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文化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王楠 单位：河北省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一、跨文化研究的缺席

比较文学首先从欧洲兴起，到现在其研究中心也依然是欧美。它是一门年轻学科。从1816年“比较文学”这一术语提出算起，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历史表明这是一门内容广博的学科，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学科。它的这种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离开文化研究。但是恰恰是这一点在过去一直被忽视。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聚集在《比较文学评论》周围的法国比较文学家们标举影响研究，崇尚实证主义，他们有时着重探讨歌德在法国和英国或欧辛、卡莱尔、席勒在法国的威望以及影响和声誉等问题。这一学派发展了一套方法学，除了收集关于评论、翻译及影响等资料外，还仔细考察某一作家在某一时期给人的形象和概念，考察诸如期刊、译者、沙龙和旅客等不同的传播因素，考察“接受因素”，即外国作家被介绍进来的特殊气氛和文学环境。法国学派的这种影响研究对于梳理民族文学关系，促进民族文学的了解.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死抱“事实联系”的做法并没有注重起跨文化研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没有探寻比较文学间的文化内因，甚至对文化交流熟视无睹，淇视比较文学的文化土壤，现在看来这肯定是它的历史局限。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的理论，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崛起于二战之后，他们不满于法国学派漠视作品审美欣赏这种停留于外部考证的研究方式。

1953和1958年，注重文本批评的英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韦勒克，分别在《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对法国学派重事实、讲考证，只求“事实联系”的研究方法提出全面尖锐的批评。1962年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重新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学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理论要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也就是广艺术之间的关系，它提倡“跨学科研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却又把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无限，而且平行的扩大常常导致牵强附会的乱比，造成“无限的可比性”，“那也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从这一派来看，学科间的跨越性是很大的，然而它对于文化的差异的鉴别和分析，对于寻找文学文化的兼容和可比性，对于探求文学文化的互补互证，对于发现特定文化的文学映射仍然是十分欠缺的。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最基本方法，平行研究是影响研究的修正和补充。它们共同构成比较文学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基础。比较文学正是循着这一道路发生发展并且走到现在。同时这些理论也构成了比较文学存在的基础。这是其巨大的理论贡献。可是尽管比较文学有这两大学派的理论支持，仍然可以发现其文化研究的不足。影响研究重实证、重考据，根本就排除了美学的文化的批评：它的跨越性也仅仅体现在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中，显然其跨文化研究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美国的平行研究虽然改变了“事实联系”，扩大了跨越，但是其文化显像仍然是虚弱的；由于它的随意性，主观性，让人很难相信其为科学。它的大跨越并没有体现大文化，因此其跨文化缺席是有目共睹的。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解读和比较必然要寻求文化之间的话语实践，跨文化的缺席也必然要被它的出场替换。

二、跨文化研究的出场

比较文学的磨难不断，它的危机严重影响到其自身的存在。因此，为比较文学研究找出路显得十分关键。只有在危机中寻找出路，寻求突破，比较文学才能不断发展。如果说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局限造成了它的跨文化研究的缺席的话，那么，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研究的出场应该属于“堂而皇之”，适应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和新时代的研究需要。第三次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间的联系，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更是打破了国家间的壁垒和界限，全球性的时空紧缩使全球结合为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互相联动的信息整体,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地球村”。商业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带动了人员的大流动、文化的大传播，在这种全球化语境条件下，经济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的总体面貌。世界的多元变革也促成了人们思维的改变。多声共奏，杂语喧哗，这就是全球一体化的特征。一体化是世界交流的需要，文化多元化是保持自身身份的选择，一体化和多元化成为新世纪的特征。在全球多元化的语境里，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必然的出场了。实际上，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当然还有一个学术背景；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特别活跃，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批评、符号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竞相登台，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本身即是比较文学家，由此对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择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其自身来说，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88年)的主题为“文学中的乌托邦”，已带有社会学研究的性质。至于此后几届年会的主题，如1991年第十三届年会的“欲望与幻想”，1994年第十四届年会的“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以及1997年第十五届年会的“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包括不断发表的论文都已经显示了跨文化研究的倾向。苏珊巴斯奈特还断言：“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

