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文明下应用伦理学视域，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之后又一次人类文明史上质的飞跃，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它反映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康德说过:世界上最让人敬畏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头上满天的繁星;一个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敬畏自然，敬畏道德律，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伦理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给予人更多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应用伦理学应对生态文明的时代回应。 一、科学伦理的生态文明审视 科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和探索客观真理的认识活动。科学活动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已内化为科学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和道德律令，既保持着科学的优良传统，又促进了科学持续不断的发展。在今天生态文明的召示下，需要把科学伦理置于生态文明的视域下审视，注入生态文明的时代内涵和伦理要求，使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一)求实求真与循自然之道 科学的实质与核心是求真，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科学之所以以真理为进步的目标，归根到底是由人类认识的目的决定的。人类只有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和本质，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才能有效获得物质生产的成果，才能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探索真理是科学的最高使命，尽管我们得到的科学真理只具有逼真度的意义，永远到达不了绝对真理的彼岸，但并不能改变科学真理的内容，真实性是科学的根本特征。求真的科学探索要求科学伦理应诚实可信，实事求是，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其资料来源必须真实、可靠，结论具有可检验性、实验可重复性。对科学事业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勤奋耕耘，永无止境地探索未知的领域。“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只有他们才能建造起雄伟壮丽的科学殿堂。他们相信，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总可以找到宇宙先定的和谐秩序。于是，向往探索自然的奥秘与和谐，深深地吸引他们以浓厚的兴趣、坚忍不拔的毅力、超乎寻常的满腔热情，如痴如醉地全身心投入到自己酷爱的科学事业中去。真理是科学的中心动力，探索真理是科学追求的终极目标，增长知识是科学的首要任务，科学家的惟一动机是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增进认识而探求知识，不断扩展知识的宝库，这是科学家的崇高理想和本质特征。［1］ 确证自然秩序是科学探索的根本目标，求实求真的科学使命，驱使着科学家们肩负着揭示自然规律、生态规律、环境规律的重任，揭明环境生态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互生规律、相互补偿和相互协调的共生规律、物质循环转化的再生规律、物质输入与输出的平衡规律、相互适应和互补的协同进化规律、环境资源的有效极限规律。自觉把握这些规律，揭开自然的真象，消除人们对自然的无知、愚昧、盲目和野蛮，不断获得自然界的真理性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协同发展、有序发展，是生态文明赋予科学求实求真伦理的时代要求和新内涵。不可否认，现代科学展现了人类理性的巨大力量，但为什么按客观知识去行动，却犯下了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呢?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开始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建立在观察实验基础之上、理性严密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客观性作为自己的内在根据和力量所在，认为只要掌握科学，就可以驾驭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实际上，现代科学所达到的客观性只是片面的客观性，各门学科仅是对客观事物在某一领域、某一层面、某一阶段、近似、相对的反映。在以分析方法为主的科学研究中，仅只专注于认识学科领域内事物的构成、机理、功能，力图作出合理的解释和科学的预见。还不能把一门学科和整个生态系统结合起来，去研究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出系统性的认识和综合性的成果。因此，现代科学发展必须向生态理性转变。当代出现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崩溃。生态危机呼唤生态理性:“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因此以最少的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点”(高兹)。生态理性要求把整个生态、自然、环境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和归宿，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投入和环境损失，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提供有用的物品。生态理性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整体、着眼于人与自然协同的价值理性。