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民间信仰对正邪社会风貌的作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早在1920-1930年代，顾颉刚、费孝通先生就对民间信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有所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结束之前，民间信仰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民间信仰又成为研究民俗民风的重要课题。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因苏州在全国经济版图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作为吴文化中心的地位，还缺乏非常成熟和全面的研究成果，更显其研究价值。 苏州自古以来就有信鬼神、好淫祀之风，民间信仰庞杂而繁盛。唐代狄仁杰巡抚江南之时曾经“毁淫祠千七百所，吴中仅置太伯、伍胥、季札三祠”［1］438。然而民间信仰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愈加兴旺起来。到了明代，这一区域的民间信仰更是有了进一步发展，几乎所有人都信奉欲行事、必卜鬼神，如对神?不敬，必遭报应的观念。民间信仰的兴盛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既有某些积极影响，更有许多负面的作用。 一 明代苏州的民间信仰纷繁多样，仅据明正德年间王鏊所撰《姑苏志》记载，苏州府就有祭祀各式民间信仰的庙宇308处。［2］作为社会生态的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与当地的社会风气有许多联系，形成了明代苏州地区民间信仰的独特样态。 第一，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将人们想象的苏州粉饰得绚烂无比。但实际上苏州的自然环境并非得天独厚的世外桃源，仅据初步统计，明代自洪武开国至万历年间苏州就经历风霜雨雪之灾54次，兵旱蝗疫之灾38次，其他各类灾难16次，共计大小灾异108次。［3］连番灾难之中，百姓无处可逃、无力可抗，只能祈求上天怜悯，祈求神灵相助，民间信仰由此而日益兴盛。 第二，漕运护航与民间信仰。“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4］135吴地所征钱粮上缴朝廷靠的是水路漕运。洪武年间，定都南京，故而运粮路近，耗损亦少。永乐中，迁都北平，漕运转输的难度数倍于往昔。为了祈求路途平安，与航运相关的神灵层出不穷，甚至原本并没有相关功能的神灵，也延伸出了为漕运经商船只保驾护航的功能。根据正德《姑苏志》记载，当时苏州一府规模较大、记载确凿的水神类祠庙多达30处，每县皆有分布，祭祀白龙神的灵济庙更是列入祀典，每年由官府春秋致祭。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常熟的海神李主祠，弘治《常熟县志》中记载：“元泰定间道士邓道枢立李神祠于西庑，以为护法。”［5］766显然在此时海神李主信仰并不受重视，而是作为致道观的护法存在，没有专祠也没有固定司职。不过当其被赋予了保护湖海航运的职能之后，即使仍位于致道观中，但信众日增，香火日盛，到了清末，致道观更是有了俗称——李王宫，可见百姓心中水神的地位非同寻常。 第三，苏州风俗与民间信仰。吴地民风尚奢，明代杭州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载道：“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6］79平日里最能集中体现奢侈之风的是一年中层出不穷的赛神会活动，浙人张岱偶往苏州一行，便目睹了一场狂欢盛会。“天启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苏州，见士女倾城而出，毕集于葑门外荷花宕。楼船画舫至鱼?小艇，雇觅一空。”［7］14根据隆庆《长洲县志》记载，六月二十四日乃是祀二郎神之日。“清源妙道真君行祠，在晏公庙内。国朝所创，神姓赵名昱，灌州人也。……邑中患疡者祷之辄应。相传六月二十四日为神生辰，倾城男女奔赴以祈灵贶云。”［8］101显然，在吴地风气的演变中原本的神?信仰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地方士绅与民间信仰。明代苏州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根据吴建华教授《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一文，明清苏州进士共有1779名，其中明代1016名，高踞全国之冠。［9］13-24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士子儒生往往对民间神灵巫觋之流持否定态度，但总体上讲，苏州士绅中纯粹的无神论者是极为少见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民间信仰抱着包容甚或倡导的态度。归有光在为其友嘉定人唐钦尧所撰墓志铭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唐钦尧）母方构危疾，祷于县之神以求代，疾良愈，每至岁旦，必焚香拜庙以答神。”