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相关范例

《史通》中的文史关系矛盾,文学研究者和史学研究者都会注意到它。从先秦的文史不分到汉魏六朝的文史独立,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演进过程,对于历史中怀着不同禀赋的个体来说,亦会在其身上留下烙印。史学时代而具文才,文学时代而具史才,若才馁即喑哑其声,若才盛即发为抗辞。作为文学时代的史学家,刘知几以骈偶之文掎摭新史旧史,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一、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到“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刘知几认识到了个体禀赋与学术演进的关系,他在《核才》篇描述了文史之间从合到分这一历史过程: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1](P250)孔子所言之“史”本为文辞繁多之义,而刘知几径以其为历史撰述,并藉此谈论上古时代文史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如:“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1](P180)“‘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1](P528)这一时代的“文”具有和“史”一样的功能,可以劝善惩恶,所以刘知几说: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1](P123)刘氏强调当时“文之与史,其流一焉”,是由于“周诗”、“楚赋”皆如《春秋》一样可进行道德批评。屈平、宋玉“可以方驾南、董”,不是因为其藻采,而是因为他们“不虚美”、“不隐恶”。汉魏以降,文史殊途,各自从经学中独立而出,在六朝都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但这一时代“文”愈来愈趋于骈俪雕饰,悖离了文史合一时代“文”的本义。若仍令文人修史,必然会“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造成“文非文、史非史”的弊端。[1](P180)《核才》篇所言“赋述《两都》”者为班固,“诗裁《八咏》”者为沈约,像二人那样能文能史者,在文史异辙的时代,毕竟难觅其才。人之才能各有所偏,长于文者为文,长于史者修史,陈力就列,方可成事。若陈寿,虽有良史之才,却乏篇什之美,便应令其修史。反之,有文才而“不闲于史”者则不当修史。如《核才》篇论徐陵:“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1](P250)刘知几致慨于“沮诵失路、灵均当轴”,[1](P250反复言文人不可修史,乃激于初唐史局皆文咏之士。“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骈体肇兴,文笔难行史笔之任,文史不能不分途而立。依知几之见,才堪撰述者当学综文史,但此“文”非六朝、初唐之文,而是孔子、左丘明之文,是司马迁、班固之文。文史合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怎能仍以文章之士兼修史传?刘知几一面迥立于风尚之外,赞许“五经”、“三史”之文;一面又难免时代文风之濡染,以骈文论史。《史通》中的文史关系问题具有其特有的历史基础,必须在初唐文风演进的过程中加以揭示。

二、从贞观到开元:史家在文学时代

刘知几(661—721)身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太宗贞观治世对他而言已是文籍中的历史记忆。但作为一个评骘诸史的史家,他对贞观修史并不陌生。刘知几时代的文风与贞观文风虽然有异,然追溯其制度根源,还应从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开文馆谈起。当时在选中的十八学士,贞观修史时,又多以文臣兼为史臣。武德九年九月(626),李世民即位,又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秦王文馆及弘文馆的设立,预示了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亦开启了初唐文史之学交互影响的局面。贞观三年(629),太宗命令狐德棻、李百药、姚思廉、魏征、房玄龄等重修五代史。太宗以为史籍载文当刊浮华而取切直,是年三月,“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2](P6063-6064)后来,刘知几的见解与之遥相呼应: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若司马相如之“文”,于“史”无用,当摒弃于外。至于何者可载入史册,太宗以为是“词理切直”之上书,刘氏则以为是“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之文,如《尚书》中的“元首、禽荒之歌”、《春秋》中的“大隧、狐裘之什”,[1](P124)因为它们正具有其赞许的文史合一之时“文”的特征。太宗对浮华文风的态度,在史臣中得到了更为有的放矢的回声。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撰者在序、论中把矛头纷纷指向梁陈宫体,如魏征《隋书》序及《梁书》、《陈书》、《北齐书》总论,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等。由此,贞观修史对“文”的态度似乎当赢得刘知几之称许了。遗憾的是,此态度并未一以贯之,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等修《晋书》成,“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3](P2463)所以,刘知几明确指出其以文为史之弊: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1](P82)从初始对质直雅正的追求,到重蹈淫靡绮艳之旧辙,都有太宗的影响存在。他是贞观宫廷文臣的核心,“文胜质”抑或“质胜文”,帝王的趋避带来的是上行下效。太宗虽曾反对骈俪文风,但在《晋书》中还是挥翰濡墨,自撰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体现出史学处于文学笼罩之下的境遇。太宗虽躬为骈俪绮艳之辞,在主张上还是肯定文质相谐的文风。但到了武则天为政时期,则彻底主张缘情绮靡、体物浏亮之文,使太宗朝向雅化的努力前功尽弃。这一文风变革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开始,①而刘知几正是在此年降生于世。杨炯论当时文风迁移曰:“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4](P69)文学发展中的这段历史,被描述为初唐四杰及陈子昂反抗的对象,他们以复古求新变,希望挣脱南朝之习,回到汉魏去。这一变革被反复渲染,甚至夸大了陈子昂的实际影响。而比陈子昂年轻两岁的刘知几,更为激烈地批评南朝文风,希望回到更远的孔子、左丘明时代,则很少与前者相提并论。这只是因为文史异辙罢了。其实,史家对文的批评,在文风过度沦溺的初唐时期,具有特别的警醒意义。高宗永隆元年(680),刘知几以弱冠之年射策登朝。次年,②高宗颁诏云:“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5](P161)可见其时经史之学的沦落,即令嗜史若知几者,犹言“专心诸史,我则未暇”。[1](P289)但比起时流而言,刘知几决无“进士不寻史传”之病,他能在指责六朝文风时,以孔子、左丘明之文作为批评的准则。而同样是不满六朝文风,陈子昂只是追慕文学自觉的汉魏时代。这便是史家与文人的不同。武则天称帝后,淫丽之文更盛。陈子昂明确提倡汉魏风骨,抨击“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他赞叹东方虬之诗,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6](P896)可见其对建安、正始文风的推崇。比较起来,刘知几对建安、正始文学便不那么尊重了。#p#分页标题#e#

