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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然而,较之于国际问话视野下成立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总体文学与世界文学这四个学科概念,也较之于在本土民族文化视野下成立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三个学科概念,比较文学的确是一个在字面上易于引起误读而产生争议的学科概念。(杨乃桥,2005:56)从汉语层面上对于比较文学的“比较”通常会产生两种误读。一种误读是把“比较文学”一词看作是偏正短语;“比较”是形容词,“文学”是名词。这样“比较文学”从字面上误读为“比较的文学”;另一种误读是把“比较文学”看成是动宾短语;“比较”被释义为动词作谓语,“文学”则是名词作宾语。这时“比较文学”就被误读为“对文学的比较”。
以上两种误读都会使我们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这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规范性发展和研究都有着极大负面影响。例如:把表面上看来具有相似性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等进行类比,就是我们常说的把两张皮生硬的贴在一起进行简单的肤浅的比附。那么什么是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来看,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派给了它不同定义。主要有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法国是比较文学的创生地,法国学派在哲学上崇尚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偏重从文学史的角度给比较文学下定义。较早给出比较文学定义的学者是梵•第根。他在其《文学比较论》中为比较文学作了描述性的定义。他认为比较文学基于来源不同事实的采纳,在方法上要求比较文学必须是在文献学与考据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上展开,拒斥没有事实联系的纯粹的美学评价,比较文学研究是跨两种以上语言,研究文学现象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影响研究。而美国学派推崇的则是平行研究,1962年美国学界出版了第一部比较文学论文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观点》,该论文集载有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公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雷马克在这篇文章中阐明了美国学派的观点,对比较文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特定国家界限的文学研究,也是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些知识和信仰领域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理事、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杨乃桥,2005:70)如果说法国学派及影响研究注重考察各种文学现象的实证关系,那么美国学派及平行研究强调的则是没有明确的渊源关系的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研究。(杨乃桥,2005:181)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都已归属于比较文学下的两种研究方法。
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从翻译的发展史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翻译研究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译本本身进行研究。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译本本身的文本内研究,同时还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深化和进展,大大拓展了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正如当代西方学者谢莉•西蒙所指出的:“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Howshouldwetranslate,whatisacorrecttranslation?)———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Whatdotranslationsdo,howdotheycirculateintheworldande-licitresponse?)……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翻译研究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等等,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它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种翻译。这样看来,翻译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p#分页标题#e#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
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此随着文学全球化的进程,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对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翻译问题进行研究。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和翻译研究一样,比较文学也是在文学全球化的背景下催生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以语言-地域为界定标准的“民族文学”概念构成了挑战,而比较文学则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文化语境下。至此,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其跨民族、跨文化的概念首次对各自为阵的、“孤立主义”的民族文学提出了异议。(杨乃桥,2005:2)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都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也同样被放置到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文化语境下来研究。因此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渊源早在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即研究对象,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与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介于文学与其它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杨乃桥,2005:80)而这里指的关系涵盖三种不同的类型:材料事实关系、美学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研究是指对两种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的研究,而这种关系必须建基于文献学和考据学之上的材料事实来证明,这就是起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美学价值关系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方法论上所倡导的。即把历史上没有材料事实关系的两种国别文学或两种民族文学视为人类审美文化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的价值结构中去追寻两者之间的共同美学价值关系;学科交叉关系是指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宗教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有着在系统上和结构上不可切断的学理关系。这种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理亲缘关系也是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客体。显然前两种在研究时都会不可避免涉及到跨国别、跨民族,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时翻译作为媒介就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多数情况下比较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有时我们会发现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不仅仅是扮演着媒介的角色,因为有些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的研究是直接由翻译行为引起的。
例如:“五四”时期为了唤醒国内民众,大兴洋务,梁启超等人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他们当时翻译小说过程中就根据当时他们的政治诉求作了大量的删改。因此这些翻译小说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而他们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是通过这种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翻译来实现的。实际上由于不同语言的语法、句法、表达习惯、词汇都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只要是翻译,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都会存在一定的改写,都无法百分之百的忠实于原文。于是在研究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时就必须对其翻译进行研究。综上所述,由于翻译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不仅作为媒介存在,而且比较文学在研究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时也必须对其翻译进行研究,因此大多数学者便将翻译研究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内。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这只能说明比较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的领域有交叉的地方。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曾在她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一书中这样说道“当比较文学为它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存在而争论时,翻译研究已经大胆的声明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翻译研究工作的影响力和张力已经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和支持。”(笔者译,见原文:Ascomparativeliteraturecon-tinuestoargueaboutwhetheritcanbeconsideredadisciplineorno,ttranslationstudiesstatesboldlythatitisadiscipline,andthestrengthandenergyoftheworkinthefieldworld-wideseemtoconfirmandassertion.Su-sanBassnet,t1993:160)既然翻译研究早于比较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而后产生的比较文学研究又怎么能将翻译研究囊括其中呢?谢天振老师在他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就把翻译研究归属到比较文学研究名下。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翻译研究与传统的翻译研究不一样,它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者对翻译所展开的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却不尽相同……比较文学研究的翻译研究其实是一种文学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其评论优劣,它把翻译现象中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
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显得较为超脱。(谢天振,1994:160)传统翻译研究者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和指导翻译实践,而比较文学学者则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他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他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相对比较超脱,视野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谢天振,1994:163)很显然,谢天振老师把翻译研究看成是只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研究,但是当今的翻译研究远不止语言层面的研究。众所周知,自从1980年代的文化转向开始,翻译研究已经跳出语言层面的研究,而是将翻译放置到跨文化、跨民族的多维语境中对与文学相关的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第二段中提到的“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正是翻译研究吸纳了文学理论中的解构主义后形成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的观点,他消解了原文的中心地位,认为每一个译本的地位都跟原作享有同等的地位,不能简单的用是否忠实于原文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译本的高低优劣。由此可见,谢天振老师所指的“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特点,是现代翻译研究本身所研究和考察的问题。因此也就不能将翻译研究归属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名下。但由于翻译行为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的文学交流与影响问题,尤其是文学翻译,而这正属于比较文学所考察和研究的范畴。于是翻译理所应当的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谢天振老师也曾在他的书中提到:比较文学学者之重视翻译研究,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以来,其孜孜以求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文学关系。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要发生关系———接受并产生影响,就必须打破相互之间的语言壁垒,其中翻译就毫无疑问起着首屈一指的作用,翻译也因此成为比较文学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p#分页标题#e#
如果把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就把什么归属于自己门下的话,那么翻译研究将译者、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作为研究对象,岂不是这些都属于翻译研究下的一个分支。再者,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相当的广,他主要研究的是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别、跨学科之间的文学关系。如果可以把研究对象都归属自己学科下的一个分支的话,那所有涉及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别、跨学科的事物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旗下。而比较文学研究的包罗万象又正是使得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遭到质疑的地方,因此不能研究什么就把什么归属到自己学科的旗下,翻译研究也就不应该看成是比较文学研究下属的一个分支。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都包含有对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别的文学关系的研究,只能说他们两者的研究范畴有交叉之处。而大多数情况下比较文学在进行研究时必须借助翻译或将翻译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来达到研究文学关系的目的,同样由于翻译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孤立的译本的字面上的研究,在翻译研究中必须带着比较文学的视阈去考证和研究。综上所述,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之间既不是相互孤立的,也不是谁隶属于谁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却又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