［10］705此中并未记载唐氏如何寻医问药，而是记其如何求神如何还愿，可见普通知识分子对于鬼神之说多有笃信。对于先贤祠堂，地方士绅的态度则更加重视，“乡（昆山）先生殁而祭于其社……即其遗墓所在而祠之。……祭不可以无田，于是复割田为祭祀。”［11］410 第五，官府导向与民间信仰。有明一代为官苏州者数不胜数，而政绩平庸或鱼肉百姓的贪墨之徒为数甚伙。不少人利用民间信仰与巫觋神棍互为表里，蒙骗、敲诈百姓，将迎神赛会作为聚敛财富的手段，对吴地淫祠滥祀泛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苏州有惠政、受百姓景仰的地方官员也大有人在，他们大多在三个方面成绩较为突出，一是治水，二则减赋，三即正民风。为正民风，弘治、嘉靖年间先后出任常熟、昆山县令的杨子器在任职期间“表彰先贤祠墓，撤毁淫祠百区，悉取土木像投诸水火，禁绝僧道巫祝游民及四月十五日山神会，尚鬼之俗为之一变。”［12］406相较杨子器，苏州名留青史的贤守令况钟又是另一种态度。“况公之守吴也，首建泰伯庙，续建县学、社稷坛、五贤祠、韦苏州祠、范文正公祠，泊及广、惠诸庙……所谓五显之祀，庙食于吴者久矣。公固爱民如子者，闻神能荫庇吴民，爰就故宋貌，葺而新之，以进诸山川社稷之祀也，亦固其所。”［13］16无论是打击也好，扶持利用也罢，作为封建官员都是为了使苏地民风转浇为淳，敛华为实，教化民众，维护封建纲常，巩固统治秩序。 二 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生态的一部分，与社会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有众多儒生士子言辞激烈地抨击它，但它不仅能在明代长期存在，而且还能延续发展至今，足以说明其在民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概而言之，其对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有以下几点：#p#分页标题#e# 第一，有利于规范民众行为准则、树立公共价值观。无论何种信仰，其神灵大都要求人们惩恶向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戒荤茹素等等，只有这样做才会有所谓的“神迹”降临。同时官府利用各种在百姓传说中颇著灵异的神灵作为宣传教育工具，为臣民树立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标准，以图使社会不要脱离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其中，民间信仰因为在现世可以立刻获得回报，比传统宗教具有更大的现实功利性，使人们对于遵守神灵所规定的“准则”有更大的积极性。同时，其所传达出的社会规范有一定神圣性，使人们认为不仅应当而且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从而产生一定的自律作用。正德年间瘟疫横行，葑门顾家几乎全家染疾，为了度过难关，顾家向神灵祈祷，并且许愿以合家终生茹素为代价，希望神灵保佑一家健康，后来果然如愿，但是度过难关的顾氏似乎并没有将许愿一事太放在心上，终于有一次“于肆中买鱼三尾，酒一壶，饮啖毕，附舟而归，不以语家人也。是日感疾，不食顷而终。家人见三小??蛰其背，及殓，又见三鱼跃入棺中，索之则不复有矣。问之同城者，乃知镇前所食正此物也，神盖以示警云。”［14］35顾某死因不能明确，但定与神戒无关，然传闻如此则是给所有信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诚信、守诺乃为人准则，神?面前更是如此。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神灵的面目也变得不怒自威，百姓有意无意便会用这样的故事告诫自己去恶向善。同时朝廷官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引导百姓树立、遵守官府倡导的价值观，往往通过建立祠庙，树立榜样来管理民众。于是大量名将、良臣、乡贤、清官等祠庙在境内林立，据正德《姑苏志》记载，正德年间苏州境内的先贤祠庙多达百余处。虽然这种管理手段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在好巫觋信鬼神的吴地，这种精神引导也有不容小觑的作用。 第二，有利于慰藉民众不安心灵、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成员的心理稳定与平衡是社会能够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之一，但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又充满了不稳定和危机，此时，各类神?就成了人们的心灵寄托和精神慰籍；同时，民间信仰也可以消除人们的怨怼与怒气，从精神上补偿在现实中遭遇的不公平。“里人郑灏……失去一银杯，重数两。其家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欲自明其非盗也，相率列名书状为誓，投之城隍神祠。”［14］43郑家织工的行为显然是认为雇主郑灏会将银杯丢失一事怪罪在他们身上，虽然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但却无法自示清白，于是只能求于城隍。无论后事如何，此刻的织工们因为已经上禀城隍而更加坦然，也略微卸下了心中的焦虑与愤懑。在这里，明察秋毫的城隍司职监察，不仅安抚了人们的心情，更避免了一场争端。