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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变化发生最多最快的一个历史时期,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一个什么都会发生变化的时代里,却总有某些东西至今还会被某些人固守着。在这些仍被坚持的东西中,就包括我们从“经典文学时代”那里所继承过来的文学观,即我们在经典文学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文学的“经典理解”或“经典看法”。这种经典的“理解”、“看法”,本文将其命名为“经典文学观”或“经典文学观念”。 如果比照当今的社会流行语来讲,这种固守或可称为是一种“坚持”或“守望”。按照理想主义的说法,甚至可以称其为“美丽的坚持”。若是从“文学信仰”的角度看,我们或许还应当称其为“悲壮的固守”。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已经变化了,历史已经变化了,我们为什么还一定要如此的固守,一定要如此的悲壮?难道我们关于文学的认识一定要“亘古不变”吗?历史上,人类原本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什么是文学”的“文学问题”人类关于文学这一现象的相关范畴性认识,是从距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中产生的。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最早的文学类概念只有“诗”。在柏拉图的许多“对话”篇中,他的确经常谈到被我们后人称之为“文学”的那一类东西。但是,柏拉图只是在“诗”的名义下进行的,而没有说过(哪怕是轻轻地说过)“文学”这个概念。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在古希腊,柏拉图其实是不知道在他的后人那里,有一个叫“文学”的范畴会被“制造”出来。他所知道的只是:在古希腊时代的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之中,有一种用语言来对生活进行多样模拟的表达人们精神需要的东西。①而这种东西在当时,多被人们称为悲剧、喜剧。当然,这种“剧”也可以叫做诗。同样,亚里士多德也不清楚。否则,他就不会写出一本叫做《诗学》的著作。相同的情况,在古罗马人那里依然存在。与亚里士多德相类似,贺拉斯的《诗艺》也谈及了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所有戏剧和诗歌样式。他不仅谈到了演员的表演,谈到了舞台美术,同时还谈到了剧本的创作、诗的语言和美的问题。就是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后来的布瓦洛、维柯、席勒那里,他们所讨论的对象也都是“诗”或者“诗艺”。英国文论家彼得•威德森在他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中,就用了“‘文学’曾经是什么?”来作为第2章和第3章的主标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与“诗”或“诗艺”这个概念比较起来,不仅要晚出很多,而且,也多义得多。例如他说道:“一个事实,这就是早在欧洲语言里第一次出现‘文学’这个词之前,‘文学’(小写的)已经出现在了许多民族语言中了,也拥有了许许多多的样式。”②我们今天所用的“文学”这一范畴概念,在欧洲过去的历史中,实际上是被人们在多种意义层面上使用的。 根据彼得•威德森的文献研究分析,“文学”这个词进入英语的真正时间,可能是在14世纪的后期。而嗣后,对这个词的使用(理解)则有几种。最早的一种是把文学当成学问来理解。 彼得•威德森说:“当时的‘文学’(literature)与现代的‘学问’(literary)在意义上是一致的……”[1]33与此类似的看法,在后来的历史里也依然存在。比如像布克尔(Buckle)在1857年时也还认为:“文学,在它处于健康而不受外力压迫的状态时,它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一个国家的有关知识被记载于其中的形式。”[1]35而“到了18世纪末,情况有了变化,这个词获得了《牛津英语词典》所说的第二层意义,即专业或学识领域。在约翰逊的《考利的生活》(1779)里,考利原来的传记作家斯普拉特主教被描述成这样:‘他是一个怀有丰富想象和卓越语言能力的作者,所以值得将他置于文学领域的前列。’”[1]33“在18、19世纪之交,伊萨克•狄斯累利(lssacDlsraeli)的话语被《牛津英语词典》所引用:‘文学,与我们同在,但却是独立的,不需要庇护,也不倚赖与别人结盟’。”对于这段话的理解,彼得•威德森解释说:“在这里,文学再一次被认为是一种生产任何类型作品的事务”。[1]33时间走到差不多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一个充分审美化了的、大写的‘文学’概念已经流行起来。……可以这样说,小写的文学是在批评之外而独立存在的,然而大写的‘文学’却完全是由批评创造出来的”。[1]38我在这里反反复复地描述欧洲历史上的“文学”观念的情形,主要是为了说明一点:在欧洲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今天所称道的“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过客”而已。 除了欧洲历史上的“文学”的认知演变外,相类的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与欧洲历史情况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古典时代里,“文学”的范畴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的。