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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是老百姓对过去社会上那些蛮横不讲理、仗势欺人的人的愤恨概括。现在是民主、法治的理性社会，理性社会需要社会理性。社会理性是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为共同的事业展开一致行动的重要基础。那么，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性功能是什么?在这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怎样发挥其社会理性功能?
1时代呼唤经济逻辑理性的规约
经济逻辑学是逻辑学和经济学交叉的边缘学科，是关于理性选择智慧的科学，它集中了经济学和逻辑学两大学科的理性特色及思维优势，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理性功能。其社会理性功能主要是通过其经济思维结构(如经济概念、经济命题和经济推理等)、经济思维规律(如层次性原则、富集性原则、论证性原则和确定性原则)以及经济思维方法的研究及运用的方方面面表现而体现出来。在经济活动中，它帮助共同体内的人们明辨是非，增强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度、支持度、信任度以及真诚合作与责任担当意识，从而以最为智慧的方式做出理性抉择。这种理性选择智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智慧。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说，21世纪是一个选择的世纪，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回顾今天，他们会记得今天最大的改革并不是技术方面或网络方面的革新，而是人类拥有了选择的权利。［1］
社会经济发展要靠这种理性选择智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亦在于此。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无节制的税收激起了众怒，贵族率领民众讨伐国王，战斗到最后关头，国王身边只剩下7个骑士。按照传统做法，当然是要杀掉这8个人改朝换代，但那些英国人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做出了理性选择:迫使约翰签署了保护国民权利的《大宪章》。这个《大宪章》后来成为英国宪政制度的基石。相反，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都是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凭情感上的“痛快”和“解恨”，以“坚决、彻底”的破坏方式来进行的。［2］
项羽进入秦朝首都咸阳，不但杀人无数，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李自成攻入洛阳，不但把统治洛阳的明朝福王杀了，也将福王宫给烧了。理性地审视历史，英国与中国的这两种态度，两种结果，源自两种思维方式。历史关头能否进行“理性选择”，对社会运行“成本”和“收益”合理权衡，有效实现社会制度的创新，是一个民族理性审思之后的结果，不是某个人某种激情冲动的产物。只有提高整个民族的群体思维素质，增强其社会理性，才能在社会进程的关键时刻进行这种理性审思。所以，培养群体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尊重论证以及对社会运行“成本”和“收益”的合理权衡后理性选择的经济逻辑理性精神，显然是最为核心的因素。著名的美国逻辑教育家欧文•M•柯匹(Ir-vingM．Copi)在其著名教材《逻辑学导论》第11版中，将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的如下论断置于全书之开篇:“在一个共和国，由于公民所接受的是理性与说服力而不是暴力的引导，推理的艺术就是最重要的。”［3］
柯匹解释说，当人们需要做出可靠判断，以决定在复杂情势中应如何行动，或者在重重疑团中如何判定真伪，理性都是最可信赖的工具。非理性工具(诸如预感与习惯之类)虽亦常被使用，但是当事关重大之时，或者当成败取决于所下判断的关头，诉诸理性无疑最易获得成功。我们已拥有一些经受了长期检验的合理方法，能够用来判定究竟何者为宜、何者为真;也已拥有一系列业已得到确立的原理，可以指导我们从已知的东西引申出推论。［3］何为理性?理性概念的内涵“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也是“划分认识能力或认识能力发展阶段的用语”。［4］历史上各种哲学流派对于理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任何界说都是以人的推理与论证能力为本质要素，其根基都在于逻辑理性，表现为抽象思维能力和合理行为能力，即正确认识世界的反映能力、正确评价主客体关系的评价能力和正确改造世界的创造能力，体现出人性的本质特征。正如科恩所说:“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接受古代即已规定的尺度。一个有理性的人，至少应该具备两种能力:(1)设想一种计划或掌握判断或行动规则的能力;(2)在具体情况下运用规则或按行动计划办事的能力。由于在民主体制中，这些规则大多都是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我们可以增加一点:(3)清楚表达思想，与人讲理的能力。”［5］“非理性”最突出的表现为非逻辑性，就是缺乏对行为和思想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作逻辑的反思和审问，任凭本能、激情、冲动而盲目地行动。当然，我们要分清“非理性”与“反理性”的界限。人类思想与行动固有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两方面，当代科学逻辑研究认为，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互动，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倡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弘扬经济逻辑理性精神，绝不是要否定非理性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正面价值，我们只是要使社会成员认识反逻辑、反理性因素的危害，抑制非理性因素的负面作用，使社会理性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发展。“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决定了我们必须用理性统率非理性，而不是把我们的命运交给盲目的非理性。”［6］