如其以史家眼光苛责曹植《洛神赋》:“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1](P521)此为假设之辞,言史籍不宜载非实录之文。又如其论阮籍,曰“嗣宗沈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1](P326)刘知几以史学家论曹植之赋、以道学家论阮籍之人固然可议,但他从文史不分的先秦时代(而非文史异辙的建安、正始)追寻文质彬彬的传统,则是陈子昂所不及的。陈子昂之论止于诗赋,刘知几则推溯至古文。刘知几作为三入馆阁的史臣,不仅是武后、中宗时期文风的旁观者,更是直接的参与者。他曾先后为武后朝珠英学士和中宗朝景龙学士,入馆阁诗赋唱和之列。武后圣历二年(699),“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3](P2707)知几是年至京都任右补阙及定王府仓曹,旋即参与其列。长安元年(701)十一月书成,编修其间多游宴赋诗唱和,“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7](P1059)为《珠英学士集》五卷。今敦煌遗书P.3771、S.2717即为《珠英学士集》残卷,其中S.2717有署作“右补阙彭城刘知几”诗三首:《次河神庙虞参军船先发余阻风不进寒夜旅泊》、《读〈汉书〉作》、《咏史》,融史意于文心,风格与李峤、宋之问等长于咏物应制者皆异。中宗景龙二年(708),刘知几致萧至忠书,求罢史职。去职后五日,复为修文馆学士,“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8](P5748)刘氏怅恨于史官尸位素餐,愤而离职,辗转却又从行于文人狎客之间,生计艰辛,文场史林皆非净土,而又不得不寄身其中。玄宗开元九年(721),《史通》成书11年后,刘知几卒。武后、中宗朝文士,如崔融、李峤、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谟、徐彦伯、杜审言等,至此也已凋零向尽。史家刘知几的一生见证了这段宫廷文学的发展历程。正是游身于文馆史馆的经历,才使刘知几游刃于文史之间,以文衡史,以史律文,在《史通》中显示出深刻的批判力量。

全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新技术、新成果不断涌现，信息传播方式多元且快捷，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不断增多。在全媒体传播如火如荼的时态下，期刊编辑能否适应全媒体大背景下的工作，编辑的主体意识尤为重要。

首先，期刊编辑对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要有深刻认识。编辑这一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编辑事业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汇集了当时各国的文献，整理、编辑“六艺”，编辑工作已见雏形；汉代的郑玄，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编辑大咖。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开始，到近现代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编辑前辈，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的奉献精神，他们执着的坚守，都是编辑的楷模，更是编辑自信心的来源。编辑工作并不仅是为别人做嫁衣，而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

再有，在自身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期刊编辑要不断思考，积极行动。杨牧之先生在《文史知识》的编辑工作中，强调要培养编辑的“挑战精神”，无论干什么，都确信自己能赢，千方百计地去追求最佳方案的实现。期刊编辑的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组约稿，还是主题策划，都离不开这一点。

总之，编辑一定要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信心。在自信的基础上，期刊编辑工作者要心存高远，主动确立高目标，把自己打造成为具有专业理论水平的编辑学家。

在新时代数据技术下，信息快速传播，对期刊编辑提出更高的职业要求，期刊编辑在工作中自觉、主动的意识尤为重要。

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全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纷繁复杂、良莠不齐。期刊编辑人员需要从这些信息中抽丝剥茧，整合读者所需要的、所感兴趣的，从而做出大众喜欢的主题。比如《文史知识》从2010年开始做的“特别关注”栏目，就是鉴于读者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单纯的知识性介绍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于是着眼于关注现实、思考人文诉求的“特别关注”栏目应运而生。例如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2014年第12期，《文史知识》编辑部邀请陈桥驿、邹逸麟、徐吉军、李志庭等学者做了中国大运河的特别关注，从运河治理的功过得失、南宋都城临安的生命线等方面来展现大运河的历史作用与趣闻轶事。这些与当下紧密联系的内容，需要编辑不断学习，关注现实，才能策划好。

要有提高专业素养的意识。期刊编辑必须及时关注学科动态，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没有学科素养的支持，没有专业学科的视野，是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的。

