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朱静娜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思政部

哲学教育要有大胆的质疑和思想的碰撞，哲学的长青藤才会常绿，哲学教育必须重于提升智慧、端正品行，修养身心，培养大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打造学生健康的心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把学生塑造成为有理想、有信念、有文化、有道德操守的人。哲学教育目的的抽象化。目前民族高校哲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目的，教育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怎样培养？具体操作的程序、实现目的的指标等都不明确。在实际哲学教学中，教师使用的教材过于概括和抽象，教学内容多，教学时数不足，教学内容演绎不够，经典引证不足，案例教学不生动，对时事热点的捕捉不及时，不利于体现哲学教育求真、反思和批判的本性。哲学教材体系的教条化。民族高校现行的哲学教材体系基本是沿用前苏联20世纪50年代教科书体系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教科书模式，虽经历次修改，但基本框架如旧，教材内容缺少时代性、针对性和趣味性。教材内容古板而陈旧，学生学习索然无趣。

哲学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教材内容与学生思想实际脱节，学生没有被教材内容吸引，教学方法必然是灌输式的，哲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哲学教材应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所思所想。中国社会已跨入新的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民生诉求不断产生，学生必然有许多迷茫和困惑，哲学教育应为学生答疑解惑。哲学教育方法的单一化。近年来哲学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改革，讨论式、案例教学、经典著作导读等教学方法不断被尝试，但理论教学仍然是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当今社会发达的媒体，信息化的网络空间，给大学生提供了接受信息的广阔平台，丰富的视听世界的诱惑，利用好网络空间的多媒体技术，是现代教育的捷径。哲学教育不应仅抱守自己传统的模式，应转变教学方法，把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独立的思考者，避免刻意的说教，回归真实，注重平等讨论，真诚交流，以理服人。哲学教育考核方法的程序化。哲学教育既要培养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也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时局的审视、对是非的判断、对利弊的取舍，这些实际能力的培养，往往不是分数所能评定的。传统的以主客观命题的考试方式，以分数来衡量学习成绩的方法未免妥当。改革考试方式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需要，也是培养独立思考的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对哲学教育的目标要重新定位。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教育的功能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可替代的。哲学教育，可以使学生从理性高度辨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把握事物的规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实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在快节奏的工作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极度贫乏，道德在缺失，公德被践踏、精神在萎靡。“人类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精神家园却日益荒芜”[3]。我们的社会应反思，哲学教育应告诉我们科学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要通过诚实劳动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快乐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成为有尊严的人。对哲学教育教材体系的改革。哲学知识的广博性，决定了哲学教材要建立复合型的教材体系。中国长期强化哲学意识形态的功能，哲学教育偏重政治性和官方性，使各个时期的哲学教材几乎千篇一律，要鼓励学术研究上的百家争鸣，教材建设要有多样性，名家观点、学派争论、权威解释、经典导读、流派分析，甚至是标新立异。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争论、互相质疑，这有利于发现真理，澄清事实，提高认识。

现代哲学的发展已与多学科相互渗透，产生了大量交叉性哲学，这说明哲学已应用于各门具体科学中，推动了各门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哲学是人类的理性思考，哲学经典名著是哲学圣殿中的瑰宝，哲学教育应展示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彰显人类文明的精华，引导学生去研读、品味、吸收，启发学生与古今先哲们心灵对话。真正的哲学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借鉴国际上优秀的或权威的哲学教材，促进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交流，供学生研读和选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快餐文化已渗入中国，现代西方思潮已像关不住的闸门，涌入我们的生活中，时尚的青年学生已深受其影响和熏陶，各种励志类人生哲学书籍、快餐文化读本、心灵鸡汤读物，已在学生中传播和阅读，我们应给以正面引导。应允许民族高校编写适合于民族教育的、与主导教材相配套的民族哲学教育的辅助教材，体现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丰富民族高校哲学教育的内容，积极与时代对接，理性地吸收、批判、选择和借鉴当代世界哲学文化。对哲学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

