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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理研究：构建“世界文学”体系
作为一门历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长中的学科，比较文学尚有许多原理性的“疑难杂症”，如定义、根本属性、可比性和中国学派等未获有效解释。比较文学家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专长，择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较文学界以来，胡良桂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进行了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关注，只不过他侧重于另一个原理性问题的探索：“世界文学”。199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世界文学”的成因与现代意义》[1]，拉开了追问“世界文学”奥秘的序幕。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文艺理论》同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还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6期转摘。这些热烈的反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廓清“世界文学”概念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胡良桂继续用系列论文和42万言的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从“何谓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等角度，构建起一个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学”体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学”为中心和起点，通过建构“世界文学”体系来建设他的比较文学理论，较为符合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因为，比较文学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发现”的“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2]“何谓世界文学”？它通常有三种含义：①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②超越族界、时代，广为流传的世界名著、经典。③世界各国文学将成为一统的时代，各国文学融为一体。胡良桂认为，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显然指第三种理解，即静态、孤立、封闭的世界各国文学，以世界名著、经典为代表和载体，通过相互的交流、互识、互补，构建起一个动态、联系和开放的“世界文学”。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来，这一观念的提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以世界市场为市场，以世界资源为资源，它的侵略性和开拓型客观上推动了文化、文学的交流，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身居德国的歌德才有机会阅读到来自遥远中国的《玉娇梨》、《花笺记》和《风月好逑传》等小说，从而领略了另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和文化，这也引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畅想。歌德发现了“世界文学”，实际上也为后人设置了一个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世界文学”固然呈现出一种趋势，但是趋势不等于现实。首先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即“国别（民族）文学”是丰富而庞杂的，如何认识把握它们非常困难；其次，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时还只能读到三部三流的中国小说，对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学还一无所知；再次，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歌德那样形成了“世界文学意识”，大部分人恐怕还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视野。所以说，“世界文学”不仅对歌德来说是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对今天和未来的人来说，也将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提出毫无意义。对于人类而言，理想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希望，而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理念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何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倔强的人类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发出邀请，“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就算“世界文学”在事实上不可能来临，那么，我们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逼近这个境界，就像人类无法成为上帝，但至少应该朝着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样。这样，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别文学”如何通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提出正是后人响应歌德的号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的结果。“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是国别（民族）文学，因此，要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从“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呢？“比较文学”便“与时俱进”地诞生了。为此，胡良桂撰文《比较文学是横向沟通的形式》[3]，清晰阐明了“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是“国别文学”通向“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和重要的桥梁。这样，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和根本性质也随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沟通。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国别文学”之间很容易产生冲撞和摩擦。比较文学张扬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学，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学，可以引导国别文学在相处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相互敬重、取长补短。