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论文范例

一、官方文献的记载与表述策略

从金明昌七年《霍邑县孔涧庄碑》可以看出，四社五村作为一种民间村社组织具有久远的历史，但历代山西方志却均未见记载。该水利组织的水源地是霍山青条峪之峪泉，而位居清光绪朝优秀通志之首且搜罗最为丰富的王轩本省通志，详细到记录青条峪附近的十一条渠道、十二道泉水，也未曾提及这一峪泉，足见其被忽略的程度。从官方视角来看，官方文献刻意突出的是灌溉水利工程，包括官方管理的渠道和官方部分参与管理的民间渠道，因为这是封建王朝的权威体现与利益保障。而四社五村的特殊性在于实行不灌溉的水利民间契约，强调“耕而不灌”的用水理念，所以，它的“被忽略”意义由自身历史传统和官方意识形态这两方面所共同塑造。也可以这样理解，通过反读“强势者”生产的文献、陈述的话语以及关注的焦点，我们企图理解“强势者”制造这些“东西”的历史，并且从中读出“弱势者”的生存状态和实践策略。山西历代地方志和水利志都记载了省内的水利工程，也涉及到县以下的水渠，包括洪、赵、霍三县水渠。综观这些水利史料，能够发现官方文献的一些表述策略。

其一，官方运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社会管理技巧。如具体到三县来说，官府对水利的管理主要是文告，组织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审核渠册，颁发凭信和处理纠纷，而对于各渠的具体事务并不过问。这种在水利公共领域与民间占一定自主性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共同管理格局，从各县水利碑刻与渠册中也可看出上述情况。

其二，有意突出水利事业的公益性，塑造一种道德典范，注重社会效应甚于技术规模。这种表述策略的背后实际上掩饰着的是国家税收利益之目的，因而官府要通过加强水利的社会动员力量以保障地税。如在一些方志中，三县使用官渠南、北霍渠的条目多处可见，记录有功人士姓名和相关村名、社名达三十余次，彰显官方刻意所为。

其三，注重官方的政绩评估与社会后果。在地方救灾实践中，官方文献表述的侧重点在于——在评估灾害影响方面，只讲社会后果不言水利工程；在救灾措施及力度方面，也只述官府体恤民情之姿态，松动相关纳税政策，而较少或者根本就不谈水利工程的改造与维修等技术手段。地方志曾记载水灾过后官方免除地税的史料：“明洪武五年……汾水浸塌，没四千九百六十四亩……，村移内地。又高公沟，嘉靖间河断水绝，分贾村沟水为小沟，入副霍渠借流。田去赋存，民甚病之。万历九年，知县乔因羽丈地免粮，始免征。”

其四，粉饰与夸大官府的政治权威与调处行为。官方文献在谈及三县用水规约方面，主要选取民间渠道原有的规约并加以肯定，表面上承认民间原有制度安排的文化合理性，深层原因是官方对现实社会中因水资源紧张和用水需求量增加引发制度变革要求的一个被动应对，因此，其外部表征便是“率由旧章”的表达策略。

二、地方文类背景下的谱系考古

摘要：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现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但是在甘肃地区，这门学科的实验教学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为研究对象，结合四川大学考古实验室实地调研情况，从实验室教学建设方面、实验室管理方面提出初步构想，以促进实验室建设。

关键词：

“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管理模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博物馆的关注不断提升，物质投入逐年增加，但博物馆的专业人才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需求，2008年，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2012年增设了文物保护学专业。经过4年的建设，已经建成了“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对于实验课课程的设置与教学还处于摸索阶段，还需借鉴其它大学同类实验室的成功经验，提出适合自身实验室建设及实验教学的思路。