例如,孔子就将“文学”列入了“孔门四科”之中。《论语•先进篇》曾讲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指的是“文章博学”。这个“文学”既包涵了“文章”,也与知识相关联。③在战国后期的法家人物韩非那里,“文学”的理解似乎与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认识相近。他在《韩非子•六反篇》里说过:“畏死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辨智之士;行剑攻杀,暴?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 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很明显,韩非是把“文学”(即孔学中的那个“文学”)当成了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言行(学道立方)的替代概念。李斯对“文学”的认知,与韩非基本上一样。①《吕氏春秋•荡兵》中也说:“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很明显,“文学”在这里的用法与《论语》的说法一样。再后来,“文学”一词还引申为有学问的人(儒生),②并进一步引申为学校等教育(习儒)场所。③事实上,直到晚清黄遵宪、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时候,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的那个“文学”观念也还未形成。#p#分页标题#e# 既然从我们“自称”的文学史的历史理性角度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也还是关于“文学”的诸多的差异化的历史理解,那么我们自然也就会明白,在人类文明史的绝大部分过程中,在我们的先人那里是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范畴的。同理,作为一个相连带而来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谓的“文学问题”在历史的过去里,也肯定是不存在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就是一些与今天的文学问题看上去相类的现象。这就意味着,我们也完全可以“灵活”地对待“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学”当做是一个开放性的观念。 经典文学观并不是“经典”的文学观,而是经典时代的文学观经典文学与经典文学观,是我们进一步讨论后面问题所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 在日常的文学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为一些作家或作品贴上“经典”的标签。但是什么是经典?为什么这个作家和这个作品就可以称“经典”?那个作家和那个作品就不可以称“经典”? 关于什么是经典文学,人们见解有许多。其中许多人以为,经典是一种能够经受时间考验且历时弥新的作品。例如,有人认为:“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2]还有人认为,“经典指涉的就是被公认的成熟的客观文本,理论具有普适统一性,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很高地位的传统文化、传统理论。‘经典’就是‘高雅’的、‘精英’的代名词,它代表着一种权威和不朽,并形成了文学的楷模和目标,喻示了文学可能获得的至高历史地位。”[3]与此相类的说法,可谓比比皆是。 在关于什么是经典的讨论中,人们似乎只在关心自己对经典范畴如何理解。没有人认真地去思考一下,形成经典的真正历史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经典”的确是一个包含了历史的时间性在其中的概念。所以,有人把作品“经受时间考验”来当作评判经典的重要标准。他们以为,某些作品的“经典质量”是其“历久不衰”的经典价值所在。粗粗看上去,这样的说法也是有某种道理的。但实际上,这种“道理”,也难被推敲。以中国的古典诗歌为例,《诗经》的四言诗比后来的汉乐府民歌好吗?④但文学史的事实是:《诗经》的文学地位要远高于汉乐府民歌。⑤在旧体诗词中,唐诗和宋词肯定是地位独特的。以致后来者无论如何努力,好像都没有超越它们的可能。辛亥革命以降,旧体诗词的写作一直在社会中普遍存在。今天情况亦然。可除了当代文学史给了诗词一点机会外,似乎无他人可以得到相关承认。文学的历史发展真地是“今不如昔”吗?依照历史发展进步的原则,我们显然不会这样看。由于社会不断发展,今天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学基本素养,均要高于历史的昨天。然而一进入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或现象时,我们的评价,似乎又根本不会承认今天作品在价值上高于历史。例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审美价值上不如现代文学时期吗?我以为不会。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声称“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呢?①分析来看,文学作品的价值是有两重性的。其中,既包括了该作品在历史过程中相对于文学史的历史价值,也包括了该作品给后世提供的相对于每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审美价值。所以,作品的文学史历史价值与它本身能够提供的审美价值本不是一回事。 既然文学发展总体上是一个“今胜于昔”的历史过程,②那么文学作品的经典价值或经典性就只能是某个历史过程的东西。