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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来源说”的反对证据
康熙初年（17世纪中后叶），清政府为遏制台湾郑氏政权，强行将东南沿海人民内迁，连与台湾并不相近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亦不能免，且迁界宽至五十里甚或八十里；台湾问题解决后，又实行复迁，于是大量客家人涌入珠江口地区（本节讨论客家移民问题均据曹时基1997第九章第一节）。刘镇发先生所言即指此。但是，这些移民只及于珠江三角洲的南部沿海地区，与珠三角北部各地无涉，与广州城更无关系。即沿海情况也并不一律，如香山（今中山、珠海）为照顾澳门，就未实施内迁措施，所以复迁时亦无客家人迁入。然而，粤方言梗开三四有文白读的地区不但包涵整个珠三角，更超出珠三角，远至珠三角以西以北的肇庆、云浮、清远等地。就是说，这次移民所至地区与今粤方言梗开三四分文白的地区只有少部分重合。
另一方面，这些客家移民迁入后，与说粤方言的“土籍”之间一直关系紧张，以致到咸丰年间演变成大规模械斗，清政府不得不把大部分客家人再次迁移到粤西等地。这期间不可能发生刘先生所想象的客家人转用粤方言的过程。事实上，当年迁来的客家人至今大多仍说客家话，并未发现有大规模放弃母语的现象。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考虑，“客家话来源说”还有几个需要回答的质疑：第一，即使真有客家人“粤方言化”的过程，人们仍然要问：以这种方式转入的语言底层应只出现在“粤方言化”客家人的口中，为什么在珠三角占数量优势的、说原有的粤方言的“土籍”人要追随那些弱势的、人口少的“粤方言化”客家人的口音，从而在短短一两百年时间里，使带客家话成分的粤方言取代了“土籍”原本的粤方言？了解到在旧时代，“土籍”把外来的客家人视为异己、“土”“客”对立乃至仇视的严重程度，这个疑问会更重。对此，刘镇发先生用客家人“过去两百年间在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曾经积极参与文教事业”来解释。对此语合乎逻辑的理解是：“粤方言化”的客家人通过文教传播了带客家话底层的粤方言。文史资料确实表明，客家人积极参与了珠三角地区的文教事业，但那基本上是坚持自己母语的客家人在客家社团内部的行为，在总体上不涉及“土籍”，更不涉及对粤方言的影响和传播。第二，如果客家话曾把梗开三四的白读层带进粤方言，那么客家话中另两个更突出的特点———古全浊音的塞／塞擦音今读送气，入声阳高阴低———为什么在粤方言中不见踪迹？第三，当时没有接纳大规模客家移民的广州、中山、珠海等地今天的粤方言中梗开三四白读字音特别多（刘先生提供的数字分别是34、36、34）；相反，当时客家移民最多、达到全县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新宁（今台山），今天此地粤方言梗开三四白读字音却相对少（刘先生提供的数字是26）。这又是为什么？更重要的质疑来自语言本体：客家话梗摄开口三四等韵字白读层的语音分类与粤方言并不对应。下表是李如龙、张双庆先生［5］所记客家话的主要代表点梅县话、离珠三角最近的客家方言点河源话、珠江口的两个客家方言岛东莞清溪话和香港西贡话这四地的梗开三四白读层字音（声调略，送气符号改为h；〃号表示与上格相同，横划表示该字无白读层的音；虚线之前为三等韵字，之后为四等韵字）：（略）这里有两类音：带i介音的ia?／k和无i介音的a?／k（后者同梗摄开口二等韵）。带i介音的是大多数，无介音的出现在3种情况下：（1）四等韵的部分t组声母字；（2）z声母字，这个声母本就是从i变来的，所以那不算真正的无i介音韵母；（3）古知照组声母字，即上表中标为黑体的字。这里重要的是第（3）类字。这几个方言古知照组声母都混同于精组，但它们的祖语显然分两套声母；在这里，这些字之失去i介音当然是受了声母的影响。不仅在这几个方言是如此，实际上在客家话各方言中几无例外。在广州话中，梗开三四的白读层只有一类韵母：ε?／k，古知照组字不独立。在其他有这一文白异读的粤方言中，与之对应的白读层韵母的实际发音不止一种，但每个方言都只有一类韵母，目前没发现例外，不烦列举。读者可参看詹伯慧、张日升的相关调查报告［6］［7］［8］。
