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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琦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掠过那些交织着生命印记和历史变迁的视听景观,人们得以触摸并为之怦然心动的,是尖端科技水平与天马行空之想象的奇妙碰撞。而所谓影像的真实意义,是在貌似虚幻的光影背后所映照出的,人们对永恒命题的迷恋与追寻,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冥想与焦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穿越梦想和现实之间界限的独特能力,使得电影能将人们感受真切且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演绎为富有感染力的叙事情境进行更广泛而直观的传播,或近距离展现客观世界的本色原貌,或借助虚构的角色和引人入胜的剧情,在银幕上重新唤起人们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与理解。
这种把社会语境和叙事语境相互对接的实践特性,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突出表现在关于生态问题的多元思考上:在社会层面,人类正在越来越频繁地遭受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末日意识”散布全球[1],关于如何改善生态条件,让自然界重归和谐,成为街知巷闻的热点话题;而在电影的叙事层面,这种由于生态失衡所引发的天灾人祸被集中、加速或放大,成为骇人听闻却又逼真可信的惊险事件,反复挑战着观者的视听神经,电影本身,也越来越多的融入一种自觉的生态观念与反省精神。电影中所谓的“生态观念”,并非“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对自然或环境的简单描述和肤浅赞美。更不是利用人类以外的物种和生命,来象征、比喻或衬托人类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2]。而是尊重各种生物形态的生存意志,并且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的是非观念与价值判断。事实上,在反映生态危机和自然灾难的电影当中,人类角色往往是悲剧事件的始作俑者和直接受害者。而最终消除生态问题,挽救人类命运的,常常是那些不再将自然生物视为人类谋利工具,能够抛开狭隘的族群观念,并真正对自然和生命抱有尊崇与敬畏之心的角色类型。
一、唯美与真实:生态景观的全息记录
在影像中追溯自然世界和生灵的美好,人们也许更愿意从一些历久经年的动画电影里找寻。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鼹鼠的故事》,曾经以如水墨丹青般的绘画风格,原始拙朴的笔调,从孩子般纯真、善良而活泼的小鼹鼠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简约而动人的森林景象。而在宫崎骏的《龙猫》里,河流清澈,绿树成荫,枝蔓高耸入云,孩子们与森林间的精灵嬉戏玩耍,野花小草在柔和的晚风中恬静地摇曳着身姿。这一切,其实都是电影“原生态”主题的诗化表达。而阐释这一主题最直观的形式,莫过于将摄影机面对人类以外的生物世界,用纪录片式的影像语言描摹出它们的生活景观。作为电影类型中被公认的最具文化品格与独立精神的片种,纪录片在生态观念传播过程中,往往起着核心的作用。
与以往传统科教片有所不同的是,经过英国BBC、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y等节目制作群体的多年经验积累,目前许多优秀的纪录性电影无论在投资数额还是在拍摄技法上,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作品不仅耗费漫长的拍摄时间,动用大量最先进的摄像设备与技术,在艺术的把握上更是精益求精,可谓是不计成本地进行制作,作品本身常常也成为超越时空,值得永久回味的银幕经典。如法国导演雅克•贝汉2003年拍摄完成的《微观世界》,作为一部纤毫毕现地将昆虫世界绽放成为视觉奇观的纪录电影,它花费了导演20年时间,最后剪成73分钟的片长,呈现于世。被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忽视的脚下,平素默默无语的生命渐渐显影:从蚂蚁搬家、蜜蜂采花、甲虫大战、蝴蝶破蛹而出,到蜘蛛吐丝、蜗牛互相致意、孑孓变蚊虫飞离水面……一系列昆虫们生息繁衍的过程,被耐心而细致的镜头准确地捕捉。同时,导演也充分调动音效、剪辑和摄影机的运动,如工笔画似的,记录下悬挂蜘蛛网上的雨滴、彩色树叶所映衬的蜜蜂、蝗虫摆动的触须,以及靠近露水的瓢虫,配合以或诙谐或紧张的声画效果,营造出富有动感和节奏的自然风景。
