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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当今的翻译研究领域，翻译行为的多视角研究成为热点，翻译伦理研究的兴起是其中的一抹亮色。法国著名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曾提出有必要思考翻译正当的伦理目标(Berman，2000:285；转引自彭萍，2008:24)。2001年《译者》（TheTranslator）又推出了《回归伦理》（TheReturntoEthics）专刊，凸显翻译界对翻译伦理问题的极大关注。 但是学者们的关注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例如LawrenceVenuti提出的“差异性伦理”（theethicsofdifference）（Venuti,1998:81）和AnthonyPym提出的“跨文化交际伦理”（theethicsof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Pym，2003:2）等。本文则侧重论述道德因素对译者的影响。因为译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浸染在舆论或伦理道德中，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并非会严格按照忠实的规约去操作，会出现译者有意识的不忠实行为，而这样的行为产生了什么后果，又会受到怎样的评价？本文就以发生在《叶问Ⅰ》和《翻译风波》这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身上的一系列事件为例，从语言文字层面和道德层面论述译者有意识的不忠实行为。 2.语言层面上的“不忠实” 传统翻译伦理建立在“忠实”的基础上。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译者要么对原文文本、要么对原文作者保持忠实（同上:1）。对比中西方翻译史，关于“忠实”的翻译是有着相似的根源的：中西大规模翻译活动（指笔译）的发起及其展开都与宗教文献的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是《圣经》的翻译，在中国则是佛经的翻译[……]他们都是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把原文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对着原文字斟句酌，逐行推敲,谨小慎微,殚精竭虑，惟恐在翻译时稍有不慎而影响忠实地传递原文的思想，从而歪曲了上帝的旨意、佛祖的教诲（谢天振，2010:5）。正是因为面对大量的宗教文献，使得信仰宗教的译者们都是诚惶诚恐地去翻译，所以才有了忠实的传统流传至今，这是翻译实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是译者在文本层面忠实于原作的表现。 但是传统的忠实伦理已经不在翻译理论中广泛流行了，因为它仍保持着对译者任务的一种社会偏见（Pym，2003:2）。这种偏见认为译者应该忠实于原文或者原作者，而且忠实伦理束缚了译者的能动性，增加了译者对原文或原作者负责的压力。实际上，在当今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是由译者、修订者、技术工程师甚至包括作者和客户等成员组成的一个小组来完成的，而不是由单独的译者去对整个事件负责（同上:2）。同时复杂的社会环境，道德、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等因素都对译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译者的个人伦理与职业伦理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译者会最终被迫做出激动人心的决定——他们愿意在何地、何种情况下去工作（Robinson,1997:25）。所以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有时候会做出有意识的不忠实举动，而这种有意识的不忠实看似违背了译者的职业道德的约束，实则是为了在更高的层面获取更大的利益（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利益，而且涵盖了对译者心灵的慰藉等精神层面的利益）而做出的正确选择。此时就无法用具体的翻译策略来解释译者的行为了，而翻译伦理则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对译者的这种行为给予了合理的阐释。 例如在电影《叶问Ⅰ》中至少有三处场景体现出了译者有意识的不忠实。首先，当三浦将军踢给叶问一袋他打赢后所获得的米时，说道：“再来吧”。 李钊翻译为：“他想让你再来”。叶问说：“我不是为这些米而来的”。李钊却翻译说：“他会再来的”。三浦又问叶问：“你叫什么名字”？李钊对叶问说：“他想知道你的名字”。叶问回答：“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李钊翻译为：“他叫叶问”。叶问要为同胞争口气，就挺身而出打败了嚣张的日本人，维护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在面对日本军官的询问时，显示了民族气节，给出了每一位中国人心中的答案。殊不知这样的回答定会惹怒日本军官，所以出于保护叶问的目的，李钊篡改了叶问的回答。 其次，当日本人跑到叶问好友周清泉的工厂去找叶问的时候，佐藤上校对着工厂的工人大喊：“叶问在哪里？”作为译者的李钊及时站出来对大家喊道：“大家千万不要说话”。此处虽然仅有短短的一句话，却将李钊的机智和勇敢描绘得淋漓尽致。李钊做出这样极其不忠实的翻译行为，一方面是为了稳住日本人，缓和剑拔弩张的气氛，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工人和叶问的安危，确实不能让工人们透露叶问的下落。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既要保护工人免受伤害，又要确保重要信息不能外泄。 我们再来看第三处，三浦要求叶问教日本人学功夫，叶问回答：“我不会教日本人功夫，你那么想看我打，我就跟你打”。李钊译为：“他说他会好好考虑做教官的事，他还说想与三浦将军您切磋”。在这句话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李钊的用词。叶问说要跟三浦“打”，但李钊翻译为“切磋”，并且叶问用的是“你”，李钊在翻译时却替换为日语中的敬语“您”，语气上减少了许多锐气和锋芒，多了些缓和。 上述三处场景清楚地展现了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伦理不可能被忠实的概念所约束”(Venuti,1998:81)，所以译者突破了忠实原则的束缚，他/她没有选择与原文一一对应的翻译策略，而是根据场景，在不违背译者良心的前提下，自由发挥，所以出现了“不忠实”现象。事实上，译者作为一位社会人，他/她的翻译行为必定受到多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会加入自己的感情。而且从译者的动机来看，在感情层面上，李钊的翻译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师傅不受到伤害。李钊作为一名译者，虽然被叶问骂为走狗，而且面对凶残至极的日本人，他自己被殴打致头破血流，但是仍然竭尽全力保护师傅及其家人免遭日本人的毒手。#p#分页标题#e# 其实“有些译者显然不能选择不为哪些具体客户服务。比如目前在伊拉克，译者就没有很多选择，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需要养家糊口。如果你被迫无奈为你不信任或不尊重的客户工作，而且这个客户还在侵略你的国家，屠杀折磨你的同胞，那么在我看来，你完全有理由运用语言（和其它）技能来打击她/他所属的机构”（Baker&Chesterman,2009:37）。正如电影《叶问Ⅰ》中，李钊要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去为日本人做翻译，也是无奈之举。 