城隍之外的其他神灵也多少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第三，有利于地方工商业的发展。明代中后期，“苏制”逐渐远销各地，成为了品味与身份的象征。吴俗尚奢是明代许多人的共识，他们谈及苏州的话题时，常围绕在苏州的华服美袍、精致器具上，类似记载屡见不鲜。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如是载道：“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多，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6］79这种现象的背后，民间信仰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最主要的便是苏州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社、会活动，如松花会、猛将会、关王会、观音会等，但影响最大的当数“五方圣贤会”。该会由祭祀五通神而来，每年岁终而祀，牢醴特丰，在苏州几乎家家争祀。“比年创为五方贤圣会，无虑二十余处，长洲则东仓、娄门、葑门、虎丘、陆墓、浒墅。王稚登《吴社编》曰：会首以主其事，次之助会、接会、打会、妆会、走会诸条，其舍会谓：稚齿孩提，弱龄髫龀，令佩刀跃马，执?持?，至遣闺秀以耀市观，惜哉！其观会曰：家窥则朱门锦席，水览则白舫青帘。绪论所谓‘翠钿遗陌，游女盛于桑春；丹制塞途，窥夫多于灯夜’者也。曰色目、曰杂剧、曰神鬼、曰人物、曰技术、曰缠结、曰乐部、曰珍异、曰火器、曰祭品、曰散妆，凡十有一则不明艳柔曼、奇巧怪异、眩视骇听、荡心褫魄。”［8］14从此盛况中可以想象在准备这场盛会时共要集中多少人力物力，虽然挥霍无度，但在筹备、举行之时相关的各行各业也因此有了“大发一笔横财”的机会，无论是寺院、戏馆还是青楼、游船，无论是舆夫、舟子还是脚夫戏子，都能以此为食，各种令人应接不暇的赛会正是以这种方式促进了商品的交换流通，给商业的发展带了一股助推力。这样的活动，使手工业也颇受其惠。赛会日益奢侈壮观的要求促使相关的手工业扩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求新求变。且看正德《姑苏志》中记载上元灯节苏州城展示灯市的精巧与华美：“上元作灯市，采松竹叶结棚子于通衢下，缀华灯。灯有楮练、罗帛、琉璃、鱼?、麦丝、竹缕诸品，皆彩绘刻饰人物故事或为花果虫鱼动植之像。其悬剪纸人马于旁，以火运之曰走马灯，藏谜者曰弹壁灯。……行游五日而罢，十三日试灯，十八日收灯。”［2］895为了这场盛会，所有制灯业的能工巧匠可谓花尽心思，灯饰造型之华美、机关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不仅制灯业，其他行业也为了在赛会活动中掘金费尽心思，产品精益求精，质量大幅提高，技术也得到了发展。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繁荣，推动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也成为民间信仰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第四，促进文化繁荣。传统制度化宗教留下许多经典，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这才有了现在常说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等。民间信仰的力量虽然薄弱的多，但亦不可忽视。首先某些祠堂庙宇很可能成为一地的文化景观。例如位于苏州穹窿山的汉会稽太守庙，“在吴县木渎北穹窿山南，祀汉朱买臣也，世传买臣负薪往来木渎，尝藏书于此，故传此为藏书庙，今肖像衣冠犹存汉制。”［2］535时至今日，朱买臣祠堂与朱买臣读书台已经成为穹窿山的著名景点之一，往来游人络绎不绝。当时的许多学校，无论乡学、社学或义塾多建于祠堂庙宇之中。“南社学在阜民门外东偏，旧为怀德生祠，嘉靖二年（1523）令王继礼改为社学。”［15］433“范文正公祠堂在县治书院后之西隅东向。”［15］340可见许多祠庙也可承担当地的文化建设、人才培养的功能。#p#分页标题#e# 最后不能忽视的便是众多祠庙，多建于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之处，如祀范仲淹先人之忠烈庙便建于天平山白云寺，其址至今犹存。游览名山大川历来便是文人墨客的雅兴，路过先贤祠堂挥毫泼墨作记赋诗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仅吴江县三高祠便有包括范成大、苏轼、高启等十三人留下的题记、诗赋。［2］593这些作品或载入文集或镂之砖石，无论以哪种形式保留下来，对当今而言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由此可以看出民间信仰以及围绕信仰产生的一系列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教育、文学、艺术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促进了多种文化的繁荣发展。 三 由于苏州地区民间信仰既多且杂，其中不免良莠不齐，其消极作用亦不容忽视。民间信仰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民间信仰成为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指宗教使人们超脱出现实，生活在建造于意识中的幻想世界里，同时凭借这种幻想来自我安慰。