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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仲祥 卢玲 单位：毕节学院 政治与法学学院
人与自然相处的问题人与自然相处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许多思想家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对中国文化思想影响最深的有这么几家：老庄一家、孟子一家、《睡虎地秦墓竹简》一家、董仲舒一家、韩愈一家。老庄为代表的主张在自然面前取“无为”态度：“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64章），“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篇》）。老庄的态度很明显，就是在自然面前不敢“人为”不应“人为”。孟子为代表的主张敬重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意思很明确：供人以生存的农业、渔业、林业，一切都有其自身的生长规律，不违背它们的规律，人生存的问题就解决了。这种自然观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魚鱉，置罔（網），到七月而縱之。”这是用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不能违背和破坏自然规律。在国家的层面上用法律的形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明确地颁布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应该是罕见的。此外，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虽然不是直接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他的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天人关系中讨论到的“天谴说”，剥去其神学外衣，用今天的话表述，遭“天谴”就是遭自然规律的惩罚。至于遭“天谴”的原因，董仲舒虽然没有直接论说是破坏自然生态，但我们从《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表达的“鸟兽昆虫莫不爱”的生态观及《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中表达的对农业、水利、资源保护及对万物保护的合理思想可以看到，其“天谴说”的内容应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说董仲舒“天人关系”的论述还需要进一步引申才能进入人与自然的层面的话，那么，韩愈的“天人论”讨论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恳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溲，筑为墙桓……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天地之雠也。”（《柳宗元天说》）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人的社会行为，是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因此必然受到老天爷的惩罚。韩愈的观点，过去因为带上唯心主义因素而没有引起过重视。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简单思考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暖事实，我们就会深深感慨：韩愈的见解真深刻！有了前面的回顾，现在我们可以来理清一下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认为人与万物同为自然万物之一物，物是自然之物，人亦自然之物，人就是自然，自然也就是人。有了人与自然的这种明确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行为准则亦同时明确了：人类在自然面前应严格按自然法则行事，对违背自然规律的向自然无休止的索取，必然受到自然法则的惩罚，这就是自然的规律，这就是中国自然哲学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的建设环境友好型、生产节约型社会，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如何相处的一种典范。
中国哲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有两个：其一，物质文明；其二，精神文明。何谓物质文明？百度词典最新定义为：“所谓物质文明，是指人类物质生活进步状况。它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该定义强调物质生活进步但却没拷问物质生活进步的元素。如果这个进步的物质生活是以牺牲自然生态，是以提前透支子子孙孙的资源为代价的，这能算“文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现代经济社会追求的许多经济指标，相当部分是以牺牲自然生态，透支子孙资源来实现的，因而就不能说是“物质文明”。本文认为：物质文明即以先进的生产方式在不破坏自然生态，不提前透支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创造的物质生活成果。这个定义强调了物质财富的积累要以不损害自然生态，不以透支子孙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先进的生产方式下从可再生资源类获取的财富，对人类才具有意义，因而才具有“物质文明”或曰“文明物质”的称号。如果这样界定“物质文明”，社会的进步就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真实含义就在这里。
何谓“精神文明”？对“精神文明”的界定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百度词典的定义：“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成果，它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如科学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的发展程度，规模和水平上，也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上。”这个定义初略看去很全面，似乎把人类精神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概括进去了。但是，它却遗漏了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在物质财富面前的消费心理。如果大肆挥霍社会财富，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显然属于非文明精神，只有在物质财富面前崇尚节俭的心理行为，才有资格成为文明精神。因此，本文给精神文明定义为：精神文明指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成果及人类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健康消费心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崇尚节俭的文明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从本文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定义出发，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范畴内，中国哲学于人类社会发展可资借鉴意义也是深刻的。我们知道，物质文明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提高的前提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哲学中《易经》的三大理论（阴阳对立、五行生克转化、天人合一）、三大法则（易理、卦象、数理），三大原则（简易、不易、变易），道家的生成论、宇宙论、相对主义观点，墨家的科学技术思想、逻辑学思想，中医学的“宏观观察”、“整体研究”的思维方式等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从宏观到微观、从聚象到抽象、从抽象到直觉等一系列系统的、先进的思维方式。其中特别是道家，不仅对中国先进的思维形式有重要贡献，而且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面刃”性质也有深刻的哲学反思。因而中国哲学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先进的思维形式，是正确发展生产力、正确积累社会物质财富的理论基础。#p#分页标题#e#
关于精神文明、中国哲学更有独特的贡献，这个贡献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消费心理结构之中。由于中国哲学在物质消费面前，历来都以“俭”为最高的价值判断，认为“俭”是实现“德”的桥梁，认为“俭”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关乎国家兴旺发达，因而就有了如下众多的深入中国人心理结构的“俭”文化：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训俭示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资治通鉴》；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宋史》不仅如此，中国哲学中的道家还以“灭物欲”作为最高的精神追求。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剔出其走极端的一面，正确评价其于人类社会发展有作用的元素，对于创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的。因此，从人类发展这个层面上看，中国哲学仍具有功能性意义。
中国哲学对人类终极走向的功能意义
关于人类发展的终极走向,思想家们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儒家的“大同世界”。这些理想社会中，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人类社会向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在国家的组织管理形式、国家领导人应具有的条件、素质等方面，都有许多可供资鉴之处。但是，从人类发展的终极意义考察，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影响进入不了人类发展的终极意义这一层面。首先，从设计蓝图的本意看，柏拉图是为城邦设计而不是为人类设计的，城邦未来的蓝图与人类未来的蓝图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其二，柏拉图为了排出个人利益而必须实行的“共产”，其内容包括妻子和孩子，这是有悖人伦人性的。人类文明越发展，越不会接受柏拉图的这种主张。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于人类终极走向是没有功能意义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虚构了一个奇乡异国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乌托邦》的意义在于启发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此外的意义，犹如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一样，由于它们都是一种感性的空想，因而于人类终极走向是没有功能意义的。
我们来看儒家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段话可以看作儒家大同世界的纲领，它已经设计好了社会运作的一整套完善体制：社会制度为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管理体制为选贤与能；社会保障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际关系为“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社会道德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人为公的高尚品德，看到了自觉劳动的高尚行为。
由于儒家的大同世界具有完善的理论，因此它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从社会层面上看,两者都承认整个社会是以阶级消失为前提的,整个社会的管理组织目标都以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都达到了最高水平。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以推翻个体私有为前提,中国儒家的大同则以大道得以推行为前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来实现；儒家大同世界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则以继承过去优秀道德意识为前提。因此,从人类社会意识、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虽然已过去两千多年了,但其先进的思想光辉至今仍然明亮闪烁。作为人类理想社会的预设目标,中国儒家的大同世界仍然具其有强大的功能意义。
结论：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归属点就在于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最大化地实现中国哲学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意义。而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讨论。上述问题，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我们如何在社会实践中最大化实现上述问题？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从构建和谐社会到科学发展观，其文化背景都是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已经取得成功的模式，应该推而广之，当然别人也会效法。还未成功实现的，我们要加大理论研究力度，使其成果转化为为现实服务的理论依据，让传统文化的光芒在今天的社会实践中大放异彩，使之尽早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民族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