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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式理论已被广泛运用到语言研究的许多领域。本文将图式理论运用于翻译之中，并从纵横两个方向对翻译过程的三图式模式和双图式模式进行解析。翻译是以译者图式为中心的作者图式激活和读者图式激活，也是译者以原语和目的语各自的知识图式、语言图式为媒介进行的活动。
关键词：翻译；作者图式；译者图式；读者图式；知识图式；语言图式
一．引言
近年来，图式理论成为认知学家的一个研究热点。随着其在外语教学中实际应用频率的增加和广度的拓宽，它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然而图式理论最早并未被应用到语言习得的任何领域，而是用在人工智能领域内，后来有学者将其应用于人类学，心理学，进而部分学者将其引入语言学领域的二语阅读，听力理解的心理过程和教学，词汇教学研究，写作教学研究，语篇理解，口语教学和实践研究以及翻译教学和实践研究。笔者在简述图式和图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该理论在翻译领域研究的新的可能。
二．图式及图式理论
图式本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术语。早在1781年，康德（Kant）就提出了“图式”的想法，他在著作《纯推理批评》 中指出：“新的概念只有同人们已有的知识建立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他还把“狗”这个概念描述为一个心理模式，它可以以一般的方式来描绘一个四足动物的图画，而不用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单一的图画经验之上。从那时起，图式这一思想被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术语和概念使用，如“框架（frame）”、“情景(scene)”、 “脚本(script)”、“综合概念（global concept）”以及“先前知识（prior knowledge）”等。“图式”作为一个正式术语最早由瑞士心理学家Piaget在1926年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时使用。接着英国的格式塔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在其1932年的经典著作《记忆》（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中把“图式”定义为“对过去的反应和经验的积极组织”，并认为反复的反应就可以形成图式，而且一旦形成，以后的反应就会受到已经形成的图式的影响（韦汉 章柏成，2004）。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认知心理学蓬勃发展时期，众多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都引用了图式概念和图式思想，图式思想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元理论意义的概念。
1.图式的本质
Cook将图式定义为“语篇过程所必需的思想表达（a mental representation essential to discourse processing）”(1992)。图式可以比作一个庞大的档案系统，它把个人的知识经验分门别类储存在大脑中。大脑接收到一个新的信息后，便会设立一个新的文件夹（先验图式），或把新的信息送入现存的先验图式之中。（张怀建 黄建滨，1995）。图式是人的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组织形式，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周围事物的基础。图式是一个理论性心理结构，用来表征贮存在记忆中的一般概念。人的现有经验是保存在记忆中的旧有信息和来自感觉器官中的当前输入共同作用的结果。已有信息和新输入的信息的共同作用对图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说图式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是一种方式。
Taylor认为我们的知识结构――图式――对外界刺激的识别、解释和标注，会促进或者影响我们对于信息的记忆，向我们提供省略或遗漏信息的默认值，而且一般会产生对于与图式有关的材料的有效加工。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在理解吸收输入信息时，需要将输入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对新输入信息的解码和编码都依赖于人脑中已经存在的信息图式，框架或网络。输入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才能完成信息处理的系列过程，即从信息的接收，解码，重组到贮存（刘明东，1998）。