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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身份认同
与第二语言学习者相比，外语学习者在使用外语时往往缺乏所学语种的自然交际环境，对外语的使用较频繁地体现在母语与外语之间的翻译活动中。翻译教学与翻译活动是传统和当代外语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内容。任何有关翻译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围绕身份认同这一问题展开。翻译史其实是身份建构的历史，翻译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中。身份问题来源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对自身生存状态及生命意义的深层次思考。“我们的认同是部分地由于他者的承认，或者是由这种承认的缺席所造成的，而且往往是由他者的误认所形成的”，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定。在社会语言学领域里，身份被看做是一种话语建构，语言被看做是身份的标志，研究者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对身份的话语表现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从及物性、语气和模态等层面看其语言表现。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身份认同往往与语言规劝和交际行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个体身份认同，通过对翻译实践环节的各种操控表现出来。
外语教育视角下译者的文化身份建构
奠定译者的主体性身份地位。译者的主体性身份地位可以借助福柯的 “权力———知识———话语”理论来更好地加以理解。正如福柯就话语权所设的提问: “谁在说话? 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 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在翻译语境中对此问题的回答，显然是通晓外语及其文化的合格的译者。当话语实践发生在翻译领域时，对异域知识和思想的获取使得其中的权力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翻译解释权就成为翻译主体首先着意获取的。译者正是在这种通过持续的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翻译实践中，充分展示了自己对这一方面的话语权。每一种语言都以其自身的方式讲述着这个世界，也反映其对自我身份的设定。译者奠定自身的主体性身份地位，是其实现自我建构的一个重要标志。译者在翻译活动中通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对源语语篇宗旨的阐释，以及对目标语受众的分析等主体性活动，对翻译行为的效果作出调适。在翻译策略的运用上，译者要奠定自己的主体性身份地位，应掌控对翻译这种话语方式的自主性选择，重视话语权力的主导性，以及保持翻译的科学性。译者利用对翻译的科学的掌控而获得某种特权，通过将另一部分译者判别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他者，进而对他者翻译的科学性的质疑，对他者合格译者的身份的否定等话语策略，获取他们自身作为翻译主体的主体性身份。
强化译者的本土化身份意识。所处的环境会迫使人们进行反思，而反思会使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意识得到加强。中国译者在内心深处通常是认同本土文化的，这种身份认同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往往没有形成强烈的文化自觉。在外语教育的实施和翻译实践的进行中，应当引导他们更深刻、更透彻地了解本土文化，有意识地强化他们的本土文化身份认同。一般读者看书主要看情节，对情节影响不大的细节都可以不加理会，译者则需要关注很多别人甚至是自己以往忽略掉的文化内容，需要留意作者怎样处理文化内容。外语教育和翻译活动应该为译者打开一个新世界，加深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从而强化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促使他们萌发比常人更强烈的身份意识。中外文化差异很大，国外特别是西方受众对中国的文化意象难免产生陌生感，难以像熟稔中国文化的国人那样自然而然产生相关的互文联想。当译者需要将中国文化信息翻译介绍给外方时，译者的文化身份就开始清晰地显现。译者应强化本土文化身份意识，避免为了降低翻译难度或只求达到一般交际效果，而不分情况一律采用省力原则进行简化处理，从而错失一些对外传递中国文化的良机。译者的主流文化身份是中华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体现，在翻译负载中国文化的内容时，应该很好地利用自身的文化身份优势。要善于挖掘其中隐含的文化信息，恰当地运用翻译策略，完成文化交流的任务，达到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对自身本土文化身份的确立，使其在对外译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选取异化策略，以便尽量多地正面传递中国文化内涵、塑造中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为实现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各领域的平等交流和互惠合作奠定文化基础。这一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建立在自身文化身份的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的。
树立译者的全球化身份取向。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翻译活动既包括本土认同又包括异质认同。与译者自我的同一性相比，根植于异质文化的他者性也是译者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可在不同文化间，将一种异域文化整体或部分地引入到译者本身或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中来。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商业化浪潮中建构了译者的现代性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能够接受西方文化的受众。他们虽有其传统保守的一面，但在中西方社会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之下，还是对西方成熟社会有很多学习借鉴的期待，对译文中出现的异质性成分接受程度较高。从历史的视角看，译成汉语的译文中夹杂的异质性成分引起的阅读障碍在整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此引起的陌生化成分反而能够激起受众对异质文化的兴趣。这样看来，译者通过异化翻译策略引进西方现代性元素，其实可以成为一种顺应历史发展和现实要求的成功的做法。汉语中许多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现代话语，其实最初都是从西方现代话语翻译引入的，如个人、社会、民主、自由等现代社会价值体系中的词汇，以及一些现代科学术语，如智商、情商、免疫、黑客等，已经构成了汉语现代话语的基本词汇，成了汉语文化的一部分。从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角度看，译者潜意识中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选择偏向于外语及其文化，那么他相对就比较重视外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对本族语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借鉴和参考作用，看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可理解性和可融合性。
培养译者的创生性身份特质。身份并不是固化的事物或概念，而是经常处在向终极状态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建立动态创生的文化身份，要求译者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根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翻译事件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间交流频繁，使得构成文化身份的基本要素，如语言、习俗、思维方式、心理过程等，都将不可避免地染上异域文化的色彩，变得含糊而不确定。文化间的杂交与文化交流相伴而生、不断延续、无休无止，产生出各种形式的变体。在这个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就必然是多重和复杂的。因而，译者应该认同和建构一种动态创生的文化身份。译者的文化身份的常态是动态创生的，纯粹单一的文化身份往往是为了方便讨论而进行的理想化和简单化的结果。作为一种协商过程的翻译，其结果不应该是一种身份的占领和另一种身份的消失，而应是二者的有机交融。在文化的交融之中，各方都因此获得了新的身份。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根据特定历史环境的价值尺度对翻译策略做出合理的选择，基于本土文化批判性地吸收他者文化，让自己的文化身份处于一种动态而创生的形态，是他们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必然选择。中国译者在深刻感受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的基础上，应在翻译活动中协调好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文化身份。一方面，致力于阐释中国文化内涵，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外邦更好地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异域文化的精髓，不断开阔自己的文化视野。由此，优秀的中国译者应该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
个人对自我身份与文化的认同，会通过对这些对立关系中的某一方的趋近或远离而表现出来。身份的认同总是在与异质文化的对比下才变得清晰。译者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对所处时代有清醒的认知。译者身处中外交流第一现场，置身于全球化网络系统中，习惯通过与异族文化的比照而确立自己的身份。译者更应将现代的文化身份放置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个历史中去，通过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相比照，来思考当下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同时，外语教育应检视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潮流，努力搭建文化平等对话平台，引导学会尊重与鉴赏异质文化，培养相当的本土文化自尊与自信，防止自我矮化，进而在跨文化交流中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当下，我们肩负使中国从外语教育大国迈向外语教育强国的重任。 “能否培养出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宽阔的国际视域以及出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一代外语人才，是中国外语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应当牢固树立外语教育的文化育人使命，使培养的人才不仅具有跨文化国际眼光，而且具有勇于担当的文化身份。
本文作者：宋建清 单位：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