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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多神崇拜构成了他们的宗教世界。在这个宗教世界里,六乌圣母便是其中的重要神灵之一。据史料记载:“壮俗每数年延师巫、结花楼祀圣母。”“按圣母不知何指,据邑中武平里诸壮所祀,则为六乌娘,又名六乌婆,庙在六乌山,壮人每遇瘟疫,则异六乌娘巡游村市热闹。”“瑶祭盘古,壮祀六乌圣母。”[1]《粤江流域人民史》亦有“壮祀六乌圣母白马令公等神”[2]之说。虽然这些祭祀形式已经明显披上了汉族宗教文化的色彩,但仍掩饰不住它与自然崇拜的渊源关系。因为壮族的主要宗教是原始宗教,而原始宗教的源头是自然崇拜,它“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3]。另外,据史载,汉族宗教对壮族宗教的影响是在唐宋之后。因而,壮族本民族的宗教现象是早期的,而受汉族影响的宗教现象是晚期的,但无论壮族的宗教信仰如何深刻地受到汉族宗教文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留下自然崇拜的蛛丝马迹。据此,可以推断,壮族的六乌圣母源于自然祟拜,它反映了人和自然的矛盾,反映了人们对某一客观对象的神化,因此,必有其赖于形成的生物原型。揭示这个生物原型,对认识壮族崇拜六乌圣母的成因及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贵港一带壮族人曾以六乌圣母的女性塑像为据,把她看作刘三姐。这纯粹是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和想像,不足为六乌圣母生物原型的凭据。因为在宗教世界中,人的形体与非人的生物体是可以互变的,即人可以变为某一种植物或动物,反过来,某一种植物和动物也可以变为人。这样,就不可因六乌圣母的外表是女人像,就作出其生物原型是刘三姐的结论。此外,从“顾名思义”的角度看,六乌圣母名称的含义也难于跟刘三姐之名联系起来。所以,光从外在的神像去猜测其潜在的生物原型是很难达到准确性的。这样,若要在这方面言之确凿,需要从语言文学等多视角去考证。 首先,从名称的语义上看,六乌圣母所表示的生物原型主要隐藏于“六乌”二字之中(“圣母”二字是不言而喻的通称,在此不必赘述),但由于“六乌”二字的汉字形体反映不出汉语的任何词汇意义(查汉语词典无此词),所以无法直接从字面上去理解“六乌”的含义,而只能从音译词方面去考虑。因为壮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故常常借用汉字来记录自己语言的读音,形成了许多音译词,“六乌”就是其中之一。据载,“六乌”为土人之言[4]。从史载中的“六乌山”、“六乌庙”以及经常举行“六乌”祭祀活动地区分布的范围来看它们均在广西的贵港、横县、桂平一带,这一带正是壮族先民所聚居的壮语北部方言区。所以,这些地方的土人当为壮族人,其“土人之言”当为壮语。而作为“土人之言”的“六乌”,无疑是壮语中某一特定词语的音译词。至于这个音译词与壮语中哪一个特定词语的读音相一致,那就得以古代读音为准进行比较。因为“六乌庙”在太平天国以前就已经存在。由于人类的自然崇拜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所以壮族的“六鸟”崇拜也应始于远古时代。与此相应,“六鸟”的汉字标音也当早于太平天国以前,它所体现的是汉语的古代读音而不是现代读音。语音是发展变化的,汉语语音从古至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失落韵尾-p、-t、-k等。因此,我们不能以“六乌”的现代读音去寻找其在壮语中的音译对象,否则,就会失去准确性。据《汉字古音手册》[5],“六”的上古音为“来母觉部”,拟音为*lǐuk;“乌”为“影母鱼部”,拟音为*a,两者合在一起读为*lǐuk*a,即“六鸟”。