为五四新文学张目，认为白话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渊源的；且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有价值的都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是毫无价值的。   总之，在胡适看来，白话的，通俗的，大众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兴》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历来被广泛称颂的古典作品，简直是难懂的诗迷，全无文学的价值。#p#分页标题#e#   五四之后出现的其他文学史虽没有胡著《白话文学史》这么明显的偏颇，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深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则是勿庸置疑的。   五四以来，还有所谓的“整理国故”，这里的“国故”当然包括古代文学，那又该如何“整理”呢？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其中的关键就在“输入学理”，说白了就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找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找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找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找出一个真价值来。”[4]在新潮派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简直是一团漆黑，毫无价值。其实，“国故”一词已经给传统文化定了性了，表示这些都是老古董，没有生命力了。   对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胡适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就是“配眼镜”。他认为我们学习了西方的理论就等于配了一副眼镜，看问题会看得更清了。其潜台词无疑是说中国人的眼光不行，都是近视眼。然而，胡适给国人配的不是近视镜，而是各式各样的有色眼镜。比如他本人就学会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不但用它建构了中国第一部哲学史，还用它来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   然而，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古代势必不是古代本身，而是各式各样的近代西方思潮。于是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派、反映论等等近代西方理论充斥着中国古代文学史。   所以，尽管胡适也强调要回到历史中去，“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小说还给明清。”[5]好像也很尊重历史，然而，戴着各种有色眼镜看到的历史，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在整理国故上，周作人基本同意胡适的意见：“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正宗，小说、戏曲都是玩物伤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6]国故被这样“整理”之后，它的灵魂必然变成近代西方的。   纵观1949年以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概而言之，为“五四”新文学服务，为时代的新思潮服务。不但自由主义一派如此，左翼的一派亦是如此。   建国以来，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古为今用”，即古代社会的一切思想资源都必须为当今社会服务。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古为今用”理应包含对话的意识，但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大多数人偏向于简单的理解，即单向的古代为现代服务，而不是双向的对话交流。   三、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出现的偏颇   这种以西方近论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为“五四”以来的反封建、建立新文化服务。时至今日，封建制度与文化断无复辟之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思路走，其偏颇之处日益显见。总结“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偏颇，大致如下：   （一）一味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忽视了作家和作品的主体地位   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偏颇，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古代”被“现代”彻底压制，被剥夺了发言权，“古代”于是变成了“沉默的古代”，任由“现代”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阉割改造。对人文学科而言，在宗旨上提倡为现实服务当然有其道理，只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显得太过牵强，太着痕迹。   《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和《长生殿》在过去被称为五大名剧，尤其是《西厢记》和《琵琶记》，更被称为双璧，对明清的戏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变化，五大名剧变成了四大名剧，《琵琶记》被从中剔除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原因很简单，《西厢记》和《牡丹亭》可以解读为宣扬反封建的爱情作品，《桃花扇》和《长生殿》也可解读为爱情作品，其中还有现代读者可以接受的家国之思、兴亡之感。唯独《琵琶记》，它的内容是宣扬封建忠孝，又有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不能和五四以来宣扬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主流思想相比附。于是，它的文学史地位一落千丈，被排挤出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了。   在古代文学史上，我们赞美某些作品是反封建的，其潜台词就是认为他们的作者具有较为先进的思想，一定是站在比封建思想更高级的地位，也就是站在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反封建。然而，王实甫和汤显祖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们的思想除了孔孟佛老之外，能有哪怕是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思想吗？   《西厢记》《牡丹亭》宣扬的是爱情吗？   古人从没有这样解读过。现代所谓的爱情，即建立在一夫一妻平等人格基础之上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出现，封建社会也不可能提供一个场合给青年男女去谈恋爱。于是，不少戏曲作品都不得不虚构一个后花园，让青年男女在此相遇相爱。对于这样的叙述，当作庄生之寓言来解读是比较恰当的。然而，五四以来受过西学训练的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用反映论来解读，于是，他们在虚无的后花园里发现了“真实”的爱情。   总而言之，把古代作品解读为“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做法，是现代人的发明，完全没有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合理性应当受到质疑。   （二）过分地强调斗争的层面，而忽略了和谐的层面   #p#分页标题#e# 中国传统的思路是强调和谐，比如阴阳这一对范畴，看似矛盾对立，但在落脚点上却是归于和谐。所谓阴阳和合，化成天地。