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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涛 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司马光的思想来源与倾向
在晚近以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同意司马光的思想属于儒家(司马光对佛道的态度相当排斥)，但又必须承认司马光思想很明显地与孟子思想有着相当的距离。面对此点，研究其史学思想或政治思想的学者多笼统地以“儒家思想”或“封建传统”一笔带过;研究其哲学思想的学者，亦有许多只意识到其与正统理学间的距离，仅斥之为保守旧学或传统风习未脱，未能更进一步探索其哲学的精神内涵。究其根本，这极可能是因中国哲学长期“尊孟抑荀”的态度使然，所以人们有意或无意间，均未能更积极地将司马光哲学的特点与儒家的另一范式“荀子”关联起来，使其哲学未能与哲学史上这一更为深层的发展脉络相联系。注意到司马光哲学与荀子关系的学者，大多因司马光的天人关系论而注意到其与荀子之相近处［3］56。司马光在《迂书•天人二则》中说:“天之所不能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穑，人也;丰歉，天也。”［4］916其推尊扬雄外，在先秦诸子中对于荀子最有善评，如在《中和论》［4］793－796中赞赏荀子“虚壹而静”，亦曾在《答范景仁书》中引用荀子《天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4］753以说明他的养生之法。虽然他在人性论上批评孟荀主张性善或性恶均不对，认为性应是善恶混，但他的人性论从蕴谓层来看，实与荀子人性论相近，而不近于孟子。其他如重礼和重外王之学，也与荀学脉络相近。司马光甚至曾上书请求重新刊刻《荀子》一书［4］276，而对于孟子，却写了《疑孟》一文。凡此均可见司马光之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荀学倾向。虽然司马光思想中有着较明显的荀学色彩，但仍有学者对于此点表示怀疑与反对，甚至提出要与荀学划清界线。这样的疑问主要有一部分来自于对司马光人性论之主张的理解，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对司马光天人关系论的理解。首先，在人性论方面，承前所述，若未能深入理解荀子人性论的深层结构，很容易就依司马光表面对荀子的批评而认为司马光哲学并非属于荀学一路，而看不出二者的相近之处。
其次，在天人关系论方面，有学者就侯外庐等判司马光为“天命主义者”的流行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不惟(唯)一般的‘定性’不准，更主要是表现了何等的肤浅”。“司马光的‘天命观’，本质上是解释和论证君臣、父子伦常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它与古代本来意义的‘天命’观有根本的区别”［5］。如漆侠认为司马光的天人关系近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是有人格会赏罚的至高权威，只有吓唬老百姓的一面，所以与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不同［6］375－376?李昌宪则以为司马光的天人关系论近于荀子“天人相分”其说，但也不乏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也与荀子不同［7］348－354。相较之下，漆侠的观察较为偏狭，而李昌宪的观察则较为详实，看到司马光的“天命论”中确实明显存在着仿佛对立的矛盾。但事实上，这样的疑惑应来自于过去对荀子之“天人相分”与董仲舒之“天人感应”的刻板印象，荀子之“天人相分”实并未先预设天人完全分开没有关联，而是一种“合中有分，分而能合”［8］的天人关系。在张晶晶看来，此与董仲舒之“天人感应”当是一脉相承［9］，而司马光的“天命论”亦应属此一理路。虽然不少学者都指出司马光思想与荀子思想比较相近，甚至指出“司马光是北宋唯一承袭荀子学说的哲学家”［10］，但仍未有学者对此做全面的考察与研究。故此，司马光与荀学的关系目前仍是个极需厘清的思想史与哲学史课题。
二、对司马光气论的诠释与定位
关于司马光哲学中的“气”或“虚气”的部分，是目前司马光思想研究中之薄弱环节。由于司马光尚平实，不喜论天道、天理，其宇宙论或本体论部分的建构也就更不容易为人所知。但由司马光的《潜虚》、《温公易说》、《太玄集注》等哲学著作可见，司马光绝非没有自己的本体论、宇宙论可言，只是需做更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才能揭其奥义。“虚气关系”是诠释司马光本体论所必然面对的难题。目前对于司马光哲学中的“虚气关系”研究在论述上多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一些研究基于想把司马光哲学解释成唯物主义的立场，故而逾此不论。如漆侠由司马光对《中庸》的诠释来看司马光的哲学，因此便认为“虚”即是”中”，又恐此会使其流于唯心主义，故不但未加深论，却据此评论司马光哲学为“驳杂”［6］378。这种矛盾，其实也暗示了司马光哲学中的“气”并非可以全用唯物主义来解释。
综观对司马光哲学中的“虚气”研究，目前大致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气自虚出，另一种认为气即是虚。司马光在《潜虚》开卷语:“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11］1这段话中的“虚”与“气”的诠释，在论者眼中往往倾向于老子道家式的诠解，认为司马光的“虚”即老子的“虚”，太虚生气，故其宇宙论便有“虚”与“气”两层的生成过程，“虚”与“气”似道家“无”与“有”的关系。如李昌宪在《司马光评传》中提到:“司马光提出了万物的最高本体是‘虚’和‘气’这两个范畴，司马光在探讨世界本原这一命题时，显然受了老子影响。”［7］338故而司马光认为“虚”也是充满“质性”的客观物质世界，因此，“这表明了司马光在自然观方面是‘气本原论者’”［7］340。并提出张载与陈淳对于司马光“虚”之理论的批评。这种认为司马光以“虚”为本体的观点，可能是单单从上述数语之字面上得出的结论。但《潜虚》此段话实无法只由字面上来诠释，因为它放在《潜虚》之首的用意在于要点明《潜虚》的全幅架构。而《潜虚》有气图而无虚图，是相当值得重视的线索，此在董根洪的《司马光哲学思想评述》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证。董根洪根据司马光的文本，提出司马光理论中的“虚”与“气”其实是一样的，即“虚即气”，与张载一样虚气一体，并不主张气之上还有虚作为本体。本书的成果相当值得关注，但可惜太过囿于唯物主义的限制，对于司马光气论尚有未能自圆其说之处，乃是其缺憾所在。#p#分页标题#e#
