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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土著传统文学源远流长,从18世纪下半叶起就有土著人用英语从事创作活动,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编撰的美国文学史对各个印地安部落创造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学很少提及。③直到1988年由埃默里•埃里奥特教授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才有所改变。全书第一章就是由美国著名的印第安基阿瓦作家斯科特•莫马迪(N.ScottMomaday)撰写的《土著的声音》一文。在谈到美国文学的起源时,莫马迪认为:“在美国文学中,土著人的声音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就没有真正的美国文学史,而这一点在我们的学术界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其历史的悠久而形式丰富、内容广博得难以穷尽,二是由于其反映的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令短缺的研究人员和不足的研究手段相形见绌。“尽管如此,这样的研究是显而易见真切需要的……口述传统依然是文学的发展基础”。④除此之外,八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中也有专门章节介绍和评论美国土著传统文学,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美国文学选集中,都加入了介绍传统和当代的土著文学作品的选篇,并有专门的美国土著文学选集相继出版。与传统土著文学悠久的历史相比,当代美国土著文学直到1969年⑤才开始在美国大学课堂、图书馆兴起的美国土著文学研究热潮中崭露头角。这得益于1950年代印第安事务局的建立和1960年代美国印第安运动的推动,一批如斯科特•莫马迪、詹姆斯•威尔奇(JamesWelch)、莱斯利•M•西尔科(LeslieM.Silko)、路易斯•厄德里齐(Lou-iseErdrich)等土著作家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逐渐由边缘进入美国主流文学,被广泛阅读并荣获普利策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全国图书评论界奖等。1977年由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在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举行的“美国土著文学研究会”及随后的一系列暑期研讨会更促进了美国大学广泛开设包括土著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及评论等方向的课程。1980、1990年代的美国文坛则迎来了如葆拉•冈恩•艾伦(PaulaGunnAllen)所说的第三次土著文学浪潮,乔伊•哈乔(JoyHarjo)、西尔曼•阿历克西(ShermanAlexie)、托马斯•金(ThomasKing)等土著作家在成熟的前辈作家的创作基础上,将土著文学推向了更广阔的后现代主义的表现空间,使其经历了一个“从无形到边缘,再到众望所归的发展历程”⑥。
在美国文学史的编撰方面,中国学者较早就关注了土著文学在美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董衡巽先生在《美国文学简史》中首先充分肯定了原住民在北美的地位。作为土地的主人,北美土著人被屠杀,文化也受到致命的摧残,文学传统几乎完全中断。⑦刘海平、王守仁等人编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更充分肯定了美国土著文学在美国文学的起始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全书概论中指出:“如果将‘美国’看做一地理概念,那么,在英国及其他欧洲殖民者和移民在这片土地上出产文学作品前,‘美国’文学早已有了数千年历史。”⑧他们视土著文学为美国文学的起点,因此,张冲在撰写第一卷时,第一章就是美国印第安传统文学,详细介绍了印第安典仪、曲词文学、起源神话和其他传说。王守仁主撰的第四卷中论及当代美国小说时也专列一节探讨本土小说。单德兴在《重建美国文学史》一书中,通过比较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部文学史的异同,探讨了典律(canon)的演变特征,尤其是在反映族裔的歧异性这一理念推广之前和之后的变化反映在不同的文学史版本中。他还专撰《边缘的声音:论克鲁帕特的美国原住民文学/文化批评论述》一文,结合克鲁帕特的文章《美国原住民文学与典律》(“NativeAmericanLiteratureandtheCanon”)和他对美国原住民自传作品的研究,提出从美国原住民文本被提升到更清晰可见、可闻的地位,并致力于重思、重建美国文学典律和美国文化史的过程来看,“如何维持一定程度的边缘性及危机感,随时随地调整、修订,并对任何可能产生‘强制性的知识’及任何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持续保持批判甚或自我批判,则成了必须时时警惕、处处留意、历久弥新的重任。”