一“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的调研

四川大学在实验室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为此，2012年7月赴四川大学及周边地区就博物馆和文物保护专业实验教学进行了深入调研。四川大学考古实验教学最早成立于1970年。其前身为考古技术实验室，被列入211和四川大学“523实验室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下设考古技术、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微痕分析、动物考古、成分分析、体质人类学等7个实验室。另有中心专业图书资料室、文物标本室各1个。多年来，该中心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在金沙遗址考古、三峡考古、西藏考古等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其采用的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考古实验教学，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特色鲜明，在中国西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都有重要影响和示范作用的考古实验教学中心。博物馆学实验室：2006年，四川大学考古教学实验中心正式依托四川大学博物馆成立博物馆学实验室，开设“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陈列设计”、“博物馆观众研究”等3门试验课。文物保护实验室：成立于1989年，分为“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和“无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两部分，现配备有金相显微镜、大气品质测量仪、恒温恒湿箱、电脑测控耐折度仪、台式放大镜、电脑三目体视显微镜、电导率仪、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高分辨率X射线衍射仪等分析、检测实验仪器等多种实验设备，既可保证文物保护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基础实验教学需要，亦能支持专业师生在文物保护材料、保护技术、保护理论等方面开展研究实践。动物考古实验室：2005年，川大考古实验教学中心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组建了动物考古实验室，依托于拥有60万件动植物标本的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和考古专业多年发掘积累的动物标本及考古教学中心购买的大量动物标本，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动物考古学》课程和动物骨骼种属鉴定、年代测定、动物食性测试、脂肪酸测试、动物古DNA分析等实验。

一、性别考古在西方

在性别考古学产生之前也有女性从事考古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Garrod）1939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考古女教授，玛丽•利基（MaryLeakey）1978~1981年在坦桑尼亚东部的雷托里找到了三百六十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的足迹。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参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女权主义运动促使政府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但是此时女考古学家得到的研究基金依旧很少。直到1980年，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女性考古学家对“狩猎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许多出土物都与女性的活动有关。还有一些女性考古学家对寻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妇女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一些学者以往的考古研究涉及到女性，但是性别考古学诞生后则是开始系统地、有意识地研究考古材料中所体现的女性及其作用。但是总体观之，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女权主义对考古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若从此算起，性别考古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关于美国性别考古学发展史，林嘉琳和孙岩在其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前言中已有简单的回顾。美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正如女性主义的发展一样，也经历了早期由简单地质疑历史上及当今考古学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要求纠正偏见，从而以寻找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活动和地位为主要目标，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关系的探索，讨论的议题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而通过随葬品寻找性别信息，进而提炼出“性别代码”亦成为当今学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议题。具体来说，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李宁利在其《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中已做了具体的详述。而陈淳的《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对美国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回顾及内容介绍，这两篇文章是我们比较直接、方便了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材料。

二、性别研究在中国

据地下出土材料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性别研究的先驱要数郭沫若先生，其于1930年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通过甲骨刻辞中关于对娥皇、女英、多母、多父的记载，来印证商代的婚姻制度为彭那鲁亚家族的亚血族群婚制；同时又根据卜辞中所反映的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后”）、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制等三方面，认为殷代依旧保存颇多的母权中心的痕迹③。虽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且非并正确，但毕竟开创了从地下出土材料来探讨古代男女两性婚姻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新途径。其后，多有学者从此途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而涉及两性关系研究，尤其是婚姻制度。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一篇从卜辞内容讨论商代封建制度，其中一节专论妇女的分封；而第二篇从卜辞专论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认为商代并非亚血族群婚制④或对偶婚制⑤，而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由多妻生多子，进而需要确立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并认为宗法和嫡庶制度不是周人的首创，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胡厚宣先生的论证虽然仍没跳出通过卜辞探讨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而上升到社会性质的讨论的模式，但是其研究结论相对于郭沫若、曾謇、董书方等人更为正确。建国以后至80年代，中国考古学受苏联考古学影响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⑥”。此时涉及女性研究的考古遗存几乎全是墓葬，通过人骨鉴定性别，根据墓葬中男、女两性的组合、比例、葬式、随葬品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之后再根据墓葬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来推导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状况，以此来论证是女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以此来比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史前婚姻制度的论述，并推断此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的哪一个环节。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工作者热衷于讨论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因此诸多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运用考古材料对诸如妇女在史前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变化、性别观念及其在宗教活动中的体现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重视⑦。