哲学教育是探求事物的真谛，古代东西方哲学家采取的对话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对于启发学生思考，寻求事物的真解，起到了积极作用。哲学教育的教学方法既不能是教师内心的理性独白，也不能是教师话语权的垄断，而应该是师生之间理性的对话和讨论。通过对话和讨论，澄清事实，辨析真伪，发现真理。哲学教学采用启发式、讨论、辩论等方法更能体现哲学的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教学和社会调查是哲学教学的重要方法。也可以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和互联网系统扩展教学空间，提高教学的信息量，实现师生互动，使教师和学生在网络平台上实现平等交流。对哲学教育考核方式的改革。哲学教育的特殊性，要采取多样式的考核办法。传统的对话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要进行新的完善，可采取课堂上的问答式，也可以是网络上的对话、博客等，根据学生参与的次数和质量打分；针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以论文形式表达观点看法，考核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实践调查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可把学生分为若干学习小组，完成调查问卷和规定项目；笔试考试可出客观性和主观性考题，考核所学内容的知识点和灵活运用的能力，可按百分制评定；口试测评可考核学生对知识掌握、运用分析、临场发挥和语言表达等能力，可采取抽签选定考题，教师组成评审小组进行考核。

这些考核方式可以分别或综合运用，使哲学教育的考核方式更趋近于全面和客观。对哲学教师的管理机制的改革。哲学教育目标的实现和各项教学改革必须由哲学教师来完成，应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保证哲学教育的质量。现行高校教师管理机制，使教师不能真正潜心于研究，浮躁、浮夸、急功近利的社会现象，难以产生独立思考的精品，还会败坏学术作风、影响教学秩序、甚至造成不公平、扼杀创造力。哲学研究是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教师不能月月出好文章，年年出好作品，好的学风要靠引导，好文章要靠时间的积淀，虚心、静心、潜心、精心才能熬出精品。科学的管理机制应该尊重哲学教育的特殊规律，激励教师用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广博深奥的哲学见解，去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滋养学生的人格品性。总之，哲学教育既不能是抽象的说教，也不能是死板的教条，而是有情感的、有智慧的、有深度的思考，是具有最高精神层面的教育。哲学教育，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进入高尚的思想道德境界。#p#分页标题#e#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作者：魏涛 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司马光的思想来源与倾向

在晚近以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同意司马光的思想属于儒家(司马光对佛道的态度相当排斥)，但又必须承认司马光思想很明显地与孟子思想有着相当的距离。面对此点，研究其史学思想或政治思想的学者多笼统地以“儒家思想”或“封建传统”一笔带过;研究其哲学思想的学者，亦有许多只意识到其与正统理学间的距离，仅斥之为保守旧学或传统风习未脱，未能更进一步探索其哲学的精神内涵。究其根本，这极可能是因中国哲学长期“尊孟抑荀”的态度使然，所以人们有意或无意间，均未能更积极地将司马光哲学的特点与儒家的另一范式“荀子”关联起来，使其哲学未能与哲学史上这一更为深层的发展脉络相联系。注意到司马光哲学与荀子关系的学者，大多因司马光的天人关系论而注意到其与荀子之相近处［3］56。司马光在《迂书•天人二则》中说:“天之所不能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穑，人也;丰歉，天也。”［4］916其推尊扬雄外，在先秦诸子中对于荀子最有善评，如在《中和论》［4］793－796中赞赏荀子“虚壹而静”，亦曾在《答范景仁书》中引用荀子《天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4］753以说明他的养生之法。虽然他在人性论上批评孟荀主张性善或性恶均不对，认为性应是善恶混，但他的人性论从蕴谓层来看，实与荀子人性论相近，而不近于孟子。其他如重礼和重外王之学，也与荀学脉络相近。司马光甚至曾上书请求重新刊刻《荀子》一书［4］276，而对于孟子，却写了《疑孟》一文。凡此均可见司马光之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荀学倾向。虽然司马光思想中有着较明显的荀学色彩，但仍有学者对于此点表示怀疑与反对，甚至提出要与荀学划清界线。这样的疑问主要有一部分来自于对司马光人性论之主张的理解，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对司马光天人关系论的理解。首先，在人性论方面，承前所述，若未能深入理解荀子人性论的深层结构，很容易就依司马光表面对荀子的批评而认为司马光哲学并非属于荀学一路，而看不出二者的相近之处。