⑨纵观美国土著文学发展史,由于语言缺乏统一整体性且文字缺失,土著人的民族语言在面对势力强大的欧洲语言文学传统时,尤其是伴随枪炮而来的巨大社会变革时完全无力招架,其文学传统也几乎完全中断,只能长期以“异己”和“他者”的身份生活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并用他人的文字“英语”进行创作,成为英语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被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诸多学科的学者们所关注,如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研究其文学发展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崛起,能很好地凸现土著文学从同化到回归自我的艰难历程。
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的土著文学作品最早源于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们收集、翻译的一些诗歌、散文作品,其中的宗教传说被剥去内涵转而被复述成富有奇趣的民间故事哄孩子们开心,土著人谴责这种去印第安文化特质的肆意阐释性的翻译。白人学者大肆利用土著人的口述文学却是与美国政府极力“美国化”土著人的政策和步调相一致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土著作家大多故意隐匿真实身份,不提及作者的印第安出身,并署上一些典型的白人姓名,被迫认同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念,表现白人社会主流文化的特征。直到1930年代当美国面临巨大的经济萧条时,白人们才第一次回眸,关注到土著人的坚韧与忍耐,以及他们面临困境总能幸存的文化特征,因此才出现了第一代从自己的视角讲述、表达土著人追寻自己的身份认同的真正土著小说家。尽管他们中有的人仍然使用白人姓名,但其中对印第安思想模式的洞见及对部落生活细节的熟悉却跃然纸上。⑩1960年代以来,美国土著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土著作家不再寻求与白人作家同化,而旨在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1968年斯科特•莫马迪的小说《黎明之屋》的出版并荣获普利策奖成为当代美国土著小说蓬勃发展的起点,被称做“美国土著文学复兴”。继莫马迪之后,拉古纳-普韦布洛人莱斯利•西尔科的《仪式》和奇普瓦人路易斯•厄德里奇的《爱药》和《痕迹》等均获得极大的好评,其中厄德里奇的作品还荣获全国图书评论界奖等多种奖项。他们将文学创作根植于印第安部落文化,从印第安历史和部落传说中汲取素材,结合现当代欧美小说的创作手法,考量在当代的美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如何运用印第安文化遗产中恒久的复原力量,探寻自己的文化属性,从而消解白人的文化殖民。因此,“优秀的美国印第安作品的特点之一就是一方面意识到失败的惨痛影响,另一方面也坚定地表达并歌颂于困境中求生存的美好故事,以坚定的意志维护部落和文化的特性。”○11#p#分页标题#e#
二
在当代美国土著作家创作的小说中,主人公总是经历一个在颠沛流离中、在自我迷失的无根状态中以部落传统文化为依托、在族群的帮助下完成疗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著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对复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坚信人与自然世界不可分割,部落群体与家庭是与宇宙整体合一的,死亡只是永恒生命中一个短暂的过渡而已。作为在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土著美国人在传承文化精髓的仪式中、在古老词曲的吟唱中、在讲述重新创世的故事中连结了传统与现代,从而摆脱了身份危机,达到自我的认同和精神的回归。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强势的殖民文化中得以实现的,因此对历史的解构、对殖民话语的颠覆成为当代土著作家文学创作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但土著作家重构印第安传统的目的不是反拨与抗衡,而是在于本民族的传统能融入多元共生的环境,在得到认同的前提下,恢复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在当代土著作家中,“莱斯利•M•西尔科可能是最广为人知,是现在被最频繁地收录入文学选集的美国印第安作家,她的《仪式》一书与其它当代美国杰出小说作品一样被广泛阅读……她创造性的虚构一再颂扬故事与地域的改造能力及其对生命的复原。”○12作为一位印第安拉古纳人和白人混血的女作家,西尔科和她的作品《仪式》中的男主角塔尤一样成为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代表了整个印第安民族在当代美国社会的生存现状。《仪式》出版一年后的1978年,西尔科曾在给诗人詹姆斯•怀特(JamesWright)的信中写道:“在写作《仪式》时,我深陷在远离拉古纳的恐惧之中,不得不用写作来为自己重现拉古纳。”○13