它与文学的相对审美价值本身并无直接关系。③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人类社会的文学经典(亦包括了其他经典作品)的产生,只能是一个可以产生经典的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经典时代,就不会有那种无比神圣的罩有光环的“经典”出现。今天为什么不会出现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经典?这并不是今人的文学写作不够好,而是今天原本就不是一个经典时代。海涅曾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4]695海涅没有可能说明的是:在一个本来的“跳蚤时代”里,是不会有龙种的。与历史昨天的作品审美价值相较,今天并不是没有高水平的作品。只是在今天,我们不会为这些作品去贴上“经典”的神圣标签。 因为在今天,这些东西本来司空见惯。因为超传播,将一切历史曾经认同过的经典性都统统消解完毕了。 不过,尽管文学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我们关于文学的基本认识———即文学观念却没有随之改变。以至于今天的文学已经走出了经典时代,可是我们的文学观念却还仍然停留在经典的过去。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所持有的文学基本看法,其本质还是经典文学观念。 这里需要稍加补充说明的是:经典文学观并非是关于经典文学现象的理性认知,而是一个由经典时代产生,同时在描述和表现着经典时代文学需要的文学观念。 根据“单语言”实践而形成的经典文学观经典文学观念为什么承认“文学是语言艺术”,却又偏偏只承认“文字文本作品(包括书写和印刷文本)”是文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的东西很多。但是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观之所以只承认“文字文本作品”,是与经典时代是一个只承认文献文本价值的历史时代相联系的。 我们知道,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之后,就开始了语言的进化过程。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人类拥有了抽象语言能力。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的文学化的生活就获得了基本的可能。利普斯在他的《事物的起源》一书的第10章中,曾经谈到了原始居民的“无书的教育”问题。他在描述南美洲火地岛锡克兰人的成丁礼仪活动的时候曾说:“几个月以后,训练进入高潮。……由德高望重的老人讲述锡克兰部落最神圣的秘密———起源神话。开始时总是这样说:‘古时,太阳和月亮、星星和风、山和河,都在地球上漫步,它们都具有人的形象,就像我们一样……’”[5]254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锡克兰部落的创世神话的内容是什么,但这肯定是他们的文学生活(在我们今天的文学意义上)。与我们经典文学观的认知所不同的是:这种文学和文学生活是由口语组织起来的。正像利普斯说得那样:“原始人……传授手艺使用的是口语,不是使用印刷的书,而这一点无关紧要。”[5]243事实上,人类曾经拥有过由口语组织起来的极其漫长的文学历史,而且要比今天由文献文本支撑起来的文学史久远得多。#p#分页标题#e# 由于人类的文学生活起源于口语形式,所以口语文本在人类历史99%的时间里是当时文学生活的基本样式。在后来的所谓文明史中,这种“文本”也是长期存在的。就是在今天,它仍然相当活跃。对这一点,显然大家并没有什么分歧。问题是,在文字书写及文字文本出现后,文学的“经典时代”和“经典观念”就形成了。不仅如此,整个经典时代还进一步出现了对文字和文字文本的“历史崇拜”现象。例如,曹丕在《典论》中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此一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嗣后就成为后世人们中肯文章(文学)的经典性认知。曹丕过后,杜甫又写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的诗句。曹丕与杜甫对文章(文学)的经典化理解,实际上是包含着多重意义的。譬如曹丕的后一句话,主要是讲文章是能够传世的,其与个体的生命相比,是具有更为长久的“历史生命”的。很明显,曹丕在后一句话里,与今天许多人对经典的理解是一致的。而他的前一句“经国之大业”,则明显有文章是事关国家大事的意思。其实从“诗言志”起一直到后世的“文以载道说”①,“文章经国”都是经典时代人们对“文学功能”的一种解释。和曹丕的“经国说”一样,在杜甫的说法里其实也有“传世”和“经国”的“双关”意义。 文字文本所以会在人类的古典社会(包括从奴隶社会开始的整个古典时代)里被“特殊尊重”,一方面与文献形式(包括由各种书写材料形成的文本文献)能够将事件、思想和情感记录下来,从而使动态的历史能够得到保存,并传承下去;另外一方面,也主要是与当时历史时代的生产力不够发达,文字读写及文献生产活动的艰难有关。我国先秦后期,人口估计约为2000万。在当时,读书识字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农业社会里,繁重的经验化的农业体力劳动是最为重要的。一般农业家庭的男劳力主要工作是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很难能够有机会接受识字和读书教育,同时由于读书识字与经验性的农业生产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农民往往不会重视读书。②第二,由于在农业社会中,读书识字是一种生产和生活中的高消费活动,③因此除了当时的贵族阶级外,普通农业家庭通常是难以承受这种负担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程子曰:‘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农亩。