导演随后拍摄的另一部影片《迁徙的鸟》更是将纪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所拍胶片长达450公里,动用十多位飞行员和一支专业科学考察队,配以自然和谐的背景音乐,全程记录候鸟南迁北移的旅程。在生命轨迹的冥冥指引下,候鸟们克服种种恶劣的自然环境,穿越狂风乱沙与冰天雪地,翱翔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之上,为保护幼崽与天敌顽强对抗……一切的努力与忍耐,都只是出自于最简单的求生和繁衍之愿望,如同开篇旁白所说的,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同类题材还有讲述南极大陆上企鹅生存境遇的《帝企鹅日记》,在数千年来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南极世界,可爱、滑稽而又顽强的帝企鹅种群,以它们的勇气与智慧,演绎出震撼人心的生命故事;而《深蓝》则引领我们潜入海底5000米,进入抹香鲸“深蓝”的人生历程,这只两岁时就经历生离死别的深海之王,跨越重洋,终生都在搏斗和旅行中度过,也目睹了人类对海洋日益贪婪的侵略;2009年,由吕克•贝松监制的电影《家园》则带领观众俯瞰地球的美丽与创伤,完成了全球50多个国家的空中拍摄,以警示人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对生物资源的珍惜。
除了相当程度的投资规模和时间成本,这些美轮美奂、如同传奇史诗一般的影片还具备这样一些创作理念和艺术特征:首先,它们在物质和技术上的投入,虽然多半通过商业组织赞助等途径筹集,但制作本身,力求达到最忠实的情景记录和最完美的拍摄效果,而非出于任何炫耀或者商业的炒作;其次,作品当中人的形象,始终是被淡化的,是自然界生物的陪衬而非主体;再次,在拍摄过程当中,创作者努力与生物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在设法亲近它们并了解它们的习性,使之逐渐消除对人类的戒备之后,才开始正式的拍摄工作;最后,对于“忠实再现”和“艺术加工”两者的尺度把握,始终遵循“既高度重视生物的本来面貌,又适度借助视听元素来渲染气氛,强化情绪”的艺术原则。这些创作理念和实践手段,既体现了现代纪录片与传统科教片的诸多差异,也充分折射出在大众娱乐甚嚣尘上的今天,该电影类型为适应商业形势的快速变化所进行的合理调整。
二、怀旧与反省:生态处境的文化忧思
如果说,那些用高清数字摄影技术所铭刻的,是一些唯美精致得让人赞叹的视听胜境,是赏心悦目、涤荡心灵的梦幻旅程,那么,翻转过来,也有可能是倒映残酷真相的多棱镜,从中可以窥探得到,在华丽影像的背后,自然世界由于科技文明的极度扩张而变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的另一面,以及作为生物环境的入侵者与改造者身份、而非胜利者身份出现的人类形象。早在《鼹鼠的故事》中,就有很多地方表现文明生活的种种“不自然”,当鼹鼠和伙伴们在森林里快乐地嬉戏的时候,突然发现身边的参天大树在机器的侵袭之下,成片倒地,它们只能挤在一根小木桩上,惶惑无助地四处张望,并为保护路边的一束野花在城市里仓皇奔突。影片多次表现出森林/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前者是洁净的、祥和的、种群是多类别的;而后者是污浊的、忙乱的、是以机械工业化复制为基本特征的,形象地体现了现代科技文明对农耕社会的颠覆,对生物环境的破坏,对生命本真的异化。#p#分页标题#e#
同样,在宫崎骏的许多电影里,这种人类拓荒者与自然界之间泾渭分明的关系,往往演变成无法调和的激烈交战。因为政府决定实施东京附近的多摩新市镇开发计划,严重威胁当地野生狸猫的生存,狸猫们想尽各种方法与人类对抗却以失败告终,这是《平成狸之战》所讲述的故事;《风之谷》里所描绘的“腐海”,实际上是净化污染水源和土壤的神奇空间,人类却对它怀着恐惧和憎恨,甚至试图将其烧毁,导致腐海中愤怒的“王虫”席卷而来;在《幽灵公主》里,因为人们烧荒砍伐森林,深受滋扰的野猪神决心与人类拼死一战守卫家园,人类砍下森林守护神麒麟兽的头,几乎导致灭顶之灾。在这一系列的生死激战中,人类始终是处于入侵者的地位,而看似静谧安详的自然界,也会在面临危机之时,爆发出人类难以想象、更无法抵御的狂暴与魔性。
相对而言,以纪录片形式出现的生态主题电影,其写实主义风格就显得更加强烈,更强调新闻报道式的非虚构性。它擅长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序列说话,以淡化叙事色彩的旁白和现场采访,深度解析事件的因果关系。航拍漂满黑色原油的水面,呈示的是海洋污染问题;漫天黄沙的荒漠,展现的是愈演愈烈的土地沙化问题;成群的被剥皮的藏羚羊尸体,讲述的是难以遏制的偷盗捕猎问题。这些为人们带来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的影像语言,充分彰显出纪录电影尊重事实的艺术本性与关注现实的社会功能。这种从投资、制作,到发行和宣传整个运作机制的高度社会性和公益性,在2010年2月的台湾纪录片《正负2度C》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影片取名“±2℃”,源自日前哥本哈根会议的结论,即未来人类如果要生存,就必须将气温控制在摄氏两度以内,但在创作者们考察实际情况之后,却认为前景堪忧。影片由台湾媒体节目主持人陈文茜率领工作团队共同制作,从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上看并无太多新意,但在发行环节却富有公益色彩:在经费上获得多位知名企业家的联合赞助;在宣传上也得到许多台湾知名歌手和演员的鼎力支持;主张以不牟利而让更多人观看为首要原则,公开影片版权以供全球网民们下载、播放,全力呼吁民众重视全球暖化议题,尤其是希望岛内观众能由此对台湾的海平面上升问题形成足够的关注度。