它告诉我们消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化解生态危机的风险，解构生态伦理的失范和缺失，最终还得依赖于人类理性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既要把握自然的本质、规律和秩序，又要符合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人类才能走上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生态理性的系统观觉醒，将使人类的理性更合乎必然、合乎规律、合乎善的追求目的、合乎人类理性活动的规则。 (二)责任良知与生态道德 科学作为真理性的知识，本身没有善恶、好坏之分，只有对错之别。例如E=mc2，这个质能公式揭示了原子弹蕴含着的巨大能量，但不能由它来承担在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爆炸的责任和道义，正像地心引力定理对于跳楼自杀的人不负任何道义和责任一样。所以说科学规律本身是中性的，科学真理是价值中立的，不因人们价值取向各异而改变科学真理的客观内容。科学既可打开天堂之门，也可打开地狱之门。但科学探索是一种有目的实践活动，造福人类是它的天职，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在社会目标的牵引下，就要受到法律、道德的制约，承担着使科学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更加顺利、健康发展的责任。科学家们有责任去思考、预测他们生产的科学知识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确保科学不被用于破坏性的目的，减少对自然的伤害，尽可能把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降低到最小的限度。［2］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的价值和使命在于追求真理、造福人类，这是科学的真谛。”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科学对自然的作用力越来越大，甚至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越来越要求科学家们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未来的命运具有深切的关怀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道德感、正义感。无论是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手段的选择、研究成果的应用，都应坚持公平、正义、臻善的道德原则，具有强烈的生态良心和生态道德，并把它转化为生态责任，自觉地履行自己的角色和职业操守，有效地预测、控制、化解科学应用产生的生态风险，用和谐的自然秩序来构建和谐的科学理论。科学工作者不仅在科学研究中负有道德责任，而且还负有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义务。1936年爱因斯坦曾对美国加利福利亚工学院的青年学生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社会，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能成为祸害。”科学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身科学，造福人类，是许多科学家获得成功的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支持。#p#分页标题#e# 二、技术伦理的生态价值重建 如果说科学还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那么技术则是最直接的现实生产力，在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世界，把技术的工具理性和工具价值尽情放大，以致于有人说，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没有天敌，没有不可战胜的东西了。但技术这把“双刃剑”随着技术越发展，其正负效应越明显，正面作用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创造着人类社会的新生活，负面影响是使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巨大风险和威胁。例如，为了使农作物增产，大量使用了农药、化肥，产量上去了，土壤却板结了，江河、植物污染了;汽车、飞机的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快捷、舒适，但其尾气的排放，也造成了大气层的严重污染。在将人们把“速度”、“舒适”作为追求目标时，很少有人会思考人类到底需要多快的“速度”与什么程度的“舒适”，这种“速度”与“舒适”，世界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火药的发明开启了人类文明史新的篇章，改天换地、劈山开渠、宝藏涌流，但与此同时，对“爆炸力崇拜”的推进，坚船利炮、荷枪实弹、以致发展到足以摧毁地球的原子弹、氢弹，并非是人类的福音。［3］ 氟里昂制冷剂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堪称是20世纪化学技术的重大成就，以其无色、无味、无毒、无腐蚀性、导热性低、易液化、易汽化的特性和生产成本低、价格低廉的优点，广泛应用于冰箱、空调的制冷剂、除臭、杀虫的喷雾剂、泡沫发生剂、清洗剂、干燥剂、空气清新剂等等，全球年销售额曾达22亿美元。1974年科学家首次发现氟里昂有消耗臭氧的性质，而臭氧层在距离地球22公里的高空，是地球生物的天然保护伞，它阻止了外层空间紫外线的长驱直入，保护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使得生命之树常绿。而大量氟里昂的排放，则会使臭氧层稀薄，南极出现了臭氧层空洞达1300万平方公里，如果空洞继续扩大，地球上的植物光合作用将全部被破坏，那将出现无生命的死寂世界。为此，从生态价值出发，为了保护好人类共同拥有的一个地球，80年代开始禁止使用氟里昂。 又如DDT，在20世纪被称为是“万能杀虫剂”名扬全球，就是典型的一把双刃剑，在铸造辉煌业绩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危害人类，其风险也是在使用了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的。