图式理论认为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方式有两种：“自上而下”（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up）。前者是自古希腊时代起哲学家就一致公认的方式。人们主动陈述和背诵自己记忆中的信息，而且能够陈述和背诵与他们所看的信息等量的信息。按照这种方式，人们在面对新信息时，首先从顶层的概念出发对要输入的信息进行预测，并在处理信息时对这种预测给予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后者是人们以一种相当机械的“被动”方式对输入的信息进行接收，编码，贮存和输出，即指从输入的具体文字信息引起最基本的具体图式聚合而形成较大的高一层次的图式，从而激活头脑中较大的高一层次的图式发生作用，对新的信息进行处理（韦汉 章柏成，2004）。
2.图式的类型、特征、作用与激活
（1）类型
关于图式的类型,Cohen（1994）认为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内容图式（关于实际知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准测的表征体系）；语言图式（句子结构、语法变化和曲折、文字拼写和标点符号的使用、词汇、连贯结构）和文本图式(不同样式的文本的修辞结构，如食谱、童话、研究性论文、教科书等)。
Cook也把图式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知识图式，文本结构图式，语言图式。Cook分类中的文本结构图式类似于Cohen分类中的文本图式，指某种特定文化的人在口头上表现为所习得的叙事方式，在书面上表现为文本语言的编排方式和问题类型，如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的开场白往往是“史太公曰”、“话说”，结尾是“正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又如全书用第一人称写就或由一个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就是典型的文本结构图式（周红民，2003）。从这一点上来讲，Cook的分法比Cohen的分法更详尽细致。在本文中，笔者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将采用Cook的分法，且将后两种图式统称为语言图式，也就是说，将图式分为两类：知识图式(knowledge schema)和语言图式(language schema)。#p#分页标题#e#
（2）特征
Stein和Trabasso（1982）认为图式具有以下特征：
图式由一般的或抽象的知识组成，用来指导个体编码，组织和提取信息。
图式反映一个个体的经验中的原型特性，是由多次的实例整合而成的。
图式的形成和使用可以不需要个体的有意识的觉知。
图式具有文化共享特征，尽管图式反映一个个体的经验，但是同一个文化中的人们可以共享。
图式具有稳定性，图式一旦形成，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
Anderson(1977)提出了关于图式的一些特征：
图式是按照意义组织的，当个体获取新的体验时，图式可以被加进新的经验中来包括更多的变量和特性。
每一个图式都包括在其他的图式之中而且它本身又包括图式。
图式在接收信息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
当输入信息表明需要重构概念时，图式可以被重组。
在感知和理解过程中要用到心理表征，心理表征是感知和理解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它大于感知和理解各部分的总和（转引自卢植，2006）。
（3）作用与激活
图式的作用在于对场景做出解释，看是否能够合理的解释某一特定场景中变量所代表的具体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当人们处理新获取的信息时，把新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为认知提供依据，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图式理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推理。人们可以从潜在的众多图式中推理出适合文本情景的一个，来帮助解释文本内容。
图式的激活就是通过所接受的某些信息去判断该信息可能涉及的内容并同时从储存的图式中提取可能适合的相关背景知识。Howard（1987）说，当一个图式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具体样本时，它便会被激活或被示例化。图式的激活是多层次且反复的，当我们不具有与文本相关的图式时，理解会受阻，而具有合适的图式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激活它，仍然不能正确理解文本。这时我们可以提供具体样本，达到激活读者先有知识结构的目的。
原文：他喜欢集邮而不是拉二胡。
译文：He likes collecting stamps instead of playing erhu, an ancient Chinese violin.
