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比较文学危机反思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断裂:比较文学反思中的一种不良倾向
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是一部危机的反思史:在反思中，法国学派走上了“影响研究”的独特道路;美国学派形成了“平行研究”的自我特色;中国学派则踏上了“跨文化研究”的新路向。然而，危机依然在比较文学领域飘荡、游走。值得庆幸的是，在新一轮的危机浪潮中，正涌起新一轮的反思浪潮。不幸的是，无论回首过去，还是放眼现在，我们都不难发现，就像危机一直纠缠、追逐着比较文学一样，我们对危机的反思，有一种不良倾向，也一直纠缠、追逐着比较文学。依通常的说法，法国学派代表了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816年，法国人诺埃尔与人合作出版了《比较文学教程》，这是“比较文学”术语的最早使用。但直到19世纪末，“比较文学”才由术语升格为学科专名，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学科根基。然而，“比较文学”一出现，就一直受到种种指责和攻击。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毫不客气地说，“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是普遍的”，因此，“比较文学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种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1］。他的矛头，直指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石———“比较”。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却是:放弃“比较”———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称有误的学科所运用的方法。那么，建构学科理论的新基石又是什么呢?是“关系”———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渊源影响或者事实联系。他们登上这块新的学科基石，信心十足地宣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凡是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也就停止了”，“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这门学科称之为国际文学关系史”［2］76－77。“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间的相互联系”［3］，不注重联系的比较是不可取的。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既然你炮轰“比较”，我就忍痛割爱，丢掉“比较”，让你的攻击成为无的之矢。这么做，虽形成了“影响研究”的学科新个性，然而，放弃了“比较”，无论如何，都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的一种严重伤害，比较文学的发展因此变得畸形。可以说，这正是比较文学第一次危机高潮产生的真正根源。后来，有人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地承认:克罗齐“带着与比较文学公然为敌的独裁观念，在各种场合用种种不同的沉重打击来对付我们这门学科，并将它几乎打得个片甲不留”［4］。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认识到，真正将比较文学“打得片甲不留”的，与其说是克罗齐的攻击，不如说是比较文学界在危机反思中的轻易放弃、简单断裂。
继之而起的美国学派，在反思中同样简单否定、另寻新路，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对法国学派的决然态度上。法国学派苦心经营的学科新基石———“渊源影响”或“事实联系”，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个错误，只是把“早已陈腐的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论”强加于比较文学，对文学本身，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有益的帮助，应毫不可惜地否定、放弃。共同的“文学性”或普遍的文学规律，成了他们发现并全力营构的新的学科基石。他们大声呼吁，“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5］9，“重要的是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6］41，“‘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不可避免地会合而为一”［6］48。比较文学是“连贯各片较小的地区性文学的环节”，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5］7。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并形成了“平行研究”的新特色，却并没从根本上摆脱学科建构的危机，反而为比较文学新一轮的危机埋下了祸根。“断裂”的利刃寒光一闪，轻率地斩断了学科的历史积淀。最终招致“共同性幻觉”、“同一性幻想”、“泛文学”等批评和指责，就在所难免。此后，美国学派苦心建构的“文学性”基石，也惨遭抛弃，比较文学再一次踏上了寻找新的学科基石的漫漫长途。新的寻觅，使一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将“文化”当成了学科建构的新基石。他们认为，文学只是文化系统的子系统，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这直接导致了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以至于“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给人最深的总体印象就是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7］。在跨入文化比较宽广无边的领域之后，混乱不堪的“文化”的虚浮光影，纠缠住比较文学的手脚，比较文学无所不比而又无所适从，在漫无边际的泛文化森林中更加迷失了自己。另一些学者则反向推衍，将“差异性”视为比较文学的新基石。他们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文学的共相根本不存在，文学并没有某种内在固有的“文学性”。所谓的“文学性”只是理论家们对文学整体性能的虚构。第二，“同一性幻觉”背后潜隐的是“本质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而真正可能断送我们学科的，恰好是被大多数比较学者所忽略的这种本质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表现形式———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第三，这种本质中心或者逻各斯中心已成西方后现代攻击的对象，当全球化的时代悄然而临，后现代状况遍及全球每个角落，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日益深入人心，尤其是解构主义消解中心思潮风靡泛滥，以营造“总体性”为目标的传统比较文学日益暴露出自身的空洞性的弱点，其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挽救比较文学，就不应该将研究重心放在探求文学的统一性、本质或本源上，而应该放在发掘文学的差异性、特殊性上。异质性、差异性或独特性，才是比较文学的真正立足点。就这样，“断裂”行走在比较文学危机反思的路途上，不断地制造出新的混乱、新的失衡，留下一堆堆恶臭的瓦砾和残渣，而比较文学则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p#分页标题#e#