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曾说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之思已经是比较文学界的共识，跨文化研究已经登上比较文学的舞台了。跨文化研究作为新世纪比较文学的发展道路，将会促进比较文学的繁荣。在全球化的语境里，文化一体化是不可能消灭多元文化的。尽管存在文化大交流和国际间的文化大融合，但是“每一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异类文化在相互交融和吸收的同时，仍然保持个体的存在。恰恰是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它的个性”，所以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多元化将是新世纪的格局。这样，在这种文化交流频繁，多元共生的局面下，跨文化研究将会因为被给予的新的契机而大有用武之地。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研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坚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改善人类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单一影响或平行研究，把思考的焦点对准多种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寻求人类相异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平等交流，探询不同民族的个性的文学流露，建设新的人文环境。正因为这样，跨文化研究才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带到一个更为开放的领域，它深人到文学的文化背景，掘动了文学之间最丰富的沃壤；它从文学中获得对他者文化的认可，体认相异文化的文学映射，并在跨越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互补、互识、互证，推动比较文学进人新世纪的新天地。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以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互相沟通、理解、尊重和宽容为研究内容。新人文精神为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促进文化沟通，改善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尊重宽容、和谐统一、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作用。#p#分页标题#e#

一、学科合并之合理性:学科整合

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较文学系,这些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引起学界思考和争论。笔者以为,将“比较文学”放在师范院校中文系,并将它与“外国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种学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系。从学科知识结构建构看,将“比较文学”放在中文系,相对于放在外语系,更为合理。这既是因为中文系诸学科具有接受“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还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诸学科。外语系的文学学科,仅仅是外国文学,而中文系的文学学科,既有中国文学,又有外国文学,还有文艺学等,在学科知识板块基本设置上具备了在汉语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结构。在中文系中,“外国文学”的设置本身,给中文系学科整体带来一个可与中国文学互照互识的参照,使学生具有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但由于没有“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各门课程虽然在知识结构上具备整合基础,却各自封闭,缺乏沟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过输入新学科———“比较文学”,使原有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有了整合的学科理论,可以对整个中文系原有诸文学学科知识板块加以自觉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赋予该学科整合中文系诸学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学科地位,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为中文系诸学科整体中的结构要素。确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文系学科整体之结构要素,意味着认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性质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响到中文系所有学科,使中文系诸学科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规定的基本性质下相互作用转换生成一个结构整体,具有传统中文系原来所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和功能。

这种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体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与视野、“比较文学”异质文化文学互照互识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诗学核心概念等,将使中文系诸文学课程整体具有“世界文学”之整体性质。这种“世界文学”整体性质放大影响中文系诸传统学科,将使中文系原有诸学科相互作用转换为一个整体———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载体,将使传统中文系培养的能说会道的“笔杆子”,具有当下语文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世界文学”基本知识结构和全球视野。因此,“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怎样整合中文系原来分散孤立的诸学科呢?首先,从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开始,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给学生讲“学术导引”课,让学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学习过程中的总体要求,并与其他学科商讨确定读书写作的具体要求:文学课程要求背诵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诵要求、细读基本书目以及细读要求、学科小论文写作基本规范与基本要求、中国古代文献阅读基本要求、英语文献阅读基本要求等,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语文工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实基础。