那么，何谓“社会理性”呢?“社会理性”是“理性”的种概念，它又分经济理性和合作理性。经济理性是指市场交易领域的社会互利;合作理性是指生存安全领域的社会互助，是合作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达成共识、相互配合的互利互惠行为。人类的这种社会理性是人类社会长期实践的产物，是基于对人们之间存在的社会连带关系的认识而达成的共识并采取的必要行动。人类理性体现于对既往得失的审慎反思，对当下抉择的利弊权衡，对未来变化后果的合乎逻辑的推理，对社会规则的论证和遵守，对不同意见者有理有据的论证的尊重并经过认真审思后的包容。反思、权衡、推理、论证和包容，既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又是理性的基本特征。尊重理性和崇尚理性是一个文明开放、自由民主、和谐稳定社会的重要标志。这样的社会也可称之为“理性化”的社会。当下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大变革、大发展、大转型，它在强烈呼唤社会理性的归位和经济逻辑理性的规约。#p#分页标题#e#
2经济理性向逻辑理性的转向，提升了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性功能
尊重理性和崇尚理性也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逻辑学是这样，与逻辑学紧密相连的经济学也是这样。经济学主要是从经济理性角度来尊重理性和崇尚理性。
由亚当•斯密首先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假说，自创立古典经济学以来，成为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硬核，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基于这两个假设建立起来的。对主流经济学来说，它既是实证性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规范性的理念。［7］关于“理性经济人”思想，斯密是这样提出来的。他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能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于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8］李嘉图、西尼尔和约翰•斯图加特•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以边际革命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承接了斯密对“经济人”的人性理解，并吸收当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将其发展为意义完整的“理性经济人”。从此“理性经济人”成为经济学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假设。理性经济人的理性(rational)，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其含义不断变化，逐步由经济理性开始向逻辑理性转向。
一是由描述性概念向分析性概念的转化。当代主流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基于经验基础、与现实世界存在着密切联系的理性经济人这样一个描述性概念，发展、深化为彻底地割断理性经济人与现实经验的关系的分析性概念。
二是主体符号化和理性意义转化。当代主流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具有感性的血肉之躯、“避苦趋乐”的理性经济人转化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符号人、逻辑人(边际分析的公式、逻辑符号和逻辑结构)，只需符合“简单性”、逻辑上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以及预测上的“有效性”［9］，而与价值无关。这里的理性是一种面对各种选择方案进行决策的权重。当代主流经济学从原来的以主体人为中心转向以客体经济利益为中心。这种转化使理性经济人中的理性由一种洛克经验论意义上的理性，变成笛卡尔理智论意义上的理性。
三是理性含义的逻辑性特征更加明显。(1)理性表现为选择的一致性或偏好的可传递性。罗宾斯指出，理性经济人中的“理性一词含有‘一致性’这个意思”。［10］人们的“每一最终的选择彼此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宁愿A，不要B，宁愿要B，不要C，那我也就宁愿要A，不要C”。［11］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如果A≥B，B≥C，那么，A≥C。如果满足这样一个逻辑传递性，那么这个人就是理性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宁愿A超过B，宁愿要B超过C，但是，又会出现宁愿C超过A，即A≥B，B≥C，却A≤C，那么，这个人就不是理性的，因为他的选择前后矛盾，违背了逻辑上的一致性。(2)理性意为有原因的、可推理的、可理解的、可理喻的。(3)理性是指节约的、可计算的。(4)理性是表示合理的。(5)理性意为理智的、明智的、和平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或暴力的。理性这层含义是相对于非理性而言的。