值得深思的是，在比较文学长达一个多世纪危机反思的历史上，为什么总是歪歪斜斜地写着这么两个难看的字:断裂?根本的症结应该是，一则外来的攻击过多，非议重重，压力极大，必然造成内在的深重焦虑和不安，焦虑不安，必然急于摆脱、突破，于是就决然断裂、另寻新路;二则狭隘的线性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习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平面化、机械化。结果只能是弑父般地断裂，一棍子打死。此外，从心态上讲，这也与“古已有之”的追“新”、逐“后”、赶时尚的心理有关。比如，转向泛文化，就有追逐文化研究新浪潮的明显动机;而强调“差异性”，则与时兴的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思潮密不可分的。
二、融合:比较文学反思中的一种健康倾向
那么，怎样的反思才真正有效?才真正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这问题非常复杂，但总的精神应该是它决不是弑父般地决然断裂、轻易否定，而是在批判中，有所吸收和承继;它决不是在打倒、砸烂的瓦砾堆上另寻基石、另建高楼，而应是在去除腐烂的基础上，既有效地维修、妥善地保护，以巩固基石，又不断地扩大规模，以求新的发展;它决不采用线性思维，非此即彼，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平面化、机械化，而应采用通观、综合、立体的思维，洞悉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联系性。令人欣慰的是，在比较文学危机反思中，也有这样积极而健康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推动着比较文学学科积极、健康地成长。譬如，面对克罗齐等对“比较”二字的猛烈攻击，法国学派并非都纷纷放弃“比较”，也有直面猛烈攻击，认真反思并强化“比较”的清醒冷静之士。巴尔登斯贝耶，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认识到，在比较文学中，确实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尤其是比较的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人们不厌其烦地进行比较，难免出现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仅仅对两个不同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8］。因此，他反对牵强附会，主张言必有据，并以自己的出色工作和累累成果，用科学性和实证性精神，有效地巩固了“比较”这一固有的学科基石。继他之后担任巴黎大学教席的梵•第根，也并没放弃“比较”，也致力于以科学性和实证性，对“比较”进行改进与巩固，促使了“比较”的科学化、实证化。他曾明确宣称，不能无论什么东西、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地方，都乱比一通，“‘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含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的”［2］56。
再如，法、美两国比较文学界，在经过近十年的严重分歧、对立与争论之后，出现了互相包容、互相吸收的积极健康倾向。1963年，法国的艾金伯勒发表《比较不是理由》，公开承认法国学派确实存在着美国学派所批评的一些严重问题，应该学习美国学派对文学的内在审美价值和内在规律的重视，“文学的比较研究甚至对那些互相之间没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都会对当代文学作出贡献”。因此，“研究文学类型的历史演进(即渊源影响和交流)”和“研究不同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与文学类型相当的每一种形式的性质和结构”不但不会冲突，而且可以互补结合。应该“将历史方法和批评精神结合起来，将案卷研究与本文阐释结合起来，将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一举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2］102－103。美国方面的回应，也是友好而积极的。曾对法国学派进行过激烈批评的韦勒克，现在也一再申明，当年他的批评，“针对的是一种方法”，“不是针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学派”。因此，站在沟通、融合的立场，他提出了全盘调整比较文学研究方向的新主张。勃洛克积极支持韦勒克的主张，他非常诚恳地说:“没有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做出的努力，就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2］191后来，“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新批评’为根据，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以作品文本为中心，找到了彼此的契合点，得以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出现了影响与平行综合应用的普遍趋势”［9］。正是这种慎重、包容，在批判中合理吸收的健康反思，有效地促进了比较文学危机的缓解，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新发展。因此，以法、美两国的和解为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未始，早期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那种简单否定、另寻新路的现象大为减少，而包容互补、合理吸收的倾向则越来越成为主流。俄苏比较文学和亚非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比较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繁兴的。从此，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进入学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今天，面对20世纪末出现的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浪潮，我们在反思中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冷静，尤其应该对我们的反思保持经常的反思。我们不必因为圈外的种种攻击和非议，就急于摆脱和突破，更不必因急于摆脱与突破，就简单否定、另起炉灶。相反，我们在剔除一切霉烂的同时，也要善于发现并吸收一切营养，洞悉并继承学科建设已有的合理内核。
三、“比较”和“文学”:比较文学的合理内核