在中文系诸学科中,只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具有主持这种“学术导引”课程的宏观视野和整合能力。诚然,国别文学学科就具体文学事实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艺学学科可能就具体理论研究更加具体,但应看到,封闭的国别文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知识结构上贯穿中外、古今的跨越优势与互照互识的视野,传统的文艺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文学实证基础。所以,在主持“学术导引”课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虽应与其他学科充分交流沟通,尊重其它学科的意见,但还是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统筹兼顾这种“学术导引”课程更为适宜。虽然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学术引导”课程,但学生“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却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学科的任务,而应由中文系所有课程共同承担。中文系一、二、三年级专业基础课程,应落实各学科的背诵要求、阅读要求,以及学科小论文写作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三年级(或四年级)“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开设的专业学科相互沟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一年级的“学术导引”课,与四年级的“比较文学概论”互相呼应,因此,“学术导引”课程可以视为“比较文学”课程的一部分,课时由“比较文学概论”课时拨出。最后,通过四年级毕业论文写作,学生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上选择题目,尝试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表达自己观点。学生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学比较,但是,由于学生论文题目是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总体知识结构基础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选择,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与传统的中文系学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觉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语境的知识结构和学养,具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更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学科合并方式:学科独立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现状是不同学校处于各自尝试阶段:有的学校把比较文学的内容放在外国文学课程中讲授,有的学校严格坚守两个学科的各自边界,两门课程分开讲授,并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性。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子结构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结构平衡、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更大结构构造的自我调整性,是结构的三大特点之一。[1](1-11)从理论上讲,如果“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是一个整体,“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国别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理论课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学科要参与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都应该保持自己作为子结构的结构边界、结构构成元素以及结构要素等。“世界文学”作为更大结构对中文系包括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课程整合,不是打乱各学科的边界,随意改变各课程的特定对象,而是中文系诸学科保持各自学科独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结构转换,在保证各自学科的学科边界与独特学科对象稳定性前提下整合。学生跨越异质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独立学科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核心相互作用转换生成的新的整体结构性质与结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系诸学科不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还要保证自己学科的扎实基础,这既是中文系诸学科整合之绝对前提,也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之绝对前提。没有各学科之独立边界,“比较文学”主观随意地放在国别文学课程中讲述,学生没有各自学科的扎实基础,很有可能不同学科知识混同于一大锅浆糊。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把比较文学有关基本概念说得头头是道,但不仅学不好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也不可能学好。从文学知识结构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国别文学基础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学”知识建构。如果中文系学生只具备“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没有相应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就缺乏“世界文学”观念上互照互识的基本参照,不具备进一步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准备。反之亦然。如果学生不具备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这时给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对学生来说,就只是能指的游戏,学生根本不具备接受这些概念的期待视野。#p#分页标题#e#

三、学科基础:双语双文本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一、转变教学理念，因时因人构筑课程体系

笔者所在的学校为地处西部的一所财经类大学，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课程从2008年开设以来，一直安排在第七学期进行授课，同时在课程设置方面经历了从必修课到选修课的变更，课时安排为32学时，周学时2学时。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调查发现，学生普遍反映这门课不好学，理由是比较文学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让他们感觉既不像纯理论课程如文学理论课，又不像文学史课程。鉴于课程学时少、学理性强、学生学习困难这一情况，笔者首先在课程内容上进行调整，不再对教材内容按照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顺序进行面面俱到的讲授，而是侧重于普及学理知识，有选择性地以专题形式来组织教学，例如分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概述、研究类型介绍、中西文学比较经典案例赏析等。因为学生并非专攻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所以只要能让他们建立起对已学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整体认识，初步形成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和形成比较的意识，即意味着做到了让学生学有所获。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利用专题来组织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始终强调基本概念的重要性。因为学生只有厘清了基本概念，才能建立对该学科的理论认识。例如，在梳理学科发展脉络时，“比较”就成为教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立足相应的阅读文献，调动学生探寻不同理论家围绕“比较”所进行争论的意义，探讨“文学比较”和“比较文学”的区别，这就为学生正确地理解比较文学之“比较”的独特含义奠定了基础。但仅拘泥于基本概念是不够的，还应该适时将当前的学术动态带入课堂，这也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放性所决定的。恰如陈惇先生所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但是，教学如果在理论上兜圈子，必然把一门生动的课程讲得死气沉沉，索然无味。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打开过去未能注意的天地，解决了未能解决的问题。新的学术领域、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是本学科的特长。”事实上，比较文学学科从19世纪末建立开始，就一直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而这也为其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女性主义思潮、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等冲击和影响下，关于比较文学学科是否死亡在中外学界都引起极大争论，为此，适时将最新的学术动态引入课堂，不断更新课程知识，对于学生深入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概况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教学模式上的改革：课堂讨论+案例分析

