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探讨影视剧宣导教化与伦理学的关系，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祝虹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虚构（fiction），通俗地讲就是“编故事”，亦即描述一个或几个主体在模拟的现实生活情境中的活动过程。从源头上看，它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发端，西方流浪艺人的吟唱、古希腊戏剧、中国的民间说唱，等等。今天，虚构具有多种形态：比较成型的如小说、戏剧、广播剧、影视剧，还有新兴的网络、手机电影等等。（1）影视剧与其他虚构形态的区别，在于它兼有叙事（récit，即由讲述者组织情节、视角，以达到表意目的）、表演（représentation，即通过真实或虚拟演员的肢体、情绪表演）、空间的现实再现（visualcontext，即通过摄影、摄像机将真实的——包括现实的和由摄制组搭建出来的物质场景，以及根据逼真原则制造出来的虚拟3D场景）等三个因素，通过视听技术达到了它的表意目的。从传播能力上看，影视剧是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虚构形态。早在20世纪初，德国人类学家格罗塞在其《艺术的起源》中即通过对各种形态的原始艺术的研究对比，指出原始艺术是一种游戏，对于人类生存而言，这种游戏不是多余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的职能”，它与其他社会职能一样，“效力于社会组织的076维系和发达”。（2）亦即是说，游戏是社会组织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方式，它的本质是“寓教于乐”。那么，它是如何行使自己的功能的呢？深入研究，每一种游戏都有它的针对性，即通过对现实生活某种情景的模仿，或者在完全假想的情景中解决人类的某种认知误区和心理问题。至于虚构，其本质在于模仿，西方理论对于模仿的研究源远流长。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至理主义对模仿（lamimésis）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认为模仿来自于宗教仪式，是敬神的方式，它让人们沉浸在非现实的空间里，是逻辑、理智的公敌。另一派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则给予模仿以很高的地位，认为模仿搬演现实冲突和纠结，是为了达到“净化”（catharsis）的目的，“净化”包含了“心”和“智”两部分功用，模仿是人类社会生活得以维系、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今天西方文艺理论对于虚构的研究更多地延续、丰富了亚里士多德的艺术观点。德勒兹、德里达等当代哲学家强调模仿的知性，指出认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模仿行为。法国学者让—玛丽•施埃弗（Jean-MarieSchaeffer）则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艺术创作这种模仿行为与社会生产活动中的模仿区分开来。她认为，从物种的角度看，人类是群居的物种，它的生存经验和社会生存技巧的代际传递是通过群体教育实现的，群体教育明显地比个体的生存摸索更具备优势，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错误和走弯路。他指出，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模仿有两种形式：为了达到生产目的而对行为的模仿，即学习（imitation-réinstanciation）和并没有实现目的的表象模仿，即假装（imitation-semblant，feintise）。游戏即是假装类的模仿行为，是社会通过娱乐的方式达到教育群体目的的重要手段。让—玛丽•施埃弗指出，各种社会类的游戏是教会人类掌握生存知识的方式，尤其是虚构类的游戏，它在人的认知结构建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人们区分自我和现实。（3）的确，影视剧与其他社会性的游戏活动，如体育竞技，存在根本区别，即它的虚构性（fictionnalisation/fictionnalization）。
这不单指其游戏规则的假设性，更指其游戏方式的梦幻性，即是说，影视剧的虚构是精神活动外化，即想象外化的结果。它的表象模仿具有复杂的逻辑结构，从创作者的角度，制造一种氛围，编织一个故事，设计出不同人物的行动逻辑，并从中组织出自己的主题思想，这一切都需要调动抽象思维活动，或者说，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出想象这种审美活动的哲理性和抽象性来。虚构的故事实际上是主创者对纷繁、杂乱之人生乃至世界的个人见地，从教育的层面，影视作品读解，就是逆向地勾勒出作者通过情节、人物构设出的一种社会结构，而普通观众在观影活动中被训练的，正是这种理解人生的能力。