影片在结尾引用2009年一位印度女孩在联合国所发表的谈话,将这一问题联系到政治领域。这位女孩曾经如此追问在场的各国代表:“我希望你们对地球做出改变,你不要让我长大之后,回过头来质疑你们,当你们拥有权力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由此可见,虽然是一部以纪录风格呈现于世的电影,但无论是镜头的使用还是主持人的旁白,都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和价值倾向,体现出游离于传统纪录风格之外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环保宣传意味。如果说,《正负2度C》对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担忧与思考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大众宣传的话,那么,在揭示生态失衡真相,追寻事件发生缘由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某些人类群体阴暗本质的揭示,换句话说,许多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生态悲剧,都是人类贪婪本性所造成的恶果。这在2010年奥斯卡获奖纪录片《海豚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数十年来对海洋哺乳生物异常关注并积极参与其中的理查德•奥巴瑞,以超绝的智慧与胆魄,和近乎冒险的工作方式,与环保主义者、导演路易•皮斯霍斯积极合作,为人们揭开一场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黑暗内幕。他们的工作组深入位于日本的“太地(TAIJI)”海湾,共同展开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偷拍任务。这个地势险要风景美丽的秘密海湾,却因为当地渔民对海豚实施的无限制捕杀,而成为葬送海豚生命的可怕地狱和“屠宰场”。创作者们突破戒备森严的重重防线,潜过那些“又高又尖的铁锥的大门、带刺的铁丝网和像剃刀一样锋利的栅栏”,以“非常规”的方式,完整记录下当地捕杀海豚的真相。首先,在制作团队的构成上,《海豚湾》是非常规的。由于捕杀海豚是当地小镇的支柱产业,是渔民们牟取金钱的主要途径,所以任何试图接近腹地、记录真相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被羁押甚至被夺去性命。皮斯霍斯所邀请的成员,都需要有“特种部队”式的超常能力,以便能及时应对突如其来的偷袭和各种形式的攻击;其次,在拍摄方式上,也是非常规的,除了邀请国家潜水冠军和“工业光魔”的特效高手,帮助他们在水下偷偷安装摄像头和窃听器之外,还请电学专家为摄制组提供高速运行的马力系统和无人驾驶的遥控飞机模型;整个拍摄过程全部使用只有在军事领域才会用到的无热源高清摄像机。
历尽艰辛和危险所拍摄下来的影像资料,成为揭示关于海豚湾生态问题的最有力证据,那些充满现实感的镜头无需太多解说,足以引起观众对于这一屠杀行径的强烈愤慨,以及对海豚境遇的深切同情。作为拥有比人类更大脑容量的生物个体,海豚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与同情心,它们也是唯一会主动拯救人类的可知野生动物。但是为了可怕的贪欲和野心,人类却放弃了最基本的良知,背离了本性,处于利益链条之上的政府部门,同样对海豚的猎杀行为采取不闻不问的漠视态度,电影在制作和发行过程中,也遭遇不同程度的冷遇和阻挠。正如有人所形容的,“人类是地球上的癌细胞”,这部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用异乎寻常的坚韧与信念,将这场残忍的生态悲剧展示于世人面前,更深入探究了悲剧之所以发生的人性根源与社会根源,使观众能够在谴责和反省人性丑恶之劣根性的同时,对丑恶现象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与现代文明土壤给予深切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海豚湾》为生态观念和自然精神的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探索方式和文化高度。
三、炫目与煽情:生态理念的商业策略
虽然记录风格的电影更加注重对事实数据的推敲与铺陈,所揭示的真相也足以让观者警醒,但那些产生于主流商业体制之内的娱乐电影,同样对生态观念和环境问题进行着一种特殊方式的有效传播。与纪录片最明显的区别是:通俗剧中的生态危机传播,并不是生活中具体存在或者已经发生的,而是依据现实情况所推导出来的一种“潜在”风险。这种“莫须有”的生态风险和危机,因为被赋予了看似有理有据的逻辑推理,而变得具有说服力,同时那些生动、形象、惊险万分的灾难过程因为加入叙事元素的严密建构,使得观众即便没有经历过此类事件(纪录片有时会因为过于真实反而给人造成一种距离感),却会在观影过程中“将其转化为自己个人经验的一部分并获得某种心理和情感的认同”[3]。从这个角度说,通俗剧的叙事属性一开始就决定了它将是最能将生态观念进行广泛传播的电影类型。其中最具视觉色彩的灾难片、科幻片,以其形象的直观性与超绝的想象力,不仅为人们揭示了更具威胁性和破坏力的生态危机,也蕴涵了更为通俗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元素。#p#分页标题#e#
