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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固体资源储量分类标准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困惑：即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资源类别，如美国《矿产资源和储量的分类原则》中的“确定的、推定的、推测的”，采矿冶金协会委员会（CMMI）的“确定矿产资源、推定矿产资源、推测矿产资源”从条款文字来看其属于块段资源可靠性的名称，这样的判断应该是合理的；但在《联合国国际储量/资源分类框架》（以下简称《联合国框架》）中地质轴的勘查阶段———详细勘探、一般勘探、普查、踏勘与资源类别———确定矿产资源、推定矿产资源、推测矿产资源、踏勘矿产资源又处于相对应的关系。资源类别究竟是与勘查阶段相对应，还是与块段级别相衔接，我们将此缠绕混沌之现象称为“资源类别纠结”。厘清资源类别纠结，乃是正确评价1999年颁发的《固体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以下简称《99分类》）之基础。在《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的理论、承续与接轨》一书中，从系统科学和实践的角度，对《99分类》和与之相配套的资源勘查规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拟从形式逻辑的基本概念入手，梳理纠结，辨析分类概念之差异和《99分类》中的逻辑错误，并提出一些改动意见。 1资源类别纠结之梳理 1．1规则的两种类型———纠结之直接诱因 规则存在两种类型：表意性规则和规范性规则。表意性规则是指对活动的意义和目的进行阐释和说明的指导性规则。规范性规则是指对活动的意义、目的进行阐释以及活动之路径和方法进行规定的约束性规则。一般说来，《联合国框架》、美国1980年《矿产资源和储量的分类原则》属于表意性规则，我国的《99分类》标准和与之相配套的矿产资源勘查规范则属于规范性规则。一般的讲，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矿产资源经济类别评价更接近于规范性规则，而地质勘查评价则属于表意性规则，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矿产资源勘查规范。社会经济体制是两种资源储量分类规则类型形成内在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矿业开发的前期投入由国家承担，矿山企业和国家均追求收益最大化，企业则希望前期投入多一些以降低企业未来的生产成本，国家则希望用最少的投入而获得更多的收益。此乃国家用行政手段制定约束性勘查规范的经济动因。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一般实行探采一体化，即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采均是由企业运作，矿业开发前期的投入基本是在资本市场上筹措，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市场运行规则，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投资人也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的生产过程。此乃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所制定的矿产资源储量分类，采用表意性规则的内在原因。矿业权的无偿划转和有偿交易，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矿产资源的经济评价是矿业权交易的前提。我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矿产资源分类标准，在勘查评价工作中继承原有规范性规则，在经济评价中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准规范性规则”，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两种不同的资源储量分类规则类型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组织管理制度，即胜任人制度和执行人制度。在胜任人制度下，矿产资源勘查和储量分类工作的具体路径方法由胜任人决定，成果质量的评价由其他胜任人进行评定；在执行人制度下，矿产资源勘查和储量分类工作的实施按照国家制定的规范和标准执行，成果质量的评价由评审机构按照规范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评审。两种不同的资源储量分类规则类型导致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此乃资源类别纠结产生的直接诱因。 1．2概念的同一关系———纠结之梳理 概念的同一关系是指从不同方面反映同一对象的本质或特征两个或多个概念，它们之间的外延完全相同，但显示的内涵略有差异。如“西安事变”和“双十二事变”，指的是同一个事件。前者是从事件发生地点来说明这个事件，后者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说明这个事件。《联合国框架》中的勘查阶段概念———踏勘、普查、一般勘探、详细勘探与资源类别概念———踏勘矿产资源、推测矿产资源、推定矿产资源、确定矿产资源，属于同一关系。