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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清代台湾社会的研究可谓蔚然大观，尽管如此，但目前有关清初台湾乡村社会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则较为薄弱。①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相继入侵以及东方日本的兴起，历经西方文化的冲击，处在我国东南海疆的台湾乡村社会日益发生着诸多变异，在清初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拙文试从社会生态环境、中西文化影响、乡村社会管理三个方面予以探讨，以有助于人们对清初台湾乡村社会的了解。 一、社会生态环境 清朝初年，村落形态与族群分布、社会经济、人为灾害、乡村民变，共同构成了台湾乡村的社会生态环境。 与大陆不同，早期台湾乡村主要由村社构成，史载：“分番社为南北二路，立村长，理民政，奉领事约束”。[1]15随着汉人移民社会的扩展，台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庄、里与镇，乡村社会的主体逐渐由里与社构成。《台湾府志》载：“台湾府统辖坊四、里二十六、庄二、社四十六、镇一。凤山县辖里七、庄二、社十二、镇一”。[2]23-26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以府治、县治为中心，里、庄、社由近及远分布。府志载：“依仁里离府治一十六里，嘉祥里离府治四十五里，仁寿里离府治五十二里；观音庄离府志五十二里，凤山庄离府治八十里；下淡水社离府治一百五十五里，力力社离府治一百七十里，茄藤社离府治一百七十五里”。[2]24-25其二，客庄的出现。《鹿洲全集》载：“粤民全无妻室，佃耕行佣，谓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谓之客庄”。[3]805其三，清初村落人口稀少，男女比例失调。府治载：“然统台郡三邑之人民，计之共一万六千余丁，不及内地一小邑之户口；又男多女少，匹夫猝难得妇”。[2]98-99尽管这一统计过低地估计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台湾人口，如连横先生认为：“清人得台之时，是台湾之民，此时已近二十万”，[1]81然而，村落人口稀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确是事实。由生番番社到熟番番社，由土番村社到汉人庄、里；外观上以府治、县治为中心里、庄、社由近及远的分布；村落内部人口性别的严重失调等等，这一系列人文景观鲜明地展现出台湾乡村风貌。究其原因所在，汉族移民的逐渐渗透与开发、土番的汉化与内附、政府管理的参与与扩大，共同造就了这种村落形态。 伴随着台湾农业的开发与手工业的发展，以鹿皮、米、糖为代表的传统农工产品日益走向国际市场。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台湾“农业愈兴，青糖百斤值银八九钱，白糖百斤一两三四钱。全台仰望资生，为贸易之大宗”。[4]55由于台湾“地多鹿皮，日本人向土番采购之”。[4]11-33伴随着台湾商业的兴起，商人队伍日益壮大，社商与郊商的势力最大。社商是台湾地区特有的一种商人，《台湾通史》载：“官吏举各社饷银之数，高呼于上，贌者应之，至最多者而畀之，乃具姓名及社饷于册，取殷户为保，以四季分纳，谓之社商。社商时牵伙记至番社贸易，凡番耕猎之物，悉与社商，而以布帛、盐铁、烟草、火药易之”。[1]339由此看来，社商既是商人，又带有政府职役性质。郊商是闽台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性商帮，相当于大陆的行会，这种商业组织以大商人为核心，从事进出口贸易，势力雄厚，“台南三郊是全台最早成立的郊行，此时规模仍相当大；鹿港八郊在道光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时期，艋舺的泉郊与北郊在北部商业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台湾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历史渊源，使得海岛乡村社会呈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外倾式发展特征，清初就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商贸齐头并进的良好势头，此即现代台湾成为亚洲发达地区的历史基因。同时，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为历来重农抑末的统治者所焦虑。 如果说自然灾害给台湾乡村社会带来了不小的灾难，那么，人为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其一，械斗之害。