这个音译词的读音和构词特点正好与壮语中“六鸟”的读音lok8a1和构词特点一致,其中“六”*lǐuk对译壮语的lok8(鸟),*a对译壮语的a1。a1是表示鸟鸣的象声词,两个词相加负载“乌鸟”的意思,整个结构体现了壮语词“通称+专称”的特点(即lok8为通称,a1为专称)。而音译词“六乌”的结构正好与这种构词特点吻合(即“六”表示通称,“乌”表示专称)。另外,从古人记音用字的习惯上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汉字“六”与壮语词lok8(鸟)的对译关系。始于古代的方块壮字就是用汉字“六”来标记壮语中表示“鸟”意思的词lok8,例如“六笔”(野鸭)①。壮语地名也常见以“六”表示壮语词lok8(鸟)的现象,例如“六居”(野鸡)、“六教”(八哥)等[7]。此外,流行于壮族民间的道公经书和山歌手抄本也用“六”来记录壮语词lok8(鸟)的读音。可见,汉字“六”在被壮族人借用过程中已经成为壮语lok8(鸟)一词的固定标音符号,所以“六鸟”中的“六”标志的是壮语词义“鸟”的意思。而“乌”的古代读音*a与壮语词lok8a1中的读音a1几乎一模一样,它们都同是模仿乌鸟叫声而产生的象声词。因此,“鸟”作壮语词a1的标音符号在情理之中。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六乌”二字就是壮语中lok8a1(乌鸟)一词的音译载体,也就是说,壮族“六乌圣母”的生物原型就是乌鸟。 壮族有过崇拜乌鸟的宗教历史,这不仅可以从“六乌”的古音词义中看出来,还可以从壮族神话传说和壮族人对乌鸟的态度以及壮族神器的鸟饰等方面得以印证。先从神话传说中看,壮族先民对乌鸟素来怀褒扬和崇敬情感。例如在壮族民间传说《岩刚河的来历》中,乌鸟被壮族先民描绘为指点“迷津”的神灵,它不畏险境,机智勇敢地帮助英雄岩刚杀死恶蜂王,除掉毒蜘蛛,为人民扑灭人间火灾。在另一篇壮族民间故事《达加》中,乌鸟的形象也处处闪烁着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勇于牺牲的光辉。每当可怜的达加姑娘遇到巫婆后娘的残害时,乌鸟就出现在达加姑娘的面前,帮助她逃避迫害,惩治巫婆,直至最后为揭穿恶人达仑的阴谋而遇害身亡。它身亡后,并未因此“偃旗息鼓”,而是变为水声,化作竹林,继续惩治狠毒的达仑。显而易见,这些作品无不以赞颂的笔调,热情洋溢地呕歌乌鸟不畏牺牲,从善治恶的美好品格,塑造了一个个令人崇敬的乌鸟形象。其间倾注着民族的爱憎感情和崇拜心理,从而历史地反映了壮族先民崇尚鸟鸟的思想倾向。#p#分页标题#e# 壮族著名的神话故事《姆六甲》更是显示了壮族先民对乌鸟的顶礼膜拜。这篇神话将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中界有一朵花,这朵花后来生出了壮族的姆六甲。姆六甲降生后就以大地造出江河湖海,以泥人制作男女众生,使世间呈现一派生机,因此被视为壮族的始祖母而受到无限崇拜。这一神圣地位使后人对姆六甲的生物原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少人对此作出了种种猜测,尽管各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姆六甲的原型属于鸟类,正如壮族学者梁庭望先生所证:“姆六甲”实为壮语读音,“六甲”表示一种鸟,即“六甲鸟祖母”[8]。据笔者调查,在来宾县小平阳乡、五山乡以及武鸣县陆斡乡一带的壮语口头传说中,“姆六甲”(与记载中“姆六甲”的内容一致)的壮语读音实为me6lok8ka1。壮语me6是表示女性的量词,可以单独用在一些表示雌性动物的名词之前。 例如:me6pit7me6kai5 母鸭母鸡 me6va:i2me6mou1 母牛母猪这样,“姆六甲”中的“姆”标记me6,“六”是壮语lok8的音译字(上文已述)。“甲”是壮语ka1的通用音译字,是个模仿乌鸟叫声的象声词。