盖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后士农判。古之学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闲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6]381设想一下,在一个农业劳动繁重的生产条件下,一般的农业家庭能够“养得起”一个“只吃饭不干活”的青壮男丁吗?而且,又要多年不去从事农业劳作。恐怕大多数人家不会这样做。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古典农业社会和现代农业之间的历史区间,无论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农民的绝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 由于农民阶级识字的艰难,同时也是由于识字(有文化)被当时的统治者“设计”成了社会上层的“权力专利”,所以才形成了古典时代对文字和文献的“历史崇拜”。即,我们崇拜一切由文字结构成的东西。事实上,当白人进入美洲之后,尚无文字的印第安人也曾表现出对文字的宗教性崇拜。列维-斯特劳斯在著作中讲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起先他们拿着纸笔什么也不做,然后有一天我发现他们都忙着在画平面的波浪形线条。我奇怪他们究竟是想做什么,然后我突然恍然大悟,他们是在写字,或者应该正确地说,他们是试图要像我写字时那样地运用他们手中的铅笔。”他们的酋长“不回我的话,而只在纸上画些波浪形线条,然后把那些线条拿给我看,好像我可以读得懂……”[7]380事实上,与此相类的文字崇拜现象是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客观而论,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经验传承来说,文字及文献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不必多言的。问题是当经典历史过程中的文字和文字记录的“文学”得到尊崇时,我们的经典文学观念却对民众日常的口语化的文学生活采取了基本不认同和排拒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不承认以口头形式存在的社会文学活动,基本上不承认由口头传播为支撑的社会民众的文学生活。或者说,我们很看轻普通民众由口头写作和口头传播形式组织起来的文学生活。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之所以长期重诗歌散文而轻小说(包括话本、演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诗歌和散文是由文化人(文化上的和实际上的贵族阶级成员)使用文字文本形式直接写作的①,而小说则大多与民间口语写作及传播相关联(例如在酒肆茶楼等说书的社会消闲场所,就是诸如宋元话本、历代演义等旧小说的实际“写作”地点)。 经典文学观在历史上崇拜文字文本形式的文学,本来无可厚非,那毕竟只是历史过程。有意思的是,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文学观不仅对“经典”依然忠心耿耿,而且我们依旧按照经典文学观的要求,只承认由文字书写并以文献文本形式生成的“文学”,对其他语言形式的文学生产(写作、传播)和文学审美活动(口传听读欣赏和形象视读欣赏②)是一律拒绝的,③并且,把单语言文字文本当成了文学的一道边界标志。我们的经典文学观不仅不认为文学的“单语言边界”是可以变化的,也不认为文学的“单语言边界”是可以被跨越的。 文学“全语言时代”已经到来事实上,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文学观来认识文学现象,与社会的文学实际是以一个什么形态来存在和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无论我们的文学观怎样,文学实践还是会沿着它“自己的路”走下去的。但是问题在于:如何调整我们的文学观念,如何面对社会文学实践的发展,如何使我们的文学认识能够与“新的文学现实”相一致?这不仅是一个我们改变文学观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能否“唯物主义”地面对现实的问题。而最终这种文学观的改变与否,将决定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在一个改变了的时代中的生与死。④在文献文本时代里,文学是由历史上的“文人们”(贵族化的文人或文人的贵族化)所掌控和书写的。而普通民众的口传化的文学作品,即使对于平民百姓的实际生活十分重要,也不会被纳入“文学”。因此,即便百姓也需要文学生活,也需要文学生活对精神的滋养(在实际上,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学生活),但历史的现实是:几乎没有贵族等级(文化意义上的)肯承认这种文学的价值。尽管后来也有人试图将这些社会底层人们的“作品”记录下来,并把它们文献化。然而我们给这些作品的命名则是: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平民文学、底层叙述……,总之,是一种低等级的文学现象;从审美价值上,我们更为倾向将它们形容为:庸俗、无聊、低级趣味、粗糙、少意义甚或基本无意义、审美价值缺失……等等。对于这一类我们以为“不可入流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史和大学文学专业的课堂是不会允许进入的,包括西方社会的“诺贝尔奖”等各类文学奖,所执的文学标准莫不如此。这就是20世纪文学的现实情况。