目前国内外对于影视剧的社会功能有这么几个定位：娱乐、宣泄和教化宣导。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明显有误区，三者并不是平级的关系，娱乐是游戏的效果，它涵盖或者生发了后面两个功能，即宣泄和教化宣导。从艺术传承上看，由寓言神话、文学戏剧再到今天的影视剧，虚构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一直发挥着两种基本作用，一是维系着社会的有效运行；一是维护着人类精神层面的“生态平衡”。维系着社会的有效运行对应的是教化宣导功能；维护着人类精神层面的“生态平衡”则对应着宣泄功能。宣导教化功能制约着宣泄功能。宣泄有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针对作为个体的人，虚构故事中的人物让观众认同，在认同过程中观众与虚构人物共同经历了被情结困绕、被生活的困难压倒的过程，根据编导安排的解困结局，观众在一个虚构的空间中暂时解决了心理的困顿，从而达到了宣泄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艺术净化论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对文学和戏剧创作的心理动因进行了剖析，马尔库塞在总结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成就时认为，弗洛伊德将虚构活动界定为幻想的一种成熟、成型方式。
从心理机制的角度，“幻想在整个心理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把无意识的最深层次与意识的最高产物（艺术）相联系，把梦想与现实相联系；它保存了这个属的原形，即保存了持久的、但被压抑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观念，保存了被禁忌的自由形象”。（4）从文学的角度，我国学者叶舒宪也认为，作为表演和幻想的综合，文学作为一种虚构活动，“同以治疗为目的的巫医幻术有潜在的关联”，（5）“对于人性的生态平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殊途同归，这是理论界目前对虚构创作动因所达到的共识。其次，宣泄针对的是作为群体的社会。作为一个为生存而不断地与自然界、与其他群体争斗的族群社会，它与其他族群分享着、也独自拥有着一些集体情绪，如对族群灭亡的恐惧、对未来的不安定感、对其他组群的敌视、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制度规则的种种不满等等。而影视作品通过对社会中不平等、不公平现象的揭示和批判，使公众的负面情绪在一个虚构的空间中释放出来，而不会对现实社会造成伤害。章柏青、张卫在《电影观众学》中即指出：“观影的情绪活动和宣泄活动可以调节、激发社会情绪的运动，观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可以通过影视作品得以疏导，观众的愿望可以通过电影作品虚构的现实得到虚幻的满足从而产生愉悦情感，自然减少或削弱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7）应该说，国内外文艺理论创作对于宣泄的研究实践最为充分。但是，关于虚构的社会组织功能，即宣导教化功能的认识则明显不足。以苏联为典型代表，影视剧的宣导教化功能曾经以“意识形态功能”的面目出现，认为电影应该是政治思想宣传的工具，“苏式”理论的错误在于误用了影视剧的宣导教化功能，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意识形态功能，而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将之简化为服务于时下政策的工具。无论东西方国家，经过历史实践证明，电影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虚构演绎政治的方式。在我国，曾经明确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文艺路线越走越偏，过度强调了，或者说滥用了虚构的这种权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在以第五代为先锋的电影创作活动的推动之下，影视剧与政治逐渐拉开距离，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除了一些“主旋律”影视剧还继续维系着“苏式”理论的思路以外，内地影视剧的创作格局基本上走着娱乐或者实验艺术两条路，不过，迷失成为了三个方向状态描述的关键词。#p#分页标题#e#
主旋律无力辩护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只满足于利用观众的怀旧情绪重拾当年的红色激情，偷梁换柱、无的放矢；娱乐大众逐渐流于低俗、犬儒主义，实验艺术则趋于颓废虚无……笔者认为，正视影视剧应该包含的伦理学内容，并针对中国特有的国情、民情和当下的国际大环境，对影视剧的宣导教化功能进行理论重构是非常必要的。其实在世纪之交，我国理论界就开始了对文艺活动基本社会功能的再思考。在《文学审美论的“知性方法”批判》中杜卫指出：“原先那种照搬‘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几个范畴拼凑起来的‘苏式’文学理论显然已不能满足文学理论建设和教学以及文学批评的需要。这种理论的明显不足在于：把文学理论问题抽象为一般意识形态问题……”（8）可惜这个讨论没有进一步深入，内地理论界和创作界对于影视作品的宣导教化功能均采取了提防、回避的态度，破而不立，名不正行不顺，这是今天中国影视剧创作思想境界整体低下的根本原因。虚构是否是一种权力符号？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看，“虚构话语可能产生真理的效果……人们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也在历史的基础上虚构尚未存在的政治。当然，这种虚构带有浓厚的对未来的设定与未来权力话语操作的某种制衡”。