其次，在天人关系论方面，有学者就侯外庐等判司马光为“天命主义者”的流行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不惟(唯)一般的‘定性’不准，更主要是表现了何等的肤浅”。“司马光的‘天命观’，本质上是解释和论证君臣、父子伦常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它与古代本来意义的‘天命’观有根本的区别”［5］。如漆侠认为司马光的天人关系近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是有人格会赏罚的至高权威，只有吓唬老百姓的一面，所以与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不同［6］375－376?李昌宪则以为司马光的天人关系论近于荀子“天人相分”其说，但也不乏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也与荀子不同［7］348－354。相较之下，漆侠的观察较为偏狭，而李昌宪的观察则较为详实，看到司马光的“天命论”中确实明显存在着仿佛对立的矛盾。但事实上，这样的疑惑应来自于过去对荀子之“天人相分”与董仲舒之“天人感应”的刻板印象，荀子之“天人相分”实并未先预设天人完全分开没有关联，而是一种“合中有分，分而能合”［8］的天人关系。在张晶晶看来，此与董仲舒之“天人感应”当是一脉相承［9］，而司马光的“天命论”亦应属此一理路。虽然不少学者都指出司马光思想与荀子思想比较相近，甚至指出“司马光是北宋唯一承袭荀子学说的哲学家”［10］，但仍未有学者对此做全面的考察与研究。故此，司马光与荀学的关系目前仍是个极需厘清的思想史与哲学史课题。

二、对司马光气论的诠释与定位

关于司马光哲学中的“气”或“虚气”的部分，是目前司马光思想研究中之薄弱环节。由于司马光尚平实，不喜论天道、天理，其宇宙论或本体论部分的建构也就更不容易为人所知。但由司马光的《潜虚》、《温公易说》、《太玄集注》等哲学著作可见，司马光绝非没有自己的本体论、宇宙论可言，只是需做更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才能揭其奥义。“虚气关系”是诠释司马光本体论所必然面对的难题。目前对于司马光哲学中的“虚气关系”研究在论述上多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一些研究基于想把司马光哲学解释成唯物主义的立场，故而逾此不论。如漆侠由司马光对《中庸》的诠释来看司马光的哲学，因此便认为“虚”即是”中”，又恐此会使其流于唯心主义，故不但未加深论，却据此评论司马光哲学为“驳杂”［6］378。这种矛盾，其实也暗示了司马光哲学中的“气”并非可以全用唯物主义来解释。

综观对司马光哲学中的“虚气”研究，目前大致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气自虚出，另一种认为气即是虚。司马光在《潜虚》开卷语:“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11］1这段话中的“虚”与“气”的诠释，在论者眼中往往倾向于老子道家式的诠解，认为司马光的“虚”即老子的“虚”，太虚生气，故其宇宙论便有“虚”与“气”两层的生成过程，“虚”与“气”似道家“无”与“有”的关系。如李昌宪在《司马光评传》中提到:“司马光提出了万物的最高本体是‘虚’和‘气’这两个范畴，司马光在探讨世界本原这一命题时，显然受了老子影响。”［7］338故而司马光认为“虚”也是充满“质性”的客观物质世界，因此，“这表明了司马光在自然观方面是‘气本原论者’”［7］340。并提出张载与陈淳对于司马光“虚”之理论的批评。这种认为司马光以“虚”为本体的观点，可能是单单从上述数语之字面上得出的结论。但《潜虚》此段话实无法只由字面上来诠释，因为它放在《潜虚》之首的用意在于要点明《潜虚》的全幅架构。而《潜虚》有气图而无虚图，是相当值得重视的线索，此在董根洪的《司马光哲学思想评述》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证。董根洪根据司马光的文本，提出司马光理论中的“虚”与“气”其实是一样的，即“虚即气”，与张载一样虚气一体，并不主张气之上还有虚作为本体。本书的成果相当值得关注，但可惜太过囿于唯物主义的限制，对于司马光气论尚有未能自圆其说之处，乃是其缺憾所在。#p#分页标题#e#

［摘要］“语录”从古至今都为中国人所常见常用。语录及语录体产生于春秋时期，其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深受儒、道、佛哲学思想的影响。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对话录，受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形式逻辑特点。语录体和对话录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归属各自的文化体系、语言体系，各具特点，相映生辉。