假如粤方言这部分白读层的字音是来自客家话，为什么粤方言不同客家话一样分作两套？要是不能解释这种不对应，“客家话来源说”就无法成立①［14］。刘镇发先生还提到一件事：在19世纪中和20世纪初外国人的记录中，梗开三四字的白读音比现在少。他认为这说明这些白读是在近一两百年逐步增加的。其实，不只是梗摄白读，广州话所有各类型的白读音、口语音，在早期外国人的记录中都比较少见，而且大体上是越早的越少，越后来的越多。恐怕这并不能真说明语言实际中白读音在增多，而更可能是后期的记音越来越精确和细致所致②。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对某些外国人的记录的可靠程度还须有一定保留，除非能证明广州话的整个白读系统都是很晚近才产生的。
本文的解释
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上文所言b型（阳江型）的解释。表面上看，b型梗开三四混同于曾开三，与北京型或c型（广州型）的文读层类型（以下把北京型和c型文读层合称为“通语型”）表现相同，但是我们不能贸然断定b型就是通语型。梗摄还有二等韵，曾摄还有一等韵。不局限于三四等韵，而把梗、曾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看得更清楚。通语型梗开二与曾开一是合并的；客家话梗开二与曾开一是有别的。下面看b型粤方言的情况。新兴话梗开三四与曾开三混读e?／k，梗开二读a?／k，曾开一读??／k③［8］。又如化州话，梗曾开三四韵，李健先生［9］标作i?／k，其余同新兴④。就是说，梗、曾摄三四等韵混，一二等韵分。今称为b1型。这一型的梗二、曾一有别是客家话影响的结果吗？很难相信一个方言中可以有梗开三四是通语型而梗开二是客赣型这样奇怪的情况。阳江话梗开二有文白异读，文读层与曾开一混而白读层与之别，和广州话梗开二的格局一样［10］。就是说，阳江话梗摄开口读音之同于通语型仅限于三四等韵，其二等韵则同于c型。若粤方言的梗摄白读层果真来自客家话，就得问为什么客家话在阳江只进入梗开二而不进入梗开三四？b型中郁南、四会话的梗开二都有文白之别［8］①，与阳江话是一类，今称为b2型。清初《分韵撮要》表现的也是b2型。此书梗摄三四等韵与曾摄三等韵合一为“英”韵，梗摄二等韵与曾摄一等韵合一为“登”韵，而梗二字又另为一“彭”韵［11］。#p#分页标题#e#
书中虽不明言“登”韵中的梗二字与“彭”韵是什么关系，实际上一文一白无疑问。b1型和b2型可合称b1－2型。德庆话和罗定话的梗开二同于曾开一［8］，今称b3型。b3型梗摄整个混同于曾摄，无文白异读，与通语型完全一致，但考虑到粤方言的整体性，以及b型的整体性，仍不宜把它们与通语直接挂钩。现在来看粤方言梗、曾两摄分合的总格局（＋号表示两摄合并，－号表示两摄有别，±号表示文读层合、白读层别）：（略） 笔者的推论是：在较早期的粤方言中，梗、曾两摄有别，不论是一二等韵还是三四等韵，a型即基本保留此早期状态。在历史上某个时候，粤方言一部分地区发生了梗摄开口三四等韵与曾摄开口三等韵的合流，即b型；再进一步，b型中一些方言点连梗摄开口二等韵与曾摄开口一等韵也发生了合流，就是b3型（没这种变化的是b1－2型）。c型原本也属于a型，后来受梗曾两摄混淆的通语的影响而产生文读层，于是原有的读法就成为白读层。这一文读层影响到一部分b1－2型方言，使其梗开二也出现文读层，就成了b2型（没影响到的是b1型）；由于其梗开三四的格局与通语是一致的，所以通语型的影响没造成文白异读。至于b3型，不管有没有受通语型影响所及，当然都不会因此形成文白异读。以上推论的特点，是把b型———包括完全相同于通语和c型文读层的b3型———与通语型切割开来了。如果仅仅把“通语型”视为一种语言演化类型，b3型自然属于通语型；但如果说“通语型”指的是从通语中分化出来或受通语影响而形成的类型，含有语言谱系学或接触语言学的前提（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那么b3型与通语和c型文读层那样的通语型就不是同质的。若有对笔者的意见持反对或疑惑态度者，估计最觉得难以接受的会是这一特点。第一个问题：作为粤方言代表的广州话（c型）的文读层确凿无疑是通语型的，为什么粤方言中与之相同的类型会不是通语型呢？第二个问题：一般认为边远地区易于保存古音，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广州话反而比阳江、德庆等方言更能坚持梗、曾摄之别呢？向来看到两个语言／方言相同或近似的演变，人们会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首先想到它们之间有亲属谱系上的关系，就是说它们可能来自一个时代相对近的祖语。