纵观全书,西尔科将传统的印第安神话传说、诗歌、仪式融入现代叙事所建构的当代故事情节中,重新思考了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深受不确定、复杂的民族身份困扰的塔尤正是在重新发现过去、把握部落的精神力量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回归。而在他为自己的族裔特性自信和自豪的同时,也坦然接受了现实变化中现代性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实现了二者的协调与平衡。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印第安文化的精髓和代表的部落传统仪式帮助他重温民族的文化记忆,从中发现自我的存在意义。西尔科在全书的起始和结束部分都运用了部落神话传说中的古歌谣,突显了反映印第安民族的时空循环观念○14的仪式,因为在她看来,《仪式》不仅仅是一部讲述塔尤重获新生的故事,“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疗伤的仪式。”○15西尔科这种对语言文字的生发影响力的信仰正是印第安群落口述传统的重要观念之一,她在1979年所写的《普韦布洛人眼中的语言与文学》一文中直言:“每一个字都是故事,而每一个故事又能生发其它的故事,从而交织成一个无边无际的鲜活的语言的蛛网。”这样的故事和言说具有建立联系和疗伤的功能(theconnectingandhealingpow-er)。○16以1984年出版《爱药》为起点并随后连续完成奥吉布瓦世家系列小说而一举成名的路易斯•厄德里奇在莫马迪、威尔奇、西尔科等成功进入美国主流阅读圈的基础之上,用娴熟的多角度叙事手法,开辟了更广泛的阅读空间。她既从西尔科等人处吸收了土著口述故事的传统,又将之与西方的文学写作方式相融合,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被更广泛地接受,尤其是《爱药》和《痕迹》这两部作品,成为被美国教材选用最频繁的作品之一,是对非土著人进行了“有关印第安历史、文化、宇宙观、认识论的教育”○17。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经验的集合、家族传统与个人情感的冲突等主题的表达使她的作品超越了族裔的视野而提升至对人类过去及未来的理解和思索,○18使读者不得不以新的历史意识来解读当代土著文学作品。厄德里奇在《痕迹》一书中也试图通过运用“讲故事”的方式拯救正在消失的印第安文化,她借纳纳普什之口说:“在疾患横行的岁月,当我成为所剩的最后一人时,我通过讲故事救了自己一命……我在讲述中康复,死神在旁边一个字儿也听不懂,就垂头丧气地走了。”○19
此时土著作家们在失声多年后重获言说的能力,言说本身就成为了他们疗伤的仪式,成为印第安民族在苦难后幸存的象征。在当代土著小说中,仪式被赋予意义是因为它“具有贮存历史的功能,也就意味着它具有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的能力和事实……社会叙事和社会记忆互为依据,共同建构成为一个社会传承机制”○20。没有故事讲述者,没有土著作家们充满想象的虚构,记忆就将被束之高阁,直至被永久地遗忘。因此,对当代美国土著文学创作的研究与其说单纯是一种文学的赏析,毋宁说更是一种社会记忆的解读与传承。当代美国土著文学中这种普遍的对故事言说和仪式的尊崇既源自于其口述文学的传统,也源自于这一民族的宇宙观和传统信仰。土著人一直都坚信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其中的自然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神圣的、有生命的,并且是与人类的活动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总是以一种参与的意识来对待自然现象,宇宙就是各种生命力之间关系的反映,而生命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互相交叉的宇宙体系的一部分。土著人具有悠久而丰富多彩的仪式传统,其形式和内容都体现了印第安民族对和谐、平衡、统一的推崇和追求,表达了他们对时空循环和亲缘关系的独特认识,充溢着强烈的群体亲缘意识,这与白人文化中极力推崇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仪式成为传承印第安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具有现代意义的仪式成为一种重要的桥梁和纽带,指引着当代土著人对民族属性的回归。他们传统的创世传说、曲词和仪式中都蕴含着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景仰,尊崇着将神灵、万事万物和土著人融为一体的神圣环形(theSacredHoop),将圣环之中的和谐平衡统一视做最完美的境界。例如,对纳瓦霍人而言“正面的健康一定涉及与其环境中每件事物的适当关系,而不只是个人生理的正确运作。”
