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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和归化是翻译中两种不同的策略。1813年，德国古典哲学家Sc讨eiermaeher在他的Onthe残fferen:Methe刁sofTranslating一文中最早对这两种翻译策略做出界定: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段hleiermaeher，1813见5.Rainer&B.John，1992)”在这里，他并没有给定两者明确的概念名称。
一直到1995年，美国翻译家L.Venuti在其TheTranslator’Sl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meth记)，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昭method)(venuti，1995见孙致礼，2001)。简言之，异化法和归化法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译者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异质因素”，也就是“洋味”(foreignness)，—原文的结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而后者则要求译者最大限度地使译文符合译人语的句法结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降低“异质因素”对译文读者的理解造成的障碍。
“异质因素”要不要保留，一直是饱受争议的话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宁顺而不信”的倡导下，中国的文学翻译都是以归化法为主;在翻译过程中都力求西文汉化，汉语西化。钱钟书在《林纤的翻译》中，把“化境”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拗口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人于‘化境’……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钱钟书，1985见萧安溥，2002)钱钟书所讲的“化境”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化。然而在谈到翻译的问题时，普迅先生曾说:“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蝎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味呢?……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其实世界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也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它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1985见萧安溥，2002)很明显，鲁迅是赞成异化的。
关于归化与异化，从古至今，众说纷纭。本文将从文学的三个方面文学性、语言形式和文化因素讨论其与文学翻译的关系，借以说明异化翻译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
一、文学性与文学翻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同于一般的非文学作品(如科技文章)，它具有审美的功能。文学语言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它更多地是为了取得某种修辞美学效果，即是为了使语言表达更形象、生动，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以加强语言的表达效果，它本身就是文学或艺术审美的目的。
换言之，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就在于语言本身。这里我们要谈到的语言形式，不是指抽象意义上的语言，而是指文学作品中语言的体裁、结构、形象描写和修辞手法等。
Fowler指出，文学是对语言的“一种创造性运用”和“对陈规旧习的抵抗”。艺术的目的是传递事物被感知而不是被了解时的感觉。艺术的技巧就是要使事物“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使形式变得难解，加大感知的难度。感知的过程就是审美本。艺术的技巧就是对事物的艺术性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Fowler，1986见王东风，2001)R.Jakobson指出，“文学研究的目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Abrams，1998见王东风，2001)这种东西，也就是语言形式本身。
如果说翻译是艺术，笔者以为翻译的艺术性在于在传达原文精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重现原作的艺术性，即语言形式的美;而不是打着“艺术”的幌子，与原文竞争，对原文进行所谓的“再创作”。后者势必造成重“意”轻“形”，丢掉了“形”的翻译，还能称其为文学翻译吗?这种“形”，正是给译文读者带来“洋味”(foreignness)，异国情调的东西。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的重要分歧就在于“形”与“意”的取舍上。
文学的文学性决定了其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归化式翻译无疑有悖于文学的这种特质。归化式翻译认为翻译需要忠实的是原作的内容，内容与形式是可分的，因此可以用译语中透明的，一目了然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原文中的“洋味”。异质因素的存在，也才使文学翻译成其为文学翻译。
