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后哲学文化与个体的难题，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赵晓聃 陈敬坤 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一、罗蒂认识论中的反主体性倾向
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或“杜撰”，这种“杜撰”的主体自发地需要一个客体，由此导致了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主客二分其实主要是反对主体性，对主体性的超越和消解自然也就摆脱了主客二分。一般认为，这种反主体性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反对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反映论;反对理性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这几个方面在罗蒂的认识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第一，罗蒂认为，反二元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思潮，这种二元论传统具体表现为“本质和偶然、本体和属性、表象和实在之间的对立”。然而，如果不消除这种二元论，就无法摆脱真理符合论及其面临的困境，也无法避免笛卡尔式的怀疑对认识论造成的危害。19世纪以来，一些哲学家认为可以通过语言的澄清来填补这种鸿沟，然而罗蒂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强调语言不是再现客体的工具，而且认知主体不可能通过语言来再现客体。
第二，在罗蒂看来，反映论预设了主体与外在对象的符合以及做出判断的正确标准，而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其实体现了主体对外在世界的控制和支配，因而传统的反映论在本质上预设了真理标准的存在，进而也和权力相联系，这就为权威和独断权力的存在创造了可能。罗蒂反对把知识看成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喻式的知识论哲学，反对传统的表象主义、基础主义和反映论，认为主体性哲学必须要被终结。
第三，罗蒂反对理性中心主义，要摧毁传统的“中心”、“基础”和“原则”。他认为没有人能达到永恒的基础和绝对的真理，不存在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予人以指导的永恒原则和模式。他要消除“大写的哲学”，挑战宏大的柏拉图式精神气质，提倡“小写的哲学”和后哲学文化。
由此可见，罗蒂的认识论中蕴含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颠覆。他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指出，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与实证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致力于发现各种本质是人具有的一种本质。因此在这些传统哲学家看来，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张扬人的主体性，在人的镜式本质中去准确地映现周围世界。罗蒂认为，“心灵为自然之镜”的认识模式是完全错误的，与认知主体完全分离的客观现实并不存在，也没有永恒的本质、普遍的真理或道德法则。
此外，分析哲学也遭到罗蒂的批评。他认为分析哲学是另一种形式的康德哲学，它并没有展示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仍是要为认识提供一个“基础”。在分析哲学中，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再现模式不再是心理的而是语言的，然而这种模式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笛卡尔－康德式的哲学气质，因为它也在致力于将一切知识与文化纳入一种永恒和中立的构架之中。分析哲学预设了人的一切认知活动必然遵循某种恒定的理论结构或模式，这就仍然无法脱离“认知主体”、“外部实在”和“表象论”框架，只不过将认识论的分析与综合方法代之以语言分析方法。
总之，分析哲学并未消除镜式的反映，它只是通过“检查、修理和刨光这面镜子”来提升心灵对外部世界映像的精确度。因此罗蒂认为，如果说分析哲学构成了对笛卡尔－康德式认识论传统的一种挑战，那就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小写的哲学”与后哲学文化，试图为处于困境中的传统哲学开出疗救的药方。
二、“小写的哲学”与后哲学文化
如果将后现代主义看做一种新的哲学形式，那么它是对宏大的柏拉图式精神气质的挑战，这里不需以任何形而上学的普遍范畴作为前提或基础。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寻求“真”或“善”的本质、人的本性与普遍真理，语言也并非要表达某种不变的实在。罗蒂认为，后现代哲学的这些观念蕴含着疗救哲学药方。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是“大写的”哲学家，他们追问某些规范性的观念，追问“大写的”真理、善和理性，以使人们遵循这种普遍的规则，使日常的事变得更为合理。类似于这种追寻普遍性和规范性观念的哲学可被“大写”，它可以检查文化的各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认识世界是否正确，并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精确地描述实在。这种“大写的”哲学、真理、善和理性是彼此联系的柏拉图主义概念。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去实践“大写的”哲学，因为它无助于我们去言说“小写的”真和从事“小写的”善。“小写的哲学”实际是一种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解释学，要与其他意识形态进行平等的解释学对话。罗蒂进而提出要以一种“后哲学”和“后哲学文化”来取代坚持基础主义与表象主义的镜喻哲学。