对这一观念，张载在其《正蒙》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达：“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然而，五四以来我们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把传统的思路全然抛却，开始用斗争的眼光看问题了。于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成了充满斗争的历史。   比如，文学史上讲戏曲小说等叙事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方面必讲矛盾冲突，好像离开矛盾冲突我们就无法讲文学了。金圣叹、毛宗岗等人是不知道矛盾冲突的，他们一样能把《水浒传》《西厢记》和《三国演义》解读得生动传神。   再比如，文学史对明代诗文的流变一般都归结为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焦点集中在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竟陵派之间。好像复古派是反动落后的一方，而公安竟陵是代表进步的一方。然而，人们想不到复古派却是提倡民歌，反对八股的；而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他的精神导师李贽却是对八股文大加赞美的。这真叫人大跌眼镜。历史是复杂的，貌似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试图用分清敌我的斗争理论来厘清历史的真相注定是徒劳的。   更有甚者，如茅盾《夜读偶记》试图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简化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这种以理论强行剪裁历史的做法注定也是要失败的。   （三）机械硬套，简单比附，极力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   由于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是“以西释中”，即以近代西方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因此，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简单比附，必然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惯用手法。   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他成了浪漫主义诗人。其实，古人自有一套话语评价他，如“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又如“太白天才豪逸，”“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严羽《沧浪诗话》）然而，这一套话语被现代人视为笼统模糊，基本舍弃掉了。   李白诗多用神话，想象奇特，好像与浪漫主义诗歌颇为相似，但“相似”不是“相同”。   当然，我们不否认用浪漫主义的视角审视李白，自然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但被遮蔽的东西同样很多。概括地说，这一做法把古人给现代化了，我们看到是一个西装革履的李太白。这无论是对李白还是对浪漫主义都是伤害。   现代学者的“以西释中”往往是把“相似”当作“相同”，荒诞可笑。黑猩猩和人类很相似，基因组图谱相同更在98%以上，难道会把黑猩猩当作人，好像没有人会这样做。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然而在更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中，类似的错误却比比皆是。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嘛，要尽可能让外国人看明白我们的古典文学。   然而，现实却让人难堪。有德国汉学家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平原，“我学汉学三十年没有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看我买的是什么，你们的资料集。你们的资料我需要，理论我们自己有，眼光见识我们自己有，我们要的是中国的资料。”[7]我们不是说要和国际接轨么，要和西方对话么，可西方的学者甚至汉学家连我们写的书都不看，真是情何以堪？其实，人家之所以如此，也自有道理。因为我们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再怎么翻，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对这一套东西，人家比我们熟悉，看你的书干什么？四、“古今对话”，构建古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依然处于“以西释中”的简单比附阶段。中华民族要复兴，绝对不仅是物质的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重建与更新。因此，我们要重树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以中为主，融会中西，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其中“忠实的传承者”这一提法颇有新意，以前的主流提法是“批判地继承”。其实，只有传承，才能谈得上弘扬和发展。而所谓传承，就要尊重古人，对古人以同情的了解。   因此，我们应该逐步由“古为今用”转变到“古今对话”的思路上来。要按照历史的脉络理解历史，而不是简单地找材料为当代服务；要把古代文学当作源头活水，而不是把它对象化、工具化；要还古代文学以尊严，还古代作家以尊严，把他们当作有生命的对话者，而不是任由今人随意摆弄的僵尸。   那么，究竟该如何构建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新局面呢？   （一）提倡文化自觉，重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看法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8]这说明端正心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抱有一种温情，充分了解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才可能增强文化转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二）逐渐摆脱“反向格义”即“以西释中”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不但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有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只有了解，才不会误用和乱用。比如，如果能明白中国传统文论是如何评价李白的，又能清楚地了解西方的浪漫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类不伦不类的说法就可以避免。  #p#分页标题#e# （三）古今对话，激活传统。这种作法不是回归，也不是复古，而是传统与现代相遇之后，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禅宗和宋明理学就是佛教思想与本土文明相互对话的结果。   （四）具体到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上，也应作适当的调整。较为空洞的文学史应该压缩，古代经典作品的比重应大大加强，引导学生直面古代经典，增加感性认识。另外，关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绍也要加深，不能停留在概论的层面，最好对近代西方文学思想方面的关键词进行知识考古，梳理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脉络，使学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了解它，这样才不致于生搬硬套。   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只有教师的观念转变了，对传统的理解加深了，对近代西方的理解也增进了，这才可能在课堂上引导学生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形势下激活传统，最终形成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新局面。

