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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艺风先生在04年8月出版了《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作为“翻译与跨学科研究系列丛书”之一。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就文学翻译的本质进行探索,即探讨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尤其对文学翻译的特质及所涉及的关键性理论问题提出准确的描述和展开详细的讨论,系统深入地研究与文学翻译相关的重要理论,在话语、文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揭示文学翻译的规律和特质。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十二章,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绪论、翻译理论(第一至四章)、文学翻译(第五至八章)、翻译中涉及的文化问题(第九至十二章)。 孙艺风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视角转换的益处和必要性、阐释在翻译中的作用、以及在翻译过程以及阅读过程中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难以及相应的处理策略。可以说,这三项内容贯穿全书始末,相互交融,构成全书主线。 在绪论中,孙先生开门见山地对三个问题做出了评论。一、转换视角可以改变心态与观念,相对单一的本土文化视角应借助它者的视角,从多个角度看待文化差异,“本土文化若要保持真正的个性化,必须要呈现多元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尽可能以多元的视角,综合考虑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除译入语文化视角外,还应包括源语文化视角,以及源语文本作者的视角。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更应该站在一个足够高远的视角,纵观、把握翻译活动的全局,并尽可能地将涉及的各种因素纳入研究视野之内”。二、文学批评与阐释息息相关,既然是文学翻译,势必要诠释文本,而在诠释文本时,由于文学意义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因此,阐释不仅仅是意义的翻译,更有寓意模糊性与延伸的翻译。三、翻译的真正挑战在于文化信息的交流,而不应仅仅关注语言间的差异。许多翻译问题,尤其是争论不断的不可译性问题,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而不是语言差异。不同文化需要经过嫁接才能相互通融,相互补充。文化的互文关系是对文学翻译的最大挑战。孙先生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翻译规范问题:译者在受到翻译规范的约束后,如何协调原作的语言风格和阅读的审美视角,即是应该注重翻译规范,还是应该强化翻译的主体性。 翻译理论(第一到四章)经验总结可以是理论的基础,但不等同于理论,理论大于经验的总和。就翻译而言,原作者的意图和动机以及译者的意图和动机难以用经验来解释清楚。孙先生还提到中国翻译界的一个认知误区,就是希望建立所谓的中国翻译学。翻译学没有什么国界可分,建立自我封闭式的所谓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只管外译中,不理中译外,那该理论的褊狭性就难以否认了。关于翻译理论术语的问题,孙先生通过对“equivalence(对等)”、“sourcelanguage(源语、原语)”等词各方面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关键性术语可能涉及到的巨大复杂性。对术语不加以规范统一,可能利大于弊。各种语言有各种语言的长处与特色,语言联合文化特色,使得该语言、文化中的读者及学者对某个词,包括术语,产生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化下的读者及学者的理解和细化,即不同语言文化促使人们看待学术术语时采用不同的视角,这样也就改进、细化了术语。“多元”地翻译和使用学术语,可以增加学术的活力,有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当然,充分利用术语灵活性的同时,还要注意术语的统一性。 译入语读者视角势必与源语读者的视角不同,因而产生译入语读者与源语读者之间的距离。距离和视角息息相关,视角的转换可以立即改变距离,从而促使交际的顺利进行。人为地操纵距离给翻译提供了调整、取舍、变通与归化的空间。翻译问题通常是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客观距离造成的,而翻译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人为的距离方能解决。视角的把握有助于距离的调整,其后便可以进行各类变通。