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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情感自由而出走
女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首先面对的便是男性，要去实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是这一愿望在当时的社会难以实现，故常常表现在情感方面或婚姻家庭方面追求自己的独立与平等。因而要实现人格独立———这是一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与认同的核心，就要实现感情上的独立。虽然在《荷马史诗》的“金苹果”故事中，海伦是受帕里斯王子和女神雅典娜的“引诱”才“私奔”的，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海伦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尽管海伦这一形象并不是有意识的反映女性的自我意识，但是在宏大的男性英雄史诗中已蕴含了女性的勇敢与大胆追求的母体，并且在其时的特洛伊城和之后文学解读中，海伦并不因其引发的战争而受非议，反而是战争更衬托了其貌美，她成为了美的化身。这一情结在其后的意识与文学表现中被继承，不断强化。诸多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女性的纯真来呈现人性之纯之真同时也是通过这些纯真女性的悲剧来突现对美的陨落与女性命运的沉思。继海伦之后，美狄亚可算是第一个明确主动追求情感慰藉与幸福的形象，为了与爱人在一起，她付出了全部身心，背叛父亲手足。她爱的热烈投入，一切为了爱也把一切寄托于爱，可以说，此时她的爱的全部就是伊阿宋，她生活的全部就是伊阿宋，甚至她的世界就是伊阿宋———除这个男人之外她一无所有甚至无法退步，所以当这个男人背弃她的时候她的世界也就坍塌了。在公元前5世纪的悲剧中已呈现了两性之间残酷斗争的母题———纯美女性的忍辱、追求与男子（男权社会的“特权”者）的负心。在海伦和美狄亚这里已经蕴含了后来女性追求者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要实现幸福就要寻求满意的爱情即感情生活，所以一开始她们的幸福与命运就跟男性之间形成了悖论关系———在整体上一旦两性间发生不和便呈现为冲突，女性的反抗就是要抵制男性但在力量上达不到所以退而求其次选择“出走”，但出走的目的在具体行为中又是走向另外的男性———并且为了能够实现此感情生活须付出代价甚至走上不归路。海伦的幸运是帕里斯没有辜负她的付出，但美狄亚的不幸却在于爱人的变心。
也算是人生的一场赌注，是命运决定还是男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男性在这里成为女性命运———幸与不幸的“命运”。所以女性追求者要实现男女平等的独立地位，首先是要在婚姻家庭中取得感情上的独立。当包法利夫人（爱玛）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感到厌倦时，希望寻找到新的寄托和出路，因此找到了鲁道儿夫。爱玛提出私奔后鲁道儿夫抛弃了她。在与卢昂的2年偷情生活中，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她陷于困厄的时候，她找的2位情人离她而去，她又不愿回到原来的家庭生活，最后服毒自杀。这是一位勇敢的女性，为了自由———尽管只是情感上的，她敢于追求，冲破平庸、沉闷的家庭束缚，最后宁死也不“回家”。但在实质上，爱玛是离开了一个男人而走向某个或几个男人———她在前后两位情人身上是精神寄托、是希望，但两位情人在她身上寻求的只不过是肉体的快乐。这种错位一方面说明女性在其时追求意识的狭隘（但这种历史局限是自身无法突破的），因此陷于男权的统摄难以找出新路。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追求的艰辛与勇敢，当她们背叛了一个男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背叛了男性社会，即使在之后的感情追求（另外的男性那里）中能获得些许补偿但她们距社会“规范”已远，故往往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情人或妓女，很难实现所期颐的独立愿望。