以墓葬中男女性别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来推论婚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推论模式主要运用于史前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也正是关注社会发展形态问题，而墓葬所反映的两性关系是所有缺乏文字记载或文献不足证时，用来推导这一问题的最佳材料，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有关墓葬的考古报告中一般都会刊布人骨性别鉴定的结果。而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报告中却较少地刊布墓葬中的性别鉴定结果⑧，如著名的《洛阳烧沟汉墓》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⑨，因此更谈不上据此来做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与纯考古学研究不同，沈从文先生从考古出土文物开辟了一条窥探中国古代日常真实生活的新途径，从而涉及男女两性关系研究，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即是此方面的佳作。但总体来说，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涉及女性和两性关系的研究较少。对此现象，我们认为还是与不同时段考古学所要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及特点相关。史前和青铜时代，尤其是史前考古这一时期比较关注社会形态，而此之后社会形态比较明确，因此关心的主要是依据考古遗存获得文化分期。另一方面，亦是由于当时考古工作者还没意识到性别会对各类考古遗存的布局、形态及其包含物产生影响，因而自觉地认为如墓葬所反映的器物组合差异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而非性别。此外，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男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无形中对作为主人、掌权者男性关注过多，而忽略了对人类的另一半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独立探讨”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加之与西方学界的接触和交流增多，西方流行的各种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西学东渐，中国考古学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充满反思精神和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真正有条件探索一些具有发生学特征和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课题，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发展等；考古发掘成为多学科合作的交叉点和新的突破点；资料分析与整合中的聚落考古学逐渐成熟，考古课题更加注重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文化表现，更加注重考古遗存的功能分析。因而，进入90年代之后，有关两性的研究不如上一阶段如火如荼，但开辟出了新的天地。这一时期涉及的两性研究，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主要集中在史前和原始时期的人口性别构成輰訛輥，从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女性称谓、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与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权问题等；在秦汉时代之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由于大量简牍和新考古材料的发现，利用简牍和墓葬中出土的有关服饰的考古遗存，来探讨古代的性别关系和女性服饰面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多不是考古学家，而是历史学者与文学研究者。如王子今先生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此书专辟“简牍性别史料研究”内容，通过考古发现的秦汉及三国时期的简牍进行女子姓名、多妻称谓及现象、婚娶事宜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在讨论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还利用了画像石、空心砖、铜镜等考古材料。扬之水女士的“名物新证”系列书籍，从一个女性及文学研究者两个视角，从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来“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试图重现古代更多的日常生活细节。因此，她的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关于女性服饰与装饰的研究。以上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已有所涉及，属于传统的两性或女性研究。