（9）新历史主义代表了目前西方理论界的主流，它的理论秉承了左派政治思想的精髓，与“苏式”理论具有血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当它界定文艺活动的社会功能时，还是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文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它能调节特定社会形态的矛盾，又能使那些特定集团和社会利益作出的权利决策被视为当然之事。同时它通过一种浓缩性话语对社会中习焉不察、见惯不惊的东西加以警示，使人们通过作品的悲欢离合，看到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现实与由此产生的痛苦心灵。当然，文学由于其宣泄作用，又能够平息这种痛苦，使人在平等的心境中得到所谓净化。”（10）明显地，在新历史主义那里，以文学为代表的虚构类艺术之“意识形态功能”被看作是与宣导教化、宣泄功能具有并列关系的一种功能，其实不然。劳伦斯•E•卡洪认为，人类社会由三个体系构成：社会—经济—管理体系、文化体系和个体人格。（11）
三个社会体系中，管理体系以刚性的法律、规则形式出现，个体人格则以丰富的、差异性的方式显现，其本质是反社会、反规则的，文化体系则因为同时覆盖了其他两个体系的内容，即个体性和社会性，而具有强大的协调、联系功能。在任何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中，文化活动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比强制性的政策、法律更具有社会效应。法律制度规章最终无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文化却“天网恢恢”，它的作用力如“春雨润物”，不动声色而且无孔不入。我们应该认识到，影视剧的终极社会价值在于它的伦理内涵，所谓“意识形态功能”，只是宣导教化功能的历史误读和误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虚构活动，影视作品是大众文化的聚合场，不过，虚构的游戏本质决定了它的宣导教化功能必定不可能是一种权力话语形式，这是它与新闻传播类的文化活动之根本区别。伦理问题实际上是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在康德看来，伦理道德是人的本体所在，是构成人类文化心理的核心内容。伦理学的基本课题旨在解决人之为人的意义。李泽厚在界定伦理的时候，认为其社会功能在于规导：“人意识到自己个体性的感性生存与群体社会性的理性要求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个体最终自觉牺牲一己的利益、权利、幸福以至生存和生命，以服从某种群体（家庭、氏族、国家、民族、阶级、集团、宗教、文化等等）的要求、义务、指令或利益。”（12）人类社会的本质，即是伦理本体“：人的这种‘自由意志’本身具有崇高价值，它为人类对自己和对他人（包括对后人）培育了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普遍性的心理形式，使人获得不同于动物界的社会性生存。”（13）在社会生活中，伦理表现为一个群体外在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规则，而这些规则的执行，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个体对于这些规则的自觉认同。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文化活动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是社会型塑人性的基本方法，是伦理本体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寓教于乐，“移风易俗”，纠正社会中不符合时代，压抑人性的伦理道德内容，提升人类的文明层次，影视剧是社会精英思想拉动大众、贴近大众的最佳方式，这也是它区别于很多社会游戏的根本所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亨•阿杰尔就看到了电影的宣导威力：“电影将显示出一种‘广泛的无所不在的神的生命’，它将重新在那些对于超现实的东西几乎丧失感觉的意识中唤起一种宗教式的感情。电影将以一种罕有的威力和无限广阔的幅度提供‘一种共同信仰的缘由’。”（14）
王岳川也指出，影视剧“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位、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和接受变形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流’为同一频道、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15）尝试通过影视剧作品向普罗大众灌输相对具有普世性的人性内容，前瞻地从一些先进、积极的角度去审视人类行为的可能标准，“先人之先”，用虚构的方式，向大众展现文明现象之利弊，引发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进行思考，是影视剧的历史使命。从单一族群的特殊文化背景下看，影视剧需要完成一些“公共责任”，在精神上将社会维系成为一体，一是要夯实人类自古以来奉行的正确价值标准，例如诚实、守信、正直等，二是要在新的社会语境中调整一些行为标准的尺度，如孝、公正、公平、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概念。