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近三十年国外文学汉译特色及展望，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汉译特色分析
近三十年来，在多样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自由开放的社会形势之下，俄罗斯文学汉译在译介选题、译介趋势、译介版本、译介方式、译介主体以及翻译理念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丰硕而系统的成就，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为中俄文学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
（一）译介选题多样化
随着政治因素对文学译介干预的逐渐减少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思想解放，俄罗斯文学翻译在选题内容上愈加开放，愈加自由，愈加多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不同艺术手法、不同表现方式的文学作品先后被译介到中国文坛，并在相当范围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1980年代，先前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的当代俄罗斯文学，重又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纽克、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拉诺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加姆扎托夫、拉斯普京、别洛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甫图申科、艾特玛托夫、阿尔布卓夫、罗佐夫、舒克申、万比洛夫等作家，以及过去受冷落、边缘化、被批判、被打击的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左琴科、巴别尔等作家作品，先后被译介过来，甚至出现了多个不同版本。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国读者欢迎、对中国作家创作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他与海明威、马尔克斯、卡夫卡被认为新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之一。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开本《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上、下册）收录作家早中期的主要作品，其后期代表作《一日长于百年》也于1990年代译介成汉语。这一时期，文学译介对象较多集中于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在近万种俄罗斯文学译作中，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约占六七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已大多译介为汉语，当代俄罗斯文学则相对陌生令人好奇；其二，同时代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创作体验，对封闭国门多时的国人具有相当吸引力；其三，苏联当代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健康心态的追寻，对杂色生活底蕴的开掘，对改革趋势的深刻揭示，对当代人性的多侧面描摹，契合着彼时彼刻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和社会历史的时代话语。
19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南北联手，合作“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其中俄罗斯文学名著占据很大比例。为了弥补丛书下限过早（截至一战）的不足，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袂，编辑出版“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其中包括不少苏联文学作品。自1987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佳作选”小型本丛书，其中第一辑包括《黑桃皇后》、《舞会之后》和《圣诞树与婚礼》。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单独编辑出版了《苏联文学丛书》、《外国文艺丛书》，其中既有苏联当代文学，又有俄国古典作品，诸如十七卷《托尔斯泰文集》、十二卷《契诃夫文集》、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四卷《莱蒙托夫文集》、五卷《冈察洛夫文集》、五卷《涅克拉索夫文集》、八卷《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值得关注的是，在出版二十卷《高尔基文集》之外，因政治原因而长期遮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也被译介到中国：1998年，朱希渝翻译的该书中译单行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2010年，余一中和董晓复译的单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既让人看到高尔基对文化建设的高瞻远瞩，也让人触摸到高尔基多样而鲜活的形象。这种大规模译介现象和出版行为，对于中国读者补充因1960年代中后期中俄文学交流阻滞造成的封闭无疑大有裨益，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俄罗斯文学的一贯重视。不过，不加选择地译介二三流作家作品，而置经典作家于不顾，会造成翻译成本的低下和翻译成果的浪费，不利于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整体发展。
（二）译介趋势丛书化
就整体而言，近三十年来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呈现出比较突出的从书化和规模化的趋势，表现出比较明显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俄罗斯文学各个时期、各种流派、不同思潮、各类风格、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作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及时的翻译。在各种单行本大量出版的同时，翻译文学丛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有关研究者统计，自1978年至20世纪末的二十余年间，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各类翻译文学丛书近二百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的综合性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翻译名家主译，注重翻译质量，颇具学术性和权威性。该丛书从1980年代初即以陆续出版，到2000年已出版作品逾百余种，其中大多数作品均是长销书和畅销书，在读者界享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和极高的文学声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着眼于20世纪外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文学成就，系统地翻译出版了多种名家名作和新人新作，极大促进了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发展的了解和文学创作技巧的借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以小开本典雅装桢的形式，陆续推出18—20世纪世界各国文学名家名作译本几十种。译林出版社的《译林世界名著》系列丛书，专门组织翻译家对多种世界文学名著进行复译，以较高的译文质量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和青睐。