传统的教学模式特别注重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在这种信息的“单向传递”过程中，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被忽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测也只能依靠期末考试的分数来判定。鉴于比较文学的学理性和专业性较强，如果仍强调以教师讲授为主，很有可能将比较文学课程变成死气沉沉的理论课。为此，在教学模式上笔者采用“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力图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正如诸多教改成果所示，课堂讨论改变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主从地位，让学生从单纯地听课变成主动参与课程。但课堂讨论必须有的放矢，且教师在组织讨论时应该合理设计问题并把控好时间，这样才能达到师生互动又保证课堂教学秩序的目的。而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教学，既可以避免学生对理论感到“空而玄”，又能通过例证印证学理阐释，使学生在实践中真正理解并吃透艰深的学理知识。举例来说，针对课程教学内容以专题讲授形式来呈现，笔者为每个专题选择了两到三篇中英文阅读文献作为典型案例，每篇文献皆提出三个问题供学生在课后阅读时回答。根据阅读文献的难易程度，笔者或将学生分成小组共同协作完成，或要求每个学生独立完成，并在下次课堂上进行口头汇报。在听取学生汇报后，教师应该给予点评，形成自由的师生互动的讨论氛围。比方说，在讲授比较文学研究类型专题时，对于法国学派提出的影响研究，由于涉及史料考证、翻译、传播等多种学科知识，学生理解起来并不容易，为此笔者给学生提供了两篇学术论文作为案例，一篇是英文范文《寒山诗在远东和美国的接受》，一篇则是中文范文，即范存忠先生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笔者要求他们除了写出每篇文章的分析框架外，还要梳理出作品传播的时间、媒介、路线、价值及意义等，这就把抽象的定义转化为学生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讨论，教师最后在点评时又结合学理进行总结，这就让学生对影响研究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等建立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三、合理有效利用多媒体资源作为教学辅助手段

为了进一步活跃课堂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应该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合理、有效地运用多媒体资源。这体现为两个层面：

一方面，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的网络资源，发挥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尽管比较文学课程开设在第七学期，学生同时也面临着写作毕业论文的压力，但在课后调查中笔者发现，竟然有相当多的学生查找资料只会借助“百度”作为唯一的网络渠道，而从未使用过学校图书馆的网络资源。事实上，在我校的图书馆网站上，除了购买各种电子图书之外，还购买了如维普学术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等资料。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也帮助其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笔者有意识地要求学生借助这些网络资源参与进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解平行研究这一研究类型时，笔者推荐了《中国比较文学》刊物，让学生去图书馆网站上查找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平行研究方面的论文，要求学生从中挑选一篇认真研读，并在课堂进行“论文推荐”展示。在结束该章教学后的调查中，学生普遍表示这一过程不仅加深了对该研究方法的认识，而且对自己写作毕业论文帮助很大。

本文作者：孔许友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平行研究的基本功绩和特点

经过数十年的理论磋商和研究实践,平行研究的方法日益显示出其生命力,并被普遍接受。那么,到底什么是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到底有何功绩?要比较全面地了解平行研究,我们首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平行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历史功绩:

第一,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这是平行研究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功绩。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明背景、不同地位水平的文学现象,只要具备一定的可比性,置于一定的研究目的下,都可以被纳入平行研究的视野。因此,它涉及的范围和对象十分广泛。概括而言,它涵摄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跨学科研究和文学人类学等次学科。显然,与影响研究依赖事实联系相比,平行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皆可为我所用,功夫深处,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自由驰骋。

第二,平行研究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平行研究虽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所谓文学性,简单地说,就是涉及的重点和内容必须与文学自身有关,不是文学之外的领域。不过,文学性本身又是个极其宽泛复杂的概念,大致地说,它必须体现文学之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征。平行研究之所以重视文学性、审美性,与美国学派受新批评影响有关。新批评虽然是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但其成熟和鼎盛期都在美国。不少美国学派的学者本身就是新批评的成员,如韦勒克等。新批评反对以作者生平、时代背景等为研究的核心,强调以作品文本为中心,突出作品的审美价值、形式因素。平行研究的这一特点非常有效地使比较文学摆脱了法国学派一统天下时期的实证主义作风。而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批评方式确实存在着过分依赖材料和繁琐零碎的严重弊端,以致于使本属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比较文学变成了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和文献考据学。在这个意义上,平行研究使比较文学回归文学,确实功不可没。

第三,平行研究逐渐关注可比性问题。由于平行研究是对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不需要做事实材料的考证,这就导致在不少平行研究的实践中出现“拉郎配式”的随意乱比或比附的现象,仿佛平行研究具有“无限可比性”。在中国,滥用“X+Y”的模式,为比较而比较的情况已十分普遍,被一些学者称为比较文学的新危机。因此,可比性问题已成为平行研究能否站得住脚的大问题。我们知道,两样东西要进行比较,其前提在于它们必须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都无法进行比较。当然,这不是从一般的哲学角度讲的,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重要的是平行研究要找到同和异的点,找到关系,在类似处发现不同,在不同处发现类似,或者在看似无关的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思想观念或形式结构等方面的联系。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是,“没有什么文学现象不可比,又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完全可比。平行研究就处在了可比与不可比的微妙的境地”[1]。不过,找到比较点还不等于完全建立可比性。平行研究要避免为比较而比较的嫌疑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比较的目标。“比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应当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最终融贯建立一种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2](P270)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讲,比较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有的学者认为,要落实可比性就一定要从比较中得出某个结论。其实,文学研究本身难免带有模糊性,我们很难要求每篇文章都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但至少我们可以要求,比较必须围绕一定的论题,而且论题应该尽量具体,避免宽泛无边,大而无当。总之,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深入,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逐渐得到比较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可比性对平行研究进行规范已成为平行研究本身的特点。