在斯密看来，人们获得资源主要有三种方式:武力、情感和交易。武力、情感都是非理性的，交易是互利的因而是理性的，即斯密所说的: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7］随着逻辑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而深入的应用，特别是逻辑化理性经济人在分析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理性经济人分析范式不断地扩张。目前，理性经济人假设已经应用到经济领域以外其他社会领域。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S．Becker)有一个著名论断“经济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具有相容性”。［12］他把“理性经济人”引入到家庭、婚姻、生育、一夫一妻制、离婚甚至利他行为等非理性的感情领域。这个本是属于亲情、爱情、仁爱和自我牺牲的伦理领域，也被理性经济人的分析框架侵入其中。因而有人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取得许多成功的同时，也成了无孔不入的腐蚀剂，过分夸大了它的普遍性。人们也正是在对理性经济人的极度地抽象化、普遍化、泛化的意义上，称当代主流经济学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1］不管怎么说，经济学理性的发展为经济逻辑学理性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更快地促进了二者的结合，从而大大提升了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性功能，为其充分发挥作用扩建了许多更加喜人的平台。
3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性功能特质
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性功能很强，范围很广。下面主要介绍其中三个特色功能:理性预测功能、理性辩护功能和理性制导功能。
3．1理性预测功能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我们接触到大量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和信息。如果善于理性预测，就能够“见微知著”、“见端知末”、“顺手揽月”，科学决策，从微小的信息中获得重大收获。下面来看日本某企业是如何运用已有的信息通过逻辑推理来进行理性预测、决策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关于它的地点、规模、石油产量等情况还鲜为人知，但日本某企业却利用我国公开发表的刊物、文章、数据中的“蛛丝马迹”，通过逻辑推理得到许多重要信息，并应用于生产的决策。他们首先从一本刊物封面上的王进喜(王铁人)的大照片推知大庆油田的位置在东三省。原来，照片中的王进喜身穿白茬大皮袄，头戴羊皮帽，背后飘着鹅毛大雪。这样的穿戴加上这样的气候，只能是在东三省。他们又在一篇介绍王进喜先进事迹的文章中，看到其中关于王进喜如何带领大家用车拉、手提、肩扛、合抬等办法把仪器、工具从火车站运到工地，由此推断油田离火车站不远。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一个村庄的名字，日本人根据“东三省…火车站…某村”这几个信息找到大庆油田的确切位置。他们从一幅大庆油田油井的照片推测了油井的规模;又对比了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几年的石油产量，大致推测出大庆油田的石油产量。最后，根据这些新的信息做出决策———生产一批适合大庆油田需要的仪器，等着我们去买。果然，他们做成了这笔生意，赚了很多钱。理性预测实质就是关于经济信息的推理。在这里，他们无孔不入的观察力和高超的逻辑推理能力，充分发挥理性预测功能，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正如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所说:“一个逻辑学家不需要亲眼见到或者听说过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他能从一滴水上推测出它有可能存在。所以整个生活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的情况就可以推想出来。”这里虽然有些夸张，但通过这一环扣一环的连锁推理能把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怎样运用推理进行理性预测呢?首先要善于获取信息，积累经济资料，以做推理前提。其次要善于把分散的、看起来不相关的各种信息有机地联系起来，经过头脑的整理和加工，形成有效的推理形式。其方法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以过去的经济资料为基础进行推理———“因为是这样，所以就这样”、“因为从来如此，所以如此”，这是归纳推理的方式;另一种是从很少的经济资料做出演绎推理的假设———“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结果应该是那样的。”这种假定推理的方法，人们称之为“假设—演绎法”。灵活应用这两种推理就行了。#p#分页标题#e#
3．2理性辩护功能
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始终离不开经济逻辑学这一理性辩护工具。例如，2500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墨辩逻辑，是墨子及其弟子们，科学地总结了当时领先世界的中国经济活动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手工业者阶层的经济思维特点、经济思维规律而形成的逻辑。可以说，墨辩逻辑是中国最早的经济逻辑。它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理性辩护功能。其辩护的目的是在经济活动中致胜求当，辩护的价值功能就是“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其承载文本是《大取》、《小取》。“取”即趋利避害，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取”是行为之“取”，“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的推理(“推”)不仅是形式逻辑的推理(它偏向归纳与类比推理)，而且还具有经济性(价值性)、合理性、正当性或妥当性要求。墨家的推理是为其价值观如“节用”、“非乐”以及对“利”、“害”的辨别、选择、取舍服务的。［13］经济逻辑学的理性辩护功能，可具体分为论证功能、反驳功能和解释说明功能三个方面。