它们的外延完全相同，即勘查区整体逐步增高的资源的可靠程度；但内涵略有差异，即前者是“由详细程度逐渐增高的几个阶段构成的”地质评价过程，后者是“描述地质保证程度逐渐增高的资源类别”。欧洲经济委员会颁布的《联合国国际储量/资源分类框架指南草案》中有如下一段话：“传统的分类用于描述地质保证程度逐渐增高的资源类别的许多名词被与工作活动有关的术语所代替。于是，本系统取代了或多或少随机选定定性属性一特定类别的地质保证程度，而是用与地质评价过程有关的术语，这个过程是由详细程度逐渐增高的几个阶段构成的。因此，基本思想是典型的连续地质调查阶段，即踏勘、普查、一般勘探和详细勘探，每个都产生地质保证程度明确定义的资源数据。于是这四个阶段便用作本分类的地质评价类别。”在其附件1“地质研究中所涉及的较重要的项目表”中更有如下说明：地质评价的主要连续阶段为踏勘、普查、一般勘探和详细勘探。这些阶段提供四种资源类别，它们反映出逐渐增高的地质保证程度，它们在各自的报告中予以证明。这些阶段命名为：上述文字和表格说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传统的资源类别概念与地质评价过程有关的术语———勘查阶段概念之间是属于同一关系。《联合国框架》建立的目的是：“是建立一种机制，使固体燃料和其他矿产储量、资源能够以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按照国际统一系统进行分类。这种新的分类系统是按允许现有名词容入其内设计的，达到相互对比和兼容的目的，因此促进国际交流。市场经济原则应有利于国际贸易与合作，特别是‘市场经济’与‘转轨经济’之间。”以上文字十分清楚的表明，《联合国框架》着眼于两种体制的“相互对比和兼容”，并视勘查阶段与资源类别为二者的交集或曰契合点。在《联合国框架》的三轴系统中，地质轴用勘查阶段表示———以显示与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相容性，但在图1中又明确交代了西方传统的资源类别与地质勘查阶段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联合国分类框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凸出了勘查阶段或曰“强化了勘查阶段”，而绝无所谓“淡化勘查阶段”之意。#p#分页标题#e# 1．3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纠结之辨析 概念的内涵是指：“概念对事物本质或特征的反应”，外延是指：“概念所确指的对象的范围，即概念所反映的全部对象”。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资源类别概念具有内涵狭义和外延扩展之特征，即其内涵表现为矿产资源局部块段资源的可靠性；但其外延则又表现为勘查区整体资源的可靠性。如：当勘查区内的A级量达到勘查规范要求的比例时，勘查区资源的可靠程度达到精查（勘探）阶段，此阶段资源可靠性的最主要特征是具有A级资源，即“A”概念的内涵反映了精查阶段资源可靠性的本质和特征。此时若将“A”称之为资源类别，其外延将扩展至整个勘查区，即“A”概念与“精查资源”概念等同，即“A”与精查阶段具有同一关系。同样，B级资源是详查阶段资源可靠性的主要特征；C级资源是普查阶段资源可靠性的主要特征。资源类别“B”与详查阶段，资源类别“C”与普查阶段，均属同一关系。或用直白之言：“A”可以作为精查阶段之表征，“B”可以作为详查阶段之表征，“C”可以作为普查阶段之表征。但此处之“A”“B”“C”已不代表块段级别，而是资源类别的概念。西方国家传统的资源类别，如美国的确定的、推定的、推测的，其规定的文字内涵和测算资源储量的方法，它反映的是局部块段资源的可靠性，但其外延则反映勘查区整体资源的可靠程度。西方国家没有勘查阶段的名称，但有与勘查阶段资源可靠性相对应的、反映整体资源可靠性的本质和特征的“资源类别”。勘查区整体可靠性的把握由胜任人决定，对其工作质量的评价则由其他胜任人进行评判。西方的资源类别概念可以涵盖我国块段级别和勘查阶段级别两个层次（表1）。《联合国框架》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西方的资源类别与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勘查阶段是两种体制之间在资源储量分类中可以相互沟通的“交集”，即其内涵相容、外延相同，故两个概念属于同一关系，因此可以相互衔接。从西方国家资源类别概念内涵狭义的角度来看，《99分类》将我国原有块段级别的ABCD与之相对应并无不妥之处，但其外延不同，故这两个概念不属于同一关系，因此将其互相衔接实为不妥。 1．4资源类别纠结之缘起探讨 中西方资源储量分类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分类标准属于具有约束性的规范性规则，因此勘查阶段与块段级别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必须保持一致性；西方的分类标准属于指导性的表意性规则，资源类别概念具有内涵狭窄、外延扩张之特征，即西方的资源类别概念同时涵盖了中国的勘查阶段和块段级别两个概念。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各具自己特点的资源储量分类办法（表2）。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中外交流十分频繁，但传统的思维惯性仍难以改变，当各方均站在自己文化背景的角度审视对方时，造成对对方分类概念的误解乃至困惑，致使双方在沟通和交流中出现困难，此即出现资源类别纠结之缘起。这也就是所谓“外国人不理解我们的ABCD”，我们也难以理解西方的资源类别为何可以与勘查阶段相衔接的根本原因。