DDT最早是德国化学家蔡德勒1874年在实验室制得，1939年经瑞士化学家米勒人工合成，发现其有杀虫的奇效，且生产成本低，易于制造，很快在农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灭杀害虫功效显著，不仅使农作物获得丰收，而且阻断了疟疾、伤寒等疾病的蔓延，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米勒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然而，DDT的负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其不易溶于水而易于溶于油，其毒性通过食物链传播:DDT→植物→鱼类、鸟类、动物→人，被人和动物食用，并在体内积聚，当含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给人和动物造成危害，中毒严重则死亡。此外，DDT在杀灭害虫的同时，也杀灭了大量益虫，违背了生态规律。因此，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DDT在世界范围内宣布停止使用。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写了一本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轰动了世界。她指出，由于无限制地使用化肥农药，使自然界发生了一系列可怕的变化，原来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天，听不到百鸟啼鸣、兽吼虫唤的悦声，看不到万木争春的景色，生物毁灭，万物凋零。过去潺潺流淌的小溪、奔腾不息的河流、清澈涟漪的池塘、碧波荡漾的大海，再也捕不到鱼虾生物，整个自然就象失去了生命似的一片寂静，最后地球就会变成一个无生命的世界，那就是寂静的春天来临了。 技术的两重性不得不使我们把技术伦理置于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考察，技术手段必须服从于人的目的，把安全、有利、健康、不伤害的伦理原则，转化为技术伦理的道义和责任。一方面应热情讴歌技术进步带来的道德进化，不断使人们从蒙昧、野蛮、愚钝的落后状态中摆脱出来，战胜宗教神学对异端邪说的迫害，击碎邪教对人心灵的摧残，拨正伪科学对人性的扭曲，清除封建迷信对现世的颠倒，拯救神灵对红男绿女的痴迷颠狂，克服腐朽的传统道德理念对人的束缚，厘清道德进步的逻辑发展方向，摈弃传统道德中虚伪和不合理的成分，铲除酿造道德沦丧的深层根源，确立与人类文明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新准则、新观念;另一方面对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道德规约。对那些一味为了技术的功利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至上的短期行为，那些任意践踏自然，疯狂掠夺资源，漠视人类与环境提出的安全、有利、健康、公正、责任的基本伦理诉求，背离技术精神和技术规范的种种行为，进行道德约束，建立技术的伦理原则、伦理规范、伦理范畴和新的价值体系，重建现代责任伦理和发展伦理，制定科技工作者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底线，并把它内化为一种信念和道德意识，自觉抵制技术的不适当应用，有效约束技术功利主义的负面效应，让技术真正惠及人类和自然，给予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 三、工程伦理的生态环境构建 工程是一种造物活动，凡是地球上原来没有的、凭着人类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造出来的一切人工建造物，都属于工程，称之为人工自然。工程自古有之，从古代埃及气势磅礴的金字塔、古希腊神奇壮美的神庙、蜿延雄壮的万里长城、横贯南北的大运河、巧夺天工的都江堰、整齐划一的庄严故宫，到现代惊震世界的曼哈顿工程、气贯长虹的阿波罗登月火箭计划、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恢宏无比的鸟巢体育馆、栩栩如生的悉尼歌剧院、高耸入云的巴黎凯旋门、纵横交错的交通枢纽，星罗棋布的冶金、化工、采矿、水利、生物、电力、航天、航空、建筑、通信等等浩大工程，无不展示出人类创造文明的伟力和气吞山河的气势。［4］ 现代工程集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法律、文化、艺术、伦理、生态、环境等为一身，融决策、设计、施工、评价为一体，承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为一统，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多项技术的融合重组，才能建造出新的人工自然物，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工程目的指向是幸福、安全、福祉。工程决策、设计、施工、管理，有着特定的工程伦理要求，它必须融入环境伦理、技术伦理、社会伦理之中。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工程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工程伦理关注的焦点。工程决策要考虑环境容量、资源承受能力、生态修复能力和未来生态风险，严格遵循决策程序，进行可行方案和不可行方案的对比论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工程设计应体现目的与手段的一致性，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把生态保护原则贯穿始终，承担起工程设计中的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环境与生态安全、社会公正与社会责任。工程施工和管理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不伤害生命，为生态的自我修复创造有利条件，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p#分页标题#e# 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埃及的生命之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水滋润了富饶两岸的种植业、畜牧业，使灌溉、运输便捷，保持了生物多样性，但同时洪水泛滥，水灾不断，也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帮助下，修建了阿斯旺大坝，把尼罗河拦腰截断，认为可一箭数雕:一可控制河水泛滥，蓄水灌溉;二可发出巨大电力;三可提高水位，发展淡水养殖和内河通航。虽大坝建成后，这些目标都已实现，但工程的负面作用已显现出来:一是生态环境恶化，土质肥力下降，土壤盐碱化;二是血吸虫病肆虐，鱼群减少;三是尼罗河出海口处海岸线内退。埃及有位学者曾说过:“建造阿斯旺大坝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是位伟人，但是拆除阿斯旺大坝的人，要比纳赛尔更伟大。”