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宗教文化背景下，这些“公共责任”的内涵是有变化的，这时它们可能就具备了一定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当它们需要跨越国境时，影视剧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即不同国族审美和道德标准有很大差异，因为实际存在的生存利益的冲突，这种文化的差异又可能会被放大和曲解。2007年《斯巴达300勇士》所引起的穆斯林世界的反感和反对声浪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尽管如此，从全球这个宏观的方面看，尽管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传统千差万别，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族、不同的政体都分享着一些共同的道德标准。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好莱坞电影，这也是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16）#p#分页标题#e#
面对我国目前正经历着的伦理危机：社会风气不正（盲目拜金、纲常崩坏、诚信缺失）、人道水平低下（食品安全其实反映的是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的淡薄），中国，尤其是内地影视剧创作的整体表现更是应对乏力。为此，我们的影视研究和教育需要深刻反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根本上对虚构创作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在我国，整个社会体系的文化结构曾经由哲学理念——孔孟之道通过宗法家族与科举体制维系，小说和戏剧是文人的“余业”，实际上整个艺术创作都停留在社会精英“高山流水”的层面，这种文化格局造成了社会的精英思想与普罗大众阶层一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与矛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文明源远流长，但整体上民众的文明素养和政治素质相对比较低下，分辨是非能力差，容易偏激和被蛊惑煽动，喜欢走极端。作为一个精英文化与普罗大众联结的重要管道，影视剧构建社会伦理价值观的作用不容再被忽视和误用。目前，从世界范围看，价值观危机是普遍困扰各种文明的因素。联合国在世纪之交的调查结果认为：地球“在走向前所未有的严重社会和经济危机……歧视和社会排斥的深刻根源，如种族主义、父权制的性别歧视、排外情绪、宗教狂热和极端民族主义，也使得技术的力量偏离了方向，去加强权力的技术。此外，政治制度在体制上的弱点和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普遍出现的伦理价值观危机，也可能正在造成人类创造力的产物与人类生活的更严重对立”。（17）且不谈中华文化本身的价值，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历程对于人类文明具有很高的参考、范例价值。从社会学的角度，经过了百年的社会阵痛，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这是值得很多发达国家反省、第三世界国家借鉴的。今天中东的乱局，美国文化号召力的减弱，实际上更凸显了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中国的影视剧创作者们不能再隔岸观火，偏隅一方。
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谈，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更直接地需要从其大众艺术作品的品味和思想性来衡量，影视作品伦理境界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所具有的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用一种共同生存的理念来凝聚不同文明的族群，型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是今天中国影视剧必须直面的神圣使命。潘维在《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当中，将“社会核心价值观”界定为七种关系“：（1）个人与他人的关系，（2）人与自然的关系，（3）个人与群体的关系，（4）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5）人民与政府的关系，（6）人民与国族的关系，（7）国族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8）影视剧的伦理学研究应该对应着这些社会核心价值关系向几个方向展开思考：一个是特殊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这包括了特殊族群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俗风俗研究；一个是不同的意识形态造成的政治、社会体制，以及这种政治社会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审美、道德标准差异（19）；再就是从全球的角度，在这些差异中找到共性，探讨这些差异和共性之间的冲突与和谐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当下最前沿的人文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