上述译文中的划线部分是原文中没有的，加上文字正是为了激活译语读者的相关图式。二胡作为中国传统乐器，外国读者没有见过它的一定很难激活相关图式。erhu是汉语特有的语音标志符号，外国人很难凭借汉语拼音确定这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通过文内意译，提供了一个具体样本即violin，从而激活了外国读者头脑中相关的图式，使他们明白erhu 是一种中国古老的乐器(彭建武 2005)。
三．图式与翻译
传统的翻译观视“翻译仅仅为一种技艺”（刘宓庆，2005），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两种文本在形式上的静态转换，把译作批评和修改的着眼点始终放在字词句段落篇章一系列的语表结构上，然后来评判和审查译作是否实现了原作的语言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这种观点只是一味的关注成果研究，导致研究者大都将注意力放在“结果”上。他们多通过分析原语和目的语来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最后对译文作出评价，总结出翻译技巧。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在翻译教学和实践中具有并且起过一定的指导作用，但由于对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剖析，对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也缺乏系统的说明和描述，所以实际并不适合翻译的思维规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现代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不仅给许多学科带来活力，也给翻译研究注入新鲜活力。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均不同程度的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比如Fedorow(1953)和Jakobson(1956)的结构主义语言学，Mounin（1963）的对比语言学，Nida（1964）的转换生成语法, Catford（1965 )的系统语法, House(1981)的语用学，Wilss(1982)的篇章语言学、Gutt（1991）的关联理论等等。认知语言学近年来在翻译方向的研究成果尤其令人瞩目。在认知方式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质主要是把翻译研究的理论置于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之下，它的研究兴趣不局限于在对所输材料的理解和表达上，也不是利用翻译技巧（上下文，情景，背景知识）把所输材料与目的语的对等转换上，而是在两个语际转换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对所输入的材料进行信息处理。正如图式理论所说，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图示（背景信息），它们常因文化不同而异。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将其已有的背景知识与文本传递的信息联合起来，建立或激活相应的图式，最终达到理解的目的。笔者将从横向和纵向两条线对图式参与翻译活动进行分析以期对翻译教学有些许启发。
1. 媒介图式－—横向双图式模式
笔者在上文图式分类中把图式分为语言图式（包括文本结构图式）和知识图式两大类。下面笔者就结合翻译的两个阶段分析这两种图式是如何作为媒介参与翻译活动的。
“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种语言活动，但从翻译的主题即译者的角度来说，翻译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范勇，2001）。翻译的过程主要分为理解和表达两大阶段。在理解阶段，对原文的阅读理解和对原文信息的提取记忆至关重要。译者从已经掌握的原语入手，进而激活原语的知识图式。心理学实验证明两大媒介图式中的知识图式在阅读理解和信息的提取记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知识图式对于理解力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王立弟，2001）：其一，知识图式为解释篇章的内容提供参照，在信息的读取过程中，篇章中的内容与读者头脑中的知识图式交汇融合，构成新的、更为具体的图式，从而完成理解过程。其二，知识图式有助于词义的确立和选择，许多词语都具有多义性，在不同的场合所表达的语义是不同的。例如，submarine一词原来指潜水艇，它的另一个引申意思是指一种三明治。一位美国客人点submarine，即使不知道这一词的具体所指，大概服务生都能猜出他要的是种食物而非一艘潜水艇。这一例正是人大脑中的餐馆脚本在帮助对词义进行选择。其三，知识图式有助于对下文的预测。人们在阅读一篇文章时，文章内容可以激活读者头脑中相关的知识图式，而这种图式一旦被激活就有助于读者预测文章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景。当然，读者所谓的合理预测不是唯一的可能，要说明的是知识图式虽然不能绝对正确的预测下文，却可以相对的限定下文所描述的内容范围。#p#分页标题#e#
翻译中经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发生，即译者阅读完原语后发现不知所云或者发生理解偏差。这是由于知识图式未被激活而导致的理解错误。第十届韩素英翻译大赛英译汉的竞赛题中有这样一句话（彭建武 2005）：
The jets from Washington National Airport that normally swoop around the presidential monuments like famished gulls are, for the moment, emblemized by the one that fell; so there is that detail.