例如，“嘉庆十四年，漳、泉械斗，蔓延数十庄，杀人越货，文武官且袖手，或以为利”。[1]694由此可见，械斗规模之大，地方官腐败之至。其二，番害。《鹿洲全集》载：“野番出没，伏草莽以伺杀人，割首级，剥骷髅饰金，夸为奇货，由来旧矣”。[3]591这种所谓的番害固然与土番的杀人之俗有关，然而汉人对其土地的占有也是重要的诱因。《鹿洲全集》载：“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3]838其三，战乱。明末清初台湾战乱不断，主要有寇乱、外国军事征服、郑氏收复台湾、清朝统一战争、朱一贵之乱等，这些战乱无论正义与否，结果都给台湾乡村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例如：“（崇祯）戊戌年，荷兰酋长肆虐，郭怀一谋袭之，不克，被戮，汉人在台者遭屠殆尽”。[2]948 台湾乡村社会“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形成这一历史局面的原因有多种。就民间社会而言，清人蒋毓英认为，“时闻非天性之有异。实民心之浇薄也。而最滋害者莫甚于赌博，成群逐队，叫嚣争斗，皆由于此。及家无余资，始则出于典鬻，继而不得不出于偷窃。台习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莫甚于结盟，豪健家儿自附于结纳”，[2]96乃至民众“好为盗贼，不因饥寒，方庆削平，又图复起”。[3]234规模不等的移民械斗之外，番汉冲突也连续不断。这种频繁的民间争斗虽然不专门针对官府，然而，通过这些武装冲突而壮大起来的地方势力，却成为局势失控乃至对抗官府的隐患。就地方官府而言，“各官穷蹙、政务懈散”[3]581等弊端是导致民变频发的重要原因。例如《鹿洲全集》载：“台郡太守玉珍摄县篆，委政次子，颇逾闲，征收粮税苛刻”，[3]818这引起了大规模的朱一贵之变。此外，海岛社会的偏僻而导致政府统治的不力、台湾民众商业精神的张扬与政府抑末政策的冲突、移民群体轻生重勇的习俗等因素，也共同导致了台湾乡村社会的动荡而难治。 二、中西文化影响下的海岛乡村 台湾虽然面积狭小，却是中国最先融入世界的先进地区；台湾虽然十分偏远，却是中西方各种势力激烈争夺的风水宝地。自十七世纪之始，海岛乡村社会就上演了一幕幕西化与中国化之争的历史话剧。#p#分页标题#e# 有关荷兰在台湾乡村社会的文化活动，《台湾通史》载：“领台之三年，乃派牧师布教，以崇基督。永历二年，各社始设小学，课以荷语荷文及新旧约。牧师嘉齐宇士又以番语译《耶教问答》及《摩西十诫》，以授番童，拨毕业者为教习”，[1]187于是，“番人多习罗马字，能作书，凡契卷公文均用之，故不数年而前后学生计有六百人。然其所以教之者，敬天也，尊上也，忠爱宗国也”。[1]187《台湾府志》亦载：“自红彝以来，习其字能书者，谓之教册，凡出入之数，皆经其手”。[2]103有关荷兰在台湾的办学情况，教会视察报告有明确记载：资料来源：W.Compbell.FomosaundertheDutch[M].Taipei.Ch’engwenPublishingCompany.1972. 由此看来，荷兰殖民者的文化活动曾经对台湾乡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乡村教师（牧师与教习）、教材、社学的出现，尤其是番语编写教材的出现，使得落后的番社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其二，乡村教育不仅初具规模，而且教育结构出现合理化的倾向，出现了幼儿园班、少年儿童班、成年男子班、女子班四种教育形式。其三，荷兰的“尊上”教育在土番中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年少之番，遇耆老尊长，必旁立低头，让其去而后行。他社番偶来，本社相遇亦然，此亦少长宾主之义云”。[2]105其四，荷语的使用与基督教的接受，使得归顺土番有了现代文字与统一信仰”。然而这里尚且指出的是，无论是先前的宗教宣传，还是后来的学校教育，二者均具有鲜明的殖民性，“其所以教之者，敬天也，尊上也，忠爱宗国也”；另一方面，土番对于西方文明也有自己的理解，他们把荷文刺在身上以示装饰而成为一种风尚，“（土番）遍体皆文，其所刺则红彝字也”。[2]104 回归祖国之后，台湾各族逐渐摆脱异族文化的影响，重新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而融入其中。更何况台湾人民渴望独立、向往大陆的民族情结，“这些家伙如今辱骂起我们努力传播给他们的基督教真理来，他们听到国姓爷来了，就杀了我们一个荷兰人，像往日处理打败的敌人一样狂欢”。[6]257郑成功、康熙时期，中华文化以多种途径在台湾传播，笔者仅从学校与儒学教育、流寓士人与文化传播两个方面略加阐释。 光复后的台湾乡村社会急需华夏文明的滋润，而学校教育是中华文化在台湾传播与扎根的根本保障，尤其是深入到民间中的社学、义学、乡塾与书院。时人指出，台地“诵经听讲，僧俗罔辨，男女混淆，廉耻既丧，伦常渐乖，故异端之教不可不拒也。若不急设学校，开科取士，动其功名之念，恐无以格其非，僻其心矣”。