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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历史时期英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 (一)17世纪 17世纪，英国语言文学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出现了同一时期不同文学作家对中国的认识的截然不同的表达。例如，培根、托马斯布朗、约翰韦伯对中国语言是人类初始语言的论证;延达尔、柯林斯、兰姆塞、博林布鲁克对孔子的推崇;坦普尔、约翰逊等人对中国哲人治国的褒扬;同时也出现威廉尼克尔斯、威廉沃顿、非朗西斯洛基尔、乔治贝克莱对中国道德、哲学、学术、发明的攻击。17世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建筑式样成为英国人上上下下追逐的时尚，文人对中国语言、宗教、政治制度的赞扬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智慧与文明的国度。 18世纪以前英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很有限，绝大部分是想象，英国人把中国当做补偿自己缺憾的理想国。《曼德维尔游记》里中国传奇式的富庶与威严，17、18世纪英国文人对孔子的推崇，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的赞叹，都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 (二)18世纪 18世纪，不少英国文学作家，如曼德维尔、坦普尔、伯顿、格尔斯密等都对中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仰慕、倾心与迷恋，将所有美好的特征都投射到中国文化上，赋予中国以无限的魅力，将中国塑造成人间天堂，带有浓重的乌托邦幻想色彩，同时，他们批评谴责本土文化，渴望以中国文化为榜样，改进本土现状。一些英国文学作家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及宗教、制度等大力颂扬。例如，伏尔泰在政体、道德方面对中国的大力赞扬，莱布尼兹在社会和家庭制度上对中国的称颂。但在这一时期作家们对中国的文化看法有褒有贬，已经不只是局限于神奇和向往了。 (三)19世纪 19世纪，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英国文学作家的眼中，中国由强大繁荣变得保守愚昧。虽然这个时期有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兰姆、兰陀、卡莱尔对中国的浪漫想象与赞扬，但也有拜伦、雪莱、狄更斯、华兹华斯等作家在作品中对中国的蔑视描述。 19世纪以后，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爆发力使得英国国力突增，优势日彰，再加上对中国现实了解的增多，发现了中国文明的弊端，中国成了反衬英国国力强盛、种族优越的材料。在德昆西、毛姆和罗默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英国人那种气势逼人、居高临下的姿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打击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对自己的文明失望之余，迪金森描绘了一幅理想的中国图画。罗素甚至将中国作为拯救西方文明的东方之光。英国人需要中国文化形象，就像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国人塑造的中国形象里面，体现的是英国精神生活的真实，体现着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 (四)20世纪 20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来到中国，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多，英国语言文学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现象，有正面的希冀、有夸大和歪曲，也有借中国的文化描述来表达自身的困惑。 20世纪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诗人奥登、小说家衣舍伍德和诗人兼新批评理论家燕卜荪。奥登和衣舍伍德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两人亲赴中国战场进行采访，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写下了《战地行》。奥登用诗记载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描写战争的，他在诗中所要表达的不仅是中国战场这一特定地区、中日战争这一特定事件，而是对战争的本质与含义的思考，以及对整个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的反思。 20世纪英国语言文学中出现对中国美好文化形象的塑造，更多地强调超越权威回归自我、强调超越社会回归自然的个性及其价值，更多地强调乡土文化。 英国语言文学中的中国文化不等同于中国文化的事实，英国文人所塑造的中国的文化形象是以英国人自身的文化背景、经历、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心理根据。英国文人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即是如此。有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人是根据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国文化来认识中国的，繁荣富庶、哲人治国、科举取士，飘逸的丝绸、精美的瓷器、错落有致的亭台楼榭，一度成为中国的象征，引起了几代英国人的羡慕;而怯懦、懒惰、愚昧、狡诈、残暴的中国人形象也曾长期盘踞在英国人的意识深处。其实这些不同的中国文化形象和现实中的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距离。 二、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人认识自我的一种镜像 英国文化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描述往往反映了自己的文化处境，英国文人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外在于自己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了解自己;同时英国文人所塑造的中国文化也是中国人认识自我的一种镜像。 虽然英国文学作家把中国的文化形象当做中国的实际情形对中国不会带来实际危害，但是当中国人接受了英国文学作家所塑造的中国文化形象时，则会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19世纪，崇尚进步与富强的英国文人夸大了中国的停滞与贫困，停滞与贫困的文明主导了英国的中国文化观，也影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当中国人审视与反省自身时，在英国文学作家的帮助下发现了自己的停滞和在各方面的落后，有志的中华儿女感到屈辱、自卑，开始反思、批判自己民族的方方面面，进而奋发图强，从技术、制度、精神各个层面上改造自身，接受西方进步的神话，同时也唤醒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新复兴运动，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在认同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的同时，将英国文学中停滞的中国文化形象置换为中国的真实，为了摆脱停滞，中国甚至将革命极端化，为追求进步而彻底摧毁传统，因崇尚科学而有意无意地轻视道德，结果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贫困、道德贫困和信仰贫困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更为艰难的文化重建。中国在借助英国的中国文化形象理解自身的同时，也误解了自身，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观在给我们提供动力、方法与目标的同时也无意中带来了负面的作用。