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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翻译需要用到“神似”“形似”“直译”“意译”等语言转换领域的重要规则，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很有必要。笔者认为自己对这方面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希望能与译界同行共同对此进行探讨。 一、我国外文题目翻译之严谨的译风 好的题名对一部作品非常重要，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一般都要求作品题名要简洁生动，突出主旨，而且要统领全篇，令人一看就有阅读的欲望。“立片言以居要”，一个精彩的题名并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构思出来，需要花费很大的心思，精心琢磨才能定下来。《子夜》是茅盾先生的著名作品，作为当代的文学界泰斗，对该书名的拟定也不是一蹴而就，颇费了一番工夫。他在对该书命名时有三个备用名:《夕阳》《燎原》和《野火》，最初茅盾对《夕阳》这个名字很中意，因为这个名字很符合当时的时局，寓意表面全盛的蒋政权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最后为了符合革命形势的发展，该书定名为《子夜》，取黎明即将到来之意。为了做到形神兼备、更好地表达主旨，该书定名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可见定名之难。戈宝权先生作为翻译界的老前辈，就曾针对立书名“居要”难的问题在《谈译事难》一文中专门提出，有一节的名字就是“翻译书名难”。其实译书名，除了要求译者能掌握原文的“居要”外，最难的是选择形神兼备的另一种合适表达语言，努力让译文具有不输于原文的风采。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独有的社会背景和地域文化，要正确解读作品的内涵，就对译者驾驭两种语言文字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要求译者对不同语种的文化内涵及其背景有深入的了解。只做到这两点还不够，具备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科学正确的译风尤其重要。 二、我国外文题目翻译之特点 翻译外国著作在我国已经有一百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国的翻译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译”“意译”之争在我国译坛已有数十年，姜椿芳先生作为当代译著界很有名气的学者，对译风的演变他这样认为:中国的译风经历了三代:第一代以“意译”为主，严复前辈是代表。第二代译风是“宁信不雅”，鲁迅先生是提倡者。第三代译风是尊重原文、等值翻译，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译风。这种译风对译者的要求更高，既不同于直译，也不同于意译，要在尊重原文、不改变原文意境的基础上，传达出原文的韵味。这种结论得到译界的认可，结束译坛数十年的争论。它在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道理，直译和意译作为翻译的必要手段，绝不等同于死译和乱译，也没有轻重、主次、优劣之分，在翻译时只有根据需要将两者密切融合，才能做到对原文完美表达。 评价一个译者的水平，不考虑语言因素，实际上就是对译者掌控直译和意译能力的评价。但是译者在译著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一点，那就是不管采取哪种翻译手段，遵循哪种翻译方式，忠实于原文这一点不能变，实现形神兼备的等值翻译是最终的目标。这一准则在笔者看来，既适用于一整部作品的行文，又对作品的题名翻译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一部作品的题名，显示着一部作品的灵魂，要让读者一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整个文章的光辉，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 同时作品的题名要与整部作品融为一体，同时又要高于行文，通过简短的寥寥文字，表达出洋洋数十万言的主旨和精髓。所以一部好的译著题名，不仅仅是几个文字那么简单，它是作者投入大量的精力精心雕琢的结果，表达着作者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驾驭文字语言的功力。笔者认为，直译是译著题名的最好方式，尤其对以主人公姓氏命名的题名，应尽可能直译。这种貌似平淡的题名其实有着深奥的内涵，含而不露显示出其独有的魅力。我们以《红与黑》为例，《红与黑》是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作者司汤达尔是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红与黑》之后，他又著作了《红与白》，“红”“黑”“白”，很简单的几个字，却给人们带来长久的思考。对于该题名的内涵，从19世纪开始经过了20世纪，再到21世纪，国内外学者对于“红”“黑”“白”的探讨还在继续，至今仍无定论。题名的深奥可见一斑。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托尔斯泰的大作《复活》的含义:该文中的复活贯穿了整个文章人物的精神道德变化，复活这个词被赋予的是精神道德的再生，生—死—生的思想道德变化历程时时体现出题名《复活》在文中的统领作用。 我们都知道西欧文学和我国的文学不一样，尤其是作品的题名，用主人公姓氏命名非常普遍，这种直接的命名让人一眼就能明白贯穿主人公命运是作品的主线，很好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对于这类作品的译著，都是采用题名直译，使读者对主人公的形象印象深刻。像大家熟悉的以主人公题名的国外名著《奥勃洛摩夫》《安娜•卡列尼娜》《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提到这些作品的名字，读者就会联想到作品主人公的形象，并对此作出生动的刻画，比如提到优柔寡断，大家就会想到哈姆雷特;看到《奥赛罗》这个名字就会联想到主人公是嫉妒形象的代表。读到堂吉诃德就会将他和愚勇联系在一起，描述能说不能做的形象时就会想到罗亭，这就是主人公题名所取得效果，相反，如果换成中国式婉转的题名，效果会完全不同。在这里要提醒译著者一点，那就是在直译题名时要详细了解题名背后的语言，切忌粗枝大叶，只理会字面意思，这样就会因为扭曲了某些典故而闹出笑话。 三、我国外文题目翻译之重点 虽然我们讲到最好直译题名，但是有些题名并不能或者不适宜这种直译方式。