佛道二教或言来世，或求飞升，而民间信仰所造就的精神避风港，更注重当下的实际诉求。当人们在现实中遇到迈不过去的坎时，往往从精神上寻求寄托，但这种精神寄托不过是用愚昧营造的肥皂泡，顷刻便会幻灭，对于现实生活弊远大于利。“吴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饮药，惟巫言是听。祀神礼巫之费殆不可胜计，富者倒困仓，贫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17］801-802苏州其他各县与吴江大同小异，长而久之，甚至成了一方的风气，有人患病唯知祈求巫祝。另外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往往只是祈龙王、禳旱魃、求蝗神，失去了抗争的斗志。由此可见，过于依赖神灵而不去寻找切实的方法克服困难以改变命运的做法无比愚昧，对现实生活有害无利。 第二，祭祀活动耗费惊人。明代苏州地区坛庙祠堂遍布全境，终年累日香烟缭绕。如此众多的庙宇、信众、巫觋之流，耗费了巨额社会财富。首先，庙貌巍峨，耗材惊人。“吴俗敬鬼神而尚巫觋，故庙宇无不淤焕。”［18］135曾有记载某庙宇的建造状况：“为工三万余，为木石甓?之费直金万余，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八尺，虽九级之尊母改观而壮丽奢钜俨然若揽化，人之祛而造天中矣。如金又能贾其余力化造，能仁丈六，金像及圆通妙相慈氏应身种种悉备。”［19］807一庙之费已如此，成千上万的庙宇何以为计？其次，祭祀奢华，铺张奢靡。民间祠庙除日常法事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外，每逢祭日更是挥金如土。“万历戊午周神赛会，前扮二十四孝台阁，备极富丽，如舜耕历山，珍珠作笠，翠叶为蓑之类，后扮十八国临潼斗宝，各国一君，文武二臣俱马队，又台阁四座，中列文王鼎、高珊瑚、大奇楠、韩四郎、金刘海及诸古董，宝光陆离，令人目眩，通邑若狂，自是以后罕能及矣。”［20］58积年累月，靡费之巨，不胜计算。再次，巫医游棍，聚敛行骗。地方游棍、市井无赖常常借承办赛会之名，中饱私囊。“又有游手好闲之徒，或假神道生辰，或称祈安保岁，赛会庆祝，……为首科敛乾没。”［21］576遇到这样的情况，贪官污吏不仅不打击，反而助纣为虐，“署中衙役争为会首，纠众醵钱，假公济私，募缘不足则勒派之，杜撰神诞，又造夫人诞，演剧排宴，以畅其醉饱。”［18］135无赖与官府狼狈为奸，百姓深受其害，奸徒大发横财，世道昏黑，不见天日。最后，占用田地、影响生产。苏州祠庙寺院何止千万，这些祠庙要占用大量土地，建造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日常运作更是耗费惊人。除了不动产之外，祠庙尚有香火收入、日常法事活动收入及地方商户信徒捐纳等收入。数目如此庞大的祠庙，究竟占用了多少土地、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实在是难以统计。除此之外，每逢祭祀之日，邑人皆兴奋若狂，往往“轰动远近，南妇聚往观，举国若狂，废时失业，田畴菜麦蹂躏无遗。”［21］576这种对经济的破坏，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必然是一笔巨大的无法算清的数字。 第三，庙会活动成为诱发犯罪的渊薮。明代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祭祀活动都比较盛大，有时管理不当会影响地方正常秩序。市井无赖、地痞流氓往往利用庙会从事犯罪活动，平日里横行乡里的“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等更是趁乱打架斗殴、盗窃抢劫、坑蒙拐骗、聚众赌博，败坏社会风气，“他如拥挤践踏、争路打降，翦绺偷窃、结仇?怨，命盗之案，每酿于此。”［21］148赛神会人潮涌动，这种混乱成为了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不仅如此，神职人员往往伙同官宦勾结地方恶势力，借神灵之名，行聚敛之实。《西村集》有《狐绥绥》一文，看似写的是狐妖作祟，但在文前有一序，点明此乃托物隐喻之文，是在控诉“中使与妖人相为表里，毒流海内。”［17］703-704此中妖人即民间巫祝，与宦官狼狈为奸，肆无忌惮搜刮民间珍宝，或坑蒙拐骗，或巧取豪夺，压榨百姓膏血，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综上所述，明代苏州社会风气或浇或淳、或正或邪，变化之中民间信仰的影响不容忽视。执政者如采用适当的政策措施，借助民间信仰的的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则不仅能够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能够对社会风气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净化社会生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反之，如果对民间信仰及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弊病或不闻不问，或推波助澜，甚至参与其中为虎作伥，那么民间信仰无疑会逐渐恶化成社会的一颗毒瘤，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