3．2．1论证功能
论证功能有很多表现方法，常用演绎论证法。演绎推理是前提蕴涵结论的必然性推理，前提真，结论必真，因而它具有很强的论证功能。例如:市场经济的逻辑从承认独立的经济利益、财产权利开始。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由此出发，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是自主选择，个人和企业自主地争取自身利益，进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即平等的竞争关系、契约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有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市场机制自动协调是对利益矛盾的基本协调方式。在良好的法律与制度条件下，这种方式是富有效率的。通过改革转向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最终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30多年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会有中国的繁荣与发展。以上推理过程可表达如下(“←”表示必要条件关系:只有…才…):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p)←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q)←市场机制(r)←提高生产效率(s)←中国的繁荣和发展(u)这是利用演绎推理的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进行的论证。美国经济学家唐•埃思里奇认为:“经济理论极大地倚重于演绎逻辑。我们首先建立一组或一系列关于条件、动机和行为的假定，然后依照我们要解释或预测的许多变量或参数来进行演绎推理直至产生期望的结果。市场行为理论从对市场的结构、人的动机和目标以及外在因素影响的假定开始，然后从条件中演绎出一组市场价格和商品数量的行为。”［14］
3．2．2反驳功能
在日常思维和科学研究中，反驳也常常使用演绎推理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有时为了反驳某种错误观点，有意从对方的错误前提出发，逻辑地得出荒谬的结论，以此驳倒对方。下面以金岳霖先生反驳艾思奇的故事为例:如果形式逻辑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那么辩证唯物主义者就不应该用。(如果p，那么q)你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用了(“刚才做报告的每句话都是用的形式逻辑”)。(非q)所以，形式逻辑不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非p)这个推理所运用的是归谬推理形式，是有效推理。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中，由肯定p到肯定q是有效的，经济学中称为“归真推理”;由否定q到否定p也是有效的，称为“归谬推理”。但否定p却不能否定q，肯定q也不能肯定p。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所说:“经济学是一个演绎体系。它从自身的演绎出发点、从行为类别中汲取逻辑力量，并诉诸一系列不可辩驳推理，没有建构这种基础的经济理论都是不合理的。”［15］
3．2．3解释说明功能
解释说明功能主要是指经济逻辑学能为解释经济活动中某经济现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例如，在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欧债演变为国际经济危机，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于是，我们运用经济逻辑学的富集性理论(即经济思维的富集性原则)来解释这个问题。［16］所谓富集性原则，主要是指在经济思维过程中，一种观念、作用、影响或思维病毒，在某种条件引发下，呈几何级数爆炸式扩大的思维规律。这种富集有正负两个方向，即优势富集与劣势富集两种。经济危机主要是劣势富集规律在起作用。富集性作为经济思维的一种规律，对于靠信念和信心来支撑的虚拟经济影响极大。劣势富集是指经济人(理性人)由某种经济现象引起信念崩溃，产生一系列的恶性循环，迅速集中的各种不利的信心、信念等思维因素，在相关的经济思维活动中产生负效应，促使经济急剧瓦解、财富突然丧失、经济泡沫突然破裂。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泡沫一旦破灭，在人们的思维中就会发生丧失信心的富集雪崩作用，更加促使金融的各种衍生产品迅速崩溃，产生恶性循环，波及世界经济。这就为国际金融危机的解释提供了逻辑理论依据。
3．3理性制导功能
制导即控制与引导。经济逻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学科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逻辑理性对经济思维活动及其理论研究进行制导的重要意义。
