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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即代表现代主体中心理性，诞生于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而后现代主义便是针对科学理性中心主义哲学而言的，它对主体中心理性以及全部启蒙方案进行质疑。后现代主义不仅对现代哲学以及科学理性进行猛烈的质疑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其多元方法论对唯科学理性一元方法论的彻底动摇，这为东方一方水土养育下的中医复兴开辟了可行道路。 一、从尼采到费耶阿本德:后现代主义多元视角的诞生 (一)尼采和费耶阿本德: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方法论的旗手 尼采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一样，他们否认一个绝对终极故事的存在，否认所有真理的认识基础只有一个，认为所有的真理都是人造的。他坚持整体化方案对于生命的延续和思考是必要的。尼采首先攻击的是主体性。他认为传统哲学对“主体性”的追求是无用的，根源在于没有恒定不变的自我或主体，因为现代主义为了把握世界而虚构了自我或主体的概念，让世界成为一种凝滞物和存在物，让现代哲学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无边海洋。其次，当客观科学采用主体性来思考时，尼采便开始攻击客观科学。他认为如果没有将世界对象化的主体、客体两分法，现代科学便不会存在，作为现代科学内核的单向因果观也是一种虚构，对一元、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进行拆解。尼采通过对因果性———现代科学的核心进行消解和拆分，最后实现对唯科学真理的攻击和颠覆。他提出“世界是生成的”这一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内核，也意味着“最终实体、最高本质和唯一原则”受到震撼，世界的真相不是静止的、确定不变的，而是一种活动的、过程的，世界的本体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动态性。尼采即是反现代主义的勇敢斗士和后现代主义的策源地，也为中医等非主流学科在现代唯科学理性的夹缝中开拓了一片生存天地。 费耶阿本德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与库恩、波普尔、拉卡托斯一起被誉为哲学界四巨头。他在年轻受伤的长期求医问药中，亲身实践体验到中医的神奇疗效，并由此推断每一种医学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些都与费耶阿本德所提倡的在多元主义视角下各类科学和非科学平等、和谐共存的理念是一致的，主张实践中的效果才是检验多元理论、多元医学的标准。费耶阿本德认为一切方法论均有其局限性，故要求放弃方法一元论，而采用开放和发散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即不承认有永远适用和普遍有效的真理和标准，也不排斥任何另类的方法和准绳。即使是科学理性主义者最不接受的一切观念和方法，都是合理的，包括被认为是“非科学”的中医学。他认为，总有些人为了满足低下的本能、为了满足自己理智上的安宁的欲望，而用清晰性、精确性、因果性和真理客观性把人类世界弄得枯燥乏味，最后他们必然会明白只有一条原则可以在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加以维护，这就是“怎么都行”的后现代多元主义。 (二)后现代主义的内核及其对现代科学的反思:对科学理性中心主义的消解 整体有机世界观和整体方法论是后现代主义的内核。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有机论是整体论和有机论的结合，它认为一切事物均是“完整的整体”或“流动的整体”，将包容和展开的连续运动视为第一位要素，宇宙被看作成一个完整的、动态平衡的系统。后现代主义崇尚整体法研究客观世界，但并不排斥还原分析，虽然科学史上分析法功不可没，但毕竟运用有限，因此后现代的整体方法论既包容又超越了科学理性分析的方法，既保留具有鲜明成果的分析观又把自然的自发运动性和整体性囊括其中。 现代科学所呈现的辉煌让人认为它是万能的，科学凭借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福祉而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许多科学哲学流派的思想者都为科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也就在以科学理性主义中心化扩展之时，费耶阿本德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认为科学本质上没有至高无上的专权，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毫无瑕疵的，其他非主流学说也具有资格和生存地位，“因为任何理论在一定领域里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比较一个理论是否比另一个更有用，它们都有各自的‘有用’和‘成功’的评判标准”。一切方法和理论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它们之间是互相交错和补充而不可互相替代的，衡量真理的标准即实践效果，这是他“怎么都行”思想的来源，这也是后现代对科学理性主义中心反思的重要结果。