#p#分页标题#e# 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用一个想象的中国来批判西方文明的弊病，将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艾利亚斯卡内蒂在其小说《迷惘》中借助一个汉学家形象，以荒诞的手法，揭示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是一个物质吞没精神、野蛮毁灭文明的疯狂世界。毛姆小说《人性的枷锁》和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不乏真诚的喜好，对中国人民有着善意的同情，但其内心深处固有的西方中心论意识使得他以复杂的视角来刻画中国文化，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明显地表达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 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观的变化是英国人用独特的视角透视中国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中国透过这面镜子可以发现许多过去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进而促使我们反省中国自己的历史。 东西方文化交流实质上是彼此之间的互相尊重与互相吸收，因而文化间的理解和应用应该是双向的。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输入中国文化，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从各个方面输入英国文化。中国曾有过无知的自大，并自尊为世界的核心。后来又是盲目的自卑，被西方人打到家门口时怨恨自己诸事不如人，直到一战以后才在东西方的比较参照中发现了新的希望。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考察中国文化的建设性价值。 以往中国习惯于从中国文化自身来考虑问题，现在中国从世界格局来思考中国文化，透过近代的屈辱，寻找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和对其他民族的启示。中国曾经影响了英国，同时也曾经影响了欧洲，在欧洲社会与思想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和演变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对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蕴涵了英国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 一个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以及表达方式不仅取决于异域文化的特性，也取决于本社会的背景和所欲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表达方式，与该社会的性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相关。社会背景不同，所欲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同，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表达方式也就不同。 英国文学作家所塑造的中国文化，是由英国人的文化心理产生出来的，是英国人自身存在的影子。 英国文学作家关于中国的描述，与其说是说明中国文化的，不如说是说明作家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某种文化心理的;与其说表现了英国人关于中国的文化知识，不如说是英国人关于中国的想象和这种想象所意味的他们自身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结构。英国文学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想象是自身精神本质真实的表现，意在述说英国文学作家自己的精神世界。英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的表达的变化也证明了世界历史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运动，中国文化也参与塑造了西方文化发展。 英国语言文学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大体上分为正面表达和负面表达两种，正面表达多是用一个理想化的中国文化形象来质疑英国当时的社会秩序，提出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正面表达多具有乌托邦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本国现实的质疑和重新构建;而负面表达则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本社会的维护和整合。例如，19世纪以前及19世纪的多数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官考试制度和哲人治国等方面的颂扬和借鉴。20世纪初对西方文明担忧的英国知识分子对东方智慧的畅想。从而力图否定其社会的群体价值观，希望创造一个根本不同于自我世界的文化形象，同时将此文化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已达到促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改革。19世纪和20世纪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英国语言文学作家的负面表达，他们倾向于用丑化的中国形象来彰显自我。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文化，这些作家将自己社会的群体价值观投射到中国文化形象身上，创造出符合英国群体认可的象征模式，从而达到归化异国的目的。 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主要不是追求关于中国的全面而真实的知识。一些作家希望用想象来构筑一个异己空间，由于地理空间的遥远，同时，人类需要一个想象的异己空间来表述自我，作为激发自我变革自我的促动因素。同样是想象异域的文学作品，但所透露出来的对异域的信息却迥然有别，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即想象是有意向性的。然而想象本身并没有意向性，意向性是想象主体因某种需要强加给想象活动的。例如，曼德维尔、希尔顿和迪福、罗默笔下的中国文化同样带有想象的成分，但曼德维尔、希尔顿对中国便显示出诚挚的热爱，而迪福、罗默则表现出狭隘的偏见。他们个人对中国并没有什么怨恨，之所以会有如此的迥然有别，是时代的需要使然。 中国文化形象在英国的不同时期呈现出多样化的表达，这些表达既有真实的记录，也有想象和误读。误读在中英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我们不能期待英国人向中国本土人一样对中国做出真切的、符合实际的理解和认识。对误读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出误读中国文化的原因，从而挖掘出英国民族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蕴涵。误读在中英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英国文学作家从自身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视本社会的发展需要来理解中国文化，同时由于英国的中国文化传播者因其身份、知识修养不同，再加上他们接触的中国对象不同，从而产生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的不同，有褒扬亦有贬低。 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认识与交流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对话，而对话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借鉴对方富有魅力的差异因素，建立起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的文化，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交流中不断向前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