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翻译视野下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的学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作译并举的作家之一。作为作家，他以“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的娴熟的英语创作了四十多部英文著作；作为翻译家，他翻译和编译了大量作品，如《中国和印度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浮生六记》及《杜十娘》等，通过汉英译介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基于自己的翻译经验、思考和研究，林语堂在1933年发表了“论翻译”一文，系统地介绍了他独到的翻译观，从多个角度阐释了他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他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价值和超前意识，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近年来，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作为翻译家的林语堂，研究其翻译作品，但是大部分成果都局限于翻译策略与方法及译本的赏析与评价。［1］鉴于此，本文以林语堂先生最见功力的译作《浮生六记》为切入点，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从生态翻译视角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探讨和解读。 所谓生态翻译学，是指从翻译生态的角度出发运用生态理性翻译进行纵观的整体性研究。［2］该理论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详尽阐述了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翻译评价标准等翻译本体研究问题，并探讨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就是译者不断适应和选择的循环过程，而制约该循环过程的则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机制。［3］生态翻译学还提出了“整合适应选择度”的概念，指出翻译活动应该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进行“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4］本文拟结合翻译适应选择论及翻译生态学的核心理念，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作些探讨。 一、“忠实、通顺、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体和谐的系统，认为和谐统一是在翻译各个环节都适用的理念。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第一句话就说“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艺术”，［5］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出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5］ 也就是说，翻译是在透彻了解源语的前提下，采用正确翻译方法用顺畅的语言译为目的语的过程，从这三条中我们也能看到技艺和科学的影子，反映出翻译是技艺、艺术和科学三者的有机统一。之后，林语堂先生谈了翻译标准问题。他这样写道：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我们可依三方面的次序讨论。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我们并须记得这所包括的就是：第一、译者对原文方面的问题，第二、译者对中文方面的问题，第三、是翻译与艺术文的问题。以译者所负的责任言，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全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5］在“忠实”的问题上，他提议用“字译”和“句译”，他反对“字译”，认为“句译”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忠实并非字字对译，译者对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这是忠实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和言外之意，译者不仅要达意，而且要传神；此外，忠实的第三义即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5］在通顺的问题上，他首先考虑到译语读者的因素，提出译者对读者的责任，认为译者应忠实于译语文化的阅读习惯，按照译语的“行文心理”，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先有总意义而后分裂为一句之各部，这体现出他翻译过程的总体观。在“美”的问题上，他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的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翻译艺术文最重要的是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 总体来讲，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体现了达意与传神、整体与局部、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以及各翻译主体间的和谐共处。这些都是翻译标准在翻译生态系统中和谐统一的体现，而且他对译者三种责任的论述，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这与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的翻译理念也是一致的。 二、《浮生六记》的选择———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的实质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个定义表明了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选择性适应”还是“适应性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包括译者对“需要”、“能力”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翻译生态环境是多种因素的组合，包括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翻译动机和目的，个人的道德观、文学观、审美观、翻译观等诸多客观和主观因素，这些都会影响译者在文本选择上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又能反映出译者的思想观念。［6］换言之，在翻译生态环境制约选择译者的同时，译者也能选择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从而主导自己的翻译活动。［7］而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从文本的选择到翻译操作过程中具体策略的选择都是他对外部生态环境及自身心理需要的选择与适应的结果，体现了生态翻译学倡导的“译者为中心”的理念，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p#分页标题#e# 《浮生六记》是清朝文学爱好者沈复所写的体裁较为广泛的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以清新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他的婚姻爱情生活、家庭变故及闲情异趣和山水游记。作者和他的妻子志趣投合，在简朴的生活中，虽然穷困潦倒，饱受生活的折磨，但“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反映了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历经人生磨难仍然热爱自然追求真美的精神境界。该小说写作的特点在于“真纯率真”，处处表现出自然天性和本真心灵，即“性灵”之风。 林语堂先生选择《浮生六记》首先是出于对自我需要的适应与选择。