第四,平行研究向科际综合研究的更大范围拓展。文学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文学性也好,审美性也好,都并非纯粹与外界无关。事实上,文学是一个包含多种构成因素的复杂系统,对文学审美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和吸收其他领域的成果和方法。这是对科际综合研究的一种理解。但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科际综合研究并非比较文学的专利,一般的文学研究也经常要“跨学科”,如涉及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宗教学、民俗学、哲学、历史学等等。如果这些研究都冠以比较文学之名,显然也会使比较文学失去自身的规定性。对科际综合研究的另一种理解是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其他学科、宗教之间的关系”[3](P208)。这种研究也称为跨学科研究,它旨在揭示人类文化体系中的不同知识形态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同时,彰显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但是,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如威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中主张这样的研究不应超越国家的界限。这一主张的内在缘由也许是认为不同文化的知识系统具有不可通约性。但这样一来,从一国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比较中抽象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规律是否可能又成为一个问题。其实,作为平行研究的科际综合研究可以将两种理解结合起来,同时将其置于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视野之下。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知识系统实际上既有不可通约的一面,也有可通约的一面,因此,跨学科对话的实现,需要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视野中,才能“弄清文学及其他学科在人类文化知识架构中的位置及其演变……清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学科知识体系的概念范畴、话语规则”[4](P167)。另一方面,科际综合研究不只是文学本身与其他艺术、学科的对话,它还可以指将本属其他学科研究范围的社会历史现象、思想文化潮流等作为研究某种与之并无事实影响联系的文学现象的切入点或参照系,同时,这些切入点或参照系必须具有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性质,即与被研究的文学现象分处不同的文化圈。[5](P102—112)这样既保证了作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科际综合研究不失其内在规范性,又使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总之,从历史功绩的角度看,平行研究以其开阔的胸怀和眼光,既在理论层面,也在实践层面,开拓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比较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使这一学科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p#分页标题#e#

一、口头传播与比较文学

进一步放诸媒介的传播层面，饶氏分析说，中国应该是有史诗的，但由于古代史官记言与记事分开，记事侧重时日，对事态的描写多采取“省略”的手段，所以没有像西方史诗那样强调英雄主义。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殷周典册，楔刻书写与龟骨、铜器与玉器、简牍，不宜作长篇记录。史家又主张尚简用晦，详尽文体不受欢迎。“但是到唐代，俗讲变文兴起，衍生后来的弹词七子体，与天竺希腊的反复冗长的史诗，其构章遣词，实无差异，这样的文体在吾国反属后起”，他认为这是陈寅恪在《论再生缘》引言中所谈到的文学形式由简变繁的另一方向。作为国学大家，饶氏在使用了自己所擅长的甲骨学、史学研究成果之外，广泛审察近东和印度、希腊的口传文学传统，自觉使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并将研究对象放诸历史语境中进行传播学式的考察，得出了信实的结论。不过，对口传文学的研究截至目前并不只是停留在对文学发展历程中最初阶段的搜集整理和勾陈史料，它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书面文学。美国专于口传文学研究的民俗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和戴尔•黑姆斯认为，文学研究者仅关注书面文学是一种历史缺陷。在文人诗歌产生以前，部落社会中流行的是在集体性表演场合所歌唱的诗，书写为文本的诗完全丧失了在多媒体表演情境之中的诗歌传达效果。因此需要把简化为文本的僵化的文学还原为具体传播情境中丰富而多彩的活的文学，从交往和传播情境的内部来研究口传文学存在的条件，进而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缺失、传达变形、阐释误读和效果断裂。