那么，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合理内核和真正基石，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反思中，我们首先应予以足够重视的问题，因为当代比较文学的危机实质上是比较文学要不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的问题。当年，针对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倾向，乔纳森•卡勒大声疾呼: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今天，面对比较文学危机中新的混乱，笔者想郑重提醒: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比较”和“文学”，是我们学科建构的合情合理的内核，是我们学科独立不可或缺的真正基石。问题的关键是，比较文学的“比较”，是怎样的“比较”?比较文学的“文学”，是怎样的“文学”?比较文学的“比较”，并不像克罗齐所攻击的那样，仅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首先，比较文学的“比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意识与思维。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海外殖民和扩张，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必然为西方人所意识，因此，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比较的新意识和新思维，也必然随之而产生。正是这种跨越性比较的新意识与新思维，直接导致了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许多比较学科，如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等的诞生。而作为这些学科基石的比较，就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更是一种新意识和新思维———一种跨国别、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跨越性意识和思维。其次，比较文学的“比较”，必然意味着一种宽阔的视野和胸襟。早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孕育之初，无论是歌德“世界文学”的提出，还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的阐释，其根本的目标都在于冲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让“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最终形成一种共同的世界性文学。因此，比较文学的“比较”，是一种广阔胸襟和宏大抱负，是在各民族文学“视阈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的更宏观、更全面、更理想的文学视野———以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为己任，并要从这种共同的“诗心”中，“去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10］。#p#分页标题#e#
最后，比较文学的“比较”，还意味着一种平等意识和对话精神。它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文学个性与差异，努力消除它们之间的隔阂、歧视和偏见，努力促成它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因此，比较文学的“比较”，意味着自觉地疏远狭隘的乡土情结，自觉地背离偏激的民族感情，它是超越国别、民族和文化界限的文学对话———在确认不同的异质文学主体性、独立性的前提下，不同文学主体间进行的平等而公正的审美对话。当然，比较文学的“比较”，也意味着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不应是肤浅的、随意的、任性的，而应是深度的、深入的。它不会为比而比，更不会东拉西扯，胡说八道，虽“风马牛不相及”，也强行“拉郎配”。它要超越不同文学表面的、浅度的、形貌的异同，而深入其深层的、本质的层面，发现其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此基础上，探寻它们成为世界性总体文学的种种可能或种种障碍，最终使它们都能够成为“真正全人类”的“公共财产”。这种比较，自然不是肤浅的、无价值的，而是深入的、有意义的，不是封闭的、阐释性的，而是开放的、创造性的。至于比较文学的“文学”，首先，它绝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言之内的文学，而应是跨越国家界限、民族界限、文化界限、语言界限的跨越性的文学。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必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文学之间进行。其次，具备了这种跨越性的文学，也不一定就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它还必须是具备真正可比性的不同文学。没有可比性，无论它多么“文学”，都绝不是比较文学的“文学”。具言之，只有具备渊源影响关系、平行类同关系或学科交叉关系等真正的可比性关系，才能成为比较文学的文学对象。总之，比较文学的“文学”，是具有跨越性、可比性的异质“文学”。这使得“比较”和“文学”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生气流转的有机整体。更关键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保证比较是对“文学”的比较，而不是对“非文学”的比较呢?当年韦勒克和沃伦的话，或许对我们不无启示，他们说，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政治、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等非文学因素，要“衡量这些不同的因素的重要性，还要考察它们与我们主要称为文学的、或‘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是否相关”［6］67。
这提醒我们所有非文学的学科或领域，都只是比较“文学”的有效手段，我们跨入它们，是为了更好、更深入地跨入“文学”。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走进“非文学”的旅店，是为了更有效地抵达“文学”的家园。因此，笔者赞同曹顺庆先生对文学和文化关系的处理，即“应当将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以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11］。不错，只要我们牢牢记住自己的真正家园，那么，无论我们跨进哪个学科、哪个领域、哪种文化，我们都不会迷失方向。最后必须强调是，“比较”和“文学”密不可分，它们共同支撑起比较文学的学科大厦。其中任何一方的弱化和匮缺，都会导致比较文学整个学科大厦的动摇甚或倒塌。没有它们，比较文学就无法在学科之林中健康地发展、迅速地前行，更无法朝向世界性总体文学的辽阔天空，自由地飞跃、翱翔。因此，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既要“比较”，又要“文学”，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