译林出版社的《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著丛书》紧跟世界文坛，翻译推出了一系列雅俗共赏、畅销卖座的作品；该社推出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首译和新译十几种世界各古老民族的英雄史诗，《伊格尔远征记》即是其中之一，不仅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审美价值，而且包含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除以上几类综合性的翻译文学丛书之外，还有从不同角度选编翻译的各类翻译文学丛书，其中俄罗斯文学几乎都是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比如从获奖文学角度编辑翻译的《获诺贝尔奖作家丛书》（漓江出版社）、《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工人出版社）等；从文体角度出发出版的翻译文学丛书，诸如《世界神话珍藏文库》（北岳文艺出版社）、《诗苑译丛》（湖南文艺出版社）、《域外诗丛》（漓江出版社）、《外国名家散文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十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囊括所有文学体裁和文学主体的翻译丛书，诸如《外国畅销小说译丛》、《海外名家诗丛》、《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世界民间故事丛书》、《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散文译丛》、《外国游记书丛》、《世界五大洲寓言精选文库》、《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世界神话童话传奇系列》、《二十世纪著名随笔译丛》等。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文学包含着众多类别，其中均涉及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从文学类别角度出发编译的翻译文学丛书，有《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外国古典长篇小说选粹》、《外国中篇小说丛书》、《世界短篇小说精华》等；从国别和地区出发编辑成册的翻译文学丛书，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俄国短篇小说选》、《苏联短篇小说选》，以及《英国／法国／德语国家／日本／东方短篇小说选》等；从地域和国别的角度出版的翻译文学丛书，有作家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丛书》等；从性别角度出发编译的翻译文学丛书，有外国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丛书《蓝袜子丛书》（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等；从主题、题材等类型学角度出发编译的翻译文学丛书，有《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14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三）译介版本复译化
近三十年来，以世界经典名著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学，大多出现了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新译本，由此形成译介版本复译化和多样化现象。诸如汝龙的翻译的《复活》，刘辽逸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力岗、查良铮翻译的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均是译者不断修订、重新打磨的佳作。这些久经磨砺的译介佳作，在提升译作质量、忠实原文的同时，也体现出译者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与此同时，有相当数量相似度较高的文学译本，先后出现在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译介中。仅以2005年俄罗斯小说为例，《复活》有三个版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四个版本，《童年》有六个版本，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原有版本的重印。这种大规模的复译现象，不仅存在于俄罗斯文学译介中，而是存在于整个翻译文学的共有现象：“大规模、大范围的复译现象，成为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之一。其中的是非功过，也引起了读者界的关注和文学翻译界的热烈讨论。”如何理性而客观地评价文学复译现象，无疑是值得密切关注和学理深思的。
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状况，文学经典的复译行为并非没有合法性和裨益。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德里达曾经指出：“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可以说，翻译是原作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延伸、衍生和复活，充分体现出跨文化的对话精髓和文学阐释的可能限度。也有学者指出，与时俱进传达时代精神的优秀复译作品，既是一种合法的文学经典的当下阐释和文化建构，也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积累和传承行为。与此同时，诚如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所言，“说诠释（‘衍义’的基本特征）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对任何文本的诠释和建构都有一个相对性和有限性，不能超出文本界定的大致范围；否则，过度诠释将导致解读的无限性和建构的任意性，从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走向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应该承认，大量彼此雷同的译本的推出和传播，会导致文学译本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正的精品名译会身处迷雾，被莠草遮盖，由此既使作品感染力大打折扣，也部分使翻译者蒙羞受辱。俄罗斯文学名著大量复译版本的不断出现，使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出现一种非理性的繁荣景象。虽然众多复译版本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复制粘贴式粗制滥造的复译作品却会降低读者的阅读期待。这将不仅扰乱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的整体事业，而且会破坏文学的译介生态，侵害翻译家的合法权益，其原因与出版社或书商们的利益追逐、图书出版市场利益的分化组合和译者的利益诉求等方面不无一定关联。
（四）译介方式系统化
伴随俄罗斯文学译介在数量上提升和质量上的深入，在共时性的拓展和历时性的跟踪，近三十年来，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的翻译逐渐从单行本扩展到选集或全集，从小说和诗歌延伸到书信和随笔，从文学作品拓展至理论著述，由此形成逐渐系统化的总体特色。
近三十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口碑良好的出版社团，在俄罗斯文学译介系统化方面成就卓著，功不可没。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普希金全集》（十卷）、《果戈理选集》（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七卷）、《屠格涅夫选集》（十三卷）、《托尔斯泰文集》（十七卷）、《高尔基文集》（二十卷）、《肖洛霍夫文集》（八卷）、《纳博科夫小说全集》等系列化作品，读者界反映良好。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推出《普希金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托尔斯泰文集》、《契诃夫小说全集》等重要作品，备受读者好评。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90年代先后推出“世界文豪书系”，其中包括《普希金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等系列，该系列丛书规模宏大、制作精良、装桢精美，可谓填补了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中的不少空白。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普希金全集》，译林出版社完成《法捷耶夫文集》等作品，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在读者界中也有着相当的影响。