符号之间的有效交际关系是通过距离的不断调整来完成的,人为地制造翻译距离可以缩短客观上存在的语言距离。关于意识形态,孙先生认为译者意识形态的存在会对翻译产生干预,但不应夸大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除了意识形态这一文学作品的审视角度之外,文化视角同样必不可少,二者关系互补。文化冲突比意识形态冲突更为常见。巴特(RolandBarthes)的“作者之死”不等于源语的意义尤其是文化内涵可以随意弃之不顾或任意宰割处置,因为代表其文化生态的源语文本有其文化意旨,可以规约意义。 过分强调忠实反映了对翻译活动认识的简单化。翻译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妥协意味着接受某种程度或形式的异质。翻译时,为了完整表达源语的意义,目标语本身必须不断扩展以与源语相匹配,这也会使目标语系统趋于完善。翻译行为总是试图消除两种语言及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异质,就算明知不可为,也不断地设法制造某种“假象”,让人真伪难辨。异质的消除是徒劳无功的,文化交流的意义是通过对异质的了解和借鉴,更好地认识、丰富和发展自身。 翻译的前提是准确无误的理解,如果意义得不到准确的把握,风格的传递便无从谈起。 话语信息的传递不是自动的,需要解码,即释义。所谓“不可译性”,除了在翻译转换时所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等因素外,还与源语文本的意义不确定性有直接关系。阅读的寓意与语境有着直接的关联,语境对于意义的产生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在该书中有进一步的论述,突出强调语境重构对于翻译的帮助。 译者应重视阐释道德,即不可依自己的好恶对源语文本任意删略、发挥,或者厚此薄彼。 文学语言与文学翻译(第五到八章)翻译文学作品时,需要注意到语言的特质,而不能简单地翻译意思或意译。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甚至可以说,简单地传递意义的基本信息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为了达到艺术目的,作者常常重新建立审美机制,通过独创更新而生出新的美感。制订翻译策略时更应努力克服死板僵硬的翻译,使译文保持鲜活态势,在增加包容性的同时(可使读者从中受益,获得不同的视角),理清交错缠杂的互文和文化资源的关系,使得翻译语言同样具有强大而神秘的内驱力和无限的可能性。翻译时,应对原作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审视和挖掘,以更多样的方法阐释和复原,并充分考虑审美文化差异,小心谨慎地进行文化移植以及对意象结构的调整与整合。#p#分页标题#e# 在文学作品中,信息是怎么传达的,怎样歪曲的,怎样传达不完整充分的,或者是如何不传达、从而造成信息亏损的,都与编码与再编码有紧密的关系。这其中牵涉阐释学,更包含效果传递的问题。再编码时不应只注重形式上的模仿,还有整体效果与风格的模仿。译者在重编码时不可仗着已经解了原码就随心所欲地翻译,他需要在二者之间不断调解。翻译的目的不只是语义的传递,而是整体的意思。 意思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体,决不仅限于语义,而是各种关系的总和。翻译的对象除了基本语义外,还有一些相关成分不容忽略,如语气、隐喻、效果等。翻译的挑战之一是在分析了各种成分的组成和特征之后(这一步骤本身已很难),如何最大限度地在目的语里包容与合成这些成分。 应区分直译与硬译,矛盾的观点是二者的区别标准是检验译文读者看懂和看不懂。但直译有时也无法达到交际目的,例如隐喻对象属“文化特有项”时,译入语读者就会很难领悟。 汉语的字或词在形式上没有单、复数之分,也无冠词确指,所以某些细微意思难以简洁地传达出来。孙先生在这里提到一个概念,即场景的重构,随后接着的是语境的重新构筑。在重构语境后,译者的功能有近似于作者的地方;由于没有现成的对应值,他需要对自己的语言负责,杜绝或减少误解的机会,同时还要设法最大限度地将原语的信息及包含的引申意义传递到译文里去。(译者可以避过分析原文这一步骤,而把这个过程留给读者。 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与文化体系。 规范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直面了翻译所涉及的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中的差异,尤其是在语言方面的惯例。翻译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对译入语中规范的存在有清醒的意识。主体意识同样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翻译时应进行适度变通。变通有别于归化,变通至少兼顾了“充分”与“接受”,变通在二者之间不断游离,相机而行,以待良策,而归化主要着眼于“接受”,甚至可能肆无忌惮。规范与主体意识密切互动,翻译透过主体意识,遵循一定语言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规范,使意义从源文本转入译入语文本。在文本转换的过程中,规范可能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翻译不能无视其存在。