例如通语的梗、曾摄合并，粤方言的梗、曾摄也合并，这两个现象就应该有源流关系。不过，在通语历史上，梗、曾摄合并发生在北宋以后（北宋时两摄仍有别［12］），而粤方言的某些音韵特点，如3种入声韵尾整齐，显示它与通语分化在北宋以前（北宋通语的入声韵尾已开始消变［13］）。所以这种源流关系不会是谱系分化关系。对于广州话梗摄文读层并于曾摄的现象与通语同一现象的关系，最合适的是理解为接触关系。在南宋以后，通语中此二摄已然合流，当通语通过各种途径（主要应该是文教手段）向方言施加其强大的影响力，使方言区的文人极力让自己口中的方言的音类和发音向通语看齐和接近（尤其是在读书诵文时）；这种口音又因文人的高尚地位而被一般人所推崇、模仿，就在方言中形成了文读层。然而，语言的变迁并不止有谱系分化和接触影响。语言还有自身的演化，而且在不同的语言／方言中，常常会存在具有普适性的演化规则，这些规则不必与谱系关系或接触关系有联系。例如，k、kh、x在i、y前面有变t?、t?h、?的倾向，是一个语音自然演化的通则，可以发生在通语中，也可以发生在吴方言、湘方言中，而且发生的时间也不见得有什么关联。这现象在汉语历史上之见于不同方言，并不是分化或接触的结果。笔者认为，通语中梗、曾两摄合流与粤方言b型方言中的梗、曾合流，是两个互无关联的平行发展过程；而且还不能排除粤方言中的这个现象发生得比通语还早的可能，起码可以说，在造成b2型梗开二文读层的通语影响来到以前，b2型方言中的梗开三四与曾开三已经合流了。就是说，通语和粤方言的b型方言都走了梗、曾合流的路（b型方言至少是梗开三四与曾开三合流①），并且是各自分别走的。 ①两摄元音在－i－介音前更易于合并，也符合演化音理。
关于通语对方言的层层覆盖，可参看麦耘（2009）的讨论。这暗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演化倾向：软腭辅音韵尾前的元音趋于简省。在《切韵》音系中，软腭韵尾－?／k前的元音最为复杂；在中古后期“十六摄”韵系中，软腭韵尾摄就占了5个之多（通江宕曾梗）。相比之下，唇尾摄（深咸）、龈尾摄（臻山）、零尾摄（歌麻）、－i尾摄（止蟹）各2个，－u尾摄（流效遇）3个，很不平衡，所以软腭尾韵母合并是汉语发展的趋势。可见方言有此发展，是音系调整的需要，完全不必是受了通语的影响。接着是第二个问题：如果粤方言必然要走曾、梗合流之路，为什么偏远地区成为领头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显示，社会生活节奏的快慢与语言成分的磨损、替废、变迁大致成正比。所以大城市的语言演化一般比生活节奏缓慢的乡村、山区要快。从这个认识出发，确实有理由假设地处偏远的b型方言反映早期粤方言的格局。
不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显示，在大城市里，会有另一种力量可以拖慢语言变迁的速度，就是文人对语言的保守态度，以及对通语标准的坚持。这种力量有时足以抵消生活节奏快造成的结果且有余。例如现代粤方言有n／l声母混淆的趋向，而这一变化在广州比周边地区拖后得多，就很典型。
因此可以推测，在唐宋之际，在粤方言一些地区（b型方言区），梗、曾摄的合流过程已经启动，而此时通语的梗、曾还是不同的；在广州的文人口中，梗、曾摄仍然保守着较早前流传下来的读音（譬如唐末宋初通语的梗、曾摄大约是ε?～??，而当时广州话是a（?）?～??，那应该是唐代通语的格局）。这种传统读音能顽强地抗拒梗、曾摄合流的演变。这在当时是读书音。到南宋以后，变化后的通语再有新的一层覆盖过来，老读书音反成了白读层［14］。
总而言之，笔者不同意粤方言梗摄白读音来自客家话的说法。言／方言中，常常会存在具有普适性的演化规则，这些规则不必与谱系关系或接触关系有联系。例如，k、kh、x在i、y前面有变t?、t?h、?的倾向，是一个语音自然演化的通则，可以发生在通语中，也可以发生在吴方言、湘方言中，而且发生的时间也不见得有什么关联。这现象在汉语历史上之见于不同方言，并不是分化或接触的结果。笔者认为，通语中梗、曾两摄合流与粤方言b型方言中的梗、曾合流，是两个互无关联的平行发展过程；而且还不能排除粤方言中的这个现象发生得比通语还早的可能，起码可以说，在造成b2型梗开二文读层的通语影响来到以前，b2型方言中的梗开三四与曾开三已经合流了。#p#分页标题#e#