显然,壮语me6lok8ka1中的lok8ka1就是“乌鸟”的意思,整个me6lok8ka1就是“乌鸟娘”或“乌鸟婆”的意思。这样,me6lok8ka1的音译字“姆六甲”也就负载“乌鸟娘”的意思,其中“姆”表示“母性”之义,“六甲”表示“乌鸟”之义。可见,“六甲”与“六乌”所表达的词义相同,两者之所以标音字形不同,是因为壮语“乌鸟”一词的读音有方言差异,在武鸣等地读lok8ka1,故标作“六甲”,在隆安等地读作lok8a1,故标作“六乌”。不同的方音必然导致不同的标音字形,“六甲”和“六乌”的字形差别就是壮语方音差异的产物。可见,“姆六甲”的生物原型也是乌鸟。拉法格说过“神话是保存关于过去回忆的宝库。”[9]壮族神话《姆六甲》正是以幻想的方式,保存了原始壮族人奉乌鸟为创世始祖母的历史图景。 从壮族人对乌鸟的态度上,也可见其尚乌之诚。 据《粤江流域人民史》引《岭南杂记》载,壮族人“服俱黑色,广西最多。”闻横县一带的古代壮族人喜著黑服。至今,壮族一些地区如那坡等地的人仍有“黑衣壮”之称。一个民族的祟尚色往往与其崇拜物的外观颜色合。因此,壮族人喜著黑衣当与他们所崇拜的乌鸟的黑色外观有关。相传乌鸟能反哺,束晰《补亡诗•南咳》“嗽嗽林乌,受哺于子。”苏辙《次韵宋构朝请归守彭城》诗:“马驰未觉西南远,乌哺何辞日夜飞。”所以,壮族先民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受感于乌鸟的反哺精神,以孝养父母,便树立起乌鸟的鸟神形象,并效仿乌鸟的黑色外形,著起黑服,以示虔诚。①此外,壮族人祟拜祖先,他们认为祖先死后灵魂不灭。乌鸟常徘徊于祖先墓地,必附有祖先之魂,故它们是祖先的化身。壮族民间传说《达加》中就有达加娘死后化为乌鸟的情节,反映了壮族人的“祖先之魂附于乌鸟”的宗教思想。 壮族人对乌鸟的另一种普遍看法则以为其是报丧之神。因为壮族人发现,只要乌鸟栖于谁家房顶,谁家就有人亡。古壮族人对乌鸟这种神奇的卜兆现象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恐惧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继而将乌鸟神化,对之烧香磕头,以求消灾。 壮族人对乌鸟的崇拜还典型地表现在铜鼓的鸟饰上。我们知道,铜鼓是壮族著名的神器。在壮族的铜鼓中,除了蛙饰之外,鸟饰亦占有重要地位,正所谓“成了鸟的天下”[11]。一些学者认为,鸟是骆越人的图腾。壮族是骆越人的后裔,故鸟亦是壮族人的图腾,而在壮族的鸟图腾崇拜中,乌鸟占有突出的地位。 所以,一些重要的壮族文献如《壮族文学概论》[12]视之为壮族的图腾。由于铜鼓的神灵色彩以及鸟饰的图腾意义,使壮族铜鼓上的乌鸟成为壮族人神化了的圣鸟。这些都为壮族人对乌鸟的崇拜以揭示“六乌圣母”的乌鸟原型提供了依据。 此外,从性属上也可以看出壮族“六乌圣母”与乌鸟的一致性。据《壮族文学概论》说,乌鸟是一位女神。查壮族巫经亦有“乌鸟小娘”的记载,这些记载与史料所说的“六乌娘”、“六乌婆”、“六乌圣母”的母性特征一致。 综上所述,“六乌圣母”的生物原型是乌鸟,与“姆六甲”的生物原型一致。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壮族早期的“六乌”神像必然离不开鸟的形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祖先崇拜。祖先崇拜的出现,专职的巫觋应运而生,他们被视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能“通神去鬼”。巫觋的产生又促进了多神崇拜的发展,使神出现人格化的趋向,而神的人格化则进一步导致了神的人形化。在这种情况下,壮族的“六乌”神像也逐渐由动物形体向人的形体转变,这就造成了壮族各地区“六乌”原型的人像化。正如广西桂平一带的壮族虽“每遇瘟疫,则异六乌娘巡游村市热闹”,但却不知其为何物,只知其是一位人身女神。而贵港一带的壮族,则把“六乌娘”看作刘三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