两种不同的规则类型———表意性规则和规范性规则是资源类别纠结产生的直接诱因，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资源类别概念内涵的狭义性和外延的扩展性特征是纠结产生的直接原因。 2纠结导致之《99分类》的逻辑错误 2．1概念混淆———纠结之表现 《99分类》的2.2条款规定“矿产勘查工作分为预查、普查、详查、勘探四个阶段。”2.3条款规定“地质可靠程度反映了矿产勘查阶段成果的不同精度。分为探明的、控制的、推断的和预测的四种。”如此，2.2条款和2.3条款之间的关系如表3。在《99分类》的培训教材中明确说明，“整个勘查区内各个块段的地质可靠程度分为四级，从低到高分别为预测的、推断的、控制的、探明的。”因此，《99分类》出现了把两个内涵有相通之处，但外延不同的概念相混淆的问题（表3）。上述两个条款是《99分类》试图与国际接轨的“接口”处，由于其没有理清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资源类别”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便贸然接轨，故出现概念混淆的错误。这是资源类别纠结在《99分类》中最为明确、清晰的展示。《99分类》的核心是与国际接轨，其展示基本思路是套用美国的分类模式。中国传统的资源储量分类规则属于规范性规则，其结构严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严格一致；西方传统的分类规则属于表意性规则，其架构灵活，且具有概念的内涵狭义外延扩展的特征。当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审视时，就将美国的资源类别“确定的、推定的、推测的”改革成为中国的“探明的、控制的、推断的”，并将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确定为“块段资源的可靠性”，同时申明“淡化勘查阶段”，进而舍弃了资源类别概念外延所涵盖的表征勘查区整体资源可靠性的内容。《99分类》按表意性规则的行文方式表述，但其思维方式则要求按规范性规则来执行。混淆了两种体制、两种文化、两种规则类型之差异，纠结由此产生。 2．2分类“前提”判断失误———纠结之结果 《99分类》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表”（表4），是此标准之核心，是矿产资源储量分类之结论。推理的结论正确，“必须遵守两个条件：①前提真实；②推理的形式正确”。因此，《99分类》之结论是否可信，首先需要判定其推理的前提的真实性。此表成立的两个前提条件是：一是，在地质勘查工作过程中，勘查区内块段的级别是主导因素；二是，在矿产资源经济评价过程中，经济评价的结果是主导因素。判断分类前提是否正确的依据，在于它是不是符合矿产资源技术经济评价的实际工作规律。固体矿产资源储量评价的一般工作流程是：首先进行预查，根据预查获得的地质资料与已开采利用的矿产地的矿床地质类型，进行类比推理，确定某一地区是否具有进一步进行普查工作的价值。而后开展普查，对普查区内获得的资料进行概略评价，依据评价结果确定进一步开展详查工作的区域。再后进行详查，依据详查资料开展预可行性研究，并进行矿区总体规划。最后，根据矿区总体规划对规划建设的矿井开展精查（勘探），以及进行可行性研究。经概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后，估算勘查区内资源属于经济的、边际经济的、次边际经济的数量，进而得出开发利用是否经济的结论。纵观矿产资源地质勘查评价和经济评价工作流程，评价工作的对象是矿产地或勘查区整体而非是局部块段，可行性评价阶段决定资源经济性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和投资者关注的依然是矿产资源开发整体的收益能力，亦非局部之块段。故《99分类》的表1成立的前提是不正确的，其结论亦是不可靠的。《99分类》前提判断失误的根源是由于资源类别纠结，源于在对纠结的判断时，将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资源类别与我国的块段级别相对应的结果。#p#分页标题#e# 2．3演绎推理、同一律问题—纠结的两难选择 当将《99分类》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表（表4）的横栏不变，纵栏加上可行性研究阶段，其分类之结果如表5。此表可以看出两个逻辑错误：其一是演绎推理之错误。以煤炭资源勘查为例，其勘探（精查）阶段提交的报告中含有探明的、控制的、推断的资源量；《99分类》规定在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可以获得探明的经济的基础储量和预可采储量、控制的经济的基础储量和预可采储量；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可以获得探明的经济的基础储量和可采储量，控制的没有明确的规定，推理其属于内蕴经济的资源量。对同一个煤炭资源精查报告而言，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其结论是经济可靠程度之间的差异，而不是资源储量类别之间的差异。根据直接推理的原则，在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可以获得“控制的经济的基础储量和预可采储量”；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同样也可以获得“控制的经济的基础储量和可采储量”。其二是违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规则。