［关键词］语录;语录体;对话录;古希腊三贤;形式逻辑

一、语录和语录体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百家争鸣蔚然成风，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观点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使用的“语录”这种语言表达形式。语录的特点是“词约意明，文简理诣”(《重刻〈菜根谈〉原序》)。《道德经》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共81章，不到5000字，平均每章不过60来个字，虽只言片语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论语》是最早的语录体作品，20篇近500条(则)，也不过2万字，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的有关孔子讲学、对话的言论，每条(则)长短不一，有的只有寥寥数语。老子、孔子的思想和由他们创立的道家、儒家学说，不但对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式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影响重大和深远，成为汉语表达方式的“标配”。比如《孟子》7篇261章，就是语录体的散文集。记录北宋教育家、理学家程颢和程颐兄弟两人言行的《二程遗书》(又称《河南程氏遗书》，共25卷)，更是堪称可以与《论语》媲美的语录体典范之作。其中不少简明深刻、语约义丰的语句流传后世，成了人们常用的成语、励志的警句和格言。就连很多文学理论著述的语言也是言简意赅的语录，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词，四曰俗字，五曰俗韵。”白居易《新乐府序》:“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语录式的表达随处可见。语录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伦理、道德修养、文化教育、艺术创作、为人处世、婚姻家庭等无所不及，论者的智慧和机巧往往就隐藏在要言不烦的语录中。从《论语》《孟子》众多的对话、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孟子不管是面对学生还是面对国君，既没有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的才学卓识，也没有侃侃而谈地引申自己的观点主张。他们总是那样从容负责地教导学生、启发他人，有一种雍容和顺、不疾不徐、举重若轻的气度。在语言表达上，要么三言两语，用浅显易懂的口语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说出来，对方一听便懂;要么迂徐婉转，通过讲故事、引类比喻的方式，间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言外之意听者稍加揣摩就能恍然大悟。

二、对话录与“古希腊三贤”

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起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誉为“古希腊三贤”，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孔子、孟子可算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是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文化产生和形成最主要、最伟大的奠基人和创建者。苏格拉底在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诗人的作品后，靠自学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30岁左右，他做了一名不取报酬的社会道德教师，在交易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人们可以随处看到他与人谈论、探讨问题的身影。40岁以后，他更是经常在雅典和当时众多的学者、智者、官员公开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和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比如虔诚、民主、崇高、自由、勇气、美德、真理、教育、统治……他希望通过讨论和辩论，引导人们去探寻人类的正义和善良，从而达到拯救个人灵魂和改造城邦的目的。苏格拉底曾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做一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创造了著名的“苏格拉底问答法”(也称“产婆术”)，方法就是事先设定一个“由头”(话题)，然后正反双方开展辩论和驳议，彼此揭露矛盾、找出漏洞，层层剥离、步步推演，刨根问底、追根求源，最后达到探究问题的本源真相、穷尽知识的终极答案这个目的。“苏格拉底问答法”作为形式逻辑的雏形，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思维上的方法论。柏拉图出生于古希腊的贵族家庭，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受教于苏格拉底。40岁以后，他回到雅典创办学校开始个人讲学，并撰写了《申辩》《克力同》《游叙弗伦》《拉齐斯》《吕西斯》等著作。他曾经借老师苏格拉底之口，先假设世界上存在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类似于孔子的“大同世界”)，然后设定并抓住“正义”以及怎样实现正义这个话题，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借助判断、归纳、演绎、推理等逻辑方法，区别并列、递进、因果、转折、让步、列举等逻辑关系，对“正义”的概念含义及其实现路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等进行了探究。具体方法就是“辩答—驳议—再辩答—再驳议”，剥笋壳般层层深入、步步递进。他把双方辩论、驳议的全过程记录下来，便成了对话录的典范著作《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有所涉猎并做出了贡献，比如道德、美学、逻辑、政治、伦理、神学和众多的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都称赞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古代最博学的人物”。作为古希腊哲人践行爱智慧、尚思辩、纯学术价值观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学说对西方文化的构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以他的《工具论》(6篇逻辑学论文的总称)来说，文体上受柏拉图《对话录》的影响，形式逻辑被广泛采用，体例周详、结构完备，结构严谨、论述缜密，在今天也称得上是皇皇巨著。形式逻辑是一种研究思维的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及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科学，成熟于近代的西方。作为一种哲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它的雏形便是“苏格拉底问答法”。形式逻辑特别重视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运用，喜欢“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重视逻辑推演，强调理论分析。“对话录”式的语言表达方式、文章体例格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康德、尼采、叔本华、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皇皇巨著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三、语录体与对话录的比较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为更好地了解广西独立学院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情况，我们以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需求为主线在广西若干所独立学院中开展抽样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结果进行了汇总和分析。本文针对调查统计结果分析独立学院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笔者的教学实际，谈谈如何在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的体会。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问卷发放情况

本研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立学院学生群体中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放问卷750份，回收662份，回收率88．3%。剔除无效问卷后，参与统计的有效问卷647份，占回收问卷97．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自行编制“独立学院大学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方面调查问卷”主要包含学生的基本情况，学生对所在高校大学数学课程考核方式和数学类课程课堂组织形式，所在高校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情况等内容。本研究的统计汇总分析工具是SPSS17．0。