内容的美并不是真正的美。翻译美学认为，判断原文是否具有审美价值要看其是否具有审美构成〔aestheticconstituents)，即构成原文特色的美学要素。美学要素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美学表象要素，即原文语言形式上的美，这种美是物质存在的形态美;第二类是非表象要素，这种美是非物质形态的，在美学上称为“非定量模糊集合”(no明uantitativeobseurecollectinn)(刘毖庆，1986见杨自俭刘学云，1999)。这种标准也可以用来评价一篇译文审美价值。暂且撇开非表象因素不谈，归化式翻译抛弃的正是美学要素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异化式翻译正是体现形与意的统一的翻译策略，它能够有效地传达原文的文学性和美。在遵循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表现原语的风采，这不仅有利于“输人新的内容”，也有利于输人“新的表现法”(鲁迅，1931见萧安溥，2002)。“五四”后的十五六年间，正是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倡导下，不少从事文学艺术的工作者有意识地引进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克服了汉语的词汇贫乏和句式单调的弊病，才使白话文最终发展成熟，也才给中国带来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等新的文学体裁。由此，汉语的表达能力人大提高，人们的思维也得到了拓展。这些作用都是归化式翻译望尘莫及的。归化式翻译旨在取其内容，而将形式作为可有可无的外壳加以抛弃，其实质是“帝国主义式的归化”(Venuti，见王东风，2001)。它使读者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地位，这种艺术上的不劳而获必然使他们得不到原语文学审美的体验。任何一个译文读者，在抱有阅读翻译文学的时候，都有着不同于本土文学的审美期待，而这种审美期待就是构筑在异质因素之上的。归化无疑是有悖于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的，它只会使读者墨守成规，止步不前。#p#分页标题#e#
二、语言形式与文学翻译
至于形与意的取舍，从傅雷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后，就有很多译者都弃形于不顾。许渊冲在其《诗经》甚至主张“忘形”—忘记原文的句型结构，并认为忘形是“表达之母”，把得“意”忘“形”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不对的。上面我们谈到了形对传达文学性和审美的重要，这里我们就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来看看形的不可缺。
著名翻译家赵萝羹先生指出“形式是内容重要的一部分”，形式的重要在于“它能够最完备地表达内容……因此，形式不是一张外壳，可以从内容剥落而无伤于内容，形式其实是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赵萝羹，1989见周仪罗平，1999)不要形式，光谈内容是行不通的;只有很好地重现了形，才能在此基础上准确地达意。在以信息取向为指导的归化翻译策略的影响下，文学翻译工作者都倾向于把原文形式看得无足轻重，一碰到稍有影响达意的表达形式，就会想要舍其形而取其意。很多译者在翻译文学著作时都运用以求稳求旧求古为特征的归化式表达方法，导致了滥用四字成语、古雅词语、“抽象法”、“替代法”和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的错误(刘英凯，1987见杨自俭刘学云，1994)这种译文不但显得腐朽陈旧，而且由于汉语有较强的描写性，修饰语多华丽，往往会导致原语意义的失真。作为译者，采取归化的手法当然要比采用异化手法的风险要小得多。因为无论如何，汉语特有的东西比“异质因素”更容易引起译文读者的共鸣。异化式翻译如若处理不当，很容易就被扣上“死译，”、“译文呆滞”等大帽子。这大概也是众多译者对归化式翻译情有独钟的原因吧。
当然，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原文的形式确实经常妨碍译者对原文内容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变通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不少被译者加以变更的形式，其实并不见得真会对原文的信息内容的传达造成障碍，而仅仅是因为原语语言形式的陌生。归化式翻译中对语言形式的随意改造，主要表现在对形象语言和句法结构的改造这两个方面。
1.对形象语言的改造
法捷耶夫说:“艺术家传达现象的本质不是通过对该具体现象的抽象，而是通过对直接存在的具体展示和描绘。”(法捷耶夫见刘英凯，1987)这也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陌生化”。文学翻译是传达艺术的要具，自然也应当“展示和描绘”原文“直接存在的具体”，而不是把其深层的愈义从具体的现象中抽象出来。所以，对于原文中有感染力的形象描写或修辞手法，译者最好采取异化译法，将之移植到译文中去，既能生动译文，又能丰富汉语的表达形式。
因此，“Pandora’s场x’’宜译为“潘多拉的盒子”而不是“罪恶之渊”:“nourishedaviperinone’s饭朋m”宜译为“胸口上养了一条蛇”而不是“姑息养奸”。诚然，许多修辞手法由于涉及较多的历史文化背景，直接移植过来，译文读者不一定能从字面上推断出其含义，并在短时间内接受。关于这一点，笔者十分赞同刘英凯先生的观点，即采用异化加解释的方式。“Skeletoninthecupboard”如果直接异化为“衣柜里的砧镂”恐怕不易为人理解，但如果译为“衣柜里的枯联，见不得人的事儿”，则既保留了原语的特有形象感，又顾及到了译文读者的感受。倘若归化为“家丑”，原语中的异国情调就会荡然无存。当然，在文学作品里，采取这样的方法未免有点儿累赘。这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加脚注的方法来解决。请看下列:“I”is入ereintr叔uc心to加。nifythe切rldinge，诬eral一th亡M“.Grun为ofea￡hresP即t心r留山r’:Pri刁ate“几介这里的Mrs.Grundy是莫登(T.Morton，1974一1938)的《快快耕田》(SpeedthePlough)一剧中一个从未露面的角色“葛伦地太太”，现在已经成为拘泥礼法的英国人的象征。
如果归化为“拘泥礼法的人”，则会使原谅的异国情调人为逊色。著名翻译家杨必在她的《名利场》里是这样译的:这里所说的“我”，代表世界上一般的人，也可以说代表可敬的读者亲友里面的茜伦地太太。