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内核对唯科学理性主义一元论的颠覆，以及费耶阿本德对科学理性的批判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彻底。现性主义由于把一致、唯一、正确、简单作为其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排挤了其他方法论的存在空间。为了推动人类的进步，我们不应墨守成规于一种特定的标准和方法，有时采用与其完全相反的方法也很有必要，这就是反归纳原则。反归纳原则劝导我们“有必要探索和维护与得到充分肯定的真理或者正确的事实所不一致的理论和学说”［1，2］，所以各类学者应站在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视角，而不应该把真理或知识推向一个无限接近理想神话的边缘。这种对科学理性中心的反思运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推崇，比如自20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对中医学的重视就是人们认识到多向、多元理论体系建立必要性的结果。后现代主义尤其强调多元、多样的丰富人类科学文化并存性，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等其他文化学科的联系，反对使用还原论和纯粹物理学原理的有色眼镜来审视和批判别的学科类型和文化。后现代主义逐渐消解科学这个被认为是真理唯一化身的核心地位，从根基上动摇了了唯科学理性主义一元论存在的意义。 二、“明明白白的死与稀里糊涂的活”:后现代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中医方法论 现代生物医学把疾病的许多机理阐述得非常精致，甚至已经向基因水平迈进，并注重以事实为评判的基本要求，这种对事物“求真”让人们“明明白白”，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精神。可惜现代生物医学在操作体系上有着巨大的缺陷，比如许多疾病在现代医学科学的治疗下效果欠佳，又有各种副作用。某些时候与其说让病人等待救治，不如说是让病人明明白白的知道病因和机理后心安理得的接受死亡;中医把人的病医好了，活的开心有味，但从科学医学的角度却道不明其中的机理，比如何谓阴阳、何谓虚实，不够“求真”。引用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导何裕民教授的话“明明白白的死与稀里糊涂的活”便可来对这两种情况进行概括，那我们该如何面对和取舍呢［3］?(一)现代科学对中医的祛魅及现代科学的“神话困境”大卫•雷•格里芬认为，“祛魅的世界观既是现代科学的依据，又是现代科学本身的结果和前提”［4］。现代主义科学理论只能限用于那些已经祛魅过的事物，“五四”运动之后启蒙运动开始对中医进行祛魅，它通过排挤传统来弘扬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已经逐渐形成“顺科学则昌，逆科学则亡”的一元价值观。祛魅的观点即意味着，一切真理方法和知识的集合即是科学，真理包括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等。于是在唯科学理性一元观主宰的世界中，中医寸步难行甚至只有退守之路，“非科学”、“唯心”、“玄学”和“迷信”等炮弹接二连三地向中医学进行猛烈地攻击。而中医所能应对科学挑战和祛魅危机的策略只有两种:一是申辩自身也遵循唯物论、辩证法和科学性;二是为论证中医指标、诊断的客观性、可复制性、可证伪性而引进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结果这种机械的“改造之路”并未为中医拓展更多的生存空间。#p#分页标题#e# 对唯物论形而上学的认同，是近代自然科学一元方法论的基础，西医作为自然科学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也不会例外地崇拜此哲学基础。它的兴起，通过在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指导下，唯物地对事实具体研究来取代直观的笼统认识，从思辨理论中走出来，成为一门实验学科。它的诞生，从一开始似乎就种下了孤立静止地片面观和形而上学一元论思维方式的种子，从而质疑甚至否定以非自然科学为特征的中医学及其方法论的存在。费耶阿本德认为，人们对理论一元论的恪守和膜拜会导致寻求现代科学的“神话困境”，他认为这是一个欺骗和守旧的理论:“一元论使得一个墨守成规者以及其守护的真理有了支柱;它极大的弱化了创造力、非理性的潜能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它毁掉了青年人极为珍贵的天赋，即他们的想象力”［5］。事实上，许多看上去的完美理论其缺陷只有在多元竞争性理论的包涵下才能被发现、攻击和修缮。基于此，费耶阿本德认为，现代科学生物医学在西方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拥有多么完美的优越理论和方法，而是因创造出一个偏袒自身的一元理论环境，才能在与另类医学的竞争中占据社会优势地位。而目前的另一个现状即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医药的重视打破了现代西方医学科学对中国医学教育的研究垄断，并且东西方研究者都已经有意外的发现:现代西医科学尚且对部分诊断效果无法重复、对一些有疗效的方法无法进行合理解释，“没人能够指望，惯常使用的科学方法终将找到一种回答”［6］。 (二)中医与西医的方法论之比较 目前中医所陷入这样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理解中医学是非“非科学”，不理解中、西医是在不同衡量标准下殊途同归的两条道路。人们总喜欢用一种标准去衡量、比较、批判另一种标准，而中西医学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不同的方法论，不能简单的比较和评判对方的存在合理性。西医推崇研究生命物质的静态细微层面，中医擅长研究生命运行的动态自然整体层面。前者表现为探索组织构造和元素物质的构成，体现为实体之间的规律，具有因果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可使用分解和还原的方法获得;后者包括千变万化丰富多样的动态现象，具有动态性和包容性，体现自然的整体运动关系的规律，需要使用功能观察和意象分析的方法获得。因此，对中西医方法论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的不同特色之处在于还原论和整体论、实体模型和唯象模型、实验分解(外证)和功能观察(内证)等方法论之间的差异性。 西医和中医的方法论差异首先体现在两个认识层面(还原论和整体论)的差别和对立。还原论是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的一种哲学观点，它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级、更基本的现象的集合体或组成物，因而可以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因此其派生出来的方法论手段就是对研究对象不断进行分析，恢复其最原始的状态，化复杂为简单。于是西方医学便以此来将对象进行分解，将整体还原为部分，其特点是主要依靠实验室研究以及临床的分析技术来验证和分析研究对象，控制一种条件、改变另一条件进行对比实验，容易明确单一因果关系和方向，以阐述因果间的线性关系为主要特征;缺点在于其破坏了对象的自然整体性，对宏观整体运作系统把握不够。但是整体论认为，将系统打碎成为它的组成部分的做法是受限制的，对于高度复杂的系统便行不通，故要使用系统的观点来考察事物。因此中医便按照整体论的方法尽量保持对象初始的原样状态，注重对象宏观整体运作关系特点，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在于辨别关系并处理关系，在本质上是在一种平衡自然环境和人体之间关系的医学体系，是一种宏系统的认识思维方法;缺点在于对物质性的、细节性的运作机制和机理研究不够深入。这两种认识层面具有一定的互斥性，均以否定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如果处理不好二者之间这两个认识层面的关系，则会使它们各自取得的认识成果难以沟通和融合，难以进入对方的认识层面而进行交流和互补。 其次体现在认识对象(实体模型和唯象模型)的差别和对立。实体模型方法是建立在古罗马时期盖伦的动物解剖学和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基础上的实验生理学，它以实物、模型、动物实验为主并注重解剖和生理机能的联系为特点，是一种对人体构造进行真实描述的实体结构模型研究方法。它以阐明人体原型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等目的，从物质基础和形态结构方面以客观性的、实证性的、确然性的去认识和把握对象。中医的唯象模型研究对象采用功能观察方法对人体外表的生理病理功能表象进行辩证分析，使用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说构成了中医的理论纲领。它之所以把研究对象定位在一种生理功能表象而非人体的解剖结构，是因为气、阴阳和五行的哲学范畴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比当时的中医解剖学知识更能有效地解释所观察到的人体整体功能的变化，当中医的解剖学认识与观察到的功能现象明显不一致时，古人便完全抛弃了已获得的解剖学知识。通过对中西医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发现，实体模型的优点是更加客观、实证，尽可能逼近对象的形态结构和物质基础，但存在对整体关系的把握不足;唯象模型优点在于不破坏人的正常生命活动功能的前提下，理清和把握人体在整体层面上的唯象规律，如经络的循环传导、脏腑相关规律等，但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实在性和模糊性。 再次，二者的差异性体现在认识方法(外证和内证)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外证指西医中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采用的以还原物质结构为目的的实证方法，起源于以哈维所用实验和数学方法相结合所建立起来的科学实验和形式逻辑方法;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尽可能地排除外界的影响，突出主要因素并利用一些专门的仪器设备，而人为地变革、控制或模拟研究对象，使某一些事物(或过程)发生或再现，从而去认识自然现象、自然性质、自然规律。内证是中国道、佛、儒三家所特别使用的一种古代的功能观察方法，以不干预、不设定为前提，以保持对象的自然整体动态平衡性为目的，对事物规律进行观察和把握的方法。