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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 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20世纪早期的30年，中国现代神话学受西学影响而初具形态，方法论上，对“地下材料”的追求作为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主。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论著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茅盾论述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神话演变的问题。他试图从上古史中抽绎出中国神话的“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为主神的设想。以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由历史研究入手，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同时，王国维提出了将“地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辨学派一道，极大地震动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而为神话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方法论的先声。#p#分页标题#e# 20世纪30～7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的涌现，一批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汉武梁祠画像考释》（1936）、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56）等相继从发掘出来的古文字和汉画像等考古成果中获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证商周文化的神话起源、神话类型和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就战国楚帛书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对其中的起源神话材料也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著（20世纪70年代）、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包寿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对相关起源神话做出过深入探讨。同时，一些学术新人出现，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中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有大贡献的首推丁山。作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著。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主要见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两部著作。前者深入论证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的民族起源神话的历史制度内涵，认为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宗神，氏族制时代就是图腾时代，图腾神话与图腾艺术因而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纲领。后者“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讨论了姜嫄与土神的关系，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传说时代的概念，在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认为，上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关键是材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考古发掘的文物材料对于证史与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对于学界争议较大的中国古族三大集团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话与历史起源问题做出了足信的论述，廓清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线索，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末的20年，考古学家陆思贤无论是在民族起源神话考古材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系统的神话考古的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觉探索上古神话的方法论问题，在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讨神话考古领域的基本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新材料，并对这些做出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话考古》（1995）汇集了他对伏羲氏诞生神话、女娲神话、东夷系神话、羌戎系神话、诸神起源等中国早期起源神话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对神话类型研究与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价值，建构了神话考古的方法论体系，为考古学处理神话材料和神话学处理考古材料等两个领域都提供了科学性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神话学家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做出过有影响的研究，以袁珂、萧兵、叶舒宪和杨利慧为代表。袁珂作为新时期以来最知名的中国神话学家，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1950）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的专著。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而可信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为中国神话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萧兵专注于《楚辞》的神话研究，在《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著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辞文化为基点，将楚辞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舒宪以其开阔的学科视野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国神话哲学》（1992），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观念上也有较大突破。叶舒宪通过对不同民族神话的分析、词源学训诂、文物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早期观念的原始发生、基本意义、哲学图式等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神话建构哲学观念体系的学者。杨利慧的《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1996）在女娲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区出土的鲵纹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记录、民俗志资料以及实地的田野考察结果，认为与女娲有着某种渊源的鲵纹（或称人首蛇身像）彩陶，较早地出现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带，考证出女娲信仰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 民族学、人类学也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基础上，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对汉族和近50个少数民族的起源神话与民族来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证。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及其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白鸟芳郎、王恩庆的《有关华南民族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以民族渊源和民族文化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1981）、唐呐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初探》（1983）、赵橹的《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1984）、谢继胜的《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1986）、陈连开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1987）、徐亦亭的《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1989）、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的《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的《宗教•神话•民俗》（1992）、石伟光的《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的《盘瓠神话新探》（1994）等。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新材料，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起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因其比较神话学视野而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材料运用方面有突出成绩。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著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对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做出了较大贡献。#p#分页标题#e# 三、结语 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在上世纪百年历程中已经取得较大成绩，这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文献学的不断跟进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已经深入影响了学术界的基本观念，在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几大学科中汇成了一股整合性较强的学术力量，为神话考古学和考古神话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和文化起源神话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带有鲜明的学科特性与综合性，因此，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显得极为艰难，尤其为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带来了困难。一方面，考古学与文献学在所属学科研究中具有自己的学科取向，同时兼具文献处理与考古实物求证的不确定性和争鸣性；另一方面，神话学受制于多种理论流派，往往更看重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既简便，而且认可度也更高。这也反映出当前神话学者尚未取得太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一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价值观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也难以得到公认。 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拓展，学科融合的努力在部分学者的研究实践中获得了可喜成绩。应该说，借助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新成果，系统、全面地厘清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神话考古研究正在展现其特有的学术价值。这一研究方法，将引领神话从诗学的高贵与玄妙，转向史学的古朴与敦实，渺远的人类童年记忆，也因之而变成可信的历史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