在数万年前的冰河世纪,无敌于天下的恐龙彻底灭绝,如果新冰河世纪来临,人类会不会遭遇和恐龙同样的噩运?影片《后天》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象所进行的灾难故事。继拍摄该片数年之后,导演罗兰•艾默里奇以更加先进的电脑科技与特效,制作了另一部生态灾难题材电影《2012》。在这部影片中,导演“汇集了几乎电影史上所有的灾难:地震、海啸、飓风、火山爆发、洪水滔天,大量体现人类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在自然界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4],整个城市如同陷落的轮船,迅速地断裂、倾斜、破碎,渺小的人类群体也因此遭受难以想象的灭顶之灾,人们对于生态灾难的无穷想象,似乎也在一系列天崩地裂的剧变中,被发挥到极致。与《后天》《2012》《彗星撞地球》《地火熔城》《海云台》等影片相比,采用IMAX技术拍摄的《阿凡达》,则不再偏重于渲染灾祸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而是尝试建构一种更加完整和成熟的生态学思考。
影片讲述地球上的某大型公司,为了攫取潘朵拉星球上的能源矿藏,毫无顾忌地派遣军队,破坏当地绵延茂密的生态环境。作为潜入者“阿凡达”出现的伤残退伍兵杰克,在与纳美人交往并相爱的过程中,被他们神圣而庄严的生命理念所打动,最终改变立场,挺身而出,成为纳美种族对抗特种部队的英勇首领。这部看似俗套的科幻爱情片之所以被视为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仅在于它代表了电影科技目前所能达到的巅峰,其复杂的表情动作电脑捕捉及合成技术令人叹为观止,更在于作为一部投资高达5亿美元的商业娱乐类型电影,竟然还能在常规叙事和主流道德观念之外,张扬一种叛逆意味的价值取向,并且,能以此为基准,雄心勃勃地建造出一座充满神奇、幻想与自然主义精神的生态家园———潘朵拉星球,与因现代科技文明泛滥而导致资源枯竭、人性沦丧的地球,遥相呼应。
这个星球拥有“无以伦比、高度发达”的生态系统,动植物种类不计其数且每一种都具有独特的外形与个性,如潘多拉烈马、迅雷翼兽、终极魅影、锤头雷兽、斑牛、蝰蛇狼、闪雷兽……;生命逝去后化成的精灵就像空中飞翔的水母一张一合,夜晚发光的植物如同瑰丽的神秘仙境;悬浮在天际的巨大山脉;虚空中飞泻千尺的巨大瀑布;纳美人用“辫子”的神经末梢与动植物连接感应,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合一”;更富想象力的是,星球上的生态环境是内在联结的,所有生物都能借助神经纤维网络———“爱娃”的触须,自由下载生命的密码与信息。这一切,共同构成了《阿凡达》叙事的真正主体。
影片的生态观念与情感立场同样令人回味,纳美人在狩猎的时候,只索取维持生存的基本能量,从不过分砍伐或杀戮,他们相信,生物之间的能量,是一种暂时寄存的关系,并会在生命终止的时候交还给大自然;在科幻片中通常以受害者和弱者出现的地球人类,变成了贪得无厌的侵略者;而传统价值观下的“背叛者”杰克,却是保留人类最后一点善良和道义的英雄,他与伙伴们的反省与抉择,象征着人类群体道德回归的部分……这些无疑都在暗喻,过度的贪婪是无意义的,而且必将导致自我毁灭。尊重生命的自由选择、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以正当的手段获得维系自身生存的能量,这些并不新鲜的生态主题,在成熟运转、行之有效的商业运作机制之下,借助一段在外星球上发生的奇幻冒险旅程,被赋予重新读解的可能。
结语
以生态理念和自然意识为精神主旨的电影叙事,在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背景下,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是社会转型与民间力量的催动使然,也反映出电影文化迎合时代潮流与大众口味的传播本性。只不过,冷静写实的纪录主义,在细致还原事物本来面目的同时,因其内容的揭露性和敏感性,往往受到许多现实因素的限制,不能进行足够广泛的传播;而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通俗剧模式,却容易将原本残酷的现实,演化成令人宽慰的虚假狂欢。这种取舍两难的二元悖论,常常潜藏在那些充满激情的文化表述背后,暗自纠结。事实上,借助影像的多重书写,人们试图获得的,是对这一问题暂时性的情感纾解和精神寄托,而非寻求真正彻底的解决之道。电影文化所能意指的,也只是人们内心对于生存境遇的焦灼与追问,以及对生命旅程的无尽猜测与想象。生态危机的设问与解决,是一个关乎社会体制、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的复杂命题,需要多方协同,才有突围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