二、印刷传播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过去的媒介研究主要关注印刷文化的产品———围绕书写文本展开，例如担负跨语言文化传播的翻译文本的研究演化出比较文学的译介学。书写文化还是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而愈加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文学的传播方式从瞬间化的口耳相传、互动性的不稳定文本，转移到从写到读、逐渐固定的物质化文本。早期用于祭祀、吟诵的诗歌、史诗逐渐在固定下来的物质文本中失去声音，由此培养了“孤独”的读者，酝酿了充斥个人主义精神的新的文学体裁———小说。而“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体站在政治、宗教相关因素的网络之外独立阅读独立思考。以页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口传文化中言辞的稍纵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这一双重运动把读者造就成了批评家，把作者造就成权威”。伊恩．P．瓦特在他著名的论著《小说的兴起》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印刷业兴起，伴随受教育民众的增加，对一种新文体产生的重要意义。在西方，18世纪印刷业的崛起，最初获得成功的是宗教类读物，但是把这一阅读兴趣带入更广泛的文学兴趣的是小说这一门类兴起的关键，笛福与理查逊都是成功者。将道德与宗教目的引入世俗的虚构故事领域，主要体现在文学新事物———流行刊物之中，他对读者的吸引为小说这类虚构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西方传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边界越来越模糊，也随着政治与经济局势的变迁不断淘洗，于是出现了多学科的重合，一方面依据研究对象和方法为学科划分界限越来越难;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扩大，每一门学科本身也变得不纯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新创了一些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例如传播学、行政学和行为科学”等。同样，比较文学也是这一大趋势之下获得独立和关注的学科之一，他自然也广泛吸纳周边学科，如社会学、史学、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印刷这一传播方式对于文学的影响与塑造。近二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报刊、出版社与文学团体、作家作品的学位论文和书籍便是例证。依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仿照达恩顿在他的书籍史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中开宗明义提的几个问题来模拟一些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一部作品、一场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上传播的?影响深度、广度如何?当思想与观念物质化到文学作品中时，是采用什么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基础与文学形式、思想与观念的传播关系如何?出版如何在文学的传播中起作用?它又对文学产生什么反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社会学、历史学的理论新动向，保证了比较文学领域截至目前为止成果最为丰富的对印刷文化传播下的文学研究常有常新。

三、电子传播与比较文学

从传播方式的三个阶段纵向看来，文学应该是一个逐渐去魅的过程。口传时期的神话、史诗基本都与宗教或民族重大事件有关，吟诵者和故事本身都拥有极大权威;以固化文字形态流传的诗歌、戏剧和小说，虽然神圣权威性有所减低，但也长期被认为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凝聚人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文字形态，具有一定的膜拜价值。历史进入20世纪，人类见证了传播方式的急速升级:信息的传播在空间距离上越传越远、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体现的形态也从单纯的声音、文字丰富到了声光话电多媒介的共同作用。最初对这些信息的电子化模拟(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引发的争论到了数字化时代更加尖锐、突出和复杂难辨。最有名的理论中，本雅明和麦克卢汉虽然认识到这一趋势的严峻性，但仍然指出了其乐观积极的一面———它天生带有民主化倾向;另一方面的阿多诺、哈贝马斯和杰姆逊则强调悲观的一面———对自由的掌控和威胁。有人抱怨说，文学界正在变成“一个民主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涌现了很多对文学法则一无所知的批评家;而“现在的时代，可以恰如其分的命名为作家的时代;各种能力水平的、各种教育水平的、各种职业和部门的人，都带着如此普遍的热情”发表意见、投寄稿件。对于当今世界范畴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大量论坛充斥的良莠不齐的各类评论来说，这一论断实在是恰如其分，不过如果我告诉你，第一句引自1752年菲尔丁面对印刷和大众读者群冲击下的牢骚，后者是1753年约翰逊博士在《冒险家》中对各类新型杂志的不满，你会作何感想?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文学领域的危机感一直是伴随传播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因此对我们这些被新媒体冲击下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大可不必如此悲观。由于传播方式的多媒介化特征，文学本身的样式也发生了裂变，虽然文学失去了阅读时代唯我独尊的地位，但仍然将与多媒体的其他艺术形式共同开创文学与人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一、融入比较文学意识，培养国际视野