中医的内证特点在于依靠表象进行把握来推知内部机理，对症状进行辨析来推知病因、病机和治则等内容，诊断方式上通过司外揣内的辨证论治，因此主体对物象的选择是非常灵活的。内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类比推理，中医学家往往不受逻辑要求和制约对病理现象大胆推演，是中医内证方法的重要思维成果。古人使用内证观察对人与宇宙的关系进行解释，并对人体这个小宇宙环境的运行规律进行准确的把握。中医在修道和养浩然之气等长期实践与学习过程中，对于经络、穴位以及针灸、中药的治病原理的说明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内证是具有一定主观随意成分的类比推理，虽然有时能取得满意的疗效，但不是像西医那样建立在本质上的一贯之理，所以内证的一个缺陷是难以让过程重复再现，甚至无法做出实证检验。尽管如此，中医跟现代生物医学科学也并非完全背道而驰，比如在现代科学领域也开始采用作为内证的外证技术，这将一定会发展成为内证最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内证还有可能纠正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通过方法论的客观对比可发现，中、西医从方法论等层面来看，二者中没有表现出一种比另一种更明显的优越性。中医学是一种放大型的、宏观思想体系，西医学则是缩小型的、微观实证研究理论。既不能简单的用中医说明西医，也不能盲目的用西医排斥中医，不能苛刻的使用一种思想体系去评价甚至取代另一种。 三、后现代多元视角下中医方法论的可行性 通过对方法论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在唯科学理性主义下的人们对西医的崇拜和对中医的指责和排挤，其由来实际是很一副可笑的场景:两个盲人摸象，盲人甲从肚子里的内脏、肌肉和骨头一点一点分析，根据实证来判断每一个结构的形状、重量以及运行机制来确定出这是一只大象的内脏;盲人乙则豪放的去拥抱大象，听它的喘气声、摸它的皮肤以及根据它的整体运动方向等也可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对于西医来说，中医与之本是殊途同归，但为何相煎太急?费耶阿本德认为文化和知识的交融不一定需要共同价值观、共同语言，甚至可以来源于不同哲学基础上的方法论。他推崇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视角，认为医学应该是多元论发展而不是一元论;多元医学之间应该辩证统一的共存发展;检验多元医学理论的标准和真知来自实践，实践中的疗效是医学生存发展之本。 (一)多元方法论是中医生存的前提———“怎么都行” 后现代主义者费耶阿本德提倡医学的多元论，在他看来一元化会导致人们相信“有一个单一的‘世界的正确图像’或‘正确的观点’存在”［7］。医学一元论者也来源于西方科学沙文主义，后者指明是归于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而在他们眼里时间久了便容不下其他医学的存在，将其他民族的、不符合西方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方式的医学体系统统判定为伪科学或非科学体系，于是便开始极端地追求医学上的“归于一是”即医学一元论。费耶阿本德对这种一元论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我不想对这样的理性法西斯美梦做事情，他们从一个狭窄的文化背景出发，却描述了一种自称普遍有效的解决途径，使用强权将其施加到世界各个角落”［8］。对典型土著医学和全球相关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表明，医学的途径有多种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些不同于西方医学方法论体系的传统医学或非主流医学，并不是一种正确与错误范围内的划分，而是对特定环境适应性的医学变种的分支而已。中医和西医由于各自创立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不同，科学技术条件不同，哲学基础不同，科研方法论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体系。他们各有长处，各有自己的局限。在方法论上，中医的整体、唯象模型的内证方法，包含西医的还原、实体模型的外证方法所缺乏宏观把握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思想;相反西医则包含中医所缺乏的对局部微观进行精细分析的方法论思想。所以费耶阿本德提倡“怎么都行”的多元视角理念来看待事物，看待由一方水土孕育出的一方医学，一方医学守护着一方居民的健康。只有在多元视角的前提下，所有不仅与西方科学和理性主义相关的非主流医学才可以继续维护全人类的健康。 (二)实践中的疗效是检验医学的标准———“行就这么办”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疗效是多元医学之间共存发展的衡量结果和评判标准。他认为不管是中医、西医，还是其他民族医学，只要能有效解除病人的痛苦，恢复患者的健康，那就“怎么都行”，于是中医就秉着这样的理念“行就这么办”。中医有着近千年的历史，比现代科技和西医知识体系的出现要早得多，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并且效果明显。但近代科学繁盛以来，人们通常认为西方近现代科学是对世界唯一正确的认识，其他非主流医学虽然也可能治愈某些疑难杂症，但那不过是对经验的总结，其理论不一定科学和正确。