比较文学需要并且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是由它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4]，简洁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认为，比较文学的性质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5]这样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语义上的重叠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文化国家，但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属于“美国文化”。其次，“跨语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光法定语言就有十六种，但印度的十六种语言不等于十六种独立的文化。再次，“跨国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韩国和朝鲜是两个国家，但他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最后，“跨学科”则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容易让比较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视为比较文学的必要条件，较好地解决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作为个体的比较文学学者，由于语言、身份、学识等方面的局限，无法跨越所有的异质文化，但如果每个学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语境，跨越两种或以上的文化，那么，无数个体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国别（民族）文学”也就面向“世界文学”的方向，遥望、爬行、最后有节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寻“世界文学”的路途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胡良桂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思路：第一，“民族文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完全丢弃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不单纯指民族文学认识、学习他人，也指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舞台，被他人所认识和学习。第二，世界文学既是民族文学的目标，也是民族文学自我完善的动力。“民族文学”的演进有纵向的动力源，它来自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还有横向的动力源，它源于异质文学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两种动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即通过民族文学的相互参照，揭示民族文学的共通因素，这些共通因素也就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而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则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特殊规律。#p#分页标题#e#
二、“平行—贯通”法：超越“X比Y”模式
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是胡良桂致力于探索的一个领域。为此，他发表了《世界文学中的20世纪意识》[6]、《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及其与民族性、时代性的关系》[7]、《异化：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8]等论文，并在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中设置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总体人类关怀”、“全球化：世界文学的总体形成”、“世界总体文学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世界文学共同体的形式选择模式”等章节。这些总体性的探索显然不是“X比Y”式的两项或两极对比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多项、多极的旁征博引的比较研究才能承担。在比较文学提供的研究方法中，平行研究运用最广，由于它常常只涉及两种异质文学之间的比较，因此被称为“X比Y”模式。不少比较文学专家对这种模式批评多于认同。比如季羡林就认为：“试问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欧洲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9]钱钟书对平行比较也充满担忧：“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得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10]平行研究之所以饱受诟病，并不是比较文学不需要这种研究方法，而是因为人们由于视野和能力的局限，常常将平行研究机械化、简单化成为两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的简单比附，缺乏问题意识和深度挖掘。至于多国、多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自然让这种“X比Y”模式无能为力，而世界文学的共通规律和特殊规律则更让它束手无策了。钱钟书不仅在语言上揶揄这种平行比较，他更是用实际行动为超越这种“X比Y”模式作出了表率。王向远正是以他的《管锥编》为范本，提炼出一种完善版的平行研究：“平行—贯通”法。[11]
王向远发现，《管锥编》在论及古今中外的文学时，很少使用直接的、表面的比较，它们更多是把多种文学现象连缀在一起，不做过多的展开和发挥，给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种“比较”类似于修辞学上的“排比”，即用一连串相关和类似的材料来反复强化和凸显同一主题、同一观点或同一结论。这些材料本身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一般没有事实联系，但一旦在特定的议题下把它们摆在一起，它们就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各条例证材料之间就能相互显发，有了密切关联。通常的“平行比较”常常流于“X比Y”式的两相比较，而《管锥编》运用的则是“X1∶X2∶X3∶X4∶X5……”这样的多项式“排比”；一般的“X比Y”式“平行比较”只是说明被比较双方的“异”和“同”，而钱钟书先生的多项式“排比”却不是简单地求同存异，而是发现和呈现隐含于这些材料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在材料例证的连缀和排比中，古今中外就被“打通”了。一般的“比较”常常缺乏可比性，未必能有“打通”之效，不免穿凿附会，流于皮相之见，而钱钟书的将古今中外汇而通之的方法，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打通”，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上下贯穿、左右相连的“平行贯通”。来自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材料，在表达内容与表达方式上竟如此相似和相通，就不由地使读者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认同感，而作者的观点也就自然呈现，有时无需多费一词，便有很强的说服力。[12]在《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后记中，胡良桂表达了对《管锥编》的敬意，“原计划这是一部百多万字的多卷本，很想写成像钱钟书《管锥编》那样———古今中外囊括于中———探索人类文学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皇皇巨册。”[13]虽然该著作的规模离《管锥编》还有一些差距，但在某些方面确实深得《管锥编》的神髓，比如在寻找世界文学的规律时，它同样将“平行—贯通”法运用得自然和充分。不过，钱钟书偏爱于静态的案例类比，不喜做理论和价值判断，这一点，胡良桂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谈到《管锥编》、《谈艺录》中的比较方法时，他认为“类比与对比虽有简洁、明确和方便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维方法基本上是线性的，是在一个层面上直线式地分辨一物与它物的同与异；而且，随着参照系的变换，比较所得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14]