张晶晶在《论司马光〈潜虚〉中的气本论》一文中，透过对司马光《潜虚》一书的诠释提出，在司马光的气本论中，气为一切万物生成的根本成分、根本基质，气的运行中自有一潜存的秩序，但并非先天现成，而是要在实际事物中运行才会慢慢形成价值，并没有离开物而存在的神圣理体。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形成万物，万物的消长均在气之中，气聚则生，气散则亡。表现在工夫论上则是要人治心养气，但此养气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不同，而是要让身体的中和之气“徐徐自复”，用正常的礼乐法度来规范自己，不去打扰气的恢复［13］。她进而认为司马光这种气本论思想，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心体或理体来作气的主宰，而是相信气中自有一潜存的秩序倾向，因此有实现秩序的可能，这与明中叶以后的自然气本论可以说有某种理路上的一贯性［14］184。此种以自然气本论作为理论范型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司马光气论的微观揭示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对于司马光之气论在宋代出现的意义、与同时代张载气论的关系、与明中叶理学中出现之气论的关系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厘清，也显示出司马光的气论尚有许多研究空间。相信通过运用新的诠释模式对司马光气论进一步深入揭示，可使司马光的气论将与张载的气论一起充实我们对于北宋气论乃至整个中国气论哲学的多维理解。
三、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
据《宋元学案》中之《涑水学案》来看，朱熹将司马光与北宋五子合称为道学六先生，二程在语录中亦时常提及司马光，而从司马光又与张载、邵雍、二程等人多有交往等情形来看，司马光在理学发展史中，似乎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易略过不论的角色。但过去在理学史上，或因政治与史学的因素而被排除于道学家谱系之外，司马光却鲜被论及，因此其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影响与意义隐晦不明。除因司马光在史学上的地位掩盖其哲学光彩等因素外，或因司马光在北宋历史中作为政治上的保守党形象深植人心，因此在宋学史中，司马光之思想也就常被视为在王安石孟子升格运动之背景下，为反对而反对的无深义之学说，或是认为其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一样保守，所以并无可观之处［15］。在少数关于司马光的研究专著或传记中，对于司马光哲学虽有较正面的肯定，但对其在理学史上的意义仍未有更积极的阐释。如宋衍申认为司马光是“理学之偏师”［16］161，意指其思想虽已处于理学的氛围之下，但毕竟无法与日后理学之重要人物二程等人相提并论。李昌宪的《司马光评传》对司马光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指出司马光的虚气说、中和论、天人关系以及善恶相混的人性论之特色，但他亦认为司马光是“平实之朴儒，道学之偏师”，认为司马光虽然为道学初期的创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在学术上，他与北宋五子尤其是与二程存在着重大的分歧”［7］371，所以在性命、义理之学这方面始终无法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故不足以与二程等人抗衡。李昌宪指出司马光与“道学正统派”有一定距离是很值得参考的意见，但“偏师”一词，似乎就认定了司马光在理学史上无甚重要。但由李昌宪的研究来看，司马光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与正统不同的特色，表明其在哲学史上的定位尚没被放在一个更大的脉络中来思考，即当理学在建构之初期，是否只有北宋五子所代表的这种可能性而已，而日后之理学范式的确立背后，是否仍有许多待挖掘的，不同立场之思想的影响?由此来看，司马光在理学发展史中的意义，不会仅用“偏师”一词即可涵盖。
除上述对司马光哲学与理学之关系较为传统的说法外，亦有少数学者对于司马光哲学在理学上的影响作出了积极的肯定。如漆侠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中，从《中庸》的诠释史角度来肯定司马光哲学对理学的贡献。他认为司马光“对宋学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他对《中庸》的论述和阐释。这个论述和阐释，构成了司马光哲学独具的色彩”［6］366。在他看来，尽管司马光对《中庸》的诠释还不够完整，但从司马光的诠释来看，其毫无疑问地给二程理学以有力的影响，所以虽然朱熹的道统观否定了司马光同伊洛之间的关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漆侠的看法很细致地提到了司马光哲学对理学的直接影响与关联，并且努力提出论证，很有参考价值。董根洪的《司马光哲学思想评述》一书是目前已知对司马光哲学最深入且全面的研究，该书对于司马光哲学在理学史上的影响采取相当正面积极的肯定，认为司马光是理学的重要创立者。邱佳慧的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一书，通过对《诸儒鸣道》与两宋理学史的研究，重新肯定了司马光对于理学的影响，亦即肯定了朱熹理学道统的背后尚有多元理学发展的可能性，进而发现北方学界所认同的理学道统，与南方事实上有着很大的差异。由《诸儒鸣道》所收学者的特点推测所谓的理学道统并不真如朱熹所说的那样一脉单传，而司马光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也应重新予以重视［17］56－57。这样的说法虽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至少可以证明司马光哲学思想在理学道统所造成的历史断裂下，尚有许多待挖掘的可能性，其哲学所表现出来的特色，究竟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有何更积极的时代意义与价值，亟待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