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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徐文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一、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总结
中国古代向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对一个现代政党而言,文学不但是承载、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更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阵地。首先,对传统文学的学术研究。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涉及,但更侧重于古典小说、传统戏剧文学和其它民间文学等方面。他们对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崇的正统文学加以猛烈的批判,而对其所轻视的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基层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和题材,则极力发扬。同时,他们还继承近代以来的实证之风,对一些在历史上被歪曲的文学作品,加以历史的还原。下面,仅以其对旧体诗词和古典小说的研究为例:旧体诗词的主要特点是对韵律、格式和字数的严格限制,不利于通俗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因此,早期中共的基本观点是:旧体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提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同时,又认为旧体诗词已不适应当时的文学潮流和社会需要,反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做旧体诗词。陈独秀的理由是“旧诗难做,不能自由的表现思想,又易陷入窠臼”。对于做旧诗的人,他的做法是“讽劝他,叫他自己省悟。”①20世纪30年代,北京个别大学开设关于“词”的讲座,并提出了“昌明词学”的口号。张天翼就指出:“鼓吹青年们作词”与文学本身的发展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从其对旧体诗词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早期中共反对盲目摹拟传统的文学形式,而阻碍文学作为思想载体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进行自由交流。这一主张实际上是早期中共为向广大下层民众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扫清障碍的必然要求。
就古典小说而言,早期中共的学者们主要是将它们作为了解、研究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状态的历史材料来对待的。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在创作上“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②。因此,小说本身就是历史材料。在《〈西游记〉新叙》中,他认为:“元明间,国语文蔚然大起……在研究时代语法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有同样的价值。”③对古代白话文进行了明确的肯定。1921年7月,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该文被后来的大陆红学研究者认为是“我国第一篇以崭新观点评论《红楼梦》的文章。”④该文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特征入手,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深入剖析了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关系,对宿命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人的中心”的观点。早期中共重视对古典小说的研究,首先是因其描写的对象大多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这符合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取向;其次,古典小说在当时仍是下层民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早期中共通过对其进行研究,也可以从中发现其吸引广大民众的原因,并在自身的宣传工作中加以借鉴。其次,早期中共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传统文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主要有两点:一,理性审视和批判继承的思想的初步确立。张天翼认为:“对于旧的作品,我们并不抛弃,正相反:我们要全盘承受……把它们用来做我们的滋养料……承受旧的技巧,通过科学的辩证法,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⑤艾思奇也认为:“接受文学遗产是要从里面找到滋养的食料,以助成新兴的文学。”⑥二,提出了研究传统文学的基本方法和目标。就方法而言,1922年11月11日,茅盾在致汪馥泉的公开信中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分组不如分段。”即主张以年代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划分标准,反对以体裁来划分。因为“中国书里,伪托极多”,要“查清伪书……按着时代分段来研究,似乎比分组好些。”同时,可以避免“研究文艺思潮的人不能不兼研究文艺的各支———诗歌、小说等”⑦的状况,从而避免人力的浪费。就目标而言,早期中共研究传统文学是为了在全面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克服它的不足,吸取其可资利用的方面,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他们认为,“旧文学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在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时,西洋文学和旧的中国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⑧只有这样,才能“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⑨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研究还有一个目的,即如恽代英所说:“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10。总之,早期中共的传统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紧密结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于配合其政治、军事战线上的斗争,建立、完善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早期中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学问题的价值重估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已经做了大量打破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相结合来束缚人民思想和观念的启蒙工作。但在当时,这种启蒙对广大下层民众的影响非常有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运动后期分道扬镳,早期中共是其重要的一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学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价值重估。同时,也对传统文学进行了一次再检讨。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是比较全面的。郭沫若在当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定性:“所谓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制度的一种表徵。”○11同时,他们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传统文学的目标远没有达到,它只是在没有对传统文学展开彻底革命的情况下,造成了资产阶级的文学,并把这种文学称为“贵族文学”、“绅商文学”,把表述这种新文学的语言称为“梁启超式的白话”,认为“古代中国文现在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用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重新复活了……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12并将失败的原因推给了胡适一派。瞿秋白严厉指责蔡元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对反对文学革命的阵营采取了妥协态度。由此也就隐含地指出:早期中共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文学革命前进方向的代表。综观早期中共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学关系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革命走了这样一条路子,即: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的文学形式,提倡新的文学形式———反对旧的语言形式,提倡新的语言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始终贯彻着新旧之争,但争论的范围却一再减小,范围减小的同时,一些传统文学的成分就被搁置、保存下来,甚至被人为地利用。#p#分页标题#e#