“同一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概念和判断都要保持自身的确定性（同一性）。即：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同一个概念或同一个判断必须保持自身确定的内容，不能任意改变”。可行性研究和预可行性研究都是对勘查区或井田能否经济的开发利用所进行的研究，如煤炭资源精查报告中依据1992年勘探规范总则提出的相关规定，其中相当于推断的（C级）资源量在60%左右，这一部分资源量是可行性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这也是2005年新颁的煤矿设计规范中规定“工业资源/储量=探明的基础储量+控制的基础储量+推断的资源量×K”的根本原因。由于《99分类》规定只有“探明的、控制的”可以转化为“基础储量”，“推断的”只能称为“内蕴经济的资源量”，由此产生的逻辑错误是：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和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出现了概略研究阶段的内容，即经济的+边际经济的基础储量与内蕴经济的资源量概念的混同。使得在同一个研究过程中，同一个判断没有保持自身的确定性。上述错误表现出纠结的两难选择：若将我国的勘查阶段与西方的资源类别相对应，从感性上认为不妥；但将块段级别与资源类别相对应，则又出现违反逻辑规律的错误。或者说《99分类》之所以出现的逻辑错误，都是由于将块段级别与资源类别相对应造成的结果。 2．4违反同一律问题—两种规则类型引发之思考 《99分类》标准和与之相配套的矿产资源勘查规范违反同一律问题，主要是指“煤和泥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与《99分类》的块段级别的对比问题。表6是当前大家均认可的块段级别的对比方案。此方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从继承性而言《99分类》模糊了1992年勘探规范中的A、B级甚至C级资源量的界限（如套改技术要求规定，正在开采、基建矿区，A+B级储量套改为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地质勘查程度达到勘探的矿区的C级储量套改为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由此造成两个不同时期资源储量不能对比的困难。（2）从继承性而言2002年煤和泥炭资源勘查规范是正确的；但从法规体系而言，《99分类》标准属于上位法，而2002年煤和泥炭规范属于下位法，跟据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煤和泥炭资源勘查规范必须与《99分类》标准保持一致，否则是错误的。（3）此对比方案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即在同一个系统中“每个概念、判断必须具有确定的同一内容”的原则。这一错误的对比方案带来的最主要问题是：由于在《99分类》中334？属于潜在资源量，故不能计入查明资源量，即不能登记入帐在国家资源储量表之中。然而在煤炭资源详查、普查、预查报告中存在相当数量的“D”级资源量，即与《99分类》“推断的”相当的资源量而不能反映在国家统计报表中，由此有数千亿吨查明煤炭资源量不能反映在我国最新的资源储量表中。上述问题说明，将表意性规则套用于规范性规则时，必然会出现逻辑错误。我国的矿产资源勘查规则属于规范性规则，因此当由于地质条件限制最高可靠程度只能获得B级资源时，我们将其称为“详查最终”阶段；最高只能获得C级资源时，称为“普查最终”阶段；只有最高可以获得A级资源的才称为“精查”阶段。所提交的勘查报告可以统称为“最终”报告，但不允许统称为“精查”报告。西方国家的矿产资源勘查规则属于表意性规则，因此只要胜任人确认其资源类别为确定矿产资源时，其就可以获得与我国的精查、详查最终、普查最终阶段相当的资源量。本文在说明块段级别时均使用A、B、C、D，而不使用“探明的、控制的、推断的、预测的”，其原因在于：一是A、B、C、D在我国原地质勘查规范中明确规定是块段级别；而《99分类》中的“探明的、控制的、推断的、预测的”，其原意是与美国的资源类别“确定的、推定的、推测的”相对应，即其概念定位有模糊之嫌。二是A、B、C、D作为块段级别的可靠性符号，其可靠性的序次清楚明确，无多解性；而探明的与控制的，从文字角度来判断哪一个可靠程度更高些并不清晰。 2．5概念的限制和概念的概括问题 《辞海》中关于概念的限制的定义是：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增加某一概念的内涵，使该概念变为外延较小的概念的逻辑方法。如在“作家”这一概念的内涵中，增加“写小说的”这一属性，就从“作家”变为“小说作家”这一概念。如再在“小说作家”这一概念的内涵中，增加“中国的”这一属性，就从“小说作家”变为“中国的小说作家”这一概念。概念的概括的定义是：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减少某一概念的内涵，使该概念变为外延较大的概念的逻辑方法。如从“立体直观教具”这一概念的内涵中，减去“立体的”这一属性，就变为“直观教具”这一概念。如再从“直观教具”这一概念的内涵中，减去“直观”这一属性，就变为“教具”这一概念。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反变关系的定义是：具有属种关系的两个概念A、B，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反变关系：概念A比概念B的内涵多，则概念A比概念B的外延小；反之，概念A比概念B的内涵少，则概念A比概念B的外延大。