翻译实际上就是用不同的语言对同一著述进行表述，但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存在差异，所以在译入语中并不一定都能找到等值的表达语言。而且只是一味地直译，往往不能表达原文的意境，甚至会完全背离原文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意译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在完整理解原著的基础上“易其所无”，而不能断章取义，抛弃原题另起炉灶，起的题名与原文差之千里。这样的译著就使原著的整体结构遭到破坏，也令读者领会不到原文的艺术美感，是对精美艺术的亵渎。《巴黎圣母院》这部著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这是法国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作品，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经典代表作，无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都堪称完美。在我们现有的译著中对该题名的翻译有很多种，《活冤孽》《钟楼怪人》《我们的巴黎圣母》或《余之巴黎妻》等，这些名字都是对语言机械的翻译，根本没有领会文章的精神实质。#p#分页标题#e# 无论哪个名字都不能像《巴黎圣母院》这个名字一样赋予作品深刻的寓意。巴黎圣母院这座古老的教堂是基督教信徒朝拜圣母玛利亚的圣地，而正是在这片世人眼中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却在上演着最不圣洁的悲剧，雨果通过写实巴黎圣母院的自然美来衬托现实社会的丑恶，通过对比的原则突出了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思想。“立片言以居要”，作者对著作的题名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而我们有些译著的机械直译却破坏了这种文学的美感，令作品失去原有韵味。 现在在我国的出版界和影视界，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成为创作的导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追求“票房价值”，迎合普通大众的娱乐口味，标题已经被改动得看不到原有的意义，希冀通过香艳刺激的题名吸引大众的眼球。《勾魂摄魄》的原名其实是《难忘的一夜》，而《北非谍影》的元神就是《卡萨布兰卡》，一部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奖的影片题名被译得面目全非。像这种翻译和我们所谈的译著应该区别对待。 我们在讲译著外国作品要直译意译相结合，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尽量直译，而不是机械直译。其实外国译者在翻译我国作品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外国译者糟蹋中国文学名著》的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叙述:《西厢记》法译取了个长名《热恋的少女———中国十三世纪的爱情故事》;《聊斋志异》英译成《人妖之恋》……看到这么骇人的名字，我估计每一位中国读者都会对自己国家的作品被译得面目全非感到愤怒，觉得那是对我国文化的不尊重。 所以这篇文章的作者给他的文章命名为“外国译者糟蹋中国文学名著”。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翻译外国作品的时候同样存在，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彼菲尔》在我国的中文译名之一是《块肉余生记》，曾经为了这部书的题名而心潮起伏的狄更斯，如果知道有人这样“糟蹋外国文学名著”，是否会和中国作家产生同样的感受呢?所以说，真正的意译必须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进行题译。对于不宜直译的题目，在力求保存原题的韵味的基础上进行变通。我国有些译著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四、我国外文题目翻译之精华 在对有些题名译著时，要采用直意相融的方法，这种方法并没有什么规定，完全根据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自具衡量，即义定名”，根据语言环境的需要做部分的保留，其余的部分可以进行适当的改变，实现等值翻译。有些时候，只是一个字的改动，就会令题目意境大变，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对著名电影《魂断蓝桥》的译著就是直意相融的佳例。 《滑铁卢桥》本来是该电影的直译题名。而我国读者熟悉“滑铁卢”一词是因为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提到这个词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拿破仑兵败的战争，这次战争成为拿破仑征战的转折点，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附近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是这一题目呈现给读者的影像，人们联想的根本不是发生凄婉动人爱情故事的伦敦。这种名字的歧义很容易让国人产生误解，为了不歪曲电影的题名，作者在翻译时在保留原题名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变通和补充，原作的内容通过“魂断”二字得到充分的表达，既形象又贴切，同时又利用了中国人熟悉的蓝桥，《魂断蓝桥》的题名成功实现了“洋味”的“汉化”，成为我国翻译史上有口皆碑的佳译。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要善于将“洋味”和“汉化”有机结合，不一定非要过度追求汉化。在充分照顾汉语规律和文化背景及习惯的基础上，适度保留些“洋味”会增加译文的风姿，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笔者认为，抛开原题，改头换面的翻译手法在译著时并不可取，这种手法根本不能和“意译”相提并论。这种做法不仅显示不出原题名的内涵，也让读者体会不到应有的韵味和意境，对原作品的思想统一性和审美完整性也是一种破坏。所以，直译是笔者认为最为可取的译题方式，这样做既可以保持原题名的味道，保留了整个作品的原貌，又求得了题名和正文的统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