考古学上反映的距今 3000 年前后，辽西地区自然生态和由此影响的经济形态的变迁， 在中国东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动因可以从气候、环境变迁和民族迁徙等多方面探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上自然生态的每一次大的变迁， 都深深影响着一个区域的文明进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这无疑是今后东北史研究中应予以特殊关注的生态资源变迁问题之一。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0引言   2002年,钱俊龙等从九种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1],1950年以来,仅我国关于物理和化学方法及核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论文就有787篇之多,占各类新技术用于考古学研究论文总数的80.5%。该统计计算表明,很多近现代测试技术已经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核技术方法及物理和化学方法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其中,穆斯堡尔谱技术也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应用,包括对古陶器、瓷器及釉彩所含元素及烧制过程中的剖析,对古代铜制品及其他金属制品、古代壁画等其它多种考古制品的研究等。穆斯堡尔谱技术是固体物质中超精细相互作用的有效研究手段,也是较早应用于考古研究中的现代测试技术之一,主要应用于分析考古制品的原料成分、制作过程等方面。它以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特别是对试样的无损检测的特性而适用于对珍贵的古代制品的研究工作中。本文将主要概述近年来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状况、方式和方法,并列举一些成功的应用范例,以期对该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进行评价。   1穆斯堡尔谱   1.1穆斯堡尔谱的发现   1957年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R.穆斯堡尔在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实验中发现[2]:固体中的某些放射性原子核有一定的几率能够无反冲地发射伽马(γ)射线,γ光子携带了全部的核跃迁能量。而处于基态的固体中的同种核对前者发射的γ射线也有一定的几率能够无反冲地共振吸收。这种原子核无反冲地发射或共振吸收γ射线的现象就被称作穆斯堡尔效应。利用多普勒效应对γ射线光子的能量进行调制,通过调整γ射线辐射源和吸收体之间的相对速度使其发生共振吸收。吸收率(或者透射率)与相对速度之间的变化曲线叫做穆斯堡尔谱。图1为标准零价元素铁(57Fe99.85%)的穆斯堡尔谱,图下表格内数据为穆斯堡尔指标。包含左右对称的六条吸收峰,其同质异能移动(IS,isomershift)、四极移动(漂移)(QS)、半宽度(HW)、局部磁场(Hi)等。谱图的吸收峰样式、位置和相关的穆斯堡尔指标,可以用于确定样品中的铁化学种态;利用各化学种态谱线的面积可以计算其相对含量,也可利用吸收峰的总面积估算样品中的总铁含量。   1.2穆斯堡尔谱技术的特点   穆斯堡尔谱技术的主要优点是:分辨率高,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对试样无破坏,实验流程较为简单,试样的制备技术也不复杂,所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导体、半导体或绝缘体,试样可以是晶体或非晶体的材料、薄膜或固体的表层,也可以是粉末、超细小颗粒,甚至是冷冻的溶液,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其主要的不足之处是:只有有限数量的核具有穆斯堡尔效应,而且许多核素还必须在低温下或在具有制备源条件的实验室内进行,使得该项技术的应用领域受到很多限制。目前主要是57Fe、119Sn、151Eu等少数元素的室温穆斯堡尔效应得到了实际应用。而Fe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广泛分布,特别是其在粘土矿物中的丰富含量,和Fe元素的穆斯堡尔分析结果所揭示的丰富信息,以及该项技术的无损检测、非破坏性和根据要求无需化学前处理等优点[3],使得研究古陶器、瓷器及釉彩等多种考古制品成为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中运用最多的领域。   2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在穆斯堡尔效应被发现大约10年之后,有些研究人员就意识到将穆斯堡尔谱技术用于分析粘土矿物的可行性[4-6]。而这之后不久,Cousins和Dar-mawardena就开始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进行相关研究[7],提出了运用这一新技术可以有效的检测试样的Fe2+/Fe3+比值,从而推断古陶器烧制过程中的氧化还原气氛。这可能是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最早的应用[4]。从此之后,在多种考古制品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进行相关的分析测试,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常用的检测分析手段。   2.1穆斯堡尔谱技术的考古学原理   考古学主要是研究古代社会物质文明与文化发展状况的学科。特别是研究文字记载稀少甚至缺失的古代世界。对古代制品的现代技术分析以还原其制作工艺等是现代考古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和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选取各时期典型的古代制品作为分析对象是研究的重要问题。古陶、瓷制品,铜及其它金属制品因为其不同时期的形制、制作工艺的不同,以及它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而成为考古学中涉及较多的古制品。