[2]97-98 台湾较早的社学由知府蒋毓英在康熙二十三年①（1684年）设立，[2]1858另一些较早的土番社学，“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县令樊维屏，设教番童”。[2]467不同类型的社学设立之后，“延请师儒教诲穷民子弟”。[2]121台湾义学的设立有多处记载，《东瀛识略》载：“至（康熙）五十二年，复令各府、州、县多立义学”。[7]卷三，学校《鹿洲全集》载：“而台湾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兴学校、重师儒，自郡邑，多设义学”。[3]556《台湾通史》载：“知府靳治扬招抚土番、附郭各社，皆设义塾以教之”。[1]295早在郑成功时代，台湾就有乡塾的记载，“新港、目加溜湾、欧王（即萧垅）、麻豆，于伪郑时为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乡塾读书者，蠲其徭，欲以渐化之”。[2]2106康熙时代，乡塾的设置更为普遍，“今向化者设塾师，令番弟子从学，渐沐于诗书礼义之教云”。[2]867为加强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政府官员与社会各界人士有意识地广建儒学与书院，尤其是书院的建设。有清一代，他们共建儒学九所，书院二十三所。[1]194-197这些学校虽然大多数不在乡村，然而，它们却对周围乡村起到教育上的辐射作用。 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固然离不开以陈永华、郑成功为代表的治台先人的努力，然而流寓士人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这是一种特殊而有效的形式。特举例如下：其一，王忠孝，泉州惠安县人，“登明（崇祯）进士，康熙三年入台，不图宦达，日与流寓诸人，肆意诗酒，作方外客”。[2]2061其二，沈佺期，泉州南安人，“登明崇祯进士。明亡，闭户谢客，嗣抵台，以医藥济人，无论贫富相延辄往”。[2]2061-2062其三，沈光文，浙江鄞县人，“明副榜，由工部郎中晋太仆少卿。遇台风，飘至台。乃变服为僧人入山，旋于目加溜湾社教读，以医藥活人”。[2]22062值得注意的是，流寓士人不仅在当地传播中华文化，而且形成了一个群体，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台湾通史》载：“而避难搢绅，多属鸿儒之士，怀挟图书，奔集幕府，横经讲学，诵法先王，盛于一时矣”。[1]188 由此看来，尽管经受了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但经过中华文化的渲染与熏陶，台湾乡村社会最终投入了大陆华夏文明的怀抱。 三、乡村社会管理 清朝收复台湾之后，为加强岛内乡村社会的内化，彻底实现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 首先，在县乡一体的情况下，县衙成为乡村社会宏观调控与行政管理的中心，其内部构成可反映出朝廷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力度。《台湾府治》载，“台湾县知县一员，县丞一员，典史一员，新港巡检司巡检一员，澎湖巡检司巡检一员。凤山县知县一员，典史一员，下淡水巡检司巡检一员。诸罗县知县一员，典史一员，佳里兴巡检司巡检一员。台湾县儒学教谕一员，凤山县儒学教谕一员，诸罗县儒学教谕一员”。[2]193-194清代在大县、事务繁重之县设立县丞一职，在各县难治地区设立巡检司，以加强地方控制。尽管朝廷在三县分别设立了巡检司署，然而县衙内部并没有设立主簿，三县中只有人口较多的台湾县设有县丞。就清朝边疆县级地方官府而言，台湾三县官员的设置并不算简陋。例如，广东普宁县是清代较为难治的一个小县，其官职设置与凤山、诸罗两县基本一致，只是多出一个“训导”而已。[8]卷五，职官志值得注意的是，军队布防台湾各要地，这明显带有军事管制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知县的治安压力。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军事管制有时也事与愿违。例如，《台湾府治》载：“今闻台郡向来陋习，民间不清尾数，俱对兵丁月粮，令其自行催取，实为兵民大病”。[2]1048#p#分页标题#e# 其次，通过考察清初台湾知县群体的出身与任期，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清政府对台湾乡村社会的重视与管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台湾县共有24位知县，其中，举人出身的8位，进士出身的2位，举人与进士出身的知县占总数的42％。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七年（1742年），凤山县共有16位知县，其中，举人出身的3位，进士出身的5位，举人与进士出身的知县占总数的50％。自雍正二年（1724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彰化县共有12位知县，其中，举人出身的6位，进士出身的1位，举人与进士出身的知县占总数的58％。