可以说，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罗斯名家汉译全／选集的相继推出和不断面世，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价值。就译介传播而言，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更加理性而客观，愈加审慎而积极，在一定程度上已开始步入一个总结阶段；就文学研究而言，这种系统化的文学译介，既包蕴着高度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学理意识，也为学理研究和学术承传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就译介主体而言，丛书化的文学译介体现出不同与俄罗斯学界的中国立场和民族特色，即不仅重视人文精神建构，密切关注域外经典文学，而且紧跟社会时代脉搏，服务中国文学发展。
（五）译介主体专业化
伴随译介事业逐渐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翻译家译文集或论文集陆续出版问世，既显示出社会和文化界对翻译家工作的肯定和认同，对译者文学和学术地位的重视与褒扬，也凸显出译者作为译介主体的专业化、自觉化和学理化。
《瞿秋白译文集》、《巴金译文集》、《汝龙译文集》、《戈宝权译文集》、《卞之琳译文集》、《曹靖华译文集》等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的文集，纷纷编辑出版问世，成为1990年代翻译文学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仅如此，在大量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研究也陆续展开，显示出学术热情和学术理性的结合。此一时期，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叶水夫等中国俄罗斯文学译研事业的奠基人仍在笔耕不辍，留苏一代学者重归岗位，将一腔热情倾注到文学译研之中，新一代学人相继踏入学术研究行列，三代学人构成近三十年中国俄罗斯文学译研主体。全国性的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建立起来，各种专题的研讨会不断举行。由此，学者队伍的形成、学术组织的成立、学术刊物的创刊等各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空前繁荣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纷纷面世，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译和研究不平衡的局面已然得到基本扭转，一如著名学者陈建华教授所言：“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领域明显拓展。这一时期所取得成果既展现在数量上（在数量上已超过了以往全部成果的综合），也表现在质量上（研究的视角、角度、方法和规模都有了明显的突破）。这些成果或全面剖析苏联文学思潮，或以文化为大背景来研究俄国文学，或从新的角度切入重新考察经典作家，或认真探讨‘白银时代’文学，或特别关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学，或系统梳理中俄文学关系的发展历程，或深入评述巴赫金等思想家的文化理论，或多方位思考俄国文学史问题……”从吴元迈、薛君智、倪蕊琴到任光宣、吴泽霖、刘文飞等众多学者的系列著作，基于大量文献史料，从各种学术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呈现出俄罗斯文学意涵的复杂性和构成因素的多元性，引起俄罗斯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共同关注。这些体大精深而旁征博引的学术著述，不仅让读者看到俄罗斯文学不同于其他欧洲文学的特质，挖掘出令世人深感陌生而震惊的问题，而且引发俄罗斯文学何以深刻影响、如何影响20世纪中国等诸多重大问题。
（六）译介理念滞后化
较之文学翻译的空前繁荣和一派大好形势，翻译技巧理论、文学翻译理论、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呈现出译介理念滞后化特征。虽然戈宝权、曹靖华、草婴、高莽等名家的翻译体验、文化随笔和译介随感先后问世，但成体系、有规模、有特色的论述译介理念的著述却较为鲜见。进入1980年代后，《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和《翻译研究论文集》（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等数种论文集先后出版，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进行筛选和整理，并为此后翻译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提供了基本资料。《翻译通讯》（前身为《翻译通报》）于1979年的复刊，在1986年更名为《中国翻译》后，学术自觉性和学理深度性逐渐增强，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许钧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对俄、法、英、美、德等国的翻译理论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评介，极大推动了中国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广度。此外，郑海凌和黄忠廉探讨文学翻译和翻译机制的系列力作，诸如《文学翻译学》、《译理浅说》、《翻译变体研究》、《变异理论》、《翻译方法论》等著述，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当代俄罗斯文学译介理念的不足。
结语与展望
概而言之，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取得丰硕的成就和经验，表现出多元化和复调性的总体态势。在译介选题上，近三十年俄罗斯文学译介不仅涉及古典、现代、当代、当下的俄罗斯文学，而且兼顾主流文学、域外文学、边缘文学、白银时代、回归文学等多种文学层次，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在译介趋势上，近三十年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对象几乎遍及各个时期、各种流派、不同思潮、各类风格、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作品，呈现出规模化和从书化的趋势；在译介版本上，在日趋自由化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俄罗斯文学经典名著出现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汉译版本，形成典型的文学复译现象，引起不同的翻译评价和文化交流的争议；在译介方式上，在市场化和学理化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出版界先后推出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的选集或全集，形成比较典型的译介系统化特点；在译介主体上，诸多翻译名家的译文集、心得随笔的陆续出版问世，彰显着社会对译者的翻译水平和学术地位的重视与褒扬，表现出翻译主体的专业化特色；在译介理念上，较之文学译介的繁盛，翻译技巧理论、文学翻译理论、翻译文学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
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界和知识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复译现象部分出现、翻译水平良莠不齐和翻译群体边缘化等方面。随着商业化的侵袭、出版业的重组、文学翻译的窘迫，中国俄罗斯文学编译队伍呈逐年下降趋势。许多经验丰富的译者和编辑年事已高或即将退休，而年轻译者和编辑则转行从事英美文学或畅销作品，使得人才不足的俄语编译队伍愈加凋敝，呈现出老龄化和边缘化的总体趋势。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和传播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并非一人一方之事，亦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非一蹴而就之事。它不仅需要中俄两国翻译界、学术界和出版界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也要提高译者翻译水平和文学修养，更要健全翻译机制，翻译和研究并重，营造良好健康的译介引进和学术研究氛围。一如王蒙所言，“苏联文学的历史并非空白，苏联作家的血泪与奋斗并非白费。总会有一天，人类的一部分做苏联文学而进行的这一番精神活动的演习操练会洗去矫强与排他的愚蠢，留下它应该留下的遗产，乃至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蜕变出演化出新的生机新的生命新的梦”，在翻译界、出版界和研究界等多方通力合作下，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也将迸发出新的生机，新的生命，新的梦。
本文作者：王树福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