(杨必，《名列场》)译者对“葛伦地太太”这个形象进行了保留，并对其加了脚注加以解释。这种加注法可能会破坏译文的意义连贯性，给译文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但任何事物都是按从无到有，由陌生到熟悉的规律发展的。原文中形象的描写，修辞手法一旦耳熟能详，新的表现方法也会随之而来。“武装到牙齿(armedtoteeth)”、“鳄鱼的眼泪(crocodi比tears)”和“酸葡萄(sourgraPes)”这些现在为人们广泛使用的词语不也是通过异化翻译而深人人心的?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作为文学翻译者是不应该把异于本民族的新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拒之门外的。
2.对句法结构的改造
不顾语言形式的另一个表现就在于对句法结构的任意改动。不少归化式翻译者对原文句法结构里若圈闻，一味地要使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把原文结构进行重组。然而，西文作为逻辑性强的语言，其句法结构往往包涵了作者的思想轨迹，包含了特殊的意义，或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感情。朱光潜认为思想情感与语言是一致的，一个意思只有一个说法，换个说法意味就不同;要想尽量表达原意，就必须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朱光潜，1946见萧安溥，2002)。
搜改原文的句法结构，必然会破坏原文的语言思维，造成一定程度的意义缺省。这里引用孙致礼先生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里的一个例子加以说明:Mr.五坛凡月et胡5amDngtheeariieroftj泣ose胡it心。nMr.Bi叮l卿.He~al认心笋i九te”d耐to饭sithim，thoughtothelastalwa。‘assuringh艺s切ifethathesh曲记not即;andtillthee~ingafter动e而it明二和迈，认ehadnokn砌认奄巴of红.班纳特先生尽管在自己太太面前自始自终都说不想去拜访彬格莱先生，事实上一直都打算去拜访他，而且还是跟第一批人一起去拜访他的。等他拜访他过以后，当天晚上太太才知道实情。
(王科一，《傲慢与偏见》)这是《傲慢与偏见》第二章第一句话。在前一章，贝尔特太太风风火火地动员丈夫拜访宾利先生，丈夫说什么也不肯。第二章一开头，作者就给读者一个惊喜—贝尔特先生已经去拜访过宾利先生了，然后再回头述说事情的来龙去脉。上面的译文却抛开作者独具匠心的句法结构，采用了平辅直叙的写法，以便符合汉语的思维，这样一来，译文就失去了原作特有的突兀笔调。事实上，这段话完全可以逐句译为:“贝尔特先生是最先拜访宾利行政管理的人之一。本来他一直打算去拜见他，可在太太面前却始终咬定不想去;直到拜访后的当天晚上，贝尔特太太才知道实情。”这种追循原文句法结构的异化式翻译，较好地展示了作者的思想轨迹，传达了原文特有的笔调。#p#分页标题#e#
三、文化弥合与文学翻译
翻译基本上是把一种语言包含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它是一种语言的转换活动。但这种语言的转换活动，不仅仅只涉及到语言本身，它还牵涉到各种非语言的因素。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这一特性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意文化的差异，力求最大限度地保佑原文所蕴含的异域色彩。在翻译中，“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以求通顺，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而要尽可能地真实传达出来”(孙致礼，2002)。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荃本原则。
傅东华所翻译的《飘》，是归化的极端表现。译文中的人名、地名都被中国化，对话也力求译得像中国话;许多幽嗽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语都用我们的成语代替了。然而既然是化于译语文化，这样一来，便是抹杀了原文的民族特色。傅译(飘》译本的失败就在于它歪曲了美国的客观实际。把“南北战争”这个美国特有的历史时期安置到了中国的环境里，使其显得不伦不类，这是荒谬和可笑的。原作的丰姿和译文应有的异国情调都遗失在归化的翻泽中。在这种情况下，异化式的翻译有利于传达不同语育中的文化因素，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融和弥合。
以习语为例，许多习语反映了各自的民族或地方色彩，在进行互译时，就不能用汉语中的习语去替换，否则就会使其与原作上下文形成矛盾。举个例子看看:S加akofd抓1and(h君、111ap钾ar)说曹操，曹操鱿到。(陆谷孙)说鬼龙到。(李萌华)这句话陆谷孙译为“说曹操，曹操就到”显然是不妥当的。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自然带有中国特有的文化气息，因而可能引起不同的联想，给译文读者带来错觉。既然原文是基于西方文化的，把曹操引用到这里就很不恰当了。因此，李萌华的“说鬼鬼到”更能传达原语的文化气息。
结语
综上所述，异化式翻译不但有利于传达文学的文学性，忠实地表现原文的语言形式，而且对促进不同文化的传播和弥合有着积极的作用。它的这些优点是归化式翻译所不能比拟的。但在异化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限度，讲究分寸，充分考虑译语的语言规范，不能弄得“翻译腔”十足，辞不达意;在异化法行不通时，还得借助归化法。如:R赵th切5uPSettingtheotherchi故洲，犯I‘h山朋以无叮the法”r.香丝一直在扰乱别的孩子，我鱿把他择了出去。(张培基，1999)如果把“solshowedherthedcor，’直译为“我把她带到门口”或“我把门指给她看”都不能确切地表达原意。
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它正以极快的进程推动民族间的融合。清朝闭关锁国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同样的，文学翻译上的固守自封也必然会禁锢人们的思想。
这将不利于汉语言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化上的扬长避短是我们每一个文学翻译者应有的科学态度。西方从18世纪中叶起，就开始重视传译原语中的异质成分，这种科学的翻译指导思想却一直不为中国翻译界所重视。我们相信，21世纪的文学翻泽必将以异化为主调。大力发挥异化式翻译的优势，“案本而传，刻意求真”，这将是提高文学翻译水平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