[2]1503、1519、1545由此看来，清初台湾三县知县的出身，总体上看明显好于大陆各县。例如，据“康雍乾时期61县知县出身统计表”[9]所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61县举人与进士出身的知县所占比例分别为40.3％、44.2％、52.5％。毋庸讳言，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清朝中央政府对边远海疆的重视。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六年（1744年）的六十年间，台湾县共有24位知县，其平均任期为2.5年；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七年（1742年）的五十八年间，凤山县共有16位知县，其平均任期为3.6年；自雍正二年（1724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的20年间，彰化县共有12位知县，其平均任期为1.7年。[2]1503、1519、1545由此看来，三县知县平均任期高于2.5年，而凤山知县的任期更高。有关清代县官的平均任期，瓦特先生估计为三年。[10]例如，河南鹿邑县：顺治至乾隆朝的县官平均任期为2.6－5.5年，嘉庆至同治朝的县官平均任期为1.2－1.6年。湖南常宁县：顺治至乾隆朝的县官平均任期为2.6－4.5年，嘉庆至同治朝的县官平均任期为0.9－1.7年。[11]由此看来，在官员任期方面，清朝初年台湾地区接近大陆，尤其是凤山县。 第三，作为统治广大而分散乡村社会的工具，基层行管组织正常运作与否关系着台湾乡村的安定与发展。 台湾回归后的郑氏时代，政府即对台湾乡村社会进行了有效管理，推行了里社制度与保甲制度，设置了介于官民之间的“总理”一职。[1]392朱一贵之乱平息后，清政府开始整顿台湾乡村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尽管在台湾乡村推行了乡长制，但在汉人区里长仍是乡村管理的重要职役。《台湾府治》载：“各府州县又于每处户内设一里长，以细领之”。[2]843其二，在继承前代里甲、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台湾乡村社会又有“图”的行政区划。《台湾府治》载：“仁和里一图十四家，文贤里一图九家”。[2]487-488其三，土官、通事合作共治。在台湾番族社区，政府设立土官与通事，二者共同处理番内事务，“通土之设，原以管辖众番，凡社中大小公私等事，男妇是非等情，唯听通（事）土（官）凭公设处，免致呈官究治”。[12]不仅如此，而且通事在官民、番汉之间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例如史载：“（康熙四十七年），据通事谢章等查明无碍，合行给垦。为此，单给垦户詹升即便前往所请界址内，开垦输课，给此执照”。[13]2 四、结论与思考 清初是台湾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拙文采取了乡村的视角予以初步考察。 由于海岛地理位置的偏僻而导致中央控制的不力、清朝海疆管理政策的失误、地方吏治的腐败、移民社会的轻生好斗、殖民者的入侵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台湾乡村社会民变频发，尤其是朱一贵之变的爆发震动整个朝野，这一切说明台湾乡村社会急需进一步加强治理。清初，台湾重新回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怀抱，无论在文化还是行政管理上，均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尽管治理效果还不理想，毕竟在回归大陆与中央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理应得到肯定。 自明代以来，虽然台湾多次与大陆相分离，但是绝大部分时间处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大家庭里。尽管如此，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世界横向发展的历史大势，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经过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中央与地方的剧烈角逐、族群之间的激烈争斗、移民与多个政权的长期开发，借助地理位置优势及有利的时代背景，台湾乡村社会经历了一条不同大陆的曲折而复杂的发展之路，直至今天的现代中国。为此，看待与解决当今台湾问题理应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虑，了解历史、尊重历史而采用历史分析的态度，否则一切努力都将是收效甚微，甚至是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