Fe在陶、瓷制品的原料粘土矿物中含量丰富[8],Fe和Sn在古代金属制品中也都有广泛存在,而Fe与Sn的穆斯堡尔谱是目前考古学中运用最多的穆斯堡尔谱技术,因此,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最多的主要是对上述几种古代制品的分析过程中。   2.2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陶制品研究中的应用   在出土文物的古陶制品中隐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包括陶制品的原料来源、烧结温度及纪年效应等[9]。自从1969年首次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进行研究之后,很多研究者开始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陶瓷制品的矿物组成,并利用实验室模拟实验来推断古代陶制品的烧制条件等[7]。在我国还开展了用穆斯堡尔谱研究古陶片的记年效应的研究[9]。潘贤家等测定了13个不同地区出土、不同历史年代和不同烧结工艺的已知年龄古陶片的室温透射穆斯堡尔谱。他们的实验数据经计算机拟合分析表明:11个古陶片顺磁成分中Fe2+四极劈裂值明显地随着古陶历史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几乎线性上升的规律:年代久远的陶片其磁性成分基本消失[9]。1980年代末,秦广雍等曾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秦始皇兵马俑进行了相关的考古分析[10],他们对兵马俑陶片及骊山粘土分别进行了重烧和模拟试烧。在对各样品在不同温度烧制后的室温穆斯堡尔谱进行计算机拟合分析后得出,秦始皇兵马俑制作过程中的烧制过程是先经高温氧化,然后小火还原,在烧成后进行缓慢降温处理,秦俑的原始烧制温度上限可能在980±50℃。单纯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研究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的相关方法现在已经相当成熟,并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该技术与计算机模拟及其它测试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期使穆斯堡尔谱技术的优势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p#分页标题#e#   2.3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瓷器及釉彩研究中的应用   作为陶瓷大国,从古陶瓷中获取历史信息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应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陶瓷的工作也已经广泛开展[11]。古陶瓷材料研究表明[12],富铁矿物在古陶瓷制作中被广泛应用。富铁矿物不但可以成为胎料配方中的材料组成之一,还可以成为釉料配方中的组成材料。在元代钧瓷釉的穆斯堡尔谱分析中[13],高正耀、陈松华等研究了元代钧瓷釉和现代仿古蓝钧釉的穆斯堡尔参数(结构铁的同质异能移、四极分裂)与烧制温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当烧制温度高于1200℃时,仿古蓝钧釉的Fe2+、Fe3+的配位数与元代钧瓷釉的相同,皆为4。这说明高温阶段仿古蓝钧釉的物相有可能与元钧釉相同,这也为现代钧瓷釉料的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陈全庆等在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南宋官窑青瓷釉呈色机理研究中发现[14],烧成温度的提高和釉层厚度的增大都使南宋官窑青瓷釉色饱和度显著提高。采用穆斯堡尔谱测试分析手段,可以分析研究古陶瓷烧成过程中其矿物组成、微观结构、釉玻璃相中离子的存在状态和它们的变化规律。通过这些研究,不但可以推断古代陶瓷制品的烧制工艺条件,以此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相对地域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古陶瓷制品的制作工艺、烧制温度的研究对保护及修复陶瓷文物,甚至对现代陶瓷制品的制作都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2.4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金属制品研究中的应用   在将穆斯堡尔谱技术应用于古陶、瓷制品研究后不久,考虑到古代金属制品普遍含Fe、Sn等元素,而金属制货币、金属工具等也是考古学的重要材料,研究人员就开始利用Fe、Sn等穆斯堡尔谱来研究古代金属制品,并主要集中于古铜币、铜制品、金币等考古制品的研究中。东京大学的Takeda等[15]用119Sn研究了我国古代的铜钱,并得到了几种古钱币的特征穆斯堡尔谱。根据不同时期铜钱的谱线的不同特征,就可以鉴别古钱币的真伪。另外,古钱币的穆斯堡尔谱分析结果对于了解古钱币的铸造成分和方法等也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对青铜制品如中国古铜币、汉代青铜镜等早有研究报道[16]。在用散射穆斯堡尔谱对青铜镜作无损检测中,谢建忠等分析了包括春秋战国、楚、汉等不同时期的古镜共12块。在完全不破坏原样品的条件下,给出了镜表面下100μm内关于所含Sn的价态及其化学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并从测量图谱得出,虽然古镜的历史年代、制造地点、甚至制造工艺等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谱型是类似的,即其中的金属锡均以Sn4+氧化物和铜锡合金状态存在,这说明制造铜镜的材料是类似的。不同的铜镜Sn4+氧化物与铜锡合金比例不同,而结合铜镜外观可看出,具有黑漆古的铜镜比不具有黑漆古的铜镜表面Sn4+氧化物比例高。不具有黑漆古的铜镜表面锈蚀严重的Sn4+氧化物所占比例高。对古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制品表面腐蚀层的穆斯堡尔谱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埋藏时的环境条件,特别是分析过去历史时期该地土壤的酸碱度及氧化还原条件等。这些研究对于出土金属制品的保护及修复工作都有着积极的作用[17]。此外,穆斯堡尔谱技术还被应用于对古代金属冶炼遗址中发现的炉渣及金属矿渣的研究中[18、19],这类似于对陶、瓷器古窑址中古瓷碎片及粘土的研究。