〔摘要〕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针对审美主义音乐教育而提出的一种教育哲学。其特征为多元性、过程性、语境性。本文首先阐述实践音乐教育的来源基础及基本观点，进而从其三个特征分析其对中国音乐教育带来的教育哲学指引，最后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进行几点质疑，认为中国音乐教育中实践哲学与审美哲学二者综合统一才能更好发展。

〔关键词〕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中国音乐教育；指引；存疑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针对审美主义音乐教育而提出的一种教育哲学，是对现存的审美哲学的质疑与反思。我国的音乐教育大多借鉴欧洲音乐教学体系，教育思想本质上也等同于审美主义音乐教育。自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传播至中国后，对中国的音乐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多学者通过翻译外文、撰写论文介绍其哲学思想内容，重要文献有：《"Praxis"，音乐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阐述方式———鲍曼博士上海音乐学院讲学纪实》（管建华，2007），《埃里奥特音乐教育思想后现代转向的文化分析》（管建华，2007），《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戴维•埃里奥特［美］，2009），《鲍曼（Wayne•D•Bow－man）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新实用主义哲学趋向简析》（管建华，2009）。上述文献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以埃里奥特、鲍曼为代表的关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前言学术动态，对中国音乐教育者提供了另一种教育思想。本文通过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相关文献的参考，结合中国音乐教育现状，从其三个特征的角度分析其对中国音乐教育带来的指引。最后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作简要比较论述，认为中国音乐教育中应采用实践哲学与审美哲学二者综合统一的思路。

一、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来源基础及其基本观点

实践哲学并非今日新创哲学，其奠基者为古希腊时期哲人亚里士多德。亚氏对“实践”解释有二，一是作为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二是作为道德行为的实践活动。①前者包括伦理学、道德学及各种规范人类行为和关于人类行为的学科。后者是将实践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亚氏第一次将“实践”从日常生活中加以提升，并用来反思人类行为，使之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西方近代哲学兴起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践哲学逐步走向式微。直到20世纪西方哲学陷入了普遍性危机，许多哲学家重新开始用实践哲学的视角批判、解构现论哲学。影响日增，现已成为西方哲学主流思潮。实践哲学的复兴是对现论哲学中的缺陷与不足而提出的。在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及人文学科研究的影响下，在音乐教育领域中针对现代审美音乐教育中的单一性、封闭性、普遍性的观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提出了多元化、开放性、差异性的观点。可以说，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进行反思下构建形成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始，以埃里奥特为代表的音乐教育家开始反思审美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随后埃里奥特（David•J•Elliot）在前期思考的基础上出版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音乐问题种种：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1995）。该书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对审美音乐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同时期还有特里•盖茨（Terry•J•Gates）、托马斯•里基尔斯基（Thomas•A•Regelski）、韦恩•鲍曼（Wayne•D•Bow－man）等人，其中鲍曼的中文译著《变化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并对比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相关内容作了较为独到的解析，也从不同视角对思辨性审美主义音乐教育的弊端进行了批判性地反思和探索性的研究，为21世纪的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向，对推动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基本观点大致如下：（一）多元性。实践哲学主张多元化形态的音乐教育观念，它认为世界不同国家、地域、种族都有其特定的音乐形态，在本质上没有优劣之分、高低之别。这些多样化的音乐形态筑建了人类多样的音乐文化。从这一角度来说，音乐的本质是多元化的。故而在音乐教育中抛弃某种音乐“中心论”的教学观念，为学生建立平等的、包容的音乐观，正确地理解不同国家、地域、种族之间音乐的差异性。如果“坚持把一种文化和音乐实践当作为其他音乐和文化同样具有的表现方式的做法就是否定其他文化，就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②（二）过程性。强调音乐教育中实践活动对音乐经验成长与促进作用。音乐不是由“作品”实存物组成的，它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是由人的表演性实践行为解释和阐述的结果。“音乐是行动而不只是音符，音乐重在过程而不是结果。”③“忽视表演的教育将导致音乐教育的失败。”④（三）语境性。注重音乐教育中非音乐性因素的联系与理解。对音乐的理解既要包含音乐本体的认识，同时也要囊括非音乐性（社会、道德、伦理、文化、历史等）语境的关联。只有通过语境的分析、研究能加深我们对音乐的认知，从而达到对某一音乐事像的全面理解。综上所述，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从实践语境性和过程性中来解读音乐的本质和价值。