为了避免静态类比的不足，胡良桂不仅继承了《管锥编》的“平行—贯通”法，而且通过大量的案例，从学理上对多种世界性文学现象做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不妨以他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演变轨迹与基本特点”的探索为例[15]，从中可以看出胡良桂确实拥有宏阔的视野、丰富的学识和出众的理论建构能力。胡良桂首先提出了“20世纪世界文学观”，即从宏观上来关照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其次，他从这种“世界文学观”出发，通过审视拉丁美洲文学、日本文学、法国文学、苏联文学、美国文学、德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多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寻求20世纪世界文学的演化轨迹。第三，从多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中，他再次提炼出20世纪文学的基本特征：主观内倾化、非人化、理性化、没落化、分析综合化、方法的变革与艺术上的发明。最后，他理性思索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局限和问题。尽管钱钟书惯用的浑然天成的“平行—贯通”法远比一般的“X比Y”模式优良很多，但长时间以来，鲜有比较文学理论家发现它。王向远虽然发现并且推介了这种方法，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此“X比Y”模式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成为平行研究的主流。其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很多“比较文学学者”缺乏足够的“世界眼光”，也缺乏横跨和驾驭多国文学的能力。所以说，胡良桂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把握，尽管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但显然是比较成功的，其“比较方法”不露痕迹的运用，更是一种境界。#p#分页标题#e#
三、世界眼光：张扬比较文学精神
比较文学有两个层次：方法论和本体论。作为方法论，它提供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用以探寻异质文学之间的关联。作为本体论，它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着人们的比较文学精神：全球视野、多元意识、广阔心胸等。乐黛云先生将“比较精神”命名为“和而不同”，胡良桂则将“比较文学精神”称之为“世界眼光”。可以说，张扬“世界眼光”是胡良桂所有论著的一个共通目标。人的眼界不外乎有四重：第一重，用本土眼光看本土问题；第二重，用本土眼光看世界问题；第三重，用世界眼光看本土问题；第四重，用世界眼光看世界问题。比较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它的终极追求是第四重境界。可是比较文学学者是有国界的，所以，在他们身上，往往是世界眼光和本土立场交融在一起。其实，“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世界主义胸怀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二律背反。”[16]法国学派之所以力挺影响研究，因为当时法国是欧洲文学的中心，影响研究的结果便是用大量的实例论证了法国对他国文学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因此，法国学派的法国中心主义倾向非常明显。美国学派之所以对影响研究冷嘲热讽，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恰好触到了它的痛处：美国历史短暂，其文学基本在别人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如果运用影响研究，也只能证明美国文学是如何模仿借鉴他国文学的，不免伤害了民族自尊心。因此，美国学派之所以推崇平行研究，是为了证明美国文学和他国文学不仅是平等的，而且还是可以相互对话的。平行研究的提出暗含着一种自我保护、自我确认的文化相对主义策略。当然，在美国学派的视野中，能和美国文学“平行”的主要是欧洲文学，东方文学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因此，美国学派在冲破法国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牢笼。中国学者试图避免比较文学的法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局限，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便是“立足于中国文学的中外比较文学研究”[17]。
中国的比较文学过于强调自己的“中国特色”，似乎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嫌疑。曹顺庆则认为中国比较文学要坚持走“跨文明”比较的道路，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对话。[18]不过，将东西方对立起来，且以东方人的视角来跨越东方，很容易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回顾了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博弈后，我们对胡良桂一方面提倡用世界眼光看世界问题，另一方面张扬用世界眼光看中国问题不仅要表示理解，还要表示敬意，因为在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还无法全球化的时候，在意识形态还无法消除的时代，比较文学学者运用世界眼光看待本土问题，不仅是无法避免的，也是现实所必需的。2001年，胡良桂发表了《世界文学背景中的中国文学选择》[19]，用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世界眼光，回顾了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和涅槃，对中国文学如何保持民族特性，并继续融入世界文学大家庭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体现出了一个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有的民族忧患意识。2002年，胡良桂又推出了另一篇代表性论文：《先进文化与世界眼光》[20]。这篇论文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和应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它的核心便是在现实文化建设中提倡比较文学精神：第一，我们要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同世界大和时代主题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胡良桂看来，比较文学不仅是个体人格修养的武器，更应走出狭窄的象牙塔，为社会提供先进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