因为铁元素在矿物及岩石中广泛存在,在古代金属冶炼过程中,含铁矿物总是会出现在铜或其它制品的生产过程中,这就为运用Fe的穆斯堡尔谱技术的分析创造了条件。古代金属炉渣及矿渣的研究对揭示古代金属冶炼史及了解古代文明进程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5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壁画及颜料研究中的应用   在对古壁画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员推断绘制壁画所用颜料的特点。Kuno等运用57Fe的穆斯堡尔谱对墨西哥Mor-gadalGrande古壁画的研究中发现[20],MorgadalGrande古壁画所用颜料中的红色组成主要来源于赤铁矿(Fe2O3),颜料中的橙色组成矿物主要是针铁矿(FeOOH),而颜料中的蓝色部分的物质组成中只含有少量的铁元素。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墨西哥MorgadalGrande壁画所用颜料的厚度大于20μm。目前,有关国内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代壁画的工作还鲜见报道,而我国古代壁画景观相当丰富。随着穆斯堡尔谱实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伴随着新型的轻便式穆斯堡尔谱仪的开发,该项分析测试技术在野外古壁画的研究中必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相信我国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研究古壁画及颜料的工作也将逐渐开展并拥有广阔前景。   3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的开发及其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3.1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的源起小型化的穆斯堡尔谱仪的兴起是源于ESA及NASA的火星探测计划[21、22]。MIMOSⅡ型穆谱仪的重量甚至不到500g,体积也不过(50mm×50mm×90mm),额定功率不到3W,携带有两种γ射线源,可以对样品表面的Fe进行室温穆斯堡尔谱检测。早在2003年,火星探测器“机遇号”和“精神号”上安装的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MIMOSⅡ)被用来对火星表面的含铁岩石及土壤进行分析。“机遇号”上安装的穆斯堡尔谱仪在火星“梅里迪亚尼平原”发现了黄钾铁矾类矿物(jarosite)和富含赤铁矿(hematite)的岩石露头以及富含赤铁矿的土壤等。这些矿物的发现表明了火星上曾经有过生命的可能性,因为赤铁矿和黄钾铁矾类矿物只有在有水的条件下才可以形成,而水是生命之源,所以火星表面黄钾铁矾和赤铁矿的发现显示火星曾经拥有生命。这一发现,可以讲是花费巨资的火星探测计划到目前所获取的唯一一项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巨大成就。同时,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地球上远古生命起源问题也有重要科学意义。   3.2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MIMOSⅡ相对传统穆斯堡尔谱仪来说,不仅携带及使用便利,更重要的是以其可以在火星表面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的设计要求,MIMOSⅡ不仅适宜室温条件下工作,在户外温度等环境条件下它依然可以正常检测样品,并且由于MIMOSⅡ的高检出率,工作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对样品进行处理[23]。目前,MIMOSⅡ也已经被应用于考古研究中。MIMOSⅡ的开发者,德国科学家Klingelhfer教授等走在了前面[23],他们运用MIMOSⅡ在室温条件下对雅典风格绘有黑色人像陶瓶(Lekythos)表面的绘画进行57Fe的穆斯堡尔谱检测。用作检测的古陶器由美因茨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提供,陶器表面绘有三个含红绘小细节的黑色人像。Klingelhfer教授等对绘制图像所使用的颜料中的矿物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陶器表面黑色画像颜料中包含赤铁矿(Fe2O3)成分。目前我国也已经有机构在开展小型化穆斯堡尔谱仪的研制工作,朱静波等进行了小型化穆斯堡尔谱仪换能器的研制并取得突破[24],新设计的换能器的重量及体积大幅下降到实验室原有换能器设备的七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并通过实验证明,这一新设计的小型化换能器能够长时间的稳定工作,各项性能指标也都达到设计要求。虽然目前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还未见广泛应用,但相信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其在科技考古领域中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鉴定手段必将大有作为。#p#分页标题#e#   4小结   自1969年研究人员将穆斯堡尔谱技术用于古代陶制品研究开始,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史,已有更多的物理、化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之中。在研究粘土矿物为主要原料的古陶瓷制品,甚至是在鉴定所有含铁相的考古制品时,穆斯堡尔谱技术始终具有其他分析手段所不能取代的显著优势。可以预见,随着穆斯堡尔谱实验技术的不断开发,以及与嵌入式数据采集系统[25],计算机模拟[26]等其它科技手段的不断结合,穆斯堡尔谱分析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将会越来越广泛,研究程度越来越深入,其在文物保存环境的探索和文物修复工作中必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甚至会扩展到考古学研究的更多分支领域的分析应用之中。致谢:本项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7年度获择优支持)的资助。