民国史的断裂与延续

民国史的研究以往主要着眼于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重要性，强调与皇权制度的断裂，但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前后的延续性问题，学界开始有更多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从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角度强调民国与清朝之间的延续性。他认为，民国时期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从帝制时期汲取了许多资源。比如“大一统”的观念，对民国沿袭清朝多民族疆域有重要意义，使其国家体制表现为一个特殊的混合体:对内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对外则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又比如政教关系，传统的科举制使道德教化和政治结合成一体，结合成中国特有的政教系统和国家治理技术，未入仕的士绅在地方社会通过教化，使政治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弥补正式行政系统的不足，而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改变了这种政教一体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国的合法性危机。因此，他指出，在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断裂和建设新的国家制度这一面，还应该更多把眼光放在与前清内在传统的无形、微妙的联系上，把清朝和民国国家治理的方式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奇生也同意这种强调历史延续性的观点。他指出，虽然政治史强调“民国史”的范畴，思想史家却常把晚清民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来讨论，社会史学者也往往在研究中混用明清与民国的史料，因为在他们看来两个时期并没有结构性变化。这使他反思现在以“问题”为核心的史学研究可能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时间边界，忽视了历史发展本身的延续性。因此，他也主张不要割裂晚清史和民国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学生们不应该囿于学科分际，不修明清史的课。他甚至认为，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民国史”的概念应该淡化，甚至消失，民国38年的独立性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可能并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的研究视野从政权更替转移到其他领域中去的时候。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叶文心归纳了历史中承续的几种表现形式。一是功能性的承续，有些机制在功能上有必要存在，比如知识和权力要以合理的方式结合以维系某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如果旧机制断裂(比如科举制的取消)，就会有人努力把它重构，以保持这种功能的有效运作。二是路径依赖的承续，但这可能是不值得或者不必要的承续，比如军阀割据的时候以“民主”的旗号，行封建之实。三是国家的延续性，国家作为一种权力场域的稳定性，可能超过了群众运动在一时之间能释放出来的变革动力。桑兵补充，还有一种是人员的承续，北洋用晚清的官员、国民政府时期用北洋的官员，都会带来隐性的承续。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志田则强调民国时期激烈变化的一面。他指出，在近代中国，往往是社会精英在主导并鼓吹激烈变革，使得过去认为几千年不变的常态，忽然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家庭问题、农村问题。他进一步提出在“建国”问题上的断裂。在辛亥革命中，成功达成的是“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肇兴后，面临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共和”问题，民族问题淡出，建国问题凸显，重新界定和确立“国”与“民”的关系成为关键。罗志田还指出，很多近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事物，除一些被制度固化外，更多在不知不觉中渐为研究者所“熟悉化”，即变态被看作常态，反而遮蔽了不少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奎松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共革命史的专家，他更多地观察到1949年的断裂，许多民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在1949年建国后就断裂了，比如在法律领域。对一些社会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在1949年前后也有明显的断裂，比如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山东农村调查，对于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有差异的，1950年代的调查较前出现了大量阶级分化和压迫的内容，这种变化到底是因为调查者的缘故还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变化?需要更多更细致的微观研究去反映各个地方具体的变化脉络，在空间多元性的基础上，整合出社会变迁的总体大势，否则就容易受概念化思维的影响，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过于狭隘、固化和片面。叶文心在讨论中也强调1949年的重要性，她认为现在我们研究民国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思考1949年是如何发生的，以及1949年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到底有何种意义。

民国史的关键词:革命

一、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内涵：通识启蒙教育与母语审美教育

通过汉语经典传承民族之魂，正是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使命。从此意义上讲，该课程也与童蒙教育一样，具有启蒙性质，有别者唯有对象而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懵懂稚嫩的小学生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用通俗易懂的人文经典涵养其品格，恰逢其时；而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学生则面临各种纷至沓来的诱惑，如何把持自己不被西化的狂潮淹没，尤须开设一批大文科通识课程强势介入高等教育环节，对其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启蒙。这既可以调节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文明素质单一西化的倾向，又可以让他们真正恢复民族自信心，为未来的民族复兴做好最生动坚实的心理铺垫。作为通识启蒙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它只有坚持大文科教育理念，以文史哲一体化的语文经典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方向，真正成为一门老师爱教、学生爱学的高校必修再启蒙通识课程，其存在价值才会不言自明。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这个昔日曾被妖魔化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掀起了汉语学习的一股股热潮，很多地方还建立了孔子学院。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汉语“听说读写”，试图更深地认识“中国速度”，体味汉字这种神秘的象形文字背后隐藏的文化密码。文化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交流活动，为了向世界科学地传播民族文化，帮助世界对中华民族建立真实、立体、丰富的知见，我们必须盘点家底、自我认知。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帮助世界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都不能停留于机械的转介说明阶段。活的文化与文字、文学的持久的美密切相关。汉字“法天象地”的创造历程让我们感受到神奇的宇宙大美，让我们领略到华夏先人的智慧之美。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本书，一个世界，一座文化的宝库，一个审美的舞台，是一个衔接宇宙先天与人类后天的脐带。从汉字，到汉语言、汉文学、汉文化，这是一个美的链条。只有民族的母语审美能力成熟了，提高了，民族语言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之美，也即是民族化的美的创造才能征服世界，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只有充分民族的，才是充分世界的。在十七世纪德国四分五裂的时代，民族作家席勒正是出于德国文化启蒙和统一的紧迫要求，才写下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本小册子，希望德国人能从独特的民族审美中重拾自信，最终实现民族振兴。五四时代的蔡元培先生甚至提出以“美育代替德育”。蔡先生的提法当然有待商榷，不过以审美教育代替功利教育，以汉文化之美熏陶学生，指引他们，在高度的物质文化条件下过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也只有深入到这个层面去解读、传播华夏文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何以母语审美教育来自我认知、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杭州师范大学的何二元副教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自编教材就体现了这一思想，以文史哲一体化的“母语审美教育”代替单纯的“语文教育”，通过提高审美能力来强化语文训练，在感受汉文学与文化之美的过程中感受汉语之美。这与当年胡适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审美的国语）的设想是吻合的。简而言之，为实施民族文化复兴战略，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校启蒙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理应纳入高等院校的必修课程体系。作为世界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教育，它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信息技术时代的雅俗共赏