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对中国音乐教育的指引

源自西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及相关译著传播至中国后，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诸多学者纷纷撰文立著，或阐述其主要哲学思想，或结合中国音乐教育实际加以探索。总之，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引起了中国音乐教育持续广泛的关注，中国作为中国音乐教育的教学结构之一同样也在契合这股哲学思潮。下面简要谈谈其对中国音乐教育之指引。

作者：刘荷花 单位：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太原大学

1封闭空间环控理论与哲学观

1．1封闭空间环境与环境控制技术

封闭空间环境是指人为创造的，供人类日常生活，工业生产使用的空间环境。根据目前的发展水平，封闭空间环境主要是指空气环境，包括环境温度，湿度，空气流动参数，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浓度等参数。根据使用用途的不同，封闭空间环境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生活空间(包括民用住宅，公共建筑等);二是生产空间(包括工厂车间，医院等);三是交通运输空间(包括飞机，火车，轮船等)。其中，医院空间(譬如洁净手术室)的分类有一定争议。同封闭空间环境相对应的概念是外环境。对于建筑物来讲，封闭环境是室内环境，外环境是大气环境;对于飞机机舱来讲，封闭环境是客舱环境，外环境是大气空间;对于家用电冰箱来讲，封闭环境是冰箱内冷空间，外环境是室内环境。封闭空间环境有如下特点:封闭性，可控性，使用性。封闭性是指封闭空间环境同大气室外环境有明显不同，譬如冬天建筑物内部温度比室外温度高以保证热舒适;飞机飞行时机舱环境温度是25度左右，而天空温度是零下60度。但是封闭性并不代表封闭环境空间的孤立性，封闭环境空间同外环境也有质量、能量交换，只是封闭空间环境控制系统使得封闭空间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参数，譬如建筑空调通风系统通常将室外新风经过冷热处理和过滤净化后送入室内以保证室内环境的舒适性。可控性是指封闭空间内部性质和参数可以控制，当外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或者人类对于封闭环境内参数要求发生改变时，环境控制技术可以改变封闭空间参数，譬如夏季空调房间内，老人和青壮年的室内空调设定温度有不同。使用性是指封闭空间环境设定意义是促进人类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任何违反以人为本思想的封闭空间技术都是难以长久的，不值得发展的。譬如二战时期德军集中营的毒气室，屠杀大量犹太人，这是伪“封闭环境控制技术”。封闭环境控制技术是保证封闭环境正常运行的决定因素，建筑的暖通空调系统保证建筑内环境，飞机环控技术保证机舱内环境，工厂空调系统保证车间内环境。当代社会对于环境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包括功能性，舒适性，健康性，节能性，环保性，缺乏某一方面的内容将导致其无效。功能性:主要是针对工业建筑和医院建筑的，保证工业生产质量和效率，譬如高效的热风系统可以保证车间除冰效率;高效的空气净化系统可以保证手术室内部空气的洁净程度。舒适性:保证空间参数使得人体感到舒服，丹麦学者PoleFanger发展了PMV和PPD指标使得热舒适这一主观参数定量化。民用建筑，工业建筑都要保证内环境的热舒适。健康性:空间环境控制技术可以有效将污染物去除保证人体健康。节能性和环保性:这是目前空间环境控制技术的重点和难点，由于世界范围内能源紧张，价格飙升，各大企业将其列为主要竞争点。波音和空客将节能减排，新能源使用视为第一竞争点。

1．2哲学观的基本内容

“哲学观”，从字面上说，就是“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或“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它是任何一种哲学理论，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哲学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或者反过来说，没有“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和“哲学本身的理解”，就不可能构成作为特定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的一种哲学。哲学观是构成一种“哲学理论或学说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灵魂观念’，它决定该种理论或学说的生命力，它构成该种哲学理论或学说与其他的哲学理论或学说的原则区别。”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哲学观，就是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功能、任务，哲学的孕育、形成、演变和未来命运，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哲学活动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哲学家的形象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在这些问题中，哲学的性质问题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哲学观的核心。”我认为，“哲学观”有两个层次的界定，一是从哲学本身而言，所谓哲学观，就是人们对哲学的根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二是从应用哲学的角度看，所谓哲学观，就是人们对某类现象、事物、领域的基本的哲学观点。

1．3封闭空间环境技术的哲学观

11中国广州第二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暨传统音乐教育高端论坛”于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在广州大学召开。会议由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主办，来自海内外的63所院校、音乐类核心刊物编辑部及研究机构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60余篇，论题涉及音乐教育哲学、传统音乐教育和其他研究论域。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音教园地Education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p#分页标题#e#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   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雪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