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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福和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一、走出象牙之塔的必由之路
30多年前,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当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萌芽开始出现在大学校园时,刚刚恢复高考的中国高等教育尚处在“精英”人才培养的时期。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那个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时代,带着满身的“学院派”和“精英”之气开始它的复兴之旅,中国的比较文学教学也是在这种“贵族化”的氛围中开始它的人才培养之路的。当时那种带有“吃小灶”性质的、偏“贵族化”的精英式教育,培养了一批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质量上乘的比较文学的专业化人才。如今活跃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很多知名专家和学者都是那个时期培养起来的,他们用自己的业绩验证了大学的精英教育之品性。然而,当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新世纪进入大众化时期后,尽显“精英”姿态的比较文学却显然囿于“学院派”的身架而没能跟上与时俱进的节奏。尽管已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首任会长杨周翰先生早就指出:“中西比较文学起源不同。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或萌芽状态的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首先结合政治社会改良,而后进入校园的。”①尽管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现任会长乐黛云先生早就强调:“中国比较文学从来就不是脱离现实,只是和极少数学术精英有关的学问,而是始终贯穿着关心人类、关心生活的人文主义精神。”①但是,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比较文学依旧是“精英”的、“学院”的。这既是比较文学深刻的内涵、广阔的外延及玄奥的理论色彩所致,也与“学院派”色彩浓厚的西方比较文学的影响不无关联。众所周知,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在大众的心中,所谓“研究”肯定不是凡人所能,而非“精英”不可。
但是,“精英”也不是从天而降的,精英们也是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经过艰苦的努力,以自己对人类的贡献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后一步步登上“精英”这个宝座的。于是,在从大众通往“精英”这个象牙之塔的路途中,就需要一个阶梯,需要一座桥梁,需要一个中介,比较文学教学所充当的其实就是这个阶梯和桥梁的角色,所起到的就是这个中介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假设比较文学研究是“精英”的话,那么比较文学教学就未必是“精英”的,起码本科生教学不是。因为比较文学只是一名大学生四年生活中要学习的诸多课程中的一门而已,学习过比较文学的学生将来未必就会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它们之间既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联系,“精英”一说在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中自然无法成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进入大众化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已从“精英型”过渡到“大众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直以“学院派”面孔出现的比较文学教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既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是“大众”的,那么中国比较文学的本科教学就不可能仍是“精英”的;既然“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所要培养的是“大众型”的人才,那么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也不可能与之相悖。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如何走出以理论为核心的象牙之塔,如何摆脱“学院派”远离大众的面孔,如何避免把比较文学变成“比较玄学”,就成了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比较文学本科教学必须面临且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如何让本专业的学生喜欢比较文学,如何让外专业的学生熟悉比较文学,如何将深奥的比较文学理论转化成多数人都能参与其中的文学实践,是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处在争议之中的比较文学摆脱危机,走出窘境的当务之急,是比较文学本科教学如何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二、走出象牙之塔的实践探索
早在新世纪来临之时,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就前瞻性地指出:“比较文学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而且是一种生活原则,一种人生态度:它不仅是少数人进行‘高层次研究’的‘精英文化’,而且是应该普及于大多数人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如果即将成为21世纪栋梁之才的今天的大学生……都能具有这样的精神,未来人类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大。”②这里,前瞻者清醒地预示到比较文学转型的必然趋势:从一门学科到一种生活原则、一种人生态度,从精英文化到普及于大众的人文精神,以及这种人文精神对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放眼国外,即便是恪守“学院派”之地的法国学者在设想21世纪时也希望“比较文学的教学不再是在一些可怜的学院里进行———靠单独一个教授和他的助手尽其能力也只能讲述很有限的几个课题,……。”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非文科院校出现了文科专业,中国的非文科院校出现了向综合院校进军的态势。很多院校挂的是非文科的牌子,其内涵已经与文科院校或综合院校相差无几了。在这类文化相对薄弱的院校中,文理知识的渗透,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需求比任何一个时代,比任何一所院校都来得强烈。而一向以跨越(尤其是跨学科)为己任的比较文学就在这样一种大屏幕下凸显了它“大众化”的市场价值。以面向所有专业的大学生,贴近大学生活,与大学生促膝谈心和平等对话为特色,以“大学生通识教育”为面孔出现的《大学比较文学》④就在这样一种“市场需求”下应运而生。客观地讲,《大学比较文学》不是汉语言文学的专业教材,也不是以公共选修课的名义出现的人文素质教材,而是范围更广、要求更高的“通识课”教材。说它范围更广,是因为它的知识系统不仅能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也能适用于非汉语言文学专业;不仅能适用于文科专业,也能适用于理工科专业;不仅能适用于本科院校,也能适用于高职高专等非本科院校。说它要求更高,是因为它的课程体系不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能用得上,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用得上;不仅本科院校的学生能用得上,非本科院校的学生也能用得上。
例如,在比较文学的百年历程中,形成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类型,并且围绕这几个类型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大学比较文学》则回避了上述理论性很强的称谓和内容,用“文学是一条交流互动的河”取代了“影响研究”;用“文学是一条平行发展的路”取代了“平行研究”;用“文学是一座立体交叉的桥”取代了“跨学科研究”。专业的理论讲授完全被实践性更强的文本分析所取代,使非专业的学生一经接触即可产生兴趣,形成共鸣。再如,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包含了“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以及“形象学”等理论性较强的分支。《大学比较文学》依旧避开了这些理论性的阐述,用“当一国文学在他乡落户”取代了“流传学”;用“当他族踪迹在本国文学中显现”取代了“渊源学”;用“当文学在译介中传承”取代了“媒介学”;用“当主题在跨越中产生流变”取代了“主题学”;用“当文类在跨越中出现异同”取代了“文类学”;用“当诗学在跨越中开始对话”取代了“比较诗学”;用“当形象在‘他者’目光中变异”取代了“形象学”。专业的理论讲授同样被实践性更强的文本分析所取代,使非专业的学生很快就能进入其中。还有,为了使“非专业”的学生对比较文学有更直观的印象,《大学比较文学》还在每一节的后面都设置了“个案阐释”环节,试图通过更具体、更详细的文本分析使学生对比较文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果戈理和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与被影响》、《人类起源的泥土情结》、《〈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及其中外同名电影》、《多丽丝•莱辛在中国》、《拜伦的海外之旅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穆旦对英国诗歌的译介》、《中外作家笔下的家庭》、《中西散文比较》、《余华和海勒小说叙事策略异同》、《“中国形象”:当代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他者”》等。如果把前面的讲授看作对比较文学的初步接触的话,那么这些“个案阐释”无疑就是对比较文学的深入理解,带给学生一种“纵深感”。应当说明的是,《大学比较文学》是属于大学生的。它与其说是一本教材,不如说是撰稿人与大学生所进行的一次平等对话;与其说是一本教科书,不如说是撰稿人与大学生所进行的一次心灵上的沟通。这是一种讲授者与接受者在人格意义上的平等;这是一次讲授者与大学生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我们通过对话语风格的界定,试图让讲授者俯下身来,降低自己的高度,使自己处在与眼前的学生完全平等的位置上,使双方的目光处在互相平视的水平线上。不板着面孔说话,不用教师爷的口吻说话,不用晦涩的术语说话,不用高傲的精英姿态说话。用简洁的文字取代玄奥的理论阐述,用对话的情怀取代无谓的学术论争,用通俗的表白取代拗口的文字游戏。当我们走出“学院派”的深宅府第,告别“精英”学科的高深莫测之时,会发现比较文学竟是如此海阔天高。#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