狄更斯的《双城记》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其实这段话也非常适于当下的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甚嚣尘上已经使得这个时代陷入一种空前的精神危机之中。时代的症候引起了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低俗化，作为审美主要形态之一的文学也趋于商业化与边缘化。面对种种病态的审美趣味和这一系列乱象横陈的文学现象，在这样一个尊重个体人权、强调平等意识和话语独立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以权威的身份令行制止，只能通过长期的经典教学展开“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式的审美熏陶。健康的趣味多一分，病态的趣味便少一分；经典的美熟悉一点，低俗的美便陌生一点。此消彼长，经典的审美教育总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经典”教育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处境。拿文史哲来说，随着读图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全面来临，青少年们对孔孟老庄等圣贤经典、对荷马、但丁所代表的文学经典大多视若无物，束之高阁，倒是对网络影视、娱乐游戏情有独钟。面对这种现象，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所有通识课程恐怕都应该在教材教法上作出相应的改革。

（一）教材：经典阅读、时尚快读与审美理论导读三者有机结合据母语教育专家何二元副教授研究，语文学科创建于上世纪初，具体标志是1904年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分科教学的起点，国文成为独立学科。在此之前，中国学术是文史哲不分的，如叶圣陶所说，“整个就是一个语文学科”，也就是所谓“大语文”或者“大文科”。分科是对语文学科内容的分解，文学、政治、历史、地理、常识等等都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现在，既然要正本清源，为“大学语文”课程重新定位，就必须回到“文史哲不分”的那个原点。其实，从这个原点生发出来的汉民族早期的母语美文也都是叩问人生、沉思天道，超越了简单的“为文学”、“为人生”而“文学”，大多是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的“天问”之作，譬如《庄子》、《老子》等。原点出元典。这些“文史哲不分”的元典既可以让我们领略母语丰富的张力和表现力，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还可以让我们循着“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汉字长河，感受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元典字字皆可入门，入文情审美之门，入哲思智慧之门，入民族文明之门，鉴于此，大语教材实应加大元典的选入比例和教学的力度。其次，在当今学科化、专业化已成难逆趋势的背景下，“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早已成为知识界的口头禅，“文学”大众化、审美多元化在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之外，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无中心，无主流，存在即合理”的审美错觉。许多流行的所谓“美学原则”作为现代“自大”症的垃圾副产品，已经背离了真实原则。“美”固然不是真、善，然而，最高、最正的美却离不开真、善。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理应在这个信息泛滥、经典缺失、审美多元的时代，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审美引导。在教材编选时，简要介绍文学鉴赏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作品中披沙拣金，选择阅读和分析鉴赏的能力，培养他们纯正健康的审美趣味。

（二）教法：信息技术环境中的综合教学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影视充斥的网络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是非利弊，论者多矣，已无解说的必要。不过，单从教学手段而论，教师引导下的大学语文课程网络化可以有效打破“一本教材、一套教案、一份多媒体课件包办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立体认知，给学生留下广阔、开放的思考空间，延伸课堂教学于课外。何二元副教授在这方面仍然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每堂课必用网络。作为“大学语文终身义工”，他曾免费建立了“大学语文研究”网站。在网站里，示范了许多精彩的教学案例。从网站里各信息点之间的立体网状链接，到“二元教学”课程实例里的“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对比性链接，整个网站给人“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之感，更有如《华严经》“帝网重重”，相互映发之效。如前所述，民族元典与文学经典理应是大语课程必不可少的母语审美与思想圣餐，对其品读决不能成为快餐文化式的饕餮之举。何况，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为这一过程扫清了诸多障碍，提供了各种辅助学习的便利平台。这种便利长一分，对经典的理解便应深入透彻一分，而绝不是采用偷懒的做法：用网络搜索代替记诵吟咏，用相关视频代替文本阅读，拾他人唾余代替独立思考。网络技术只有以其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人”对宇宙人生的直面叩问，才能发挥其价值。网络链接的大量运用，跨文类、跨学科、跨文化等现象在有限时空的频繁并置，大大凸显了知识（视界）之间的丰富联系，也因此造成了强烈的对比效应。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也可以适当地运用比较教学法，以收振聋发聩、开权显实之效。例如，学习应用文写作，各类公文文种之间因用途不同，在基本格式与写作要领上会体现出一定差异，不过，从制发程序、发收方向上看，许多相近文种又可以归为一类。鉴于此，我们可以把各类公文模板乃至各式古旧公文的影印件排放在一起，开展形象生动的比较教学，这比起单纯概念层面的辨析和机械的特点分析自然要好得多，庶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何二元副教授为旅游专业学生讲导游词的写作，不仅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与“最佳东方旅游网／旅游频道／精彩讲词”建立超级链接，引导学生在比较借鉴中学习范文的优长，而且特别拈出“杭州西湖导游词”与“浙江金华概况导游词”为例，说明导游词与景点解说词之间略有区别，导游词通常采取移步换景的写法，而景点解说词则相对比较静止。这两者说到底俱属应用文范畴，为了告诫学生导游词“不应该如何写”，他还更进一步从反例入手，比较了写景抒情散文和“导游词”等应用文的巨大差异。在《何二元自编讲义》中，从编排体例、章节设置到讲义演绎，我们随处可体会比较教学法的无穷妙用。《讲义》有如导游，时而来往于文学、音乐、绘画、摄影诸域，时而穿梭于雅俗文化之林，时而会心于文论、文本之互证，时而惊异于文学、科学之融通，给我们留下了最逼真、最丰富的“比较教学”样本。