就是说，通语和粤方言的b型方言都走了梗、曾合流的路（b型方言至少是梗开三四与曾开三合流①），并且是各自分别走的。 ①两摄元音在－i－介音前更易于合并，也符合演化音理。 ②关于通语对方言的层层覆盖，可参看麦耘（2009）的讨论。这暗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演化倾向：软腭辅音韵尾前的元音趋于简省。在《切韵》音系中，软腭韵尾－?／k前的元音最为复杂；在中古后期“十六摄”韵系中，软腭韵尾摄就占了5个之多（通江宕曾梗）。相比之下，唇尾摄（深咸）、龈尾摄（臻山）、零尾摄（歌麻）、－i尾摄（止蟹）各2个，－u尾摄（流效遇）3个，很不平衡，所以软腭尾韵母合并是汉语发展的趋势。可见方言有此发展，是音系调整的需要，完全不必是受了通语的影响。接着是第二个问题：如果粤方言必然要走曾、梗合流之路，为什么偏远地区成为领头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显示，社会生活节奏的快慢与语言成分的磨损、替废、变迁大致成正比。所以大城市的语言演化一般比生活节奏缓慢的乡村、山区要快。从这个认识出发，确实有理由假设地处偏远的b型方言反映早期粤方言的格局。不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显示，在大城市里，会有另一种力量可以拖慢语言变迁的速度，就是文人对语言的保守态度，以及对通语标准的坚持。这种力量有时足以抵消生活节奏快造成的结果且有余。
例如现代粤方言有n／l声母混淆的趋向，而这一变化在广州比周边地区拖后得多，就很典型。因此可以推测，在唐宋之际，在粤方言一些地区（b型方言区），梗、曾摄的合流过程已经启动，而此时通语的梗、曾还是不同的；在广州的文人口中，梗、曾摄仍然保守着较早前流传下来的读音（譬如唐末宋初通语的梗、曾摄大约是ε?～??，而当时广州话是a（?）?～??，那应该是唐代通语的格局）。这种传统读音能顽强地抗拒梗、曾摄合流的演变。这在当时是读书音。到南宋以后，变化后的通语再有新的一层覆盖过来，老读书音反成了白读层［14］。总而言之，笔者不同意粤方言梗摄白读音来自客家话的说法。言／方言中，常常会存在具有普适性的演化规则，这些规则不必与谱系关系或接触关系有联系。例如，k、kh、x在i、y前面有变t?、t?h、?的倾向，是一个语音自然演化的通则，可以发生在通语中，也可以发生在吴方言、湘方言中，而且发生的时间也不见得有什么关联。这现象在汉语历史上之见于不同方言，并不是分化或接触的结果。笔者认为，通语中梗、曾两摄合流与粤方言b型方言中的梗、曾合流，是两个互无关联的平行发展过程；而且还不能排除粤方言中的这个现象发生得比通语还早的可能，起码可以说，在造成b2型梗开二文读层的通语影响来到以前，b2型方言中的梗开三四与曾开三已经合流了。
就是说，通语和粤方言的b型方言都走了梗、曾合流的路（b型方言至少是梗开三四与曾开三合流①），并且是各自分别走的。 ①两摄元音在－i－介音前更易于合并，也符合演化音理。 ②关于通语对方言的层层覆盖，可参看麦耘（2009）的讨论。这暗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演化倾向：软腭辅音韵尾前的元音趋于简省。在《切韵》音系中，软腭韵尾－?／k前的元音最为复杂；在中古后期“十六摄”韵系中，软腭韵尾摄就占了5个之多（通江宕曾梗）。相比之下，唇尾摄（深咸）、龈尾摄（臻山）、零尾摄（歌麻）、－i尾摄（止蟹）各2个，－u尾摄（流效遇）3个，很不平衡，所以软腭尾韵母合并是汉语发展的趋势。可见方言有此发展，是音系调整的需要，完全不必是受了通语的影响。接着是第二个问题：如果粤方言必然要走曾、梗合流之路，为什么偏远地区成为领头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显示，社会生活节奏的快慢与语言成分的磨损、替废、变迁大致成正比。所以大城市的语言演化一般比生活节奏缓慢的乡村、山区要快。从这个认识出发，确实有理由假设地处偏远的b型方言反映早期粤方言的格局。不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显示，在大城市里，会有另一种力量可以拖慢语言变迁的速度，就是文人对语言的保守态度，以及对通语标准的坚持。这种力量有时足以抵消生活节奏快造成的结果且有余。例如现代粤方言有n／l声母混淆的趋向，而这一变化在广州比周边地区拖后得多，就很典型。因此可以推测，在唐宋之际，在粤方言一些地区（b型方言区），梗、曾摄的合流过程已经启动，而此时通语的梗、曾还是不同的；在广州的文人口中，梗、曾摄仍然保守着较早前流传下来的读音（譬如唐末宋初通语的梗、曾摄大约是ε?～??，而当时广州话是a（?）?～??，那应该是唐代通语的格局）。这种传统读音能顽强地抗拒梗、曾摄合流的演变。这在当时是读书音。到南宋以后，变化后的通语再有新的一层覆盖过来，老读书音反成了白读层［14］。总而言之，笔者不同意粤方言梗摄白读音来自客家话的说法。
本文作者：麦耘 单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