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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诗教”理论与诗学研究 广义的诗教指以孔子为主导的儒家学派进行的评诗、论诗，即结合各时代所赋予的特定人文环境而作出自己的评述，继而达到广为传播、教育后人的目的。汉代《毛诗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著作大都沿袭了孔子的诗论。诗教是一个历史概念，其着眼点和文本含义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更新的。例如，春秋时期四教为诗教之重，而秦汉之际“温柔敦厚”成为诗教的核心理论。撇开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范而不校”的政治心理服务功能，孔子诗教理论中含蓄、委婉的文字表述和艺术审美追求是几经传承、历久弥新的。孔子的“兴”“观”“群”“怨”从文学接受和研读的角度，系统、综合地总结和阐发了诗歌的特质，极其自然地牵涉到汉语言文学“艺术—审美”的特性，其中贯穿辩证的思维智慧和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诗歌中汉语言文字提供了方向和典范，也引导着中国诗学的研究和发展。 二、“诗教”理论在汉语言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一)引领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思想性、艺术性并重 孔子在开创“诗教”先河之始，首要工作是进行诗歌教材的选择和编写，最后成就了著名的《诗三百》，可谓“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诗经》的思想性在于完全排他的儒家礼教思想，即“取可施于礼义，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与“思无邪”。孔子认为，高度评价意义中的诗在思想性方面应思想纯正、感情真实，使读者感同身受。这种“取可施于礼义”的选诗方法目的在于使儒家义理深入人心，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因此，伦理纲常和名教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诗词的重要内容，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时应立足其儒家思想的受感染度，探究其丰厚的人文精神。 《诗经》的艺术性则表现在诗歌所具备的典范表现形式和集合感染力上，是被“诗教”理论奉为经典的诗学教典。《诗经》是中国古代口头文书向书写文书转变的第一部诗集，毋庸置疑，它吸收了中国民歌的优良品性，加上必要的艺术加工，提炼成最简洁、生动的艺术语言。它与乐曲密不可分，蕴涵和谐的韵律和灵活多变的音调交替，读时朗朗上口、重章叠韵、铿锵悦耳，是艺术性极高的优美抒情诗。 我们在当代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对诗歌语言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继承这一考量标准，树立思想性艺术性并重的评价体系。避免片面地强调“思想好”，而将一些语言幼稚或晦涩难懂的文学作品捧上文学研究的高位。好的文学作品应具备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和民族文化传承的思想使命，也应像《诗经》一样具有经典的文字艺术和语言魅力。 (二)点播汉语言文学的研究精髓———古典诗歌的意境生成 明代文学家朱承爵在《存余堂诗话》中有言:“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可见，中国古典诗歌历来十分重视意境的创造，意境之说一直是诗论家们孜孜不倦的审美话题。 传统的诗歌语言研究大多着眼于汉字起源、文本意思、仄平音调以及诗歌创作背景和作者中心思想，反而忽视了读者最直观感受到的意境之美。探究、评断诗文的意境高下，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笔者认为，可参考童庆炳先生的综合见解，大致归纳为六种言说:“境生象外说”“情景交融说”“诗画一体说”“哲学意蕴说”“生气远出说”以及“对话交流说”。情与景是诗歌意境生成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元素。诗歌意境的核心内涵恰恰是“情”与“景”“虚”与“实”的相生相系，可以说情景交融是诗歌意境的表现特征，虚实相生是诗歌意境的结构特征。 分析、研究、评论一首诗时，如果其单纯言情而不借助任何景物抒发，便显得直白浅露;若只专注于描摹景物而忽视真情实感，又会显得辞藻堆砌。 用沈雄《古今词话》中的一句话最能概括情与景的精髓———“单情则露，独景则滞”。可见，有情无景或有景无情的诗作都不能算佳品，缺乏较高的艺术生命。然而，一首诗写了情、写了景，也未必就能产生意境，成为上上之作。意境的表现特征是心与物、情与景的融会、和谐与统一，这与中国古代阴阳调和的道家思想类似，也是古代诗评家在谈论诗歌品读和创作时的引领思想。《四溟诗话》中言:“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成诗。”《诗格》则曰:“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 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可见情与景达到相兼相惬、相互应和，才能产生耐人寻味的意境，这也是我们评论诗文作品的精髓所在。 (三)提升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层次———传承中华文化魅力 以诗教的经典《诗经》为例，研究文学作品的文化魅力可从有形的文字角度入手。《周礼》有言:“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曰“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可见“六义”的文字溯源是研究诗文的根本出发点，从中我们可以探究到中国农耕文明所赋予我们祖先特殊的礼物———神话和宗教的精神支撑。 文学来源于生活，《诗经》的文字充满了自然朴素的民歌风貌和农耕实践的“经验”，其文本蕴涵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也是作品被奉为经典、大加推崇的重要因素。诗文中内容丰富，婚恋、丧葬、民俗等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唱响了各阶层人民的心声，其“民本”思想不言而喻。黑格尔认为:“史诗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整体表现，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笔者认为，《诗经》就是这样一座蕴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艺术宝库，其中的每一首诗都刻画了当时社会某一侧面的真实风貌，参观者可以看到各色人物生动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活动。因此，当代学者对汉语言文化的研究，可以文本文字为契机，却不拘泥于有形的表述和描写，进一步升华层次，着眼于文学作品的文化传承功能和价值。#p#分页标题#e# 三、文学研究中“经典”的认定类型与文化价值 (一)文学经典的认定角度 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对文学经典的研讨。它作为文学创作与评判的标准范本，是构建文学研究和评论体系的基准，除此之外，通过对大量经典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发掘文学史的事实，梳理文学历史的演变过程，探究整个汉语言文学研究的认识、阐释和评价的焦点。总而言之，对经典著作本身进行辨析和思考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认定经典，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量:第一，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品。一个作品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中，它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能产生了影响一个时期的效果，以至于后来者不能完全避开它的存在来言述当时的文学事实，即经典在当时起到引领创作潮流的作用。 第二，在今天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个“今天”是变化的、能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迁的。 在当时不一定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很可能在后来成为文学经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名篇，在当时属于文学的边缘文体，而如今却炙手可热。又如陶渊明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晋代显得不合时宜，其后却深受推崇。 第三，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某些作品因其巨大的文学价值而获得了文学史的里程碑意义，具有某种超越具体时代的开创性和持久的影响力。例如胡适创作的《尝试集》，开创了中国新诗的风格和局面，对后来的文学影响深远。 经典之作，究其最初成因可能不尽相同，创作背景、思想艺术特色也可能各有轩轾，但它们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经典之作一定包含一种可以超越具体时代背景而覆盖到后代的超时性，超越具体描写内容和主题，涵盖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普遍意义。 (二)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文化价值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也比较独特。经典作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在民族历史中代代相传，不仅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思想上所取得的不朽成就，也对各个时代成员的思想观念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在今天这个西方思潮盛行的消费社会里，更需要重提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经典的研究和解读能够维护人类的纯真、完美和进步，带来灵性、激情和希望，促进人类深层心理、精神结构和积极人性的发展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