三、结语

一、超越五四与走向“释古”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多是由现代文学史哺育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样的观念诚然不错，但这只是研究对象的属性，没有任何理由成为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但五四的阴影过于庞大，以致很多研究者长时间内走不出现代文学自身所设置的牢笼，所做的工作的有限性就可想见。时至今日，现代文学的很多经典论述还都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撰者奠定的。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个人意志也有意无意地倾向于在新文学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我们一直呼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具备深刻反省能力的人总还是不多见，这也一直妨碍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进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又一番“五四”，理论崇拜和“纯文学”迷信几乎席卷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成为各种理论思潮的演兵场。现代文学史的史学品格受到严重的削弱。这些当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需苛责。俱往矣，今天优秀的研究者也渐渐开始有意识地反思“五四”，其研究理路的设计和学术风格的追求也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解志熙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突出表现在于他坚实的研究实绩。收入本书中的《林庚的洞见与执迷》一文，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这一学术理念。此文首先从文献的考证和辨析入手，指出戴望舒和林庚的论争并非人们一直所理解的新诗格律化与自由化的论争，而是诗的新旧之争，进而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林庚超越“时代”和“现代”从而追求永恒诗境的艺术探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林庚洞见与执迷的缘由，考论结合、出语精辟。

令笔者感慨的是，戴望舒与林庚的论争文章向为学界所熟悉，为什么却一直重复格律化、自由化之争的误读，这大概与研究者的新文学定见有关。因为按照通常的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论争已经摆脱了新旧之争，而格律化、自由化之争应是符合时宜的话题。也因此，对于林庚诗作超越“现代”的新追求，并不能完全理解，往往带有尊敬的心态誉之为“晚唐的美丽”，并且从新诗现代化的意义上来评价这种“美丽”，这岂不是南辕北辙？这样的误读和误释其实是渊源有自的，那就是研究者自身是五四新文学中人，以五四新文学之眼，去观照五四新文学的时代负载和文体形式，当然不会有对超越者的理解与同情。而慎思明辨的解志熙，凭借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和对史料的仔细爬梳，走出了五四新文学所设置的迷障。其实，林庚对诗的新旧的关注和超越，到建国后得到了一次勃发的机会。建国初期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正常建设时期开始后的文学界，基于历史新时期的定位，普遍认为历史新阶段的文学，应当是超越五四新文学的。在诗歌界，长时期为五四新诗传统所压抑的对新诗的不满，一下子暴发出来。文史学者朱偰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再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等文章，公开提出诗歌体式的多元化，并对新诗的状态进行了不无贬抑意味的评述。朱偰的文章虽然遭遇了郭沫若等人的批评，但文章刊发本身就标示了思想的解放。五四新诗观念再也无法“牢笼天地、包括宇内”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林庚接连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文，从中国文学和语言发展的历史角度，阐释其“九言体”格律诗的主张，这无疑是对诗坛“新旧之争”的进一步超越，也是对五四新诗观念的大胆扬弃。这虽是后话，但可见林庚“超越五四”的“洞见和执迷”。在此文的最后，作者分析了林庚一些古典诗歌论文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诗歌观念和批评理论，并且考述了缘由，视林庚、俞平伯、程千帆等人的批评实践为现代批评。作者写道：“食洋不化的当今学术界和批评界却只把他们视为古典诗歌研究专家和文学史家，至今都不认识他们乃是真正本色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批评家’。”的确，囿于现代学科体制，我们很容易忽略现代文学以外的历史信息，而单纯地依靠现代文学的自我表述和自身理论，从而也无法达到真正的历史认知。这不是说，现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去阅读古典文史学者的著作，也不是说无限制地扩大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而是说就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象而言，我们所具有的历史视野也是相当狭窄的。传统的文史兼治、古今不隔自不必说，基本的近现代史知识也是缺乏的，有的只是各种各样关于近现代历史的观念表述。研究者的这种知识结构，在研究一些问题时，缺陷并没有暴露出来，但在研究另一些问题时，这种缺陷十分明显地制约着研究的深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现有的文学史只讲话剧，诚然不错；然而研究者只关注话剧，恐怕很多事情都无法说清楚。因为话剧一直是在与旧式戏曲的张力中行进的，从历史实存来看，它们之间也一直存在着难分难舍的关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戏改”，新旧戏剧的畋域一下子打破了。这些都是在新文学体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记得杨义先生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图志》（新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图志》）时，谈及被新文学运动所抛弃的旧戏史料，也曾十分感慨地说道：“可惜这种资料，被一些跳不出以新文学运动自身的尺码来丈量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史家忽略了”。但有识之士是不会忽略的。《“戏剧春秋”的辉煌一纪》一文是关于抗战及20世纪40年代的话剧文学叙论，也是作者近年来精心结撰的《四十年代文学史》之一章。文章洋洋洒洒，笔墨酣畅淋漓。尽管是以话剧为论述对象，但对新旧剧界的联合、话剧对传统历史戏曲的借鉴、话剧作者对旧戏的改编等等，均有论及，为人们清晰地描绘了话剧在抗战戏剧中的活动影像。岁月不居，五四新文学也在历史的烟尘中渐行渐远，是到了古典化的时候了。一个世纪以来，五四新文学承担了太多的历史悲情和历史激情，也一次次地成为现实批判的工具。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学，也很少以平常心视之，总是执着于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借题发挥。在这样的语境下，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其实无益于我们的历史认知，也无益于我们的文化建设。今天的学人如果仍然走不出五四的阴影，那么就无法理解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全部复杂性，也无法弄清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历史阶段，如何建设我们的新文化。这其实是辜负了五四先贤的文化抱负，也有悖于五四的内在精神的。王晓明先生在《“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一文中，特别珍视现代文学抵抗情感西化、提供多元理想的具有“超越性”的一面。这种深刻的认识当然是超越五四视界之后才有的。不过，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无论是迎拒还是超越，都需要具体的考辨和分析，然后才是稳健扎实的价值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期，解志熙就提出了“古典化与平常心”的学术理念，明确提倡以古典学术规范研究现代文学，这其实就隐含了超越五四的学术旨趣。多年来，解志熙一直警惕着各种各样的“当代视野”，力求以实事求是的学风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走朴素求真的“释古”之路。“释古”学派在现代中国的诞生，是中国现代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这其中清华学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也有人把“释古”视为清华学派的学风。笔者注意到，解志熙在近来的著述中多次提到陈寅恪、朱自清等人的治学理念，并为之心仪。这既是他学术探索的必然归宿，也可能包含着因身在清华而弥增的学术认同吧。