据学者们研究,土著人的和谐平衡观念与中国文化中致中和宇宙观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追求“天人合一”,既包括个体系统的内外和谐,也包括自然系统和人际关系的社会和谐,即时空、人间和超自然界的和谐。○21因此,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仪式就成为“族群的、社区的、具有地方价值的功能性表演”○22,往往是部族的全体成员参与的仪式成为维系部族群体的一条精神纽带,从神灵处获得的超凡能力绝非仅仅属于个人,而是以整个部族群体融入和谐宇宙、获得新生为目的。而仪式所蕴含的印第安文化、宇宙观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代土著作家和艺术家的认同,成为他们振兴印第安文化的依据和指南。○23他们将土著人的时空观、宇宙观和灵学思想与现当代的西方文明进行对话,正视土著人与白人共同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在寻根母题的故事中、在十足的杂糅性中寻找、建构印第安民族的族裔属性。与其他民族相比较,土著人较为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早期的口述文学既是他们传承信仰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他们在群落内部宣扬传统、灌输道德行为规范、教育部落成员的重要手段。在教化的过程中,土著人的幽默天性表露无遗。他们视生活如原本欢愉的游戏,成功者开心,失败者也令人开心,这样的人生哲学既来自于他们对生命循环反复的乐观理解,只要仍在参与就没有失败;○24同时也是他们坚韧意志的外在体现,因为幽默需要用智慧来解码现实,它“正如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超我’,温和地安抚被迫屈服的‘自我’”○25,从而使印第安民族在面临任何困苦与磨难时都能幸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丰富的恶作剧精灵形象(Trickster),它集复原与破坏力于一身,善于变形并能随意跨越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是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平衡共存的统一体。作为印第安文化的产物,它反映了土著人对打破平衡后的混乱局面恢复到和谐、平衡、统一这一最高境界的追求,同时在欢笑中完成其教化功能。○26肯尼斯•林肯在《印第安式的幽默:美国土著的双文化运用》一书中驳斥了美国文化中刻板、懒惰、酗酒的土著人形象,旨在通过解读部族文化中具有悠久传统的恶作剧精灵,阐释印第安式的幽默。恶作剧精灵是典型的反英雄,他既是幽默的指导者,又是值得尊敬的莽汉,通过自己的鲁莽、愚蠢、集正反因素为一身及其完全人格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教化人们。#p#分页标题#e#
同时,他又成为印第安民族以幽默的艺术天性幸存,而不是完全沦为悲惨的牺牲品的有力代言人。○27《爱药》在1984年第一次出版后,“恶作剧精灵就一直遍布厄德里奇的小说创作,并成为其中心。”○28西尔科的《仪式》一书中,恶作剧精灵的形象也有迹可寻,并在塔尤的“回家之路”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身披郊狼皮的塔尤和厄德里奇作品中多彩的恶作剧精灵用另一种方式述说了他们幸存的故事。在当代美国土著文学创作中,它成为土著作家抨击印第安刻板的模式形象、颠覆白人殖民话语、重构印第安族裔传统并走向多元共存的重要写作技巧。从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起,原住民与白人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分歧和冲突,作为弱势群体,他们长期处于“内部殖民”的统治之下,身在故土,内心却无归属,处于文化边缘化的状态。因此,他们对文化异质性的困惑导致精神焦虑,产生身份危机。当代美国土著作家正是抱着寻根的写作动机,运用“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回归印第安文化,并拯救正在消失的印第安文化。作为印第安文化的代言人和文化使节,遵循印第安传统和价值取向、重构文化身份成为当代土著作家共同的使命。土著传统文学一直是保存部族精神信仰、历史变迁和风俗民情的重要载体,是当代土著作家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也对作品主题和叙事艺术有极大的影响。
受印第安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双重影响的当代土著作家背负民族使命感,将传统与现代主题和结构进行嫁接,通过笔下的混血人物展现了一个个被称做“重新创世”○29的神奇故事。而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来解读这些故事时,部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则不可避免,例如土著人的语言观、视死亡为短暂过渡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女性原则为特点的文化传统以及以恶作剧精灵的多面性为教化的幽默特质等,都与西方文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出现了不兼容的现象。因此,长期被视为“自然之子”(thechildrenofnature)而非“文化人”(themanofletters)的土著人的文学创作只在最近三四十年才由于两点缘由开始进入美国文学的经典之列,一是土著文学中体现的生态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二是其演示性而非单纯文本性的表述模式。○30对于美国文学经典中这一支较晚被接纳、较少被研读的分支,其文化和历史的演变及其文学研究的后殖民语境充分体现出历史、文化与权力的互动、博弈,当代土著作家的小说创作对于当代读者透视历史、解读文化多元、理解民族属性及其文化内涵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