黄禄善（1998）在译文评析中指出，不少参赛者把“the presidential monuments”译成了“总统纪念碑”。一个从未到过华盛顿的人不会知道在华盛顿只有一座纪念碑，即华盛顿纪念碑，而其他两处建筑物则是纪念堂。译者缺少这种相关图式，也没有办法找到可以激活该图式的线索，译错就不足为怪了。由于社会文化差异，即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造成错译，可见翻译活动中激活知识图式很重要。
翻译的第二个阶段即表达阶段中另一种媒介图式——语言图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语言图式是指某个特定文化的人所习得的语言结构和语用方式”（周红民，2003）。译者借助在第一阶段中激活了的知识图式，运用目的语语言图式，将自己大脑中已经解码的原语信息进行再编码，再编码时译者要考虑到目的语的知识图式。翻译的两个阶段中两类图式的作用如何，笔者用简单图表表示如下（其中SL代表原语，TL代表目的语）：
英汉习语翻译中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拿来分析借鉴一下。如译者看到这样一句英语New brooms sweep clean.他首先会调动大脑中原语词库即原语语言图式扫除生词，激活原语知识图式即新的扫帚总是扫的很干净。然后运用目的语知识图式进行再编码，结合目的语语言图式，在大脑中搜索目的语词库，得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译文。
又如摄影师Bradley Trevor Greive的摄影小品集The Meaning of Life（2002）中有“A little voice—call it your conscience, your inner self, or your internal mother-in-law—will always tell you the truth if you are prepared to hear it”一句。曹化银先生将其译为“如果你愿意倾听，一个微弱的声音——姑且称之为良知、内在的自我或内心的岳母——总会告诉你真相。”我们不禁要问何谓“内心的岳母”？笔者认为曹先生未曾考虑到目的语（此处即汉语）的知识图式，导致读者看完译文后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2. 角色图式——纵向三图式模式
上文所说翻译过程主要分为理解和表达两大阶段。理解实质上是对原语信息的正确解码，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原语作者和目的语作者即译者；而表达实质上是用目的语对原语信息进行恰到好处的再编码，这种过程必然要涉及到译者和潜在的译文读者。简言之，一个完整的翻译过程必然要涉及的角色有三个即作者（author）、译者(translator)和读者(target text reader)。因此，一个翻译过程有三个图式即翻译中的三图式模式，包括作者模式、译者图式和读者图式三种客观存在的图式。
下面笔者用图表表示翻译过程中信息是如何在三图式之间进行转换的：
如图所示，首先，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对原语文本进行解码，尽可能的激活原语作者图式。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是一个新的、更为具体的图式在译者头脑中出现（如图表中所示作者图式’，其中阴影部分为作者图式与译者头脑中的作者图式重叠相同的内容）；其次，同样还是译者在图式激活后用目的语进行再编码，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就是在译者头脑中形成了一个不同于真正读者图式的读者图式（如图表中所示读者图式’，其中阴影部分为读者图式与译者头脑中的读者图式的重叠内容）。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图式和作者图式’虽然有交叉重叠，但两者永远都无法完全等同。这是因为译者对原语掌握程度有限，其直接结果是原语的两种图式未能得到完全激活，间接导致译者无法将作者图式全部转化为他大脑中新形成的作者图式’。当然，读者图式和读者图式’也无法完全相同。首先读者图式’是译者经过再编码这一心理活动后产生的，必然受限于译者对目的语的掌握程度。其次，读者图式是随着读者的社会地位，阅读时间，阅读地点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是个动态变量。
纵向看来，翻译三图式模式中的三角色（作者、译者、读者）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加大了译者的难度。
3．纵横两种图式模式对译者的要求
卢植（2006：145）认为“图式在不同的抽象水平上相互交织，相互包含，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网络性的。在认知活动和语言使用中，激活图式网络中的一个结点，有利于该网络中其他知识的表征和提取”。由于译者在翻译活动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吕俊 侯向群，2001：56），译者图式地位突出，所以在翻译活动中，激活译者图式有利于作者图式和读者图式的实现。译者须是多面手，翻译过程中，他身兼数职，充当读者、作者、创作者和研究者。“译者首要的也是最起码的条件是，必须熟悉原语”（谭载喜 2002：236），理解原文信息大意以便激活原语语言图式；理解原文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知识，以便激活原语知识图式。“其次，译者必须精通译语” （谭载喜 2002：237），熟知目的语中价值观念及文化准则以便激活目的语知识图式；精通目的语词汇，句子结构，语法变化，文字拼写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熟悉目的语文本结构和修辞以便激活目的语语言图式，从而能用尽可能完美的译语传达给译语读者。
四．结束语#p#分页标题#e#
图式是人脑中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知识的组织形式，是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基础。翻译实质上是图式的翻译，也就是将原语中的各种图式在目的语中再现出来。在图式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语知识图式和语言图式进行解码，并用目的语进行尽可能完美的再编码，只有这样，译者才能译出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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