二、率先垂范与文史兼治

既然是走向“释古”，那么就需要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谨严的学术原则。其中，对于文献的考辨和分析是最基本的工作。解志熙有感于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文献的轻视，近年来组织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等一系列学术会议，提倡现代文学研究应建立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历史思考见长的“学术新锐”，竟然俯下身子，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爬梳，编出了《于赓虞诗文辑存》这样的集子，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收入本书的《现代诗论佚篇选辑》以及关于林庚、沈从文、吴兴华、汪曾祺等人的佚文，可以视为作者文献考论工作的一个继续，而且所考所论，愈发精进，有炉火纯青之势。这些文章的校注以及相关的考论文字，颇多精辟的见解，而且就其理路和做法而言，带有鲜明的“率先垂范”的意义。所谓率先垂范，就是倡导“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对于校读的批评性意义，作者解释道“：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校读法坚决反对脱离文本语言实际的望文生义之解，力戒游谈无根的想当然之论，始终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它无疑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在积极的意义上，校读法要求对特定文本的上下文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广泛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以观其会通、识其大体，并且要细心揣摩文学文本的语言修辞特点、努力倾听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入里’的分析”。

解志熙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可作范例的便是《“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困窘》和《乱世才女和她的乱世男女传奇》两文。前文通过对《〈七色魇〉题记》等佚文的钩沉，结合相关“今典”的考释，清晰地描绘了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转型”的压力和困窘，并指出沈从文创作的中断事实上在解放前就由于自身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冲突而发生，并非是建国后的某种政治压迫。文章写得从容不迫，分析细致深入，说理清晰透辟，是近年来沈从文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后文则把张爱玲《自己的文章》等理论言说放在时代的具体语境中，分析其言说的指向和背后的文化目的，指出张爱玲所宣叙的“妇人性”实乃一种宣扬苟安妥协的汉奸人性理论，是人的文学的迷途。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自觉摆脱张爱玲研究中抛开具体历史语境、张扬其“纯文学”天才的窠臼，而是有理有据地把张爱玲的所作所论视为一个实存的文学行为和政治行为进行解读，这无疑是富有历史感的，也不知比那些“数典忘祖”的纯文学论者高明多少。两文研究的对象都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解志熙的文章却新意迭出，不能不令人瞩目。笔者想这原因不外乎两方面：第一，越是研究热点，我们就越容易把研究对象神秘化、定型化，逞臆妄说、过度阐释的倾向就越强烈，文学想象挤压历史透视的现象就越严重。第二，那就是解志熙先生的渊博学识和深厚学力，这是令笔者心折的，阅读过程中也常常有拍案叫绝的举动。在笔者历年来的学术阅读中，就对“今典”的熟悉程度而言，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罕有人匹，况且他的学术理念是那样的清醒和深刻。这里，也想谈谈“文史兼治”的学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可行性问题。文史兼治，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常规学风，它并不是提倡文学研究者去涉足历史研究领域，而是主张把文学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具体的解读，这当然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修养。在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趋向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提倡文史兼治的学风大概不是什么无稽之谈。不仅具体的文学事件、文学行为需要历史的描述，即便是深奥玄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也需要进行历史化的解读，以呈现现代文学真实的历史情状。事实上，没有什么作品和理论是不可以解释的，非理性也是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只不过我们要么囿于理论观念的自缚，要么困于史料的局限，总是处于历史认知的进程中。

【内容摘要】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业态和人才需求标准有所变化。本文在分析目前我国高校新闻通识教育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通识教育发展与变革的途径与方法，提出要建构合理的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摒弃功利主义思想，形成具有特色的高校新闻通识教育；加强课程管理和建设，提升师资水平。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通识教育；新闻人才

媒体融合时代，新闻媒介面临深刻的发展与变革，也带来了人才需求的变化。但是，一些业界人士认为，高校培养出来的新闻系毕业生，上手很快，但是后劲不足。“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寻得知情和权威的信源，也很难知道声称与核实、推论与证据、偏见与公平、伪科学与科学、非知情人与知情人的区别。”①究其原因，传统的新闻教育过于强调专业化，忽视了对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部分高校开始针对新闻专业本科通识教育进行改革。尽管一直提倡“厚基础、宽口径”“加强文理渗透”等，但高校新闻专业本科通识教育很难完全跟上业界发展步伐。作为人才培养新思维和新模式的有益探索，高校新闻专业需要改革和完善新闻通识教育的教育理念、实施途径，以更好地契合时代的发展，培养适应行业新形态、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复合型新闻人才。