从中国与东亚各国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居于向外辐射的中心地位，中国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神话、和歌、物语文学)有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方位的影响，对朝鲜、越南等国也是如此;中国与印度之间，则凭借佛教这一有力的媒介，达到了在精神层面的深度交流，中国文学也从语言、内容到文学形式受到佛教的激发，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面貌;中国与西方之间，在16世纪曾经存在着“东学西渐”的趋势，西方很多国家曾发生过“中国热”，中国古代文学在这个热潮中也被介绍到西方，影响到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和思想。比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受到孔子道德思想的影响;德国的大文学家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也与其对中国作品的阅读分不开。如果把这种广泛的民族文学之间的联系贯穿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能够打破封闭的民族文学视野，让古代文学课程拥有国际的视角，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学与异域文学的广泛联系及其穿越时空的魅力。

如讲到古代戏剧，就可以将中国古代戏剧与异域文学的联系考虑进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元代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堪灰阑记》，是最早传到欧洲的中国戏剧之一，也是对欧洲戏剧小说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中国戏剧。剧本写妻、妾争夺一儿，各执一词，官司闹到包公面前。包公划一灰阑，让两位母亲用力争夺孩子，胜者将拥有孩子。生母张海棠因为不想让孩子忍受撕扯之痛而放弃。但包公最终认定输掉比赛的人正是生母。剧中“二母争子”的故事，与《旧约全书•列王纪》、佛教《本生经》中的《大隧道本生》、《贤愚经》卷十一中的相关故事极为相似，已成为世界文学著名的母题。《包待制智堪灰阑记》与佛教故事的渊源已有学者进行详细的考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借鉴已有成果，对古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深入分析。“灰阑记”的故事不仅仅是在古代世界有过小范围的旅行，在现代世界，这一故事跨越了亚洲和欧洲的界限，并在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笔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布莱希特于1945年改编创作了《高加索灰阑记》。布莱希特在戏剧的楔子里写道:“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的”，交代了其创作与中国戏剧的关系。“二母争子”由印度故事到中国杂剧，再到欧洲戏剧，让我们看到了文学跨越国界的旅行，以及民族之间智慧的沟通。

在中西戏剧间进行移植的还有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意、法、德等国著名作家都曾改编上演过此剧，其中最有名的是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中国孤儿》将故事时间由春秋时期移至成吉思汗时代，将动作时间由二十多年缩短为一昼夜，地点局限于距离康巴鲁(即今天的北京)王宫不远的大臣宅邸，情节集中于成吉思汗搜孤、尚德夫妇救孤的冲突，并引入了爱情主题，删除了孤儿复仇的情节。这样的改动，从思想上说，是将原作的歌颂忠义与复仇精神变为对理性和仁爱的礼赞。在伏尔泰看来，大宋王朝及其遗民代表的是人类的成熟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元朝代表的则是落后的野蛮文化。于是，宋元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文明与愚昧、正义与邪恶、理性与偏执的冲突。而剧作真正的主角由忠臣程婴变为母亲伊美达，也表现出剧作重心由伦理向人性、由男性向女性的转移，表现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的差异。从艺术上说，这种改动则是严格遵守了西方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原则。在讲授上述两剧时如能引入西方可资比较的作品，就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作品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收到互相阐释、互相说明的效果。依此类推，其他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也可以置于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进行。

二、借鉴比较文学成果更新文学史观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文学史与文本分析的模式中，存在教学内容更新缓慢的特点。传统的文学史在看待作家时，更多是在民族文学范围内，考察作家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价值，因此，文学史的内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这种唯一的标准或许评出了民族文学的经典，但是却忽略了在异域文化中，本民族文学的样貌，在培养学生丰富的审美经验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内容的更新必须有新观念新方法的介入和启发，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很多启示。比较文学研究的是具有跨文化关系的文学现象，因此，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就注意到传统文学史研究不太留意的作家作品。在法国学派的代表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中，就提出了二流，甚至三流作家或许比一流作家更具有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往往不是一流作家，而是二流甚至三流作家赢得国外读者的关注。如唐代诗人寒山，在古代文学的课程中几乎没有地位，课上几乎不讲，但是寒山的诗却在日本、美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美国“垮掉的一代”甚至把他视为精神导师。小说《好逑传》、戏剧《赵氏孤儿》也有类似的命运。如果我们把这些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都排除在古代文学课程之外，那无疑是一个缺憾。从《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及其他比较文学研究的工具书来看，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有的是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交流的梳理，有的是寻找沟通对话的平行比较。《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等研究都为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更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古代文学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把在国外具有崇高声誉的作家也纳入讲授的视野。一方面，更新了内容，增加了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逐步树立多层面多角度理解文学的意识，摆脱唯一的文学价值观。

三、打通古今中外，比较中总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