如“中国青年作家”与“中国作家”，前者较之后者的内涵多，而外延小；后者较之前者内涵少，而内涵大。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反变关系是概念的限制和概念的概括的逻辑基础。《99分类》中的“储量与可采储量、预可采储量”，“储量与基础储量”都是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其中储量与可采储量、预可采储量之间的关系符合概念的限制和概念的概括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储量与基础储量之间的关系则存在一些问题。按照概念的限制和概念的概括之定义，基础储量是对储量的限制，即基础储量的内涵应小于储量的内涵，而《99分类》的规定是基础储量的内涵大于储量的内涵。严格依据命名规则，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基础储量应称为“基础可采储量”，在预可行性研究阶段称为“基础预可采储量”，显然如此之名称大家都是难以接受。较为规范的逐级划分方案为：储量———相当于现标准的基础储量，开（或可）采储量———相当于现标准的储量，在预可行性研究阶段称为预开（或可）采储量，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称为可开（或可）采储量。#p#分页标题#e# 2．6用词的规范性问题 《99分类》中勘查阶段的名称是：预查、普查、详查、勘探。其中勘探与其它名词不属于同一词族。《辞海》中关于词族的定义为：由同一词根产生的词群。如汉语的“陶器”、“铜器”、“玉器”、“瓷器”、“铁器”、“木器”、“漆器”、“电器”等，为同一词族。在不同的词族里包含词的数目多少不等。同词族在词义上有一定联系。勘查阶段的名称以改为“预查、普查、详查、精查”为好。 3结语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由社会决定的，即是由社会的文化、习俗以及政治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当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被广泛接受，并成为知识共同体的共同约定时，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进行变革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99分类》试图用西方的“资源类别”概念改革中国的资源储量分类体系，但其无法摆脱自身的惯性思维羁绊，只能将“资源类别”与中国的“块段级别”相衔接，由此犯了形式逻辑之错误。同时，改革必须与国情相适应。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一般实行的是勘查风险由企业承担的探采一体化制度，为保证投资收益的最大化，需要在资源勘查过程中及时开展经济性评估或评价，故勘查阶段并不显得十分重要。只是在向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时，需要向投资者说明矿产地的资源类别，即与勘查阶段相当的勘查区整体的资源可靠程度。 在我国，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是从矿产资源的无偿使用转变为矿业权的市场交易，但探采分离的状况依然存在。当前我们实行的“公益先行、基金衔接、商业跟进、整装勘查、快速突破”政策措施，其实质是勘查风险由国家承担下的探采分离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益性勘查之边界需要用勘查阶段来划定；为保证矿业权交易双方的权益，规范的勘查区整体资源可靠程度———勘查阶段，成为我国矿业权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因此，符合我国国情的与国际接轨的方案，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矿产资源经济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而非是对我国原有的地质勘查规范作革命性的变动。 中国和西方国家，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文化背景，形成的既相互沟通又各具特色的矿产资源分类体系，这其中并无优劣以及正确和错误之分。在我国，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资源储量分类的经验，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是完全必要的，但它不应以抛弃我国的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地质勘查规范及其分类方法。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由于形式逻辑知识和逻辑素养的缺乏，使我们难以对不同体制和不同文化形态的资讯进行正确的比较、分析和评价，同时也难以用准确的合乎逻辑规则的语言文字加以表达。这也是围绕《99分类》争论中不同观点之间难以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严谨缜密的逻辑关系，是制定标准和规范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形式逻辑错误，是《99分类》的重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