一、新闻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新闻通识教育已经比较成熟。近年来，我国高校虽然在新闻通识教育的教学理念变革、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学界与业界普遍认为，当下，新闻专业教育与媒体行业的需求仍然脱节，重要原因就在于高校对于新闻专业本科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忽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受到传媒市场化的影响，部分高校有着普遍的功利心理,弥漫着浮躁的情绪，认为新闻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具备一些基础学科的知识”。这主要体现在授课内容侧重于知识或技能的教授，而忽视了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部分高校只是开设了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基本的公选课程，一些课程直接从专业课程移植而来，仅改换了课程名程，或以概论课形式出现。这样的课程在质量、效果等方面都不尽人意，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广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思维能力。“新闻通识教育不是培养什么都懂的‘通才’，而是要培养能将不同的学科融会贯通，利用多学科背景的优势处理问题，完成工作的一专多能型的新闻传播人才。”②可见，新闻通识教育重在拓宽学生的视野格局、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佳木斯大学校园文化与生态文明现状调查

理工类学科的学生虽然都很重视高校校园文化的的发展建设，但对于实际该如何建设高校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内容不甚了解，这可能是由于理工类学院通常的教学内容中较少会涉及到关于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所以生态文明内容也就很难被理工类学院的学生所关注。文史类学院的学生由于其学科特性的原因大部分学生都能够重视和支持高校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文史类学院的学生与理工类学院的学生的不同，在实践项目的访谈中体现得更加明显。通过访谈的方法询问一些学生，了解到他们心目中的校园文化建设和他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访谈中文史科学生心目中认为校园文化应该多元、包容并且和谐，这样也能使学生更加适应校园生活。这与生态文明所倡导的和谐共荣是一致的。但是当问起生态文明的内容，学生并不是很了解，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只听过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但是并不知道具体代表了什么含义，就更不用说参与到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了。特别是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内容的了解不比文史科学生，只有少数环境地理科的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内容有比较高的理解。除此之外其他理工科学生对于生态文明内容的了解程度就捉襟见肘，都表示不太了解。访谈中有一少部分学生了解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且也知道近年来我校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做的一些努力。但也并不是很深入了解生态文明理念和它对学校和学生的内外在作用以及校园文化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访谈中发现的问题其实不能归咎于学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发展比较晚，学生对其理解也并不是特别深刻，但是访谈中也能发现学生对于其发展还是有比较大的信心的。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生态文明内容和内涵也是提出不久，这也就导致了学生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内容还不是很普遍很深入的理解，但这也说明了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工作不足。不过访谈中我们也发现了学生对于校园文化和校园文化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前景是有信心的。学生提到了校园文化应该和谐，我们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了学生认为校园文化中应该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因为生态文明理念中，和谐是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生态文明理念中包含有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和谐共荣发展。学生希望校园文化中更多和谐可以理解为学生支持校园文化中加入生态文明理念的内容。生态文明和校园文化的建设不仅仅要靠全体师生的努力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校园环境作为校园文化的直接表现，其重要的意义不言而喻。关于佳木斯大学的校园环境，我们通过硬件设施统计，来调查佳木斯大学校园文化的环境现状，通过实际对佳木斯大学1区A、B、C、D院的实地考察，调查结果显示：佳木斯大学绿化覆盖率为A院35.8%，B院47.8%，C院21.6%，D院25.2%，总绿化覆盖率为25.8%；体育运动场所12所、教学楼15栋、寝室楼19栋、办公楼2栋、草坪18块、校医院1所、食堂6个、国际饭店1所、教辅场所13所等。另外校园内植物的种类也不是很丰富，数量也不多。由此能看出佳木斯大学目前的绿化情况不是很理想，总绿化覆盖率只有25.8%，远远低于校园总面积。我们认为绿化面积占有校园总面积的50%以上为优等，25.8%的绿化覆盖率远远低于优等水平。应该适当的增加绿化植被和增加植物的种类。但增加的同时要注意佳木斯大学的自然地理条件引进合理的植物物种一定要符合实际，因为植物的生长是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种植植物将事倍功半。佳木斯大学的教学和教辅场所比较多，但通过调查发现在这些场所中并没有任何关于生态文明的内容，这说明我们学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的建设还很不足。草坪有比较多被破坏的情况，说明了部分学生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是很高，需要我们宣传和深化的生态文明内容还很多。

二、具体对策

通过上述的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调查我们比较清楚的了解了佳木斯大学的基本情况，并针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采访了一些专家，让专家也想出一些对策，并将这些建议提交给了佳木斯大学的高层领导、学院的中层领导和基层教师，他们对我们的建议提出了改进意见并进行了指正，对某些建议的可行性也进行了考量。通过此次的调研我们了解到综合性大学在校园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遇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大都是可以克服的。综合性大学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其与普通的高校有着很大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综合性大学学科覆盖广，专业种类繁杂导致学校内的学生对于校园有着不同的需求，所以对于综合性大学的校园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建设，不能单一的在校园文化中生硬的加入生态文明内容，应分文理科根据不同实际来制定具体措施和计划。理工类学院的学生其生态理念的发展比较滞后，这也是由于在大学的课程几乎全部属于其专业课程及专业基础课程，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没有渗透生态文明的内容。所以对于校园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趣和认识不足，对校园文化改进的建议也比较单一没有过高的要求。对于理工类学院的学生学校方面应该在其课程中适当的加入一些有关于精神文明健康的课程诸如生态文明建设等，使学生的的思想理念有所提高，使理工类学院的学生也积极的参与到校园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作者：朱帆 张虹萍 单位：佳木斯大学