三、早期中共与其它文学派别就传统文学问题的论战与汉字拉丁化运动
20世纪20年代初,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涤荡,“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13。之后又先后出现了所谓的“学衡派”、“甲寅派”等文化复古派。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自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也结合传统文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于1930年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养料。他们的策略是不从正面冲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是也拿中国传统文艺当靶子,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戴起‘革命’的假面具来抨击中国旧传统文学”○14,希望以此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争夺阵地,从而以超阶级的“民族”概念,抽掉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烧得正旺的釜底薪火。现在看来,撇开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谈,从纯学术的角度讲,这些复古派的观点有很多是正确和富有远见的。早期中共对于上述复古派别的批判也基本上没有失实,实际上是各自从自身角度出发,各说各话,在争论的方式上也是“只放不收”。但是,当时的斗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尽量地争取群众,过多的思想派别存在,势必影响群众的视听,分化其力量,尤其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的御用文人借文化问题打压自己。因此,争论在所难免。茅盾为批驳“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专门写成《“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一文,文中最后一句为:“紧接着一阶段的,将是什么?是滔天的赤浪扫除了这些文艺上的白色的妖魔!”○15这里,已明显地透露出时已在组织上脱党,但作为党领导下的“左联”领导人的茅盾的思想倾向。
中国传统文学得以延续几千年,“书同文”是技术上的根本保障。但是,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文学大众化运动以来,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部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学语言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但要求废除文言文,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也在排斥之列。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所用的语言是大众所不能“听得懂”的。他们强烈要求创造“大众语”文学,甚至要求废除汉字,实行拼音文字。这种做法无疑与当时极“左”思想的统治有关。同时,也是在人为降低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以适应大众的理解力。瞿秋白认为,要实行“文艺革命”,必须首先实行“文腔革命”○16,而要实行“文腔革命”,就“必须废除汉子,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17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文学“仍旧是读出来听不懂的文字……不看汉字只听声音是不能够懂得的。”○18从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文字改革目标是音形一致,即不看字形,只听发音就能会意。这无疑是出于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现实需要,但其激进程度可见一斑。在这一点上,也有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观点比较理性、温和。郭沫若就认为,语言仅仅是思想的载体,不主张以运动的形式,人为地强行将文言文逐出文坛,他以严复在清末用“周秦诸子的文体”来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为例,说明“有了意识的革命,就算用文言文来写那种革命的意识不失为时代的文学”○19。茅盾则说得更清楚:“我们并不主张白话文中必须排除一切从文言文中来的字眼,我们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口头上活用的文言文字眼是主张容纳的”○20。
四、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研究和改造与大众文学观的形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大众化成为进步文学家们一致的诉求。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学形式和作品被引入中国,同时,受近代西方文学影响的中国人也开始自己创作区别于传统文学的作品。一时间,大量标榜新文学的团体、刊物相继出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21就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文学现状而言,早期中共认为,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普遍生活在传统文学的笼罩下,“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22“广大民众依然浸淫在‘孔家老店’招牌下的‘旧文学家’的宣扬‘道统’的文学作品之中。”○23张天翼指出,中“所谓文学革命是造成小白脸文化的……过去的作品……适应着小白脸,适应着小康之家的学生们。不是大众的。”○24这里所谓的“小白脸”是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这种传统文学充斥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冻结了其所蕴含的革命能量。
为此,早期中共就如何实现文艺的大众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尝试。其主要做法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利用大众看得懂而又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尤其是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创造出以宣扬党的理论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朽、反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文学大众化首先就是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25在操作层面上,考虑到大众的理解力和接受能力,早期中共认为,“可以一时地,批评地采用旧式大众文学的体裁,如小调,唱本,说书等”,但同时强调采用这些形式是为了适应现实情况的需要,而非最终目标。“我们也不是一味地长久地使用这种旧的形式”○26,他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内容,使这内容终于会突破旧的外壳,而显现出自己特有的新衣裳。”○27即通过利用旧的文学形式注入新的思想,最终促成新的大众文学的诞生。实际上,从纯文学的观点来看,利用传统文学的形式来创造大众文学的新形式,必然导致文学水平的低层次。但这种“倒退”在当时的宣传性作品中不可避免。早期中共自己也非常清楚,为宣传而粗制滥造不应该成为文学的标准。因此,暂时降低文学的艺术性而加强其思想性是早期中共对时代主题理性把握的必然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中共这里已经不是单纯地对传统文学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在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研究如何评价、改造和利用传统文学的问题,并初步进行了理论总结。#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研究和利用主要取材于传统文学中反映大众生活或贴近大众生活的部分。早期中共虽然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的学术理论体系尚未构建起来。因此,郑振铎后来回忆说:“过去写的许多篇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重新考虑,值得加以批判的。一九三○年以后所写东西,比较的有些新观点……虽然不免有些偏激,甚至有些‘借题发挥’,但倾向是好的。”○28这一问题直至30年代“左联”成立后才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事实证明,早期中共对传统文学的方针是定位准确而又灵活把握的,是实事求是作风的最形象的体现。可以说,在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中始终处于劣势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始终牢牢地把文化领导权抓在手中,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解决传统文学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对传统文学的理论思索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历史进程,大大丰富了中共自身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