规范制约翻译的同时,还驱动翻译进行创新。 翻译中文化问题的探讨(第九到十二章)不可译性是翻译中所涉及两种语言之间文化不相溶性的一部分。对不可译性的论争实质上源于对文化的考虑,而不仅是出于对语言特征的考虑。“文化翻译”一词,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是指全球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述行理论,这使全球社会认识到了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性。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各自有其特性,但是我们必须要穿越翻译中文化所指(culturalreferences)的莽林。翻译是在各个文化之间进行斡旋、调节,因为文化是根据其时间与地点而得以界定的,所以,文化“他者”得以在翻译中保存下来。有些文化之间是没有直接对应与对等关系的,所以想要尽善尽美地解决“翻译”问题极具挑战性。一种文化能否发展,有赖于从他者文化和传统中获取新认识与理解的能力。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源语的意义,既有历史的,也有文化的原因。既然所有文本都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生成的,那么,译文则自然不同于原文。译者的工作之难就不仅在于语言上的翻译,更是历史的与文化的翻译。对他者文化的开放性,使得译者可以对来自他者文化背景和区域性传统的作品进行充分翻译。 代表或体现某个特定语言系统的、富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信息恰是翻译需要传达的内容,也是译入语读者想要获悉了解的主要方面。我们需要转换的不只是语言符号,更有文化符号,譬如含有浓缩了大量文化信息的隐喻,其可译性就是严重的挑战。与形式和内容有直接关联的是隐喻,尤其是文化成分含量高的所谓文化隐喻(culturalmetaphor)。跨文化翻译时,不可贪图便利,走只译意义的快捷方式,应注意在译入语系统理搜寻对应的隐喻形式,或调动各种修辞手段重构、甚至再创隐喻,尽量保留隐喻所具备的想象空间。翻译研究应涉及到文化学的研究与借鉴,从而超越仅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讨论翻译差异。文化翻译是传递信息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不应拘泥于狭义的对应值寻找,更应设法在文化的层面进行沟通、协调,在多变形式的选择中,挑选、改造有关形式,以获取最佳值。在某种意义上,信息的传递是语境的传递,这样可以使意思有相对的稳定性。只有语言层面上的沟通与文化层面上的沟通相结合,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译者是文化使者,同时相对于原作者又是他者,但似乎难当一个无意识的传声筒。一方面,译者希望有自己的话语空间,不愿做没有主体功能的他者,另一方面,有时他者又显得十分令人向往甚至着迷,恨不能由他者取代自我(希望传播外来文化的渴望)。鉴于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方式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自然而然地,翻译研究也要将意识形态纳入研究范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拨开语言的迷雾,不难看到文化信息后面蕴藏的意识形态意图。对于文化的话语霸权需要颠覆和消解,而提倡包含差异的多元化文化社会,就是对付不平等的有效途径。 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改变视角从文化层面看待翻译可以更方便地解决很多原本难以解决的问题。本书谈及的内容其实远超过题目所及,孙先生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尽可能清晰地说明了翻译中可能遇到的大多问题。 如寓意模糊性与延伸的翻译可以通过语境重构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文化的互文关系是对文学翻译的最大挑战,单单的直译可能无法完成目的,可以联合适度的规划、意义及变通,而站在原文化视角可以协助译者理解原文,进而翻译到位。由于译入语规范也会限制直译,应尽可能繁荣、进化译入语及译入语文化,使得翻译与译入语之间相互促进。 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比赛,更是不同文化的比赛,比赛的目的不是比高低,而是增进友谊相互促进。别人有别人的身体素质(有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有的是由于现实差距形成的),从而形成相应的技战术。我们虽无法一味模仿,但可以通过媒介———翻译,对其进行充分的分析、认识和了解,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甚至全部吸收。#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