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   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20世纪早期的30年，中国现代神话学受西学影响而初具形态，方法论上，对“地下材料”的追求作为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主。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论著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茅盾论述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神话演变的问题。他试图从上古史中抽绎出中国神话的“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为主神的设想。以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由历史研究入手，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同时，王国维提出了将“地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辨学派一道，极大地震动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而为神话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方法论的先声。#p#分页标题#e#   20世纪30～7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的涌现，一批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汉武梁祠画像考释》（1936）、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56）等相继从发掘出来的古文字和汉画像等考古成果中获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证商周文化的神话起源、神话类型和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就战国楚帛书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对其中的起源神话材料也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著（20世纪70年代）、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包寿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对相关起源神话做出过深入探讨。同时，一些学术新人出现，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中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有大贡献的首推丁山。作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著。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主要见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两部著作。前者深入论证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的民族起源神话的历史制度内涵，认为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宗神，氏族制时代就是图腾时代，图腾神话与图腾艺术因而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纲领。后者“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讨论了姜嫄与土神的关系，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传说时代的概念，在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认为，上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关键是材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考古发掘的文物材料对于证史与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对于学界争议较大的中国古族三大集团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话与历史起源问题做出了足信的论述，廓清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线索，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末的20年，考古学家陆思贤无论是在民族起源神话考古材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系统的神话考古的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觉探索上古神话的方法论问题，在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讨神话考古领域的基本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新材料，并对这些做出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话考古》（1995）汇集了他对伏羲氏诞生神话、女娲神话、东夷系神话、羌戎系神话、诸神起源等中国早期起源神话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对神话类型研究与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价值，建构了神话考古的方法论体系，为考古学处理神话材料和神话学处理考古材料等两个领域都提供了科学性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神话学家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做出过有影响的研究，以袁珂、萧兵、叶舒宪和杨利慧为代表。袁珂作为新时期以来最知名的中国神话学家，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1950）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的专著。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而可信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为中国神话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萧兵专注于《楚辞》的神话研究，在《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著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辞文化为基点，将楚辞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舒宪以其开阔的学科视野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国神话哲学》（1992），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观念上也有较大突破。叶舒宪通过对不同民族神话的分析、词源学训诂、文物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早期观念的原始发生、基本意义、哲学图式等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神话建构哲学观念体系的学者。杨利慧的《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1996）在女娲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区出土的鲵纹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记录、民俗志资料以及实地的田野考察结果，认为与女娲有着某种渊源的鲵纹（或称人首蛇身像）彩陶，较早地出现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带，考证出女娲信仰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   民族学、人类学也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基础上，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对汉族和近50个少数民族的起源神话与民族来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证。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及其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白鸟芳郎、王恩庆的《有关华南民族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以民族渊源和民族文化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1981）、唐呐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初探》（1983）、赵橹的《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1984）、谢继胜的《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1986）、陈连开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1987）、徐亦亭的《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1989）、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的《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的《宗教•神话•民俗》（1992）、石伟光的《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的《盘瓠神话新探》（1994）等。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新材料，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起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因其比较神话学视野而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材料运用方面有突出成绩。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著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对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做出了较大贡献。#p#分页标题#e#   三、结语   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在上世纪百年历程中已经取得较大成绩，这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文献学的不断跟进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已经深入影响了学术界的基本观念，在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几大学科中汇成了一股整合性较强的学术力量，为神话考古学和考古神话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和文化起源神话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带有鲜明的学科特性与综合性，因此，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显得极为艰难，尤其为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带来了困难。一方面，考古学与文献学在所属学科研究中具有自己的学科取向，同时兼具文献处理与考古实物求证的不确定性和争鸣性；另一方面，神话学受制于多种理论流派，往往更看重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既简便，而且认可度也更高。这也反映出当前神话学者尚未取得太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一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价值观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也难以得到公认。   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拓展，学科融合的努力在部分学者的研究实践中获得了可喜成绩。应该说，借助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新成果，系统、全面地厘清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神话考古研究正在展现其特有的学术价值。这一研究方法，将引领神话从诗学的高贵与玄妙，转向史学的古朴与敦实，渺远的人类童年记忆，也因之而变成可信的历史影像。

一、关于社会经济研究

对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西藏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西藏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以及西藏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西藏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西藏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西藏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西藏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西藏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西藏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本文作者：孙正国 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

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

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