2002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综合性学报要提升办刊水平，必须走特色化办刊之路，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的话说，就是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1］。2003年，教育部在正式实施名刊工程的同时，也在次年启动了名栏建设工程。由此，在全国高校学术期刊中争办特色栏目形成了高潮。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创办名刊，必须精心打造名牌专栏。办好特色专栏，是提高刊物学术水平、扩大其学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唐都学刊》“汉唐研究”专栏开办已有二十余年，发文六百多篇，推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论作，其以在该领域研究方面所形成的鲜明特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了学人的赞赏。关于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汉唐研究”，提高这一专栏的学术水平，大家已经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我仅从栏目编辑工作角度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一、关于栏目策划设计，可在已有基础上，再加细分、深化

汉唐研究，从时代之长及涵括的内容之丰富，都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课题。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两个盛世，可以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大的方面说，汉和唐可以分开研究，也可以放在一起作综合研究。而两朝既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又有科技、教育、文艺、宗教等等广阔领域都可纳入研究的范围。因此，作为专栏的汉唐研究有点显大，它既不像问题、专题，也不是典型的学科专栏，很有必要根据国内外研究的进展，结合本刊实际，对专栏加以细分和深化，以选择若干方向、专题作为重点，持久、深入地开展研究。关于栏目的深化、细化，我在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间曾作过尝试。主要是采用“栏目+专题或问题”形式:如“西部研究”曾根据稿源情况，细分为“西部经济”“西部文化”“西部教育”“西部文学”等分话题开展研究。“学术前沿”是一个以反映在我校召开的高层学术会议新成果的栏目。该栏目主要采用“栏目+会议主题”形式:如“学术前沿: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前沿: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前沿: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学术前沿:价值哲学的哲学反思”“学术前沿: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治理与防范”“学术前沿:当代视野下的教育与幸福”，等等。关于“汉唐研究”专栏的细化、深化，似乎也应该更加重视薄弱环节问题、前沿问题，选择相关专题作深入研究。目前，在陕西的期刊中，涉及汉唐研究内容的栏目有《西北大学学报》的“秦汉史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的“秦汉文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唐史”“唐诗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等。细化、深化“汉唐研究”栏目、选择重点研究方向时，应尽量避免与上述陕西已有栏目过多地交叉重合，以体现“人无我有”的鲜明特色。在栏目策划设计上，还可考虑从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点上的突破向某一专题系列的研究扩展，从零散研究向形成系统成果深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历史地理”专栏，曾连续发表马正林先生有关古都西安历史的研究文章，如《长安城的兴起》《汉都长安》《隋唐长安》等文章，其后作者以这些文章为基础，撰著形成了论述西安历史的系统专著《丰镐—长安—西安》。另外，史念海先生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专著《中国古都和文化》也是以其发表于“历史地理研究”专栏里的多篇论文为基础构筑而成的。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汉唐研究”专栏可否与之相联系，在“丝路文明”等相关课题的研究上作文章，选准方向，有计划地组发系列文章，推进丝绸之路研究取得某些成系统的大成果。凤凰卫视近年连续播发“丝路文明”节目，看后深受启发，关于这一课题似乎大有文章可作。

二、在栏目的编辑上，应再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主动组织开展学术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学术研究必须从问题出发，研究、解决学术发展中的难题。在这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曾先后开设过不少问题栏目，如“哲学体系问题讨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学术期刊影响力及其评价”“高校办学自主权及其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其中办得最理想的问题栏目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该专栏组发表葛剑雄等专家、学者的论文8篇，分别质疑、探讨了全球气候变暖的成因、农耕活动与湖泊的消亡、西北干旱区河流水量的古今变化、人类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南扩、人类社会需求与动物的减少和灭绝等重要问题，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唐都学刊》应考虑与相关专家尤其是栏目主持人，共同策划设计汉唐研究领域里类似前沿问题、薄弱环节以及难点问题开展研究。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始终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观点的分歧、结论的不同是不可避免的。学术期刊及其专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组织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形成大胆创新、百家争鸣的氛围。在学术期刊史上，不少期刊都因为组织重要学术问题讨论与争鸣而成为名刊。如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主持的《文史哲》因长期深入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发表李希凡等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有关观点的论文等，在我国学术界享有盛誉;笔者主持编辑过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之所以在文史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就与其所开展过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有很大关系。如著名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与柳存年先生关于《西游记》《封神演义》成书先后问题、牛致功先生关于西安建都朝代问题的讨论等，都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扩大影响力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唐都学刊》如何在汉唐研究等领域里挑起话题、选择有价值的问题及其分歧看法，组织讨论，这对于扩大专栏及整个刊物的学术影响，都不失为十分有效的举措。

三、在作者队伍上，应在重视专家名人的同时，注意把眼光投向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办刊、办专栏，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焦点集中在优质稿源上。优质稿件的匮乏，成了当前普通院校一般学术期刊栏目建设和办刊的最大困难。笔者的建议是，一方面编辑部仍要积极主动地工作，加强与专家等高水平作者的联系，包括登门组稿，挖掘高水平论文;尤其要重视在高层次学术研讨会上面对面地向专家学者组约稿件，这也是提高组稿效率的好方式。另一方面，根据笔者多年编辑工作和指导研究生的体会，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的出站报告，大都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完成的，不少都有真知灼见，有较大学术价值和较高水平。编辑部可以加强与相关学科专业博士生导师等专家的联系，发掘有水平有价值的学位论文，选用其中出彩章节。《唐都学刊》以往在这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专门开设有“博士论坛”，我认为还应进一步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更多地把眼光投向有实力的年轻学者。如此，努力建设形成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骨干作者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