在生活态度上林语堂追求自然闲适，崇尚本真，淡泊名利，追求自由与心理自适；在文艺观上，林语堂由于深受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推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论主张，认为应该在寻常的事物中谈出天趣、物趣、世情、人情来。《浮生六记》反映出来的中国文人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以及沈复夫妇不求功名利禄但求精神自由的处世态度与林语堂的生活哲学和文艺观正好契合，精神情感上的共鸣，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上的认同，使林语堂发愿将它译成英文。林语堂认为中国译论应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翻译主体双语能力，学识修养的要求之外，还强调翻译作品要与译者的个性气质相一致。林语堂根据自己的人生态度、性格气质和审美情趣，选择翻译这部作品，不仅找到了文学上的知音，更是满足了他内心对那种淳朴自甘生活的向往，反映出林语堂在张扬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的同时，努力抵制当时文学日益政治化的倾向，体现出他对译本的适应性选择及主体性。 林语堂选择这部作品翻译还反映出他对译语世界的适应与选择。他于1935年开始翻译《浮生六记》，当时的西方世界一方面政治经济发展异常迅速，文学作为反映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手段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学者为了摆脱传统的束缚，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开始转向他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之外的东方世界去寻找出路。［8］林语堂通过这部作品的译介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以及天然质朴的“性灵文学”主张和闲适自由的生活态度，而这也正是当时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在精神上的一种期待和需求，与工业时代被异化的人们自然产生的回归人类本性的方向相一致。 三、翻译过程的适应与选择及译者的“译有所为”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方法概括为以“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这三维为主的多维度转换，即译者要在这三个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而制约适应与选择的机制是“汰弱留强”。［9］在《浮生六记》的翻译过程中，林语堂先生一方面为了维护并向西方传递本民族语言文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和文学鉴赏能力，因此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种翻译策略，时而归化，时而异化，有时在处理同一个文化现象时归化异化并用，翻译方法也是兼有直译、意译、音译、注释、省略等，来传递原文的语言、文化及交际信息。但是这种灵活多变并非任意而为。这是林语堂基于自己精纯娴熟的英语水平的基础上，在考虑了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能力的前提下，以传播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和闲淡自适的处事态度等传统文化为目的，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个层面上适应性选择的结果。而且林语堂自称“前后易稿不下十次”。由此可见，他在翻译期间总是反复琢磨，可谓倾心倾力，兢兢业业。这个译文的不断修改过程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去粗取精”的过程，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汰弱留强”的过程。［10］ 生态翻译学提出的“译有所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事情，侧重于客观效果；二是指运用翻译可以做事情，侧重于主观效果。也就是说译者通过翻译这种创造性活动，可以自觉能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译有所为”或为语言创新，或为交际沟通，或为文化渐进，或为社会变革，或为文明积淀，或为译学发展。［11］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都体现出了这种译有所为。就其翻译思想而言，他提出的“通顺”、“忠实”、“美”的标准以及译者对原作者、读者和艺术的责任的论述，涉及到了“可译”与“不可译”、归化与异化以及读者接受的问题，此外他还从心理学角度指出“其实翻译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的关系，所以翻译问题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5］林语堂从语言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的角度论述了翻译的标准和本质，把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学研究提升到了文艺心理研究的高度，他提到的译者的三种责任从理论上强调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而且把读者反映纳入到翻译理论研究，揭示了翻译主体除了译者和原作者，还应包括读者。林语堂地翻译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很大的突破和发展，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更科学地揭示了翻译的本质，为我国译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此外，林语堂依托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及他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通过译介活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为促进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架起了桥梁。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旨在介绍异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从而在西方世界的读者心里建立一种中国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正是他这种“译有所为”才让我们更深层次地认识到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价值。而《浮生六记》英译本备受西方读者喜爱，它能够长期流传、经久不衰的事实本身也印证了生态翻译学“适者生存”、“适者长存”的法则。 四、结语 本文一方面运用翻译生态学诠释了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与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对林语堂先生翻译思想与实践的探讨，反观了生态翻译学的解释力。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体现了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及各翻译主体的“和谐共处”；《浮生六记》译本的选择反映了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在具体翻译操作过程中归化异化策略的交替与并行反映了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个层面上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林语堂为译论研究及中西文化融合的贡献反映了译者的“译有所为”；英译《浮生六记》十多次的易稿及该译作的长期流传反映出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及译本的“适者长存”。作者期望本文能为林语堂翻译思想及实践的研究有所启发。#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