一是经济思维活动的特殊性需要经济逻辑学的理性制导。经济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思维。经济思维与其他思维，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经济思维的特点主要是:(1)博弈性;(2)共生性;(3)概率性;(4)层次性;(5)富集性。［16］由此决定了经济推理的三个特点:实践性(非纯抽象的推理，带有行动性、实践性)、语用性(受制于语境规律)和权衡成本与收益的经济性。对经济思维这些特点的研究就充分显示出经济逻辑学的理性制导功能。例如，以“凯恩斯革命”闻名于世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特林•凯恩斯(J．M．Keynes)，同时也是逻辑学家。他着重研究了经济思维的概率性特点，出版了著名的《论概率》，率先把数学概率论与归纳逻辑相结合，建立了第一个概率逻辑系统，亦即经济逻辑学的第一个分支领域经济概率逻辑。［16］“凯恩斯开创了现代归纳逻辑发展的新时代”。［17］尔后，经济学家(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把概率应用于主体间行为、群体行为的研究，发展了经济博弈论和经济博弈逻辑。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一金矿中，多次淘得丰厚的诺贝尔奖。决策逻辑和博弈逻辑在经济活动中应用最为普遍。有哲人说过，生存就是决策，人生无处不博弈。爱因斯坦、霍金对此都提出过不同看法，而马克斯•玻恩在《关于因果、机遇的自然哲学》中说得最为中肯、贴切:上帝掷骰子，但机遇是有规则的，世界是因果与机遇联合统治的。在这个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经济社会中，充满着“机遇游戏”或机遇博弈，只有善弈者才能善存，只有善存才有可能发展。应运而生的决策逻辑和博弈逻辑，以归纳逻辑(主观贝叶斯主义、统计推理等)为理论基础，充分发挥其理性制导功能，为人们找到解决争端的方法，提出实行双赢的方案。它不仅可以解决类似小孩玩游戏那样的争执，还的确有助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利益分歧、矛盾冲突，化干戈为玉帛。［17］#p#分页标题#e#
二是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和发展，需要经济逻辑学的理性制导。斯密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创立了经济学，而且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经济学—逻辑学的优良传统。［1］可以说，经济逻辑学渗透到了经济学的每根神经。林毅夫教授指出，所谓经济学的理论，就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体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经济学理论创新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即要建立一套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其次，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9］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都把逻辑看成是经济学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认为“对我来说，经济学好像是逻辑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方式”。［18］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第2版)中提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19］英国经济学家戴维•史密斯这样解释:“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是说以逻辑的方式分析问题，用分析取代断言。”［20］
而萨缪尔森更是在其《经济学》(第17版)中设专节来研究“经济学的逻辑”。他告诫经济学人:“必须警惕经济推理中各种常见的思维谬误。由于经济关系通常十分复杂，涉及许多不同的变量，因此很容易混淆事件背后的准确原因和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他特别分析了经济推理中常见的三种谬误: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不能保持其他条件不变(fail-uretoholdotherthingsconstant)、合成谬误(thefal-lacyofcomposition)。他还举例说明不注意经济学逻辑会使你犯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有时会使你付出昂贵的代价。”［21］柯匹反复强调，正确推理与论证在任何认知领域都不可或缺。“无论在科学研究中，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生活管理方面，我们都需要运用逻辑以达致可靠的结论。学习逻辑学，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好的论证以及它们为什么好，亦可帮助我们确认坏的论证以及它们为什么坏。没有什么研究会有比之更广大的用途。”［3］
在阐明逻辑的认知功能的同时，柯匹也着重地强调了其在民主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作用，他指出:“当前，民主的理念已得到几近普遍的拥护，而要使之付诸实践，社会公民须能有效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而要实现这种有效参与，就要求公民能够正确评估我们的领导人或候选领导人的不同主张。因此，民主的成功乃依赖于公民做出可靠判断的能力，从而也就依赖于人们合理地评估证据与各种论证的能力。可见，逻辑不仅对于促进我们个人目标的实现，而且对于促进我们与他人分享的民主目标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3］以上，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性功能略至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