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偏见，他认为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界限，科学亦可以在更广泛的非科学领域里运用。“面对一种特定的客观实体，通常不会仅有一种实践道路，而是有很多种实践道路。在医学领域里，世界上有至少两种方法，一是西方的科学医学二是《内经》里的非主流医学。我认为，只要这些实践要么能够产生机体的状况，要么能够阐述这些状况是如何来的，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就是合理的”［9］190－191。 费耶阿本德主张每一种实践都有其缺陷和漏洞，但每一种都是适用于某种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合理疗法，所以他强烈抨击“针灸的命运应该由西方的内科医生来决定”这一流行于西方甚至东方也存在的偏见［9］149。西方用蛋白质、细胞、核酸等概念固然可以把握客观实在，但中医用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等理论也同样能够把握客观实在，多年之前对SARS的防治就是一明显的佐证: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仝小林，于2003年5月8日从十二病区挑选出16名还没有经过西医常规用药治疗的新发SARS病人进行中医治疗，这些患者年龄最小26岁，最大63岁，入院时都有发热，且热程较长，部分有咳嗽、肌痛等症状，他们的胸片均有不同程度改变。他从中医的温病理论出发，使用4月份以来总结出的“四期八方”中医治疗SARS方案，同时做到不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等西医常规用药，在没有明确的细菌感染证据前，不使用抗生素，通过“望、闻、问、切”便明辨湿热、毒淤、气血、络经、肺肾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便可随证治之”，16名病人最终的疗效非常理想———经综合评价，病人平均退热时间为4．44±1．46天，胸片显示肺部斑片状阴影平均吸收时间为10．87±2．92天，治疗期间，无一病例病情发生恶化［10］。中医，这种让西医身处尴尬境地的新病症，却最终在结合了中医的这一套古老的方法后产生了良好的实践疗效。因此从此角度来看，在现代生物医学与多元医学将来的发展道路中，将预示着以实践疗效而不再以谁占主流为衡量标准。 (三)共存发展是中医发扬其优越性的可行途径———“辩证统一”#p#分页标题#e# 尼采很早就对主流历史与真理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示怀疑，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主流历史的传记回忆中隐藏的独断和权力关系的问题，提出了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真理是我们已经忘记其虚幻性的虚幻性。而针对当今西方生物医学独占人们视野的现象，费耶阿本德对此进行反驳:“现代医学科学的普及多半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病人没有其他可以去的地方求医，电视中良好设备的医院、医学发展进步的书籍、纪录片以及实证教育内容的普及，已经使人民相信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治病”［9］18。他还指出:“现代医学科学已经变成了商业，它的目的是制造出一种人工状态而不是为了恢复病体的自然状态。虽然它在外科手术中获得了无数次成功，但当机体平衡失调如面临某种形式的癌症时，它几乎完全没有用处”［9］217。“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她们本来可以被简单的按摩、特殊饮食疗法、针灸和草药中痊愈的时候失去了乳房”［9］217－218。因此费耶阿本德对唯科学理性专行的批判是:“以科学的方法杀人是合法的，而以非科学的方法治疗却是非法的。”因此，为了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关系中探索人体与环境组成的这个开放宏观系统，为了更深刻、更完整地反映人类的生命过程以及与疾病斗争的规律，需要在后现代多元视角下实现各类医学学科之间的共存发展。 在后现代多元视角下发扬中医优越性并实现其与西医共存发展的可行道路，这个过程实质上是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两者辩证统一的过程，是反对唯科学理性主义支持多元科学共存发展的过程。所谓辩证统一，绝不是两者的机械结合;所谓辩证否定，用黑格尔的说法叫“扬弃”，就是既克服又保留;所谓对多元学科、多元医学之间的有机结合，就是在克服和发扬他们各自积极的东西，并把这些精华用新的形态有机统一起来。可见，中医的复兴以及多元学科之间的融合，是实现还原论和整体论、唯象模型和实体模型、内证和外证的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的结果。其内在科研方法论的转换就是:从古代朴素整体论、唯象模型的内证方法到近现代的还原论、实体模型的外证方法(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后现代多元视角下的系统融合和交汇(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在更高基础上继续螺旋式上升，从而建立起属于后现代多元视角下的东西方医学之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