尽管日本人是李钊的客户，但是这些侵略者却在迫害或屠杀中国人，这样的情况正符合上述情形，并且李钊也像Baker所赞同的那样，采取了符合正义一方的伦理道德的行为。他竭尽全力用“语言技能”去保护同胞，防止日本人的阴谋得逞。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李钊为什么不忠实于他所谓的客户——日本人了。可是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李钊也要活命。所以在当时那样动荡的环境下，仅靠一个译者是不可能拯救所有人的，即使是一代武学宗师——叶问也无法做到保护每个国民都不受伤害。不过叶问和李钊都选择了勇敢地去面对列强的暴行，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身边人的安全以及维护国家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 纵观历史，译者的作用主要由当时的权力层级结构以及译者在其中的地位决定的。在这方面，如果你或你的同胞在这个层级结构中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最道德的立场或许是，以另一种忠实——忠实地抵抗——的名义，在翻译的时候绝对地“不忠实”。 （Cronin,2002:58-59;转引自Baker&Chesterman，2009:37）电影《叶问Ⅰ》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为时代背景，来展现一个译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而选择不忠实的翻译策略。正如前段所言，在侵华战争中，中国在“层级结构中”，正“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所以译者选择了“最道德的立场”——绝对的“不忠实”。 因此人们对李钊机智勇敢行为的钦佩，不会因为他的不忠实翻译而削弱，反而会认为他是位尊师、爱民的合格的译员。 如果说，电影《叶问Ⅰ》中的不忠实情况重点体现在语言文字层面上，那么，下面电影中的例子则是在伦理道德的精神层面。当译者面对道德上的“对与错”时，她/他该作何选择？ 3.道德层面上从“保密”到“泄密” 对于EmmanuelLevinas来说，重要的一点是，伦理不能被社会或者历史的压力所镇压，尽管它会引起社会或政治的变动。因此Levinas坚持伦理高于政治（Baker&Saldanha，2009:101）。电影《翻译风波》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在电影中，一名在非洲出生的联合国口译员希薇亚•布伦（SilviaBroome），有一天在无意间听到有人用只有包括希薇亚在内的少数人听得懂的非洲土语，讨论一项暗杀阴谋，暗杀对象是即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的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当她听到这个惊人秘密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也成为凶手的追杀对象。随后她向相关单位报案，托宾•凯勒探员（TobinKeller）被指派保护希薇亚•布伦的安全。经过二者的合作及密切调查，最后得知这场诡谲多变的政治暗杀行动是为了让那位总统摆脱因独裁统治而走进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最终电影揭示行动失败，那位戕害人权的独裁统治者也被绳之以法。虽然这只是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当译者得到的消息，尤其是与政治纷争或社会稳定相关，是选择为了保全自己而缄默，还是选择为了保护更多无辜人民的生命不受威胁而揭露这些不法活动？此时的译者已经不会再纠结于是否忠实地翻译原文这种语言文字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在翻译行为发生前，操纵译者行为的伦理道德的层面。 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Baker教授曾在与AndrewChesterman教授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译者“收集他们非法活动的证据，以（在适当的时候）揭露他们的阴谋，使他们‘胎死腹中’。这种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吗？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合乎道德规范的；不采取行动阻挠客户的行为，反而是不道德的[……]我们是在和活生生的人而非机器打交道，任何行为准则或‘职业精神’的言论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永远不能。”（Baker&Chesterman,2009:38）随后Baker举了一个实例：凯瑟琳•甘曾经是为英国政府工作的议员，2003年她以叛国罪被审讯，但在很多国际名人的帮助下最终胜诉。甘向报社泄露了绝密信息——美国为了促使联合国通过授权攻打伊拉克的决议，要求英方协助美方窃听了几个国家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办公室（见英国《卫报》的报道，2004）。现有的任何道德准则都不会建议人们泄露客户的秘密，然而在这个案子中，甘（以及她的很多支持者）确信自己的行为是合乎道德规范的。据报道，她曾经说过：“我对自己所做的事一点都不感到内疚，所以我不会承认自己有罪，即使我会因此而获轻判”。（Baker&Chesterman,2009:38）正是因为有了道德这样坚强的后盾作支撑，译者良好的修养和善举以及社会对译者及其所揭露事情的关注，才让凯瑟琳•甘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和理解。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硬性的职业标准或者法律法规等指标来制约甚至是惩罚凯瑟琳•甘的行为。 按照职业素养，译者在翻译中要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应该将个人偏见或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强加给他人（许钧、穆雷，2009:197）。尽管有如此职业素养的要求，但是完全不介入、不干涉的翻译根本不存在，即便是译者想保持绝对中立也不可能。考虑到译者也是有良心和道德判断水准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情况：译者自己觉得无法避免以比较直接的方式介入（Baker&Chesterman,2009:38）。 所以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伦理道德的操控使得译者从恪守职业准则的“保密”变为“泄密”。#p#分页标题#e# 4.总结 翻译伦理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释翻译过程中有意识的不忠实翻译行为的产生原因，以及阐释伦理道德因素对译者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两部电影取材于生活，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手法将译者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面对种种压力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时所展现出的机智和勇敢诠释得淋漓尽致。虽然译者应该严守职业准则，如机器一般不带任何感情而且是忠实地服务于她/他的客户，但也阻止不了伦理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默默地操控、衡量、拷问，甚至是支持着译者的行为。 于是才出现了与职业操守背道而驰、却能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译者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