#p#分页标题#e# 在前面我们说到,经典文学观念其实是由“单语言”的文学历史现实来支撑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的文学观念就可以这样“永远”经典下去呢?我以为不会。因为来自于历史的东西,最终还是要还给历史的。既然经典文学观产生的历史过程已经结束,那个曾经存在过的(依存于“单语言”文献文本存在的)文学现实,是不是也同样走进了历史呢?恐怕也差不多了。不单如此,如果我们把经典文学观念关于文学的“文献文本化”的认知拆解开来,我们就会发现:经典文学观念所长期青睐的所谓“文学”,其实所指的真正对象并不是“文学本身”。 事实上,它指称的是文学作品所依赖的某类“媒介形式”。再推进一点讲就是,经典文学真诚维护的所谓“经典文学价值”根本不是来自于文学作品,而是来自于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所选择的“媒介方式”。换句话说,我们争论了20年“经典文学”问题①,其实争论的真正问题是:它们是否是以“平面文字文本媒介形式”存在。因为“被平面化的文本”,就是文学作品经典价值的直接证明方式。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学的“单语言时代”基本过去,它的“全语言时代”已经到来。 我所以这样说,主要有如下几个理由———首先,社会发展改变了社会的基本文化结构。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与文学毫不搭界的问题。然而,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文学生产条件”,或者说,它可以叫做“文学生产力”。在其他的文章中,我将其称为“文学人口”。因为一个社会的读书识字成员的人口占有比率,是与这个社会的文学发展水平成正比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社会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早期的不发达,而逐步走向今天的发达”。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由于农业对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依赖,加之读书识字与农业生产很少实际联系,从而导致了农业社会写作与阅读人口的稀少。直到工业社会的到来,文学普遍发展的基本条件才大体形成。我们国家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普九”,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到2007年,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3.58%。目前,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5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年。这个数据说明,我国的文学人口已经接近了100%。文学人口的“全民化”,就实际意味着“文学阅读人口”和“文学写作人口”的普遍化。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除了部分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在文化上为文学的发展做好了“历史准备”。 其次,由现代数字技术组织起来的“新媒介”,为文学“生存形式”提供了多种语言文本的技术可能。在人类的农业时代里,也包括由大机器工业组织起来的前信息时代,文学只能依靠各种质料的平面媒介生存。它的最好“生存”形式,就是以纸张为载体。而纸媒作品的最好复制方式,早期的是书写(抄写),后来的就是印刷。正是这种使用文字符号记录文学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使用纸媒作为承载物和传播手段的“历史机会”,为经典文学观念的生存提供了现实依据。所以,经典文学观念的现实支持只能是单语言的文字文本。因为人类在整个的古典时代,一直都是只重视文字书写,而轻视口头创作。举例来讲,莎士比亚是因为其剧本写作而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历史过程中的“巨人”(恩格斯语)。但是,他不是作为演员而留名历史的。如果没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互联网技术,如果没有新世纪以来的互联网web2.0技术和3G无线网络技术,20世纪的“单语言”的经典文学观念也许还会勉强生存一些时日。不过既然互联网络web2.0技术和3G无线网络技术已经形成了整体趋势,那么,“单语言”的经典文学观就只能被“交还”给历史。给21世纪文学所留下的,只能是走向多语言的实践现实。而“全语言”,将成为“文学的最后归宿”。 再次,文学“全语言时代”的到来。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金惠敏、周宪、赖大仁等人先后撰文提出了“读图”和“读图时代”的问题。大约是从2004—2006年前后,《文学评论》先后拿出了一些版面来讨论“读图时代”问题。于是,“读图”便成了一个“新”的批评概念。 应当说,“读图”问题的讨论,对人们深化“文学性问题”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客观讲,与论者们对数字信息时代的技术发展给文学所带来的变化,均有着较清醒的认识。例如周宪认为:“读图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对待文化正在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阶段”,并提出“读图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文学原有的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8]但令人遗憾的是,“读图时代”的主张者只是认识到了“读图”对文学的影响,而未看到文学需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经典认识”,同时还需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在新世纪里“开放性”的新文学观。