与爱玛相似的还有查泰来夫人（康妮）、安娜•卡列尼娜等，她们都是大胆的追求者，并且这行为与男性、社会、道德等问题发生严重冲突，或者说按照男性意识和社会道德的要求女性应该听话———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而不管你是否幸福，但当女性自觉地意识到婚姻家庭和社会道德不能给予自己幸福并要去寻求时，男权和社会道德又要求女性“认命”，做出牺牲。而偏偏有一些“不听话”的女性冲破了这种束缚，这是他们所不能认同的，因此女性追求者所面临的阻力就可想而知，更何况女性并不能完全超离所阻止她的对象———譬如道德伦理、家庭责任、宗教意识等，反而是要在其中实现追求的情感慰藉和精神寄托。女性与男性的亲昵、对峙等复杂及所忍辱的极限或许戴着红字A的海丝特•白兰太太能很好的诠释。虽然在最后，其情人———牧师丁梅斯代尔，站了出来并接受了惩罚，但在整个过程中海丝特•白兰的坚贞表现使代表耻辱的A变成了代表德行的A，其中蕴含了对女性的无边赞美和爱怜。但问题在于，当这个女性冲出死寂的家庭与另一男子发生关系后，她面对的一切包括那个男子都隐退到了幕后，她孤伶伶的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包括道德、宗教意识等对抗着。
这个瘦弱的女子、艰辛的母亲所承受的仅仅是情感的惩戒吗———尽管她的罪行根源是情感“出轨”？也是从这个角度能够看出，女性在情感方面迈出的一步将引起整个社会的连锁反应及抵制。当那个胸前A的意味在人们眼中发生变化时，也使得种种对她的惩戒都失重了，她一个人平衡了世界和人心。以上几位女性是主动“出走”寻求自由、幸福的，但还有一些女性是被迫“出走”，离开了爱人、家庭或被社会边缘化。相同的是她们的处境都与男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纯洁的女人”苔丝本来是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情感生活，但是由于她曾被亚雷凌辱而导致新婚之夜她的爱人克莱离开了，而之后出于种种原因她与亚雷同居导致前来找她的克莱再次离开，随之也带去了苔丝所有的希望。先后由于2个男人的原因迫使她最后的反抗并走向决绝。苔丝是不幸的，但她还在社会之内，还有比她更不幸的女性被迫处于了“社会之外”，如羊脂球、芳汀、玛丝洛娃等沦为妓女。譬如后者，表层原因是聂赫留朵夫的放荡行为，但在深层上像羊脂球、玛丝洛娃的妓女身份本身就隐含着男权、男权社会的潜规则在里面。这种社会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存在，而她们又被边缘化甚至远离于社会之外。但是在这些最“低贱”者身上所体现的人性光芒又是那么耀眼不可阻挡。“从地球深处到辽阔的天空，他（男性———笔者注）一而再、再而三地抢夺着女性的空间，作为交换，他为她买下一幢房子，把她关在里头，对她加上种种限制”，[2]378造成了女人的处处无家，甚至连关她的“房子”也不属于她。要么是情感的束缚压抑要么是出走而被“放逐”的困厄……#p#分页标题#e#
二、为自由空间而出走
女性的这种处境又超出了男女平等的层面而指向了社会。是社会为达到对女性的规训而不为女性提供合理的生存空间（除家庭和青楼外，几乎没有其他），所以女性一旦超离出社会规范必然承受巨大的身心摧残。因此，女性要成功的“出走”，就要实现其经济独立。所以鲁迅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走后怎样》）。可见在当时，女性的出路就是乖乖待在家里或者在家外堕落，这种处境是女性所不愿的也是依靠她们自身难以改变的问题。雨果曾在《悲惨世界》的序言里说：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他的这本书就是有用的。可是，使妇女堕落的何止饥饿？在一个女性可以参加工作，用自己的劳动力获取生存和发展保障的社会机制下，恐怕问题就不是这样了。“一个不甘心被家庭这个笼子关起来的女人，只能出走；而一个出走的女人，注定不能回头。这个世界只对男人宽容，‘浪子回头金不换’，任何时候，只要回来，仍是好男人，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对女人则苛刻得多，一个为私情离家的女人是没有退路的：只要她走出家门一步，门就在她身后永远关闭了。”[3]95因此，即便是娜拉认识到自己的不平等地位、玩偶身份，喊出：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当娜拉要担负起对自己的责任时，她该怎么去做？这个冷酷现实的问题几乎将此前的女性追求者统统推向悲剧结局或极大地限制了其追求行动，娜拉依然面临这一严重问题。对这一问题解决比较好的是简•爱。她与其他女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坚持经济独立，即使结婚也要求自己经济独立，这一超前的意识使得简•爱可以平等的正视男女地位及感情诸问题。