还有我国黄河三门峡水库的经验教训，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大量农田淹没，受灾群众苦不堪言，后患无穷，往日富足的黄河滩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有黄河的低吟浅唱、如泣如诉。这一切无不在警示人们，任何工程都不能违背生态规律，高悬在我们头上的永远是:公平、正义、责任、人性、仁爱的道德律，环境的“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现代工程实践的主体是知识劳动者。工程师、技术员处于核心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工程师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工程方面，而是来自“非工程”方面。一个工程师所要关注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是某项工程能否完成，还必须关心它是否经济合理，是否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是否与社会发展相容，会引起什么社会后果等种种问题。他们应了解技术、工程的社会意义和生态价值，规范工程行为，增强社会责任，遵守职业道德，使他们成为有较高文化品位和思想境界追求的工程师、科技精英。早在1968年12月，联全国教科文组织就建议:“应当给予工程师以较广泛的教育，使他们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以及生物科学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工程师不仅要了解工业技术变革直接的实际影响，还要了解工业技术变革对环境、社会和文化的长期的、直接的冲击……工程师也需要懂得管理技术，具备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知识和群体社会学的知识”。引导工程向着更有利于人类健康、安全、幸福的方向发展，给社会带来最长远的福祉。［5］ 四、生命伦理的生态伦理回应 现代生物技术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对整个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引发了生命伦理问题的困惑和道德的两难选择。其一，基因组研究。基因检测可有效预防和治疗疾病，但也会造成基因信息隐私权的泄露，给检测者带来精神负担和社会歧视，甚至发生基因污染问题;基因重组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把一种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另一生物体上，改变生物的性状，增强抵御病虫害和耐寒、耐热、耐旱等能力，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作物产量，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改善人们的食物营养结构，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转基因食品的不确定性，是否存在对人体的不安全隐患呢?转基因物种的生长又会不会影响生态平衡呢?因为它不是生物长期进化的产物，而是按照人的意志、人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就有可能会使基因库缩小，生物遗传多样性减少，破坏生态平衡。基因治疗可修复缺陷基因，使患者恢复健康，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又将如何?人类基因组测序，一旦有可能对人进行基因设计，生命的价值何在?人性何在?其二，克隆技术在动物身上已成功应用，人也能克隆吗?如果人也一旦可以复制，人的尊严损害、人伦关系混乱、种族主义歧视，应不应该为科学研究设立禁区呢?其三，干细胞移植可以为很多疑难病症找到有效治疗的途径，人类胚胎干细胞涉及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心理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界定，以及人格、尊严的捍卫，生命的尊重。其四，器官移植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也诱发了器官买卖的黑市交易，犯罪滋生、损害供体健康，加剧社会不平等和道德滑坡等等。 作为有意识、有理性的人，人的生命旅程，从起源到消失都充满了伦理意义。面对生物技术引发的生命伦理挑战，生命伦理的时代回应是一方面肯定现代生物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改善了人类健康和生命质量，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伦理困惑，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中，重建道德评价体系，建立普适伦理原则和规范，把善的评价和真的评价统一起来，尊重生命，保护健康，让每一个人都活得不痛苦而有尊严，在“善”的评价中更加重视“自主”、“正义”、“责任”、“尊严”的社会实现，把“不伤害”作为生命伦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核心准则。在生命伦理“不伤害”、“有利”、“尊严”、“公正”原则的价值位阶中，“不伤害”处于优先权地位，并把对人的不伤害推延到整个自然界，对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一切有生命形式的物种，都要像关爱人的生命一样去关爱生物，爱护一草一木，一鸟一兽，生命无价，生命至上，对人类命运具有深切关怀和高度正义感。只有在确保不伤害的前提下，才能进而考虑有利、尊重、公正的要求。不伤害是最低要求，也是生命伦理评价的底线标准。［6］同时生物技术还应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社会福祉增长，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好处、产生最小的危害。尊重人的生命权、自主权、隐私权，公正地对待自身、他人和社会，人人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人与自然是一个无法剥离的有机整体，人干预自然也就意味着干预自身，把人性化泛化于对象化活动之中。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意义上说，自然的就是人性的，人性的也是自然的，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进程中，把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自组织平衡当成人类生存方式的条件和限度，当成人类自我发展的内容、权力和责任，不断实现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