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就已经感受到了新技术(新媒体传播技术)给文学带来的变化。但是由于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还很初步,因此它对文学的实际影响还要弱得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90年代的社会文学发展状态中见出。在90年代,最大的阅读现象主要来自文学:如《废都》、《白鹿原》、《檀香刑》、《羊的门》、《上海宝贝》、《乌鸦》等。而最大的写作现象,也是诸如新生代作家(70后女作家)、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郭敬明)、80后写作。在90年代后期,博客写作、人肉搜索、网游、视频聊天才陆续出现。限于当时的web1.0技术,互联网文化还没有对文学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发生,主要是在新世纪的最近十年里。#p#分页标题#e#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90年代后期,互联网的社会传播能力在欧美、环地中海区域和西亚、东亚地区开始快速普及。跨入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进步更是突飞猛进。就像大机器工业给文学带来了印刷机一样,数字技术也给文学带来了全新媒介介质———电子存储、复制和传播技术。与机器工业条件下的文学生产能力的有限性相比,从理论上讲,新技术的文学生产和传播能力是无限的。由于文学可以“被”极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给文学带来与以往历史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在今天的传播条件下,我们越来越难以在电子文档形式下去“理解”经典文学观念。直接说即是———我们无法跟电脑去要求文学的“纯洁化和纯粹化”。也就是说,经典文学所一直要求的“单语言”的文学(文献文本形式的文学),已经被网络上的“自由写作”给彻底打破了。①就文学自身的历史来讲,这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 当下,这种“革命”冲击了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两个方面。 第一,数字条件下的文学写作和生产活动的“自由化”,打破了文学“单语言”的历史习惯边界。数字条件下的“自由写作”,为什么会打破经典文学观念所长期依赖的“单语言文本文学”呢?这主要是由于电子文本的写作与传播方式,给图像要素、语音要素、音乐要素(包括自然音响)的文学化提供了方便的现实可能,也使得图像、语音、音乐等要素进入文学文本,不再是一种“技术限制”①,而是变成了一种作者的某种“个人选择”。也就是说,只要作者本人愿意,他就可以将任何的东西“塞入”文本。而在电子文本的“界面”上,作者通过键盘、手写板、绘图板、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和各类影音下载软件,就完全可以“搭载”任何形式的“全文学语言要素”。所以文学写作活动的“全语言化”,是一个必然性的“新历史过程”。 第二,文学阅读文本形式所发生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单语言文本阅读”的文学方式。由于数字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最近二三年间,一种被命名为“电子书”的电子阅读器开始出现。 由于这种存储介质方便实用并且价格上正在逐渐形成竞争力,在可以预见的几年中,电子书可能会大规模地替代纸质书籍。②作为电子阅读器,电子书的最大特点是存储方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视频化与“全语言化”的作品,会非常普遍地出现在电子书中。而一旦这种与电脑阅读方式相一致的阅读方式形成,它将使“单语言文本”的传统文学阅读变得索然无味。③特别是,由电子书“培养”起来的一代长成之后,他们必然对“单语言文本”的文学产生排拒意识。传统的平面文字形式的文学作品,会使他们很难接受和理解。这就像我们在20世纪碰到的情况一样:那时的竖排版改横排版,繁体字版改简体字版,许多人不习惯,其过度的“适应期”也很长。 现在的80后、90后,都是守着电脑长大的。他们的阅读习惯是由电脑养成的,对于书本阅读,其阅读感觉往往是不对的。至少,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当中小学的课本也变成了电子书之后,当这些守着电子书长大的一代成长起来之后,“电子阅读”和“电子版文学”将成为社会主流文学样式。尽管我们无法说“电子阅读”会完全取代“纸质阅读”,然而基本的取代是可以想见的。 归结起来,我们目前可以做出的是如下一些判断:第一,现代社会的“文学生活”正在深度的电子化,电子阅读和电子写作也正在变成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学方式”。第二,由于电子写作和阅读的普及,社会对单语言文学的“消费需要”也同时在迅速减少。第三,经典文学观念所一向自矜的单语言文学写作和生产(印刷制作与流通营销),也逐步被全语言文学“边缘化”了。第四,今天,就是我们向“单语言”的经典文学观念告别的时候。换句话讲,是我们拆掉旧有的经典文学边界,欢迎全语言文学时代到来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