（一）

一、加强古代汉语基础知识训练

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必须首先过好古文阅读关，能读懂文言文。学生不掌握好古代汉语，就难以阅读与理解古代文学作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基础薄弱的问题，古代文学教师在赏析作品前一般应先疏通文意，加强对学生古代汉语基础知识的训练。这种基础训练，首先体现在古代文学教师在疏通文意时，强调学生注意把握语言文字的各种含义及相关知识。其次，要注意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两门课程的融会贯通。古代汉语的内容分为文选、常用词与古汉语通论三部分。文选部分即语言学的经典，往往就是文学名篇，与古代文学重在赏析不同，其更侧重字、词、句的落实。常用词的用法与古汉语通论部分，是读懂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相关知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应与古代汉语教师进行沟通，使二者的教学紧密衔接。对古代文学课程来说，有了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和教师的语言学分析，学生就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欣赏、把握其文学特征。在学生课外学习方面，主要依靠多读多看。引导学生多读作品，选择一部分好作品反复熟读，开始时可以选择简练优美的唐诗宋词，进而选择散文名篇如《聊斋志异》《唐宋传奇》《世说新语》《古文观止》等。通过多读多看，逐步掌握文言文的丰富词汇和语法规律。

二、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意识

兴趣是推动人们去认识事物、探索真理的一种重要动机，是学生学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大教育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瑞士现代心理学家皮亚杰也认为：“一切有效的活动必须是以某种兴趣为先决条件。”兴趣是求知的内在动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学习，学习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兴趣

态度决定行为，学生对古代文学意义的认识深刻，学习的态度端正，必能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首先，引导学生消除“古代文学无用”的错误观点。通过古代文学的学习，可掌握古代优秀文学文化，增加知识储备，提高综合素质，提高阅读、鉴赏、语言表达与文学创作能力，为以后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和其他工作打下基础。古代文学作品既给后人美的享受，又给后人提供无穷的学习提高的机会。现代文化文学对古代文学的借鉴与沿袭永远不会停止，如金庸、琼瑶的小说创作得益于古代文学丰富的滋养，又如方文山等众多音乐人化用、改编古诗词，不仅在文化传承上有积极意义，而且丰富了现代文化宝库。其次，如王慧刚所言：“古代文学课程不是远离现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的。古代文学的讲授不仅仅是文学知识的传承，更是人文精神的传递。”无论学生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人格修养、修身养性都是必需的。从古代文学可以挖掘与现代人生的诸多契合点，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理想人格。如苏轼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面对挫折，任运随缘；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锲而不舍，坚守理想；《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坚强包容，君子品性。

一、古代文学课程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与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的两大核心是儒家和道家，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经过历朝历代官方的提倡和自身不断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基；道家思想主张探索宇宙、人生真理，是古代士人精神的依托之所，这两大思潮和来自外域的佛教信仰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的基石。唐朝散文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这里的“道”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想。古代文学先秦文学史部分详细介绍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潮流，选录儒、道、墨、法等诸子散文，这些文章既是文学作品又是哲学著述，在欣赏这些美文的同时，也能了解诸子学说，如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儒，逍遥天地之间，与道合一的老庄哲学，表达社会底层民众思想的墨家和农家等。先秦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基，其后有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

讲述两汉文学就必须提及儒术独尊的思想形式，介绍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则不能不关注玄学和佛学，唐代诗歌与当时的音乐、绘画、社会思潮关系密切，讲述宋代诗文则必然与程朱理学和禅学相联系。虽然文学史对各时代的思想学术背景简而述之，但从总体上来说，通过古代文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尤其是文科专业的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国文学前后相继，在数千年的文学发展中，思考社会人生、感悟生命历程是其永恒的主题。

读屈原的《离骚》，让人深深浸淫于对国家一往情深的热爱之中；读司马迁的《史记》，让我们对过往数千年的个体生命经历和时间、历史发展有了辩证的认识和思考；陶潜一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而下令人追羡不已。李太白倜傥不群，诗歌热情激荡，千年而下，读之依然能涤荡心魂；读杜子美之诗，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李唐天宝末年天子昏庸、奸佞当道，武将好大喜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图景。先秦的诗文、两汉的文赋、汉魏六朝五言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书写和抒发了古代士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深邃情怀，记载了古人对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

二、古代文学课程的历史思维与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关系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悠久的历史被不间断地记载，从武王灭商，秦、汉易代的经验中，继任的统治者无不鉴于前朝，反思历史，形成了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古代文学课程以文学发展为主线，以“知人论世”的原则和方法分析描述，对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做了概述，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讨论文学现象。袁行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是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文学作品中的史传散文也是历史文献，从《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张中丞后传》、《五代史伶官传序》等史传散文中，读者在体会古文笔法的同时，也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历史文化，思考历史发展规律。

通过古代文学史的学习，能够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社会风俗变迁等历史常识，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人文精神素养。在历史长河中，个人命运融入其中，使得如江河之水奔涌而前的时间更加丰富多姿，充满感性色彩。在古代文学史学习过程中，作者生平介绍环节，可以使学生体会多种多样的人生状态、情感经历、生命抉择，从而以古人的生命智慧充实启发自身的心灵与智慧，培养理性精神。先秦的庄子倜傥不羁，与道合一，以他的人生实践着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东晋陶渊明安贫乐道，恬淡冲默，开拓了属于古代士人的一片精神净土；李白风流潇洒，卓尔不群，身体力行了浪漫主义的人生情怀；杜甫忧国忧民，感念黎元苍生，历经艰辛，慨叹“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寄寓身世之悲；辛弃疾文治武功，英豪一世，一腔爱国志向尽赋予短歌慢吟中；曹雪芹阅尽人生富贵贫贱，倾注一生，铸成红楼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