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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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作者:崔秀珍 单位: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从远古时代起,哲学问题就与语言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就成为哲学的主题。有关语言哲学的探讨,反映了哲学思想的存在须臾不能脱离语言,因为思想的对象与思想过程本身,都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成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东西。[1]1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2]可见,分析语言和语言现象是语言学、语言哲学的共同特点和任务,“两者不仅不相互疏离,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3]24哲学进入语言领域,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或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研究领域的新亮点,为语用学研究和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从共时的角度展现了语用学的跨学科性质,说明了当今的语言学研究在向其他人文学科输出思想的同时,也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本文结合顺应理论,对语言哲学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推动语用学和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4]59-61。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4]65-66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4]266。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4]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5]157。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6]13。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7]577。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4]7,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8]130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8]131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4]7。“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8]132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p#分页标题#e#

1.进化认识论思想。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解》一书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是怎样作出贡献的?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4]55?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是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要探究语言在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必须探究语言是怎样以及为何被使用的,与人类社会和生命的进化有何相似之处。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经历自然选择和适应两个过程。选择是手段,适应是目的和结果[9]54。“顺应”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生物进化论。在生物学中,顺应指生物体调整自己以适合环境的过程,是生物体为了生存而对自然选择范式作出的反应。在进化认识论中,这种观点被扩展至人类的行为、心理和社会-文化诸方面,用于解释人类的学习、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增长。进化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表现为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问题求解,其目的是增长科学知识,而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文化正是这种顺应的结果之一。[8]129维索尔伦在考察语言使用中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即选择与适应的思想。认为语言使用中选择时的趋优(利)心理与自然选择的存优去劣是极其相似的。既然在语言使用中选择普遍存在,顺应也自然具有普遍性。语言顺应的本质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4]266。

2.动态的意义观思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史上发生的“语言转向”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认识的本质、起源等问题转到了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上。意义问题成为转向之后语言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1]38语言既是一种交际工具与符号,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特殊在者或是者。同时语言又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伴随人脑的出现而出现的。确切地说,语言,不论是作为对象工具还是在者本体,也不论其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是思维物质器官大脑的产物,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的产生并决定着语言的意义。语言、思维与世界相互关联,共存于意义产生的动态演变体系之中。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和“意义用法说”,把意义归结为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6]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奠定了后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分析语言意义的基础,而且为语用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影响下,奥斯汀、塞尔等人逐步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研究意义问题,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即将语言表达视为行为方式。后来利奇[10]的礼貌原则强调从社会的角度对言语运用进行研究;而斯珀伯与威尔逊[11]提出的关联理论则强调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言语运用。这些各有侧重的研究都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言语运用的全貌。维索尔伦希望改变这种语用学研究中的传统、走出困境,因此他接受了达尔文选择与适应的进化认识论思想,从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中直接借用了“适应”观点,并对社会语言学中的言语适应理论进行借鉴和革新,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中提出了语用综观顺应论。维索尔伦的意义观从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日常语言研究中功用论的思想,用商讨性和变异性来概括语言意义的特点。同时维氏也继承了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动态地考察语言的动态功能,这与他的研究目标“语言与人类生命的其他特征的功能相关性”是一致的。[12]52-53顺应理论体现了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顺应交际条件而对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作出恰当的选择。所以说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意义就是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通过不断选择、互动、协商、顺应而建构出来的。因此,维索尔伦的意义观关注的就是语言使用是否得当的问题,这正是它与以往意义观的根本区别。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单一的静止系统,而是一个与认知世界、人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的、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动态系统。意义就是在动态的选择中、在多样的语境中和交际者不同的心理认知参与构成的交互网络中生成和得到解释,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顺应和人与客观世界的顺应。维氏的顺应论完整地体现了语言即选择的观点,探求语言意义就是主动选择和社会建构的行为。

3.动态的语境观思想。任何言语交际都离不开一定的语境。交际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交际过程中,语境也随之而变。交际过程也是语境的构建过程。[13]21-22莫里斯(Morris)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使用者关系的学问。[14]52然而,纵观以往学者对语境的研究,他们都未能明确指出交际者在语言使用中的重要作用。维索尔伦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一个以交际双方为中心的语境关系顺应框架,指出语言使用者在语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交际双方作为言语交流主体平等的关系,认为语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概念[14]52;同时从顺应性的角度全面探讨了语境的本质属性:动态生成性。即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产生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由不断被激活的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相互作用而动态生成,并随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维氏指出:语言顺应的本质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4]266。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顺应既可以是语言顺应环境,也可是环境顺应语言,或者两者同时顺应,还可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15]85可见语言与语境相互顺应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所以,语言顺应的社会维度、文化维度和认知维度都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维氏把动态顺应作为其语用综观顺应论的核心。

由此可见,维索尔伦的动态生成语境观具有达尔文进化认识论的哲学内涵,选择与顺应是对立统一的,选择是手段,顺应是目的也是结果。维氏的动态生成语境观关注的是确定和明晰的意义以及隐含的且能被推理成明晰的意义,但是蕴含着多种可能性,无法形成确定的“意义”。

由此可见,语言顺应论是基于人类学、哲学、符号学而又专注于解释语言使用过程的一种语用学理论。它充分吸收了前人的语用观,吸纳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推陈出新,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视角、研究任务和研究课题。维索尔伦的语用思想体现在他对进化认识论、语言与现实、人类心智与语言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上,并且希望对语用现象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合理的解释。顺应论的提出为言语交际的语用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语言顺应论的缺陷,即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过于空泛而不大容易操作。因此,我们建议在运用顺应论研究语言现象时,不仅要领会顺应论的基本精神,而且要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具体定位。此外,要想全面理解顺应论就必须在语用现象与哲学性的互动中合理把握两者的内在相关性。#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