罗蒂指出，后哲学的出发点在于克服这样一种传统信念，即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与某种永恒的东西建立联系，诸如上帝、柏拉图的“善”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证主义的物理实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等。他认为，“传统的、前实用主义的哲学充满了德里达所谓的‘出现的形而上学’，即希望发现某种固定不变的、使我们有可能用认识来代替意见的东西。”因此，只有“放弃这样的希望，连同现象与实在、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对立”，后哲学以及后哲学的文化才是可能的。罗蒂强调他的“后哲学”是一种“无镜的哲学”，它代替了镜喻式的传统哲学，不再把知识看做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摈弃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无谓争论。在后哲学时期，哲学的思维并未终止，它应该以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解释学形式存在。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不是文化其余部门的基础并给予它们以指导，而是与其他文化形态和谐共存，彼此促进;哲学不再体系化，而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化哲学。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一种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作为其他文化的衡量标准和普遍规则。毕竟在“后哲学文化”中，个体是“松散而灵活的，以感觉、情绪和内在化过程为旨归的，并持有一种‘成为你自己’的态度。”所以人不是通过追求永恒真理，而是通过不断克服旧我并努力创造一个新的自我来塑造和完善自身。这里没有普遍性规则可供遵循，也没有一个“理念世界”中的实在或“形式”让我们去追求，我们不需假定一个永恒真理的领域，也不存在绝对的关于人性的任何说明和社会道德的基础。#p#分页标题#e#
对于后哲学文化中的科学、文学和政治状况，罗蒂同样有自己的见解。其一，实证主义者十分推崇科学，但罗蒂认为科学与文学艺术应具有同样的地位。罗蒂在这里并不是要贬低自然科学家的地位，而只是说把他们当做牧师一样来看待。其二，他认为文学语言是隐喻性的，这种隐喻性意味着语言的逻辑空间永远是敞开的，具有创新性，但是文学不能替代哲学或科学，哲学也不能消融于文学，二者应互相合作，因而“后哲学”仍有自己的话题。其三，在后哲学文化中，政治是自由的，它既不是其他文化形态的基础，也无需其他文化形态作为其基础，哲学、文学、道德等不会对其加以限制。总之，罗蒂的“后哲学”不在于寻求终极真理、普遍性规则或规范性，而是倡导不同范式之间的开放和平等“对话”，以扩大交流和促成共识。
三、普遍性规则的缺失与后现代个体的困境
由以上分析可知，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具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后哲学文化”是否可能?摈弃主体、颠覆主体、反对任何永恒的判断标准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人们不再有一些共同的规范性去遵循，也与某种永恒超越的东西失去了联系，只有自己的意见与见解与他人进行“对话”，这种文化能否维持下去?罗蒂本人也曾表达过类似的忧虑，即:如果我们完全抛弃“大写的”哲学，而只有纯粹偶然性和约定性的真理，一种文化是否还能有所进展?毕竟，“大写的”哲学消失后，“随着主体和作者的被消灭，诸如因果性和人之类的现代研究的核心工具也消失了。”没有哪一种最终的词汇可成为文化各构成部分的核心和真理，所有准则都只是一个共同体为促进其成员的对话而构造的临时支撑物，那么人们的行为如何能有一种评价性规则来加以约束?实证主义者尚且把科学方法作为一个衡量标准，而罗蒂这样的实用主义者却摈弃类似的准则，那么他们所拥护的实用主义者真理观本身是否合理?后哲学文化究竟能否存在以及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我们担心在这种后哲学文化中，萨特的预言可能会变成现实:“明天，在我死后，某些人可能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而其他人可能很胆小，很可怜，让他们为所欲为。这时，法西斯主义将是人的真理，而这样我们就会更糟糕。”美国学者罗斯诺曾说:“我们有充分理由为后现代个体担忧。假如后现代个体认为存在只是‘散乱的踪迹和碎片’，或只是某个‘源于过去的正在消逝的标记’，那么他(她)将只能有一种‘无个性特征的’生存方式;按照现代性提倡的指导原则，他(她)将不具备有关某种实际个性的积极统合感。他(她)将更成为一个人格面具的胡乱凑合，那个人格面具具有一个分裂的人格和一个潜在地混乱的统合。”我们对这种“后哲学文化”中缺乏一种普遍性规则的忧虑也体现了现代人面临的道德困境。遥想中世纪，真理和准则是源之于上帝而见之于我们的心灵和理性，然而现代和后现代中的个体正在逐渐丧失普遍性准则，道德也由天启和神的感召逐渐转变为个体的自我选择和确立。我们强调人的自决能力和选择的自由，真理、道德的终极原因也随之转到了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之域，人们凭借各自的实际经验做出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人切实感受到自己被抛掷到一个世界之中，不再有一种评价性判断的标准，可能会听命于自己或一部分人的召唤，屈从于一部分人的权威，这也是人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体现。人成为自己道德律的根源，丧失了生存的根基与对生命的仁爱和尊重。我们看到，普遍性道德和价值标准逐渐转变为主体性意识主导下的自我选择，人或者无视道德评价任意妄为，或者本身缺乏对道德的认同感却又自欺欺人地做出某种“道德”行为以掩饰其实际的自利意图。人们也常被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困扰，与社会共同体的联系不再稳定，从而在心理上产生疏离感。因此，后现代个体的价值取向看似多元化，却经历着整体性意义与自我价值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惶恐不安。
另一方面，“后哲学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性倾向固然令人忧虑，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可能性和希望所在。当我们看到一个旧的秩序行将瓦解，现代主义者的态度是饱含忧虑，迫切希望在这片废墟上重建生存根基与精神家园，重构一种普遍性规则;而后现代主义者却将其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契机，他们不再眷恋已失落的家园，而是坚定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因此，“后哲学文化”中的个体在面临困境的同时也并未丧失希望。现代社会的异化使人们有选择的自由却丧失了安全感，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异化的现实也成为个体自由得以实现的条件。因为这种异化具有开放性的动态结构和具体过程，其多元性必然决定了人的存在具有无限的选择性与可能性，规则、规范性与后现代个体的自由正在这种异化中蕴含着重构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