在她这里超出了之前认为的幸福在于婚姻的观念，意识到妇女的出路不在于婚姻。如果娜拉也能实现经济独立那么鲁迅先生的担忧恐怕也就不存在了，只是像简•爱的情况实属罕见。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所塑造的多数作品中主人公的工作都是家庭教师，而娜拉的同学林丹太太一个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前来找娜拉帮忙……从中可以看出女性在其时要取得独立的经济是何其艰难。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看出，女性“出走”的历史大致上也就是女性自我意识萌生、发展、成熟的历史，女性逐渐认识到要获得自由、幸福就要走出不幸的婚姻家庭就要远离对男性的依附，而远离对男性的依附就要打破男权及男权社会的一统实现家庭地位上的男女平等包括情感平等独立，要实现这些就要实现经济独立，但经济独立不是依靠个人力量所能实现的，它需要社会制度层面提供可资女性经济独立的空间———最起码的工作岗位等。由此实现真正的独立，也是真正的“出走”。即由经济独立实现自我独立、在家庭地位上实现男女平等、感情上的独立，进而实现人格独立。当社会未能为女性提供可资支配的空间的时候，女性的出走或许只能是一种精神表达……
三、“出走”与“出轨”的悖论
文学史上光辉的女性形象多为叛逆者（审美角度），同时也为时人所诟病（现实准则规范角度）。女性追求自由幸福必然是对男权社会的叛逆，不管是上述西方的文学女性，还是中国的祝英台、崔莺莺、林黛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当时规范的叛逆；而同时从其时以道德为主的规范原则或人们的意识看来，这些行为又是不合规矩的，因此会受到强烈的抵制，往往造成女性追求失败的悲剧。相反，如若不叛逆不受抵制并且追求行动成功了，那么这样的女性人物往往也缺少令读者爱慕的个性，寄予于规范之中成为平面人物———譬如普遍存在于女性追求者身边的其他女性们。从追求自由幸福的角度看，女性的“出走”是人性光辉的闪烁，是对压抑生命力的庸俗家庭和社会道德等的反叛，是积极勇敢鼓舞人心的，但是从相反的角度即当时的家庭观念、社会道德角度看，却是不光彩的“出轨”行为，这样就对女性的追求形成了压制。包括作家福楼拜、托尔斯泰等在对待爱玛、安娜的态度上也存在着矛盾———既肯定其追求自由的行为也谴责其行为的不道德。几乎可以说，这些女性的追求行为在任何社会都是对当时社会价值观的破坏———因为这行为本身带有叛逆性，故而其行为越是被视为“出轨”其叛逆的力度越强，当时社会的批评声音越高也即意味着其影响越大越具有审美价值意义。但是当一种行为被套上“不道德”的帽子后，它对人却又是深入身心的摧残。就像卡夫卡患有肺结核，但是当时认为肺结核是不道德行为的结果，就如今天所普遍认为的患有艾滋病就与不检点行为相联系一样。“女人无把她们的疯狂用语言表达出来，她们只能接在身体上遭受折磨。”[4]171
当女性追求者被罩上“出轨”阴影后其责罚就不仅仅来自于外部同时也来自于女性内心———为自由幸福的叛逆与长久熏染的道德尺度间的矛盾心理，而此时无疑后者的作用会被调动起来甚至会放大其作用，譬如安娜矛盾的痛苦就是这种内在责罚的体现。由于对女性追求者的认识中体现了双重性使得这些形象也就充满了复杂性，从艺术审美去看，爱不释手；从道德规范去看是情欲堕落；也有许多人是介于二者之间，爱憎交加。但是深思这种复杂性会发现在这些似乎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中其实一直隐含着一张鬼脸———道德偏见（维护男权而压抑女性）。从艺术审美去看待是超越了男权而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后二者的复杂就在于从男权的潜意识角度出发去评价，即“出轨”女人的不道德不在于她们追求什么而根本在于背叛了男性以及主要以男性利益为主的妇女应恪守的道德，或者说男性会否因其“出轨”而备受谴责？渥伦斯基可以再次回到上流社会，安娜可以吗？女性的追求行动在实质上就是反抗，叛逆，是两性之战，是女性要从男性那里夺回自己被压制的权力。卡门以“自由”的叛逆方式“出走”，而《母亲》中的母亲尼洛夫娜则以革命的方式走出束缚其大半生的家庭，这都昭示着新女性意识的萌生。随着历史的推进，男权的一统地位在分解，女性的地位就自然上升了。随着现代社会的建立，女性自我意识的成熟和社会提供给女性的